第二节 研究现状

话语标记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队伍日渐增多，研究对象由最初的以英语为主发展为多种语言并重。英美等印欧语系国家已形成一些代表性的研究流派，我国的研究成果也日渐丰富。

一 国外话语标记研究现状

国外对话语标记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在一次题为《随意的交谈——日常口语的一些特征》的讲座中，伦道夫·夸克（Randolph Quirk）提到了一些在日常口语中经常出现的“修饰语”，并以“well，you know，you see”等为例分析了这些“修饰语”的特点。他指出这些“修饰语”在句法结构和信息传递中不起任何作用，但在口语交际中却使用频繁，无论是当今的口语还是16世纪莎士比亚戏剧的对话中都经常出现。因此，夸克认为这些一再出现的标记应该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与夸克几乎同时认识到话语标记独特之处的还有查尔斯·弗里斯（Charles C.Fries）。在The Structure of English（1952）一书中，他将功能词划分为15类，其中K组（well，oh，now，why）频繁出现在“回答部分”（response utterance units）的起始部位，更多情况下是在连续交谈的句子开头处。[4]弗里斯分出的这一组就是后续研究者探讨的话语标记。不过，两人的意见在当时并未引起其他学者的重视，在此后的二十年间也没有人对此做深入研究。

直到20世纪80年代，伦道夫·夸克所说的“修饰语”才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由于研究视角不一，彼此看法不同，当时的研究者所用术语各不相同，包括sentence connectives（Halliday & Hansan，1976）、discourse signaling devices（Polanvi & Scha，1983）、discourse particles（Schourup，1985）、pragmatic connectives（Van Dijk，1985）、pragmatic formatives（Fraser，1987）、semantic conjuncts（Quirk et.al.，1985）、pragmatic expressions（Erman，1986，1987，1992）、discourse markers（Schiffrin，1987）、discourse connectives（Blakemore，1987，1992）、pragmatic markers（Fraser，1988，1990；Brinton，1996）、pragmatic particles（Östman，1989，1995）、discourse operators（Redeker，1990，1991）、pragmatic operators（Ariel，1993）等。现在大多数研究者已倾向于使用“discourse markers”，简称DMs。[5]众多的研究逐渐形成了几个代表性流派。

（一）以希芙林（Schiffrin）为代表的“连贯”（coherence）派

希芙林（1987）通过参与式访谈的方式，记录了她与几个家庭之间的交谈内容，通过分析其中频繁出现的11个话语标记“oh，well，and，but，or，so，because，now，then，you know，I mean”，形成了《话语标记》（Discourse Markers）一书，并于1987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6]在该书中，她首先描述了这些话语标记的具体用法，再分析其语用功能。她认为这些话语标记各自承担了不同的功能，比如“and，but，or”都是话语连接语，“and”除了连接几个话语单位以外，还可以延续说话人的话语行为；“or”是选择性标记，给听话人提供不同的选择；“but”具有对比性语义，其前后信息在语义上或评价态度上能形成某种对比，该标记还可帮助说话人回到原话题；“well”是回应标记，它的出现常常表示听话人要对说话人作出回应，而且它还可以衔接前后话语，使表面不连贯的话语连贯起来。在用大量实例分析话语标记具体表现的基础上，希芙林对话语标记的特点、定义和功能进行了归纳。

希芙林在该书中多次提及，每一个话语标记都有核心意义（core meaning），但并没有就此展开具体论述。关于话语标记的连贯功能，她重点讨论了话语标记对邻近语对（adjacency pair）的影响，即话语标记对局部连贯所起的作用，但没有探讨话语标记对整体连贯起何作用，即未讨论说话人如何利用话语标记从宏观上增强话语的连贯性。

（二）以布莱克摩尔（Blakemore）为代表的“关联”（relevance）派

布莱克摩尔的研究是在关联理论框架下进行的，主要探究话语联系语（discourse connectives）是怎样对会话含义进行约束并引导听话人理解话语的。其理论基础是斯波铂（Sperber，1986）和威尔逊（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该理论指出，交际是一种认知活动，人类的认知往往力求以最小的心理投入，获取最大的认知效果。交际行为是一个明示——推理（ostensive-inferential）过程，说话人提供明示信息，听话人结合语境推理说话人的交际意图。二人在1995年出版的《关联性：交际与认知》（第二版）中提出了交际的两条原则：认知原则（寻找最大关联）、交际原则（设想最佳关联）。根据该理论，为了让听话人理解话语时付出尽可能小的代价，说话人会竭尽所能清楚表述话语信息，并使用各种语言手段来引导听话人寻找话语的关联性，话语标记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之一。布莱克摩尔（1987，1992，2000）从关联理论入手，探讨了“so”“but”等话语标记对话语理解的作用，并通过系列论文和专著研究了话语标记与语义、修辞、语用之间的复杂关系。

（三）以弗雷泽（Fraser）为代表的“语用”（pragmatic）派

弗雷泽（1999）认为话语标记是来源于连词、副词和介词短语等句法类别中的表达式，用来标示它们引出的语段与前面语段之间的关系。他强调只有那些连接两个或两个以上小句的词语才是话语标记，其作用就是用来明示或凸显同一语段中前后话语单元之间的语义关系。弗雷泽指出，话语标记主要体现当前话语S2与前述话语S1之间的关系，它们的核心意义是程序性的（procedural）。这些话语标记为话语理解提供指引，帮助听话人对前后语段间的关系进行识别与理解，让听话人及时准确理解说话人意图。他建议将话语标记视为“语用类别”，认为话语标记语本身的语义内容或命题意义已弱化，主要在语用功能上起作用。弗雷泽根据语用功能把话语标记分为四类，分别为对比性标记语（contrastive markers），如but，contrary to this/that，conversely；阐发性标记语（elaborative markers），如above all，also，analogously，besides；推导性标记语（inferential markers），如accordingly，all things considered，as a conclusion；主题变化标记语（topic change markers），如back to my original point，before I forget，by the way等。[7]

（四）以特劳格特（Traugott）等人为代表的“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派

除了以上各个流派以外，还有不少学者对话语标记的语法化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代表性的研究者有布林顿（Brinton）[8]、特劳格特和（Dasher）[9]等人。他们考察了副词性话语标记的发展趋势，认为其有一个从谓词性副词到句子性副词再到话语标记的发展过程。这一派的研究将语法化理论和话语标记相结合，拓宽了语法化研究的范围。他们的观点对我国的话语标记研究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语用学杂志》（Journal of Pragmatics）于1986年、1990年、1998年、2009年几次推出关于话语标记研究的特辑。几次特辑的出版进一步推动了话语标记的相关研究，使研究范围拓展到计算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多个研究领域。研究也更加深入，从共时层面走向历时层面。

近些年人们的研究热情依旧未减，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以经常刊登话语标记研究文章的《语用学杂志》为例，以“Discourse Markers”为关键词对该刊进行检索，检索结果显示近5年每年均有60篇相关论文发表。最近10年，关于话语标记的研究发文最多的年份为2011年，共156篇。这些论文的研究对象涉及英语、汉语、西班牙语、芬兰语、苏格兰盖立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僧伽罗语（锡兰文）、朝鲜语等多个语种，研究者也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可见话语标记研究在全球范围内都引起了学者们的持续关注。其中有些作者是已经研究话语标记数十年的研究者，如较早研究话语标记的代表之一Bruce Fraser笔耕不辍，近年屡有新作，在该刊发表了（The combining of Discourse Markers-A beginning）一文。[10]他在文中分析了哪些话语标记可以共现，哪些不能同时使用。比如“however”可以和“on the other hand”共现，“but”可以与“yet，alternatively，instead”等分别共现，但不能同时共现。弗雷泽探讨了其中的原因并对同时出现的多个话语标记在句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他关注的话语标记已经从个别标记转向组合标记。

总体来看，国外话语标记的研究虽然已有近50年的历史，但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尚存的不足主要是系统性的宏观研究不多，大多以某个或某类具体的话语标记为研究对象。就语种来看，仍以英语的话语标记为主，理论基础依然以连贯理论、关联理论、言语行为理论、话语分析理论为主，尚无新的突破，非英语国家的相关研究也以这些理论为支撑，缺乏结合自己语言的独创性理论。

二 汉语话语标记研究现状

较早自发地从标记视角来研究汉语的是清代法国来华传教士马若瑟，他的《汉语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完成于1728年，书中多次提到“标记”（原词 nota）一词，英译为“mark”或“sign”，其含义即为“标记或标志”。《汉语札记》提到了词类标记、属格标记、语气标记、时态标记、关联标记等。[11]其中表惊叹与同情的标记“乎”与今天所说的话语标记有一定的关联。但马若瑟所处的时代标记理论（Markedness Theory）尚未形成，他的研究体现了18世纪书面汉语中类似话语标记成分的存在。

中国学者对汉语话语标记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马氏文通》（1898/1998），该书关于虚字中连词的探讨涉及了今天所说的话语标记，如表示提起的虚字“夫、且”等。[12]此后其他学者如王力（1946）的“插语法”，高名凯（1948）的“插说”，赵元任（1968）提到的“连词的超句用法”也属于这一类。陆俭明（1985）的“主从关系连词”，廖秋忠（1986）的“连接成分”[13]，以及黄伯荣等（1997）所说的“插入语”[14]均属此列。另外还有胡裕树的“独立成分”，邢福义的“语用成分”，钱乃荣的“句子的游离成分”等。这些都是西方话语分析理论和话语标记研究引进之前的研究。关于插入语，邢红兵（1997）、司红霞（2007）、邱闯仙（2010）等还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他们认为插入语和话语标记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是句法分析层面的术语，而后者是语用分析层面的术语。

自2000年前后冉永平、黄大网等引进介绍了国外关于话语标记的相关研究论著后，国内对话语标记的关注逐渐增多。最初的研究深受英语话语标记研究的影响，如冉永平（2003）认为在不同语境下，英语话语标记well可以充当言语行为面子威胁缓和语、言语行为缓延标记语、信息短缺标记语和信息修正标记语。[15]外语学界的研究成果促使汉语学界开始关注汉语中与此有类似功能的话语标记，后研究范围逐渐拓宽，现已取得丰硕成果。其中博士论文有冉永平（2000）、张小峰（2003）、刘丽艳（2005）、李秀明（2006）、于海飞（2006）、李咸菊（2008）、安娜（2008）、许家金（2009）、邱闯仙（2010）、孙利萍（2012）、高红云（2012）、周莉（2012）、施仁娟（2014）、吉晖（2014）、陈睿（2015）、李丽娟（2015）等20余篇，另有硕士论文70余篇。他们或关注汉语口语中的话语标记，或关注某类话语标记自身的特点，或关注话语标记在语言教学中的作用。已出版的专著近20部，其中约1/3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改写而成，如刘丽艳、司红霞、李秀明、孙利萍等的著作。许家金（2009）与其他研究者不同，将关注的话语主体限定在青少年上，其专著《青少年汉语口语中话语标记的话语功能研究》着重对青少年自然口语中的四大类话语标记（回馈标记、指示标记、应答标记、连接标记）进行了研究。

另外，李治平（2015）、曹秀玲（2016）、张黎（2017）等研究者，在考察大量语料的基础上，对话语标记进行了多视角研究，分别形成了自己的专著。除书名含“话语标记”的著作以外，还有廖秋忠的《廖秋忠文集》，姚双云的《自然口语中的关联标记研究》，以及司红霞的《现代汉语插入语研究》等，这些著作的研究对象也是话语标记。

成果中期刊论文数量颇丰，在中国知网上，以“话语标记”为主题词，可以检索到千余篇文献，按其研究重点和学术贡献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大类。

（一）界定话语标记的性质和特征

有关话语标记性质和特征的探讨起初源于对国外相关理论及话语标记术语的介绍。如冉永平（2000）《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学研究综述》，黄大网（2001）《话语标记研究综述》和《〈语用学〉杂志话语标记专辑（1998）介绍》等。因为相关研究源于翻译和引进，而当时国外的研究在术语运用上并不一致，所以我国的研究在术语选择上也各不相同，对话语标记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亦有分歧。我国学术界用得最多的名称是话语标记语和语用标记。近年来“话语标记”这一名称逐渐得到学界认可，其他如语义联系语、话语小品词、语用联系语之类曾经使用过的名称已鲜有提及，语用标记偶有使用。

对于话语标记的界定，刘丽艳（2005）认为话语标记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功能类，她在其博士论文中将话语标记定义为“互动式口语交际中所特有的一类功能词或短语，它们在句法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在口语交际中没有概念义，只有程序义，其功能体现了认知主体的元语用意识”[16]。这种界定把话语标记理解为“功能词或短语”，但是忽略了类似小句的“谁知道、我告诉你、你知道吧”之类的句法结构。虽然刘丽艳本人就深入分析过“我跟你说/讲”等小句类话语标记的语用功能，但她对话语标记的界定却没有包含小句。[17]李宗江（2009）指出“话语标记是一种语言表达式，可以是词、短语或小句”[18]。殷树林（2012）也用“表达式”来解决关于话语标记是词还是短语或者句子的分歧，其定义的话语标记“是有独立语调的，编码程序信息用来对言语交际进行调节和监控的表达式”[19]。

（二）探讨话语标记的成因与功能

对话语标记的形成，代表性的观点有词汇化、语法化、语用化等看法，语法化和语用化是伴随主观化进行的。沈家煊（2001）曾在引进国外相关理论时论及语言的主观性（subjectivity）和主观化（subjectivisation）问题，指出对“主观化”的研究有侧重历时相和侧重共时相两种取向，分别受到了语法化理论和认知语法的影响。[20]我国不少学者探讨话语标记成因时也借鉴了主观化理论和语法化理论。董秀芳（2007）认为话语标记先词汇化再语法化，也可以是二者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以“谁知道”和“别说”为例进行了分析。[21]李思旭（2012）结合“别说”“完了”“就是”三个话语标记的语法化演变过程，分析了话语标记的来源及形成动因。他对话语标记与句法位置、词汇化、语法化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话语标记与副词、连词之间的关系问题均进行了梳理。李思旭对“别说”的语法化过程提出了跟董秀芳不一样的意见，他认为“别说”经历了“动词短语 → 强调副词 → 连词 → 话语标记”过程，而不是如董秀芳所说，由动词短语直接发展为话语标记。该文认为，“别说”等三个话语标记有先词汇化再语法化的过程。[22]

李宗江（2010）分析了“我说”类话语标记的来源，对董秀芳等人认为话语标记是词汇化的结果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话语标记的来源即使是词汇化问题，也和一般的其他词项的词汇化不同，其语形不确定的情况并不一定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存在着变体，这可能就是话语标记语形的特点，不能按照一般的词汇化来要求它，我们也不能做出它们会完全词汇化的期待”[23]。方梅（2000，2005）通过口语语料就具体词语虚化为话语标记的轨迹进行了探讨，如部分连词和认证义谓宾动词的语法语义弱化及语用功能强化过程，指出弱化连词具有话语组织功能和言语行为功能[24]；认证义谓宾动词虚化的起点是“去范畴化”，虚化程度与认证义动词自身的控制度密切相关。[25]

对于话语标记的功能，达成的共识是具备语用功能，包括话语组织功能、言语行为功能和主观评价功能等。屈承熹（2008）从关联理论视角切入分析了汉语句末虚词的语篇功能，认为“啊/呀”“吧”“呢”这些句末虚词除了标示情态以外，还具有篇章连接功能。[26]孙利萍，方清明（2011）认为话语标记的功能是有层级性的，所有话语标记都应该具有衔接连贯功能，其次应具有主观评价功能。孙雁雁（2011）把台湾口语中处于句末的“好不好”的功能归纳为询问、商量、请求、建议、确认、引起注意六类。[27]周明强（2013，2017）对坦言类话语标记、强调类话语标记“X的是”的语用功能均进行了考察。叶川（2017）分析了“就是嘛”的语法化过程及篇章衔接功能，认为用作话语标记的“就是嘛”具有话题表态功能、话轮转接功能和承前接续功能。[28]王森（2017）认为“X不X”类附加问句的核心话语功能为表达积极交互立场，其具体表现包括征询允准、建立互动、增强语气和话语填充四个维度。[29]李宏宇（2017）认为“话是这么说”具有话轮转接功能、让步衔接功能、主观评价功能及自我推测功能。[30]张宏国（2017）以“糟了”为例分析了反预期话语标记的功能。还有不少研究者在进行话语标记个案研究时论及了该标记的语用功能，多以衔接功能和主观评价功能为主。

（三）类别研究

部分成果对话语标记进行了类别研究，大家的分类角度各不相同。有的以话语标记自身的组成部分为关注点，如对言说类话语标记的研究；有的从功能切入，如体现言者主观态度的责怪类话语标记，表达消息来源的传信类话语标记等。以下几类是研究者关注较多的类别：

1.言说类

该类研究成果颇多，研究重点集中在言说类话语标记的表现方式和虚化轨迹上。研究者大多以点带面，通过一些具体话语标记的特征论述该类标记的特点。刘月华（1986）较早关注了对话中“说”“想”“看”的特殊用法，刘嵚（2008）以“我说”为例论述了话语标记的语法化和主观化过程。胡斌彬、俞理明（2012）以“再说”为例探讨了词汇化和语法化对话语标记形成的交叠影响。杨才英、赵春利（2013）研究了言说类话语标记的句法、语义特征和功能。李治平（2014）分析了“说来”和“来说”及“X 说来 / 来说”的功能差异并进行溯源。李治平除了单篇论文分析各种言说类标记以外，还于2015年出版了专著《现代汉语言说词语话语标记研究》。孙利萍（2017）在前贤论述的基础上对言说类话语标记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博士论文和专著。孙利萍认为言说类话语标记的主观性及交互主观性比一般话语标记更强。孙爱峰（2017）在《“说”字话语标记研究》一文中提到比较常见的“说”字话语标记有“如果说、比方说、或者说、所以说”等，并分成八大类别详加分析。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对言说类话语标记进行了个案研究，此不赘述。

2.责怪类

李宗江（2009）分析了“看你”类话语标记（“你看你”“看你”“你瞧你”“瞧你”等），对其虚化过程和形成机制做了梳理，并将其语用意义概括为“提示对方注意自己言语或行为的不当之处”[31]。郑娟曼、张先亮（2009）对责怪式话语标记“你看你”的归属、语义构成及语用功能做了探讨。乐耀（2011）通过分析“不是我说你”类话语标记的形成对会话中主观性范畴与语用原则的互动进行了深入探讨。吕为光（2011）认为“我说什么来着”已经从疑问句主观化为话语标记，其语用功能“是通过重复自己说过的话来表达对听话人行为的不满和抱怨”[32]。另外，潘先军（2013）、王素改（2017）等也对“不是我说你”的话语标记功能进行了分析。王素改认为：“在语篇组织上，该标记具有开启话轮、延续话题和转移话题的功能；在交际情态表达方面，其核心功能是表示责怨语气。”[33]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表达主观态度的话语标记也受到关注，如李先银（2015，2016）的系列论文关注了会话中的否定标记，如“嘁”“真是”等。苏小妹（2014）对面子威胁缓和语“不怕你+ V”进行了研究，认为该标记具有强烈的交互主观性，可以起到缓和尴尬气氛、调节人际关系的作用。另外，郑娟曼（2010），李宗江、王慧兰（2011），樊洁、丁崇明（2018），周明强（2018）讨论了带有体现警告或威胁态度的话语标记。

3.传信类

胡壮麟（1995）、严辰松（2000）、朱永生（2006）等对汉语的言据性进行了探讨。刘云、李晋霞（2003）通过对比“如果”和“如果说”的差异分析了“说”的传信义，并通过多篇论文探讨了传信范畴的功用。张成福、余光武（2003）从插入语视角入手，探讨了汉语的传信表达。刘永华（2006）集中探讨了《马氏文通》中的传信范畴。陈颖（2009）的专著《现代汉语传信范畴研究》，主张把传信范畴的研究放在语言主观性的大视角之下，并通过具体的语法表现对现代汉语传信范畴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樊青杰（2008）也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汉语传信范畴进行了深入探讨，重点关注了汉语说话者如何使用传信语来表达信息来源，怎样判断所传达信息的可靠性等方面，另外还关注了汉语传信范畴和礼貌的对应关系。乐耀（2012）从人称和“了2”的搭配入手对汉语传信范畴在话语中的具体表现进行了定量分析，并系统研究了传信范畴的性质。

此外，类别研究中还有一些文献涉及对某个地域话语标记的探讨。比如北京口语的关注者有方梅、李咸菊、刘丽艳等，她们研究了其中的“这个、那个、然后、完了”等标记。东北方言的关注者殷树林在其专著《现代汉语话语标记研究》中所用语例主要是东北方言电视剧《乡村爱情》中的对话。另外还有不少研究关注了对外汉语教学中话语标记的使用问题，如刘丽艳的博士论文有专章探讨，李治平的专著也对此做过探讨。

（四）话语标记个案研究

这类文献在话语标记的相关研究中所占比例最高，一部分以词语为研究重点，另一部分以短语或小句为观察对象。如杨扬、俞理明（2018）对次生叹词“好”反预期标记用法及衔接功能的探讨；朱军、史沛沛（2014）对“那什么”话语功能的分析；项开喜（2010）以“那谁”为例对“舌尖现象”语法化的分析；玄玥（2017）对“当然”语法化的梳理；王珏（2017）对准话语语气词的分析等。此外，马艳等（2018）关注了医患会话的话语标记，谈耀文（2017）分析了庭审会话中的话语标记，乐晋霞（2014）对由年度流行语虚化而来的话语标记“你懂的”进行了分析，认为其语用动因体现为默契心理、归属心理和批判心理。另外，其他研究者分析了“怎么着”“其实”“那什么”“完了”“回头”“也是的”等，共一百多个不同的话语标记。据周明强（2015）的统计，“到2014年底，已有164个话语标记被作为专题研究过”[34]。

总体来说，虽然个案研究已涉及一百多个话语标记，但关于话语标记信息处理的研究和儿童话语标记习得的研究都还较少。姚双云（2015）对话语标记信息处理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总结，并对将来话语标记的信息处理提出了设想，他希望能建设一个包含多种层级类型语料的口语语料库，建成包含多层信息的话语标记词库。邹立志（2018）和张廷群、胡明涛（2018）等对汉语儿童话语标记的习得情况进行了个案研究，分析了儿童掌握话语标记的月龄和使用特点。显然关于信息处理和儿童话语标记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都还有待加强。

仅就现代汉语话语标记研究而言，既有研究尚存的不足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个案研究多，系统研究少。虽然个案研究是基础，但系统研究才能使相关研究走向深入。因此，系统研究将是话语标记研究的努力方向。

其二，北方方言关注多，其他方言关注少。北方方言的研究地域又集中在北方地区的方言上，如北京话、东北话等。今后应当扩大研究范围，全面了解不同汉语方言话语标记使用的全貌。

三 鄂渝川西南官话话语标记研究现状

鄂渝川西南官话区主要下辖区域在湖北省、四川省和重庆市，按《中国语言地图集》（第二版）的划分，分湖广片、川黔片、西蜀片和川西片。在中国知网上，分别以“湖北方言”“四川方言”“重庆方言”为主题检索，共检得文献1307篇，删除其中不属于西南官话的文献，再以该西南官话区所辖所有县市名加“方言”为主题分别检索，剔除其中的重复文献，共检得文献2327篇（检索时间为2021年1月19日）。这些论文主要研究了方言音系、方言语音、方言词汇、方言本字考、方言语法、方言中的某类词及个别词语以及方言与民俗文化等。这些文献中，有少量研究语气词的论文论及了这类词的交互功能和情态功能，与话语标记有一定的关联，其余文献均与话语标记无关。在四川大学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再以前述搜索方式查询相关的方言著作，检索到专著一百余部，其研究内容也以方言音系、语音、词汇、语法为主，尚无以西南官话为语料开展的话语标记研究专著。

总体来看，现有文献研究西南官话话语标记的成果极少，仅有少量文献涉及。其中一部分是方言研究中涉及相关表达式的话语标记用法，但研究者并未从话语标记视角切入，只有极少数文献属于专门的话语标记研究。既有研究主要涉及以下话语标记：

杨雪漓、陈颖（2014）对四川方言语气词“哦”的语篇功能和人际功能做了探讨，认为该语气词多数时候充当了情态标记。杜克华、陈振宇（2015）以及白巧燕（2019）等对成都话句末语气词“嗦”的语义特点和情态功能做了分析。陈振宁（2018）在其博士论文《基于语料库多维特征聚类关联的成都话语气词研究》探讨了语气词“哈”“噶”等的求证功能，求证功能涉及这几个语气词的话语标记用法。肖娅曼（2002）分析了成都话中的警告式“是不是的”，指出其非疑问用法意在表明言者要求听者立即做某事或者停止做某事的主观态度。从肖文所举的语例来看，这种警告式用法通常处于句末，与前面的话语之间有语音停顿，与表疑问的“是不是的”并不相同，其原有的疑问义已脱落，可以视为话语标记。

此外，还有多篇以成渝方言中的某类语气词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如赵媛媛（2006）《成都方言语气词研究》，陈艳梅（2012）《成都方言语气词研究》等，在讨论语气词的功能时涉及传信功能和传疑功能。这些功能与从语气词发展而来的话语标记有一定的关联，在此不一一赘述。另外，何越鸿（2009）分析湖北利川方言语气词“哈”时探讨了该词的商榷合作功能，这正是其用作寻求回应标记的表现。谭伟、王洋河（2017）《“得行”在西南官话中的语法化现象透析》一文中所提到的“得行”的主观化过程与话语标记有一定的关联。李林（2017）的《鄂西利川方言表可能性的“得”字结构疑问小句研究》认为“得行不”具备多种语用功能，可以作话语标记，但他所举语例中的“得行不”尚带有明显的疑问特征，还没有完全虚化为话语标记。以上为方言研究中涉及成渝方言话语标记的文献。

专门从话语标记入手研究成渝方言的文献还极少。肖敏（2012）《四川话提示话语标记的语用分析》以四川方言中的“喂”“哎”“盯到点儿”“看到点儿”这四个提示话语标记语作为切入点，分析了四川方言中的提示性话语标记的功能和语效。董思聪（2013）《重庆方言中几个含否定词的话语标记》，描述了重庆方言中几个含否定词“莫”“不”的话语标记“你莫说”“你莫看”“你不晓得”“不是说”等，分析了它们在使用环境、产生途径诸方面的特点，认为词汇化演变在这些标记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刘黎岗（2017）《重庆话话语标记词的语用功能》对重庆话语气词的六种语用功能进行了具体分析。王涛（2018）《重庆方言中准话语标记“不存在”的语用研究》，认为重庆方言的准话语标记“不存在”的核心意义是否定和弱化，以此让听话人宽心。这些是探讨成渝方言话语标记的文献代表，从单个标记或类别标记角度对成渝方言中现有的话语标记进行了探讨。另外，江佳慧（2019）的《话语标记“啊”的语用功能及形成机制》是以湖北省建始县的方言语料为基础进行的研究。该文把单用的“啊”在方言和普通话中的表现进行了对比，认为“啊”的话语标记功能已带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

从现有成果来看，整个西南官话的话语标记研究都还相对零散，成果数量较少。总体而言，我国的汉语话语标记研究，调查地域不广，涉及方言种类不多，汉语方言区除了华北东北等地的话语标记研究较多以外，还有许多汉语方言区的话语标记未引起关注。目前关注到的话语标记总体数量虽然不少，但类别研究还不深入，系统性不够；已有的研究还存在扎堆关注某个或某类话语标记的现象。汉语内部情况复杂，话语标记形式多样，功能不一，应该从系统的角度，在多层次的汉语方言关系中，从最基础的层面入手，展开全面的调查，进而呈现汉语话语标记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