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过去之中国税制

第一章
民元以前之中国税制

第一节
田赋

各国税制之发展，实与国民经济阶段相适应，农业国家之税制与工业国家之税制不同，即同属工业国亦因工业化之程度不同，而其税制亦异。我国为农业国，属于地税范畴中之田赋，向为中央之主要税收，且发生最早，历史甚久；此拨诸其他国家，凡于农业经济阶段中，土地税亦莫不为政府之主要税源。惟我国以经济进展迟滞，税制始终保持农业经济形态，即田赋始终在我国财政史上占有最重要地位也。

由往古至逊清，我国田赋之演变，虽过程复杂，因革甚多，然吾人归纳言之，亦可将其分为数大段落：

（一）公田时期：言古代赋制者，无不及三代之贡助彻。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赵岐注：“民耕五十亩，贡上百亩：耕七十亩者，以七亩助公家；耕百亩者，彻取十亩以为赋。虽异名而多寡同，故曰：皆什一也。”惟据晚近所发掘之殷虚文，治吏者，皆始自殷商。由商迄周，盖为民族部落社会时代，就经济发展之阶段言之，亦复为原始共产社会时代。彼时土地公有，私产制度未生，固无赋税之存在。古人所谓三代共助彻者，即使有其事实，盖为什取其一之田租，而非为纯然田赋也。

（二）履亩而税降至春秋，人口繁殖，社会经济变迁，土地制度，由公有逐渐嬗变为私有，而田租亦逐进为田赋。鲁宣公十五年，即公元前594年，初税亩。其后商君相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废弃土地公有制度，任民所耕，不限多少，即史所谓：“废井田，开阡陌。”至是，土地私有制度遂完全确立，而田赋之租税意义，亦益为显著矣。

（三）租庸调制 　两汉之制，民田三十而税一，此从田税也，曹魏及两晋，皆采户调之制。其后拓拔氏入主中原，于公元485年即太和九年，行均田制，创租庸调之法，问户求赋，从口而税，至唐初其制大备。凡授田者，丁岁输粟二石稻三斛，谓之租。丁随乡所出。岁输绢二匹，绫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绵三两，麻三斤，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谓之调。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综其要义，则以人丁为本也。

（四）两税法　唐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其后国家侈费不节，而大盗起，兵兴财用益屈，而租庸税法弊坏。至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杨炎乃改行两税法。其制：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倢〔侥〕利。居人之税，夏秋两入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者，而丁额不废。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收之。夏税尽六月，秋税尽十一月，岁终以户赋增失，进退长吏，而尚书度支总焉。其法，手续简单，民皆称便，垂宋元明清而不改。以财产之多寡，为课税之轻重，亦合乎租税负担公平原则。尤以征收食米之外，兼以钱计，开货币纳税之先河，不可谓为非税法上之显著进步也。

（五）一条鞭法　我国田赋税制，至明中叶又一变。盖明代田赋积弊甚多。天下郡国利病书松江府志载：“往时夏税秋粮，及兵银役银、贴役银，往往名色不一，或分时而微，或分额而征，上不膀其头绪之烦碎，下不胜其迢呼之杂沓。”且官吏缙绅之田，不负徭役之责：徭役之负全责于平人之田。于是乃有一条鞭法之采行。其法乃御史庞尚鹏所创议，嘉靖间屡行屡止，至万历九年，张江陵当国时始尽行之。所谓一条鞭者，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翰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赠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储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一办于官史，称其立法颇为简单，惟以今之眼光研究之，一条鞭法之采行，并非赋制内容之更变，乃为征收手续之改进也。

（六）折征货币　清雍正年间摊丁于地，统名正赋，惟漕粮尚派征本色。道光二十二年，即公元1842年，鸦片战后，实物渐次改折银两，然皆局部改拆，或灾伤改折，并未普遍实行。迨同治元年，十一月，即公元1862年，准豫省折漕，而张之万亦谓变通漕折，国民交利，翌年十二月李鸿章遂令苏松各属，每石折征制钱6 540文，一切公用，均在其内，由官买米起运，实为明令永行改折之始举，而实物纳税，并是示遂成陈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