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田赋以外之其他租税

过去我国税制，虽以田赋为主要，然亦非实施单一之地税也。除田赋外，仍征收其他各种租税。兹以税目为经，时代为纬，分述各项重要租税如次：

（一）力役　力役起源甚早。周制，力征以每家一人为原则。主要力役，为狩猎与追讨寇贼。征用日数，依农作之丰凶而异；标准岁作，一年无过三日，凶年则减之。秦用商鞅之法，置更卒，复设正卒，一年课以一个月之屯戍，次年课以一个月之力役。此较古制一岁三日或一日之力役，盖已激增十倍乃至三十倍收矣。汉法：民年十五而算出口赋，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传给徭役，亦五十六而除。斯汉之算赋：乃混人头税与力役为一也。三国以及南北朝，战乱相寻，各国所施行之丁中赋役，极为纷歧，法令制度，亦多不传于后世，惟其负担，想必倍于古，隋唐租庸调法，乃将力役纳于田赋之中。其中所谓庸者即力役也。唐制：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五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调，加役三十日，租调皆免，通正役不过五十日。其后杨炎行两税法，租庸杂役悉省。赵宋，役出诸民，州县皆为常数，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以耆长弓手壮丁逐补盗贼，以及符人力手力散从官给使令。役之重者为里正，乡户衙前，主典府库，或因辈运官物，往往破产，殆王安石秉政，行免役法，依户之等级，征收役钱，以代徭役，各种徭役，悉改为雇役。明初丁役，以田为标准而课征，原则上规定田一项出丁夫一人，于每岁农隙时，赴京供役三十日，更有田不及项者，以他困足之，谓之均工夫；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而田主出米一石，以资其用。自洪武十四年编纂实册后，役乃以黄册为基础而赋课，分里甲（亦称甲役）、均徭（亦称徭役），与杂泛三者。万历九年普行一条鞭法后，丁役复被包含于田赋之中。清代赋役并征，按人丁所课之赋称丁赋，按人一□课之役称差徭，而差徭即力役也。殆雍正二年地赋与丁赋合并，成为地丁后，人民除□地丁外，以不服力役为原则，然直至清末，各省仍有征差徭者。

（二）关税　我国古时关市之税，实乃商税也。周官九赋，七即关市之赋，乃总括关征与市征者，其纳税者为商人，故又称之为征商。春秋战国时，商业资本已发达，至秦汉尤甚。汉武于元光六年后，即公元前129年，殆税商贾及车船，令出算。元狩四年，即公元前119年，算缗钺，商人得重利者重课以税，后局有市门税及入市税。唐初，商贾之税甚轻，嗣以安史之乱，财政困乏，中唐以后，遂课工商以重税矣。举其要者。有（一）借商：盖德宗时，军费穷窘，乃对京师富商，赋以借钱，搜督甚峻；（二）质钱：德宗时，于京师征之，其率为四分之一。（三）粟麦：粟麦粜于市者，四取其一，与质钱同时行之。（四）阅商买钱：德宗时设史于诸导津会，商买钱一缗，课钱二十。（五）竹木茶漆：与商贾钱同时行之，十税其一。（六）间架：德宗建中四年，即公元783年，税屋间架，乃房屋税也。视房屋间架之大小而课税，分为三等。上间钱三千，中间一千，下间五百。（七）除陌钱：德宗时，凡公私给与及买卖，每缗官留五十钱，谓之除陌钱；给他物及相贸易者，则查定价格而课税。（八）率贷，肃宗即位后，遣御史郑叔清等籍江淮蜀汉富商右族赀富，十收其二，谓之率贷，颇似近日之征收临时财产税也。宋初虽以轻赋相号召，但甚重商税，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即定商税则利。行者赍货，每千钱课税二十，谓之过税，而对于居者市鬻，课以住税，其率每千钱质三十。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令诸州县商税，以端拱元年（公元988年）至淳化元年（公元990年）收到课利最多钱数，立为租额，比较科罚。后王荆公变法，增减税额，所申省司不取旨。商税轻重，皆出官吏之意，遂有增无减矣。南渡以后，屡诏北来归正人、两淮复业人，皆免收税。关市之征遂日以蠲免，然贪吏苛取百出，私立税场，商民固未蒙豁免之实惠。元入中国，任用计臣，专事聚敛，商贾之税甚重。明季关市之征，初颇务简约，规定“商税俱三十税一”及“凡物不鬻于市者勿税”。洪熙宣德间，增市肄，门摊课钞。又于舟船受僱〔雇〕装载者，计所载料多寡路近远纳钞，称为钞关。此外复对竹、木材薪炭课税，为工部所管辖，而与属于户部之钞关相对，斯为工关税。清初于常关税，单称为关税，与历代所谓关市之征及明代之商税相同。承明代之钞关，自乾隆年间起，其数渐增。水路海路以及陆路之要地皆设关，征收货物通过税，统称为关税，而属于工部之工关，仍专税竹木。道光二十二年（即公元1842年），缔南京条约，开五埠，称海关为新关，称原来之关为旧关、常关，或老关，而其税亦称为常关税，而与海关税相区别，至海关税乃创于康熙二十四年，即公元1685年，于广东、宁波、上海设三海关，对于货物并船课税。其后又于厦门设海关，而为四海关。殆南京条约订立，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商港，亦遂于此地两关征税，惟其后征税实权，渐移于英人之手，斯诚为我国税制史上一憾事也。

（三）盐铁之税　我国盐铁之征税，始于春秋。管仲相齐，官山海，盐铁之征，遂自此始。秦仍之，而税二十□于古，西汉采盐铁专卖制，至取汉则易为征税制，三国及南北朝时，盐铁之征，史载弗详，然乱世税繁，度此时，其税必重。隋时弛盐池盐井之禁，唐初因之，盐无税久矣。开元元年（公元713年），依刘彤之奏，始检校盐课，依式收税。乾元元年（公元758年），第五琦为盐铁铸铁钱使，始立盐铁法，尽权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嗣刘宴用事，捐益琦法，以为官多则民扰，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粜商人，纵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官，江岭去盐远者，有常平盐，每商人不至，则减价以粜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简言之，晏之盐政，乃兼采专卖与征税制度也，惟晏逝世后，盐法复敝。五代盐法甚乱，变更颇多。宋初盐法，通商与官卖二法，时有变易；易言之，亦即兼采专卖与征税二法也。仁宗末曾行钞法。其法令商人入钱买钞，赴产盐地领盐，任其运卖。熙宁变法，更置盐引，有商专卖之趋势。洎乎崇宁，蔡京用事，又变钞盐法，分为长引短引，凡产盐附近地，准人赴场输盐，量限斤数，运于旁近州县便卖，给以短引。其商人所定之地距场远者，别给长引。然其节目繁伙，法制深刻，商民颇受其害。南波后，赵开复变盐法，置合同场收引税钱，其税又十倍于前矣。元行盐专卖法，太宗时每盐一引重四百斤，定价银十两，其后屡有增加，人民苦之。明于未统一时，即立盐法，置局设官，令二十取一，以资军饷。统一后，乃行引法，规定引南及引界，只许其贩卖官盐，严禁私盐运卖。洪武初制，支盐有定场，盐场有定额，凡岁办之盐额，开边报中者，谓之正盐，□□支给工本。其工本因时而异。如洪武二年，正盐每引（400斤）支给米一石，洪武十七年，改米而给钞，两淮两浙每引钞2贯500文，长芦、山东、广东、海北、福建各地，每引2贯。正盐之外盐，称为余盐，禁运场外，贮于盐场，若正盐不足时，则以补充之。官盐经商人之手，贩卖一般消费者，其法有二，一为令商人依引法贩盐于一定区域内，一为边境军饷随时发生不足，即募集商人，令与米、马、铁等必要物品相交换，实行所谓开中之法。此盖行于洪武初。彼时又行计口配盐法，令民输米以佐军食，官给盐偿之，每户大口月一斤，小口半之。至以盐与其他货物相交换之法，随时随地而有不同，有纳米中盐、纳马中盐、纳钞中盐、纳铁中盐、纳布中盐等法，明初盐法，尚称□饬，其利亦厚。然中叶以后，官商勾结，买余盐残盐以占巨利，致官盐不能销行，盐法渐乱。更至末年，国币告匮，盐课赋以种种名目，只事额外征收，其害不可胜言，而盐政之弊，遂与明相终始矣。清代盐税乃合盐课与盐厘二者而言。盐课复分为正课、杂款、包课三种。正课即盐之正税，其税率及课税单位引之斤数，各地各时而有不同，杂款即附加税，名目繁多，征率亦不一，颇称庞杂，包课乃各省远僻之地，对住民自制之土盐所课之税。至盐厘即盐之厘金，盖当咸同之际，洪杨变起，各省以筹措军费为目的，于交通要道，征收货物税，称为厘金，盐亦与其他货物同，征收厘金，有入境税、出境税及落地税等。在一省内，有征收一二次者，亦有征收三四次者，各省颇不相同。清初盐课，皆以明万历年间之旧额为准，用引法征收。雍正时，盐政已乱，官商勾结，以谋法外利益，而国与民皆敝矣。乾隆年间，虽表面减免盐课，而另一方面则责盐商上纳报效金，于是盐商将此负担转嫁于消费者，重苦人民，殆咸同间课征盐厘，盖使其构成国家一秕政也。

（四）酒税　我国酒税之征，始于两汉，武帝天汉三年，即公元前98年初榷酒酤，即实施酒专卖也。昭帝时改专卖为课税。新莽仍复专卖制，莽亡，后汉废莽之专卖法，复采课税制，惟史无详载。三国南北朝时仍之，其制亦不详。隋制，官置酒坊以收利，文帝开皇三年，废酒坊，任人民自由酿造。李唐于酒，时而课税，时而专卖，无一贯之政策。宋初酒税，多仿自后周。其制于三京，官造麹而公卖于民，于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酒，而县镇乡闾或许民酿造而课税，易言之，即兼采专卖与课税也。其后岁课日增，定岁额而抑配，至南京则行隔槽扑买之法，不问有无纳米，而只征酿造费。税课之重，远逾于前矣。明代酒课，大明会典及明史食货志，皆举记载。大概可视为采取禁酒方针，有时为酒课，有时则含于商税中而征收之其额甚微。清初采禁酒方针，中央无征收酒税之规定，惟地方有征收酒税者，然亦时课时废，其额无多。但自雍正五年至乾隆七年，十五年间对通州酒铺每户征营业税上户银一钱五分，中户一钱，下户八分，此时酒禁已破，而贩卖于各地矣。乾隆以后，常关税每酒十坛（200斤），征银二分，其后又为银四钱，其后咸丰十年，令州各县报告烧锅商户数，贩酒斤数于户部，而令烧锅商户每六月直接赴户部续税，稍远者选代表一并纳税，税率于清末，每斤制钱十六文。（此种烧酒税，只行于直隶），咸同之际所征收之厘金，亦以1%为标准，而课税于酒；清末，重课酒税，寓禁于征之议大兴，然迄未过分增高也。

（五）茶税　茶税始于唐德宗建中年间，纳户部侍郎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其一，以为常平本钱。然收入悉充军费，未达原来目的，于兴元元年，即公元784年诏罢之。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复课税于茶，以三等定估，十税其一，穆宗长庆年间，茶税减增五成，武宗会昌年间，又增江淮茶税，称搧地钱，乃通过税也。宣中〔宗〕大中年间盐铁转运使裴休于产茶地方课税，私商给自言之帖（纳税证明书）使其国内通行，更无苛夺。文宗时，又以江准茶商私增斤两，每斤增税五钱，谓之剩茶钱。茶税视贞元时增倍，而私贩益起。宋制国初除川陕广三区许人民自由贸易外，天下之茶悉收买于官而公卖有之于民，盖归专卖制度也。司茶政之官署；称为榷货务，置于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及蕲口。淮南于茶之生产地，置山阳，配吏，总括州内之制造者，其数有十三，制茶叶者，称为园户。京师商人欲行京之交易，先于京师之榷货务，纳金钱或帛类，乃予以相当之交付货物证券，谓之交引，指定买茶之区，令就该地之榷货务，从事交易，出境时，复给券以证明。东南地区，得纳金钱于当场之一货务，而受交引。官收茶时价轻，出则重估，其差额即专卖利益也。仁宗天圣时，改行贴射沽，以十三场茶买卖本息并计其数，罢官给本钱，使商人与营户自相交易，一切定为中估，而官收其息，然必辇茶入官，随商人所捐予之给券为验，以防利害，故谓之贴射。至嘉祐中，乃行通商法，其法于园户之种茶者，官收租钱，商贾之贩茶者，官收征算，而尽罢禁榷。后蔡京虽累议变革，通商法卒不能废。明代茶法，原则均用引法，以陕西，四川为最著，然亦如盐政随时变易，如洪武三十年（1397年），弘治七年（1494年），皆以米易茶，所谓“粮茶事例”也。宣德十年（1435年），以茶易盐，所谓“盐茶事例”也。又若弘治十四年（1501年），令纳银于茶司而给以引，十七年（1904年）又令运茶至茶司而给以银，皆随时立法，举庆不常，惟以茶易马，所谓以采山之利，易充废之良者，自洪武四年（1371年）迄于崇祯末年不废，盖与明代相终始之法也。清初效明制，实行茶马之法，至雍正年间，仿盐政之引法，实行茶引法以征税。由户部分引于地方官，地方官卖之于茶商，茶商借之以赴产地购茶，运购各地。税率初为每斤纳银四丝九忽，嗣增至一厘二毫五丝。其后咸丰年间，加征厘金，境内外运销，皆课之，此外复有附加税或杂捐。今以江西为例言之，自咸丰九年（1859年）起，于省境内运茶，每百斤征厘金银二钱，出省则征出境厘金银一钱五分，至茶附加税，称为茶捐，由产茶户或茶庄，每百斤纳银一两二钱至一两四钱。

（六）矿物税　我国古时，盐铁之税并称，惟自东汉末年迄隋唐以来，于铁之课税记载已不详。殆至赵宋，始演变为矿物税。宋代矿物之主要者，为金、金〔银〕、铜、铁、铅、锡、水银、朱砂。其监冶扬务，共计201场，袭后周之制，各场定年额，课纳现物，自太祖太宗以来，历代皆轻赋主义。仁宗，英宗注意采取，对废矿，下诏触免赋课。以矿山之兴废有异，矿税亦增减不一。徽宗崇宁后，益倾注于开掘矿山，以增收入，征赋亦较严密，南渡后，矿政兴废无常，税收则趋减退。元之岁课，亦间寓有矿税之意义。其所谓岁课者，盖以天地自然之利，发于山泽，以供民用。有金、银、珠、玉、铜、铁、铅、锡、矾、硝、竹木之材。王者因明所利而利国，多者不尽收，少者不强取，而岁课有定额焉。如金课，最多者为浙滇，各百八十余锭，次之湖广80余锭；银课，云南多至735锭，江西次之，至462锭；铁课江浙最多，额外铁245 867斤，课钞千七百有三锭十四两，湖广江西次之。明代矿税有银铁课，铜课，水银课，矾课等种，但除银课外，其他皆为数甚微。当时主要矿产地为浙闽，明初即开始采掘，川滇之矿则由天顺年间开采。自明初迄明末，采矿于原则上皆须经政府许可，于政府管理监督下行之。军民私自采矿者，均处极刑。银课之课税方法，采承包制度，规定一银场一年应纳税额，而弗计产量之多寡。其洪武时所定旧额，谓之岁办，水乐宣德所递增者，谓之闸办。洪武初年虽定岁办，然立额颇宽。英宗下诏封坑穴，撤闸办官，景帝亦于景泰元年（1450年）废止各处银课以抚民。后虽时关时阐，予人民之影响，皆甚轻微。殆至万历二十四年（即1596年），以国用艰窘，诏开各递矿治，中使四出，开矿征银。由是横索民财，蹂躏地方，无所不至。直至三十三年，乃谕矿差内外官封令回京，封闭矿峒。当时所得之银，实达9 300万两之多，然帝犹以为不足。山泽之利已竭，民力已枯，明亡其肇端于此乎？清初鉴于明末矿税为祸之烈，封禁甚严，至乾隆年间，改采自由开矿方针，当时滇，黔、桂、川、湘、浙、闽、晋等省之金、银、铜、铁、铅矿厂，约达200。其后咸丰年间，财用困乏，故奖励开矿，以丰财源，虽向即封禁之直热蒙古，伊犁等地，亦有开采。光绪年间，以财政及经济之需要，益采积极开发矿业政策。至税率，依时代与场所而不同，如康熙年间，各省开采所得金银，四分解部，六分抵还工部，云南银矿官收四分，给民六分，湖南铅矿所出云母，官收半税，贵州银铅税二八收课。雍乾以后，大半均按二八定例征收，然亦不齐，或于官税十分之二外，其四分发价官收，其四分则听其流通贩运；或以一成抽课，其余尽官买，或以三成抽课，其余听商自卖或有官发工本招商承办者；所谓“二八收课”者，即官税十分之二，民卖十分之八也。嘉庆会典，记载各厂出产额益税额为一定，其税额可视为嘉庆年间之定额；户部则例则只举税率，而不示出产额，光绪年间，矿税无确实之规定，仅光绪二十四年，即公元1898年，公布大清矿务章程，分矿税为矿界年租（即矿区税之前身）及矿产出井税（即矿产税之前身。）但迄未实施也。

（七）契税　契税始于东晋，盖晋自渡江，凡买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古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曰散估，此即契税也。后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至赵宋太祖开宝二年，即969年，收民印契钱，令人民典卖田宅者，必输钱，印契税，契限两月。徽宗崇宁三年，即1104年，勃诸县，典卖牛畜契书并税租钞及卖买田宅契书，皆由官印刷发卖，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耕牛买卖，免课契税，孝宗乾道七年，即1171年，因当时州县人户，以物日科配，空给印纸名为预借契钱，朘削下户，有失抑制富豪兼并之意，诏令禁止之。其后递嬗演变，迄予清季，契税对象，乃仅及于田宅。顺治四年，即1647年，规定：凡买田地房屋，由买主依卖买价格每两纳税银三分，官于其契尾铨盖官印以为证，康熙十六年（1677年）至二十一年，增定江浙山东江西等省契税。雍正七年（1729），准契税每两三分之外，加征一分，为科场经费。十三年，禁止用契纸契根，并停征收税课议叔之例。乾隆十二年（1747年）由定税契例，凡民间置买田房，布政使司颁发契尾，编刻字号，于骑缝处给印，发各州县填注业户姓名价值，一存州县，一同季册报司。如有不投税无契尾者，事发照漏税例治罪，其后实行此法，提高税率，买契为9%，典契为4%、5%，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规定：买契为9%，典契为6%。凡缴纳契税，铃盖官印之契据，称为红契，否则称为白契，至今犹然。

（八）其他　我国过去租税，除上述各种，历史较久税额较多外，其他仍有若干杂税，如汉武之征婚钱税与家畜税，宋太宗之征水产物税，宣和中之征□总制钱与板张钱，明代之鱼课，清代之房捐，印花税，牲畜屠宰税，牙税，当税等等，虽兴废无常，久暂不一，然亦应归各朝税制之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