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几年前有一次与年轻同事们共进午餐时,我提到一个杂志刚刚拒绝了我新写的一篇文章。他们为这种事未发生在自己身上而难以掩饰所感到的庆幸。无独有偶,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有几家私人基金会和公共基金机构拒绝支持这项研究。

因此,我所受到的恩惠仅仅是学识上的。我希望本书的注释能够指明我从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查尔斯·佩罗(Charles Perrow)、托马斯·谢林(Tomas Schelling)、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和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著作中所得到的帮助。

我所得到的评论,来自于查尔斯·卡梅伦(Charles Cameron)、杰克·利维(Jack Levy)、加里·马克斯(Gary Marx)、格伦·斯奈德、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马克·特拉亨伯格(Marc Trachtenberg)、肯尼思·华尔兹、凯瑟琳·亚特拉基斯(Kathryn Yatrakis),以及还应该提到的更多的人。我在伯克利、哥伦比亚、哈佛、罗格斯(Rutgers)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演讲所得到的回应也对我有帮助。哥伦比亚的许多研究生为我提供了想法、(特别是)批评以及资料。在此恕我不能一一指出,他们当中有詹姆斯·戴维斯(James Davis)、芭芭拉·法纳姆(Barbara Farnham)、罗斯·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詹姆斯·麦卡利斯特(James McAllister)、乔纳森·默瑟(Jonathan Mercer)和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