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现属性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说法能让人想到形而上的“整体主义”（holism）的图像以及有机体的隐喻。但是，这并不是我在心中所想的。如果我们与一个系统打交道，那么整体是异于（different from）而不是大于（greater than）部分之和。27还原主义（reductionism）——谋求仅仅通过观察单元及其相互关系去理解系统——是不适当的。尽管往往运用不同的术语，但许多学科领域都得出了这一结论。经济学部分来讲就是建立在对“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的理解之上。研究生物整体的生物学家对世界的看法不同于他们的研究细胞或分子的同事。28互动心理学是基于这样的相似感觉，即看似不变的个体特性实际上是由个人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互动塑造的，其中包括，如果该人是一位心理疾病患者，那么医生的行为反过来也会受到这个患者的影响。29

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同样是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之上，即社会不能简单地还原为构成社会的个人的总和。诚然，许多社会学家在寻求社会和生命个体之间的类似，尽管这未必包括有机体统一的意思。正如涂尔干（Emile Durkheim）所说：

无论何时，只要某些要素相互结合，并且基于结合的事实而产生出新现象，那么很清楚，这些新现象就不属于原来的那些要素，而是属于它们的结合［或互动］所形成的整体。活的细胞包含的只不过是矿物微粒，就像社会所包含的只不过是单个的人。然而，生命的现象特性显然不可能存在于氢原子、氧原子、碳原子和氮原子之中。30

正如一位社会心理学家所解释的：“尽管组成部分是非对称的，但整体却可能是对称的；尽管组成部分是稳定的，但整体却可能是不稳定的……一个社会群体的属性，诸如它的构成、它的稳定性和它的目标，是不同于这个群体中个人所具有的构成、稳定性和目标的。”31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运用于系统的概念（比如“极”），是不能用于组成系统的单元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对一个单元的描述，诸如一个不结盟的国家、一个处于中心地位的行为体或是一个扮演多种角色的个人，也只有在系统的术语环境中才有意义。更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不能从所有个体都具有某一性质的假设，推导出对系统也可以作这样的描述。因此，即使组成部分是非对称的、非平和的和不稳定的，整体也可能是对称的、平和的和稳定的；不可靠的要素可以构造出可靠的系统。32这一看法并不是一个直觉的看法，许多人会不加置疑地同意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话——“有负责任的个体，就会有负责任的社会”，或者同意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的话——“世界经济要稳定，就要有一个稳定者”。33但是，这种观点并不正确，因为当单元通过互动构成系统时，系统会具有与单元明显不同的特性。正如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五十五篇中所说：“在所有人数众多的议会里，不论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激情必会压过理性而成为权威。即使每一位雅典公民都是苏格拉底，每一次雅典公民大会也会成为乌合之众。”34

谈到组成部分与系统之间的差别，人们常常会用这样的说法，即系统具有“突现属性”（emergent properties），而这些属性是否存在的问题并不涉及形而上学：

复杂系统的属性能够从有关其组成部分所独立具有的属性的知识中推断出来吗？比如，苯的特性能够从有关氧、氢和碳等元素的知识中推测出来吗？或者，在更复杂的层次上，一只正追捕鹿的印度豹的行为能从它们身上的原子和分子的知识中推测出来吗？……不管对于一个物体的孤立的研究花费了多大精力，也无法查明这个物体与其他物体相联系的全部属性。35

正如鲁本·阿布洛维茨（Reuben Ablowitz）在五十多年前所解释的，即在一个系统中，我们发现：

人们不可能从组成部分的性质里推论出其特性；它是仅仅产生于结构组织的一种新特性，可称为“突现的”属性……如果我知道每个钢琴键的音量有多大，我就能精确地讲出［钢琴］新的曲调有怎样的音量或响度……［但是］如果我同时按下两个琴键，这时钢琴所发出的声音就具有一种两个琴键各自单独演奏所不具有的特质。和弦有一种“和谐性”；和谐结合的声音具有一种新的属性，这是一种组成和弦的任何单音都不具有的属性。36

在更近的时期，查尔斯·佩罗（Charles Perrow）分析过“致错系统”（error-inducing systems）。对于这一系统的问题，人们无法追究它的任何特定要素的瑕疵或是任何两个要素间的关系。37

这样的论点并不是目的论的：系统是由各个行为体的行为驱动的，而这些行为体又是由各自的动机、目标和深思熟虑所推动。不过，局部的可预见的性质或状态，要是复杂的话，所导致的是高度的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因为结果和模式乃是通过互动形成的。从行为体的意图和行为到结果（并且到行为体在后一时期所面对的环境）是极困难的，部分原因在于行为体的行为会受到它们自身对可选择的行动过程的结果进行评估的影响。说得确切些，这里所概述的途径是有坚实的微观基础的，尽管它并不接受还原主义的这样一个断言：系统只不过是诸个体的行为。38

系统也能够影响要素的性质。人们常说，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和玛格丽特·撒切尔驳倒了这样的观点，即如果女性发挥更大作用，世界政治就会更加和平。然而，尽管这一结论可能正确，但推理却不正确。在性别平等的世界里被选为领导人的那类妇女同现在出人头地的妇女是迥然不同的。事实上，行为体的许多方面都能够根据它在系统中的位置和状况来解释。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会影响它们的国内安排。如果一国的国际环境使它能够享有内部宽容与分权，那么该国就更有可能成为民主国家。39（当然，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对于战争可能有不同倾向，由此将影响它们与他国所共处的环境。）个体的许多性质也是通过互动形成的。对于我们都认识的夫妇我们会说：“为什么他会娶她？他是那么善良、敏感和乐于助人，而她却冷漠、以自我为中心。”实际上，他们各自之所以会发展成这个样子，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源于与另一方的关系。

有关生活型（life-form）(1)的研究揭示了单元与环境的交互关系（reciprocal relations），这种关系是单元塑造的，但单元也受到这种关系的限制。达尔文的系统阐释已难以再改进了：

每一生物的构造，都是以最基本的却又往往是隐蔽的方式，与其他所有生物体的结构相联系，它为了食物或栖居地而与这些生物体发生竞争，要么不得不逃避，要么则加以捕食。在虎齿与虎爪的构造上，以及在附着于虎毛的寄生虫的足和爪的构造上，这一点显而易见。不过，蒲公英的有美丽茸毛的种子，以及水虫的扁平而带毛的腿，初看却似乎只与空气和水的要素有关系。实际上，种子具有茸毛的好处是与地面已经密集覆盖其他植物的现状分不开的，这样的种子可以广泛散播，并落到未被占据的地上。就水虫而言，它的腿的结构非常适应潜水，这使它能够和其他水生昆虫竞争，为自己捕食，并且能够避免成为其他动物的猎物。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