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的路标

任军锋

在21世纪即将步入第二个十年之际，修昔底德，这位生活在2400年前的雅典人，突然与中国人的文明经验和生存体验如此切近！是我们的生活世界正在重演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的悲喜剧？抑或修昔底德深切的理论洞见再次彰显出穿越时空的生命力？

修昔底德既是历史著作家，又是政治理论家，修昔底德的路标因此也呈现出如下双重面向：作为著作家，修昔底德为读者精心设定了进入其文本的路标；作为理论家，修昔底德本身为我们提供了进入西方精神大传统中的路标。只有依循修昔底德文本中的路标，方能有机会真切领会著作家的著述主旨和精神教诲；只有将修昔底德作为观照西方精神大传统的路标，才能对修昔底德一系的政治理论传统做出更为准确的定位。修昔底德从政治本身审视政治，在他眼里，政治、城邦、帝国，并非柏拉图笔下的“洞穴”，更不是奥古斯丁眼中的“魔鬼之城”，而是至高的存在，是个体生命价值的根本所系。修昔底德对政治世界权力意志及其作用机制洞若观火，并从政治实践出发探索和平与秩序的现实途径。修昔底德开辟的政治理论传统在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那里得到了系统继承和充分发挥。

一　历史著作家修昔底德

修昔底德采用戏剧笔法，将听众变成观众，而著作家自己经常隐身于绵密的战争叙事和激烈的政治论辩背后。作为政治人，修昔底德的观察视角置身其中；作为著作家，修昔底德的理智视野却超然事外。

若仅就写作体例而言，修昔底德与柏拉图如出一辙，无论是柏拉图的哲学戏剧还是修昔底德的政治戏剧，都力图在读者面前展示思想场域的纵深。然而，与柏拉图笔下披荆斩棘、一往无前的哲人苏格拉底不同，面对迫不得已的政治情势，修昔底德笔下的政治人经常显得纠结彷徨、进退失据，他们时常在手段与目的、公益与私利间委曲求全，在言辞与行动间虚与委蛇。与真理和谬误截然两分的哲学世界不同，政治世界的常态往往并非黑白分明，其中充满善恶相杂的灰色地带。因此，修昔底德对政治人的评价往往显得含混不清、模棱两可，任何试图穿透著作家本人立场主张的阐释，也变得歧义丛生、左右为难。

对于政治人物，修昔底德经常寓贬于褒、似褒实贬、明贬暗褒。在修昔底德笔下，伯里克利无疑是政治家的典范。看到雅典人自信爆棚、摩拳擦掌，伯里克利提醒他们注意潜在的危险，使他们保持头脑清醒，准确估计雅典的实力。外有斯巴达大兵压境，内有瘟疫肆虐，雅典陷入内外交困的时刻，伯里克利号召他们鼓起勇气，保持必胜信念。为此，修昔底德评论说，在民主雅典，伯里克利以民主政治之名，行君主政治之实，是他在领导他们，而不是他们领导他。

正是得益于伯里克利统揽全局的领导力，雅典民主政坛激烈的党争得到有效抑制，民主政治动员起来的巨大的政治能量，透过伯里克利的高瞻远瞩和运筹帷幄，被导向蒸蒸日上的帝国事业。作为“第一公民”的伯里克利，成为雅典民主帝国不可须臾抽离的核心支柱。

然而，随着伯里克利因身染瘟疫突然离世，雅典民主政坛陷入空前紊乱。公民大会，这一雅典民主旨在发挥群策群力作用的协议建制，却在客观上沦为民众叫嚣起哄，政客蛊惑舆论、党同伐异的舞台。民主与帝国，原借助“第一公民”杰出的领导力，被捏合为相互为用、彼此加持的正能量组合；而随着伯里克利的离世，二者却戏剧性地逆转为彼此掣肘的负能量机制。表现为雅典民主政体核心特征的，是第一公民与公民大会，领袖与民主之间的脆弱平衡；只有在伯里克利突然离世之后，雅典政治体本身的易碎性才得到了更加充分的暴露。伯里克利，功也？过也？修昔底德将伯里克利去世前后的雅典民主政治实际的运作样态并置，其中传达出的教诲真可谓深沉委婉、耐人寻味。

对于伯里克利身后几位雅典政坛重量级人物，修昔底德的描摹更是绘声绘色、伏脉千里，对他们的评价也是若隐若现、意味深长。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政坛，权势人物之间的较量主要有两轮：第一轮角逐发生在尼西阿斯与克里昂之间，第二轮则在尼西阿斯与亚西比德之间展开。

尼西阿斯率军围攻斯巴达要塞派娄斯，久攻不下，克里昂趁机攻击尼西阿斯无能，谁知尼西阿斯借力打力，主动提出移交兵权，明里显得自己是在主动让贤，暗里寻思的却是趁机借刀杀人，剪除政治对手。克里昂起初迫于舆论，骑虎难下，随后却不得不装作受任愉快。谁料克里昂时来运转，雅典最终大获全胜。派娄斯大捷一举扭转整个战局，斯巴达陷入全面被动，克里昂在雅典政坛一时间如日中天。尽管修昔底德未置一字，但此时的尼西阿斯心中是何等滋味，却呼之欲出、跃然纸上。

克里昂中途接棒，难免会被舆论视为夺人之功，而尼西阿斯等人必然不失时机地推波助澜、制造舆论，以图阻遏克里昂人气迅速攀升的势头。对此，克里昂自然心知肚明。为了证明派娄斯大捷并非出于一时幸运，更非掠人之美以自耀，加之大捷本身给他带来过度自信，克里昂主动请缨，在色雷斯地区与斯巴达名将伯拉西达决战。然而，幸运之神并未再次眷顾克里昂，最终，在争夺安菲波里斯要塞的关键战役中，克里昂与伯拉西达双双阵亡。

修昔底德对克里昂的死轻描淡写，却对伯拉西达不吝誉美，有论者因此便贸然做出如下诛心式的揣测：鉴于克里昂正是修昔底德本人遭遇控告进而被流放的幕后推手，著作家必然心有郁结，笔端难免有失公允；不过于理可解，情有可原。如果这样的揣测成立，修昔底德为何不索性将克里昂在派娄斯战役中的运筹帷幄轻描淡写甚至索性一并隐去？与给予阵亡后的克里昂几句所谓正面评价相比，若修昔底德这样做不是对政敌克里昂的形象更有摧毁性吗？再说，如果连著作家自己都无法摆脱党派成见甚至个人私怨，致使其无法仗义执言，修昔底德何来足够的底气宣称自己的著作将与天地同久、与日月同辉？事实却是，修昔底德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秉笔直书。在那篇著名的密提林辩论中，克里昂俨然修昔底德的化身，透过克里昂之口，修昔底德将自己关于雅典民主和雅典帝国的精辟论断和盘托出。

克里昂阵亡，尼西阿斯便紧锣密鼓，加紧与斯巴达展开和谈，签订了以尼西阿斯本人的名字命名的《尼西阿斯和约》。在这里，修昔底德还不忘提示读者，尼西阿斯之所以不遗余力推动这场和谈，其背后有着个人打算，即在有生之年尽量避免一切军事冒险，为自己身后留一个为国效命且功勋卓著的令誉。不过，尼西阿斯的小算盘想要兑现，还要面临新一轮权力斗争的考验，而这一次的挑战者正是雅典政坛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亚西比德，此人的强悍程度远在克里昂之上。对于雅典人帝国事业的大局而言，尼西阿斯与亚西比德之间的这一轮权力角逐的后果可以说是致命性的。

随着雅典与斯巴达关系不断恶化，一直极力主张与斯巴达媾和的尼西阿斯处境分外尴尬，亚西比德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天赐良机，他要清除横亘在自己政治前途上的“绊脚石”尼西阿斯。亚西比德极力主张废除《尼西阿斯和约》，同时积极撮合雅典与亚哥斯、门丁尼亚、伊利斯组建新的四国同盟，力图在削弱伯罗奔尼撒同盟实力的同时，从陆上对斯巴达北境构成军事上的合围之势。试想，假如亚西比德这一计划顺利实施，无疑会在军事上对斯巴达造成重创，只可惜雅典囿于内部党争，整个行动半心半意，未能给亚哥斯提供及时有效的援助。不过，斯巴达显然意识到亚西比德此举的致命后果。门丁尼亚一役，斯巴达倾巢出动，赢得决定性胜利，使亚哥斯彻底俯首称臣。就这样，亚西比德精心谋划的四国同盟胎死腹中，雅典也因此错失了瓦解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一次良机。至此，雅典试图在陆上取得优势的努力正式告吹，希腊本土战局陷入空前的胶着状态。雅典最终被迫选择剑指西西里，借助自身的海军优势，开辟第二战场，在战略上寻找突围的可能。

围绕雅典是否有必要远征西西里，雅典内部各派势力展开激辩，亚西比德与尼西阿斯两人在政治上彻底摊牌。对亚西比德来说，远征西西里不仅是他个人主导雅典政坛的重要契机，更是雅典帝国事业摆脱眼下困局，获得新的跃升的关键一步。关于远征西西里在雅典帝国军事路线图中的位置，亚西比德在叛逃至斯巴达后便将其和盘托出：即以西西里为跳板，继之征服南意大利；接着是迦太基，征用当地人力物力扩充雅典海军，最终折返封锁整个伯罗奔尼撒。然而，令人唏嘘不已的是，亚西比德的这一宏图伟略，从一开始就在其与尼西阿斯之间空前白热化的权力角逐中丧失了有效实施的条件。而作为两人权力斗争的延伸，亚西比德调转矛头，将自己对政敌尼西阿斯的满腔怨愤转化为反噬雅典帝国的致命利器。

尼西阿斯视个人名节如至宝，他反对任何军事冒险。眼见阻止远征无果，尼西阿斯重施在派娄斯转嫁责任给克里昂的故技，以大幅增加军力和军需相要挟，试图再次阻止远征。谁知雅典人远征西西里的热情并未因此稍减，反而倾其所有，满足尼西阿斯看似合理的要求，而这在客观上导致雅典倾巢出动，后防空虚。尼西阿斯公开阻止远征非但未能如愿，且适得其反。眼见政敌亚西比德如愿以偿、春风得意，尼西阿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谁料出征前夕雅典城内发生赫尔墨斯神像案，成为亚西比德本人的一场噩梦，无论是对他本人雄心勃勃的政治生涯还是雅典的帝国事业，都是摧毁性的一击。

究竟谁是这起案件的幕后推手，修昔底德并未明示，但这起神像被毁案似乎是为亚西比德度身定做的，事件一方面被渲染为远征的凶兆，另一方面被指为推翻民主政治、建立僭主统治阴谋的一部分。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亚西比德一时间百口莫辩，主动要求在自己带兵出征前彻查此案，以正视听，否则军心动摇，贻误战机，于国事将贻害无穷。然而，此时亚西比德的政敌们显然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一不做二不休，当然不会给亚西比德任何鹞子翻身的机会，他们转而通过各种手段拖延审判，并催促他尽快带兵出征，趁亚西比德不在国内时为他进一步罗织罪名。

果不其然，亚西比德在西西里落脚未稳，专门负责召他回国受审的军舰便随之而来。回程途中，亚西比德逃脱。究竟是押解者疏于防范，还是亚西比德真有三头六臂，抑或押解者早有成命，故意将他放跑？个中细节，修昔底德再次选择沉默，只是提示读者说，负责押解的水兵草草找了一圈未果，便启程回国了。不难想见，对政敌来说，亚西比德的“逃脱”真可谓正中下怀，这在客观上无异于授人以柄，成为政敌攻击他做贼心虚、畏罪潜逃的铁证。况且，亚西比德最终逃往的地方不是别处，正是雅典的死敌斯巴达。此举必然引起国内舆论若有其事地猜想：原来亚西比德早就包藏祸心，预谋投敌叛国。就这样，在政敌一系列循循诱导、环环相扣的操作之下，亚西比德被死死地钉在耻辱柱上，而亚西比德的政敌从中可谓一举两得：既搞倒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亚西比德，更为自己赢得了捍卫民主、保卫国家的令名。

从此，以亚西比德的叛逃为开端，雅典人的帝国事业便走上崩溃的不归路。雅典远征军在西西里全军覆没，尼西阿斯被俘并遭杀害，修昔底德悲叹不已，说尼西阿斯毕生修德进业，遭此厄运实属不该。透过修昔底德对尼西阿斯与克里昂和亚西比德权力角逐过程中的心迹与行迹的深描，细心的读者不免会提出如下疑问：这究竟是历史著作家修昔底德对尼西阿斯政治人生的赞誉，还是他对雅典这位声名卓著的将军所做的辛辣讽刺？

对于政治人物，修昔底德不是一般性的褒贬，而是将他们在关键时刻的具体表现嵌入对特定政治情势的生动描绘之中。克里昂历尽艰辛、呕心沥血，为雅典人的帝国事业马革裹尸，居功至伟，却落得被自己同胞唾骂的下场。尼西阿斯阴险毒辣，有道德无意志，苟且短视，爱惜个人令名，甚至不惜以国命为赌注；这位修昔底德笔下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关键人物，对雅典人的帝国大业屡屡釜底抽薪甚至落井下石，最终却如其所愿，得到雅典人对英雄般的爱戴和追念。亚西比德满腹经纶、雄心勃勃，却横遭政敌栽赃陷害，壮志难酬；他殚精竭虑、含辛茹苦，力图回国复命、东山再起，可叹一腔热血，八斗才华，始终无法挥洒自如，最终落得身首异处、身败名裂。

面对政治世界如此的荒诞和悖谬，修昔底德绝非意在传递某种文人式的道德义愤，而是志在呈现政治人面对残酷政治现实时的胆识和勇气，以及他们身上的韧性与义无反顾。在修昔底德笔下，亚西比德所遭遇的无疑是政治家最为极端的命运，而为了克服这一命运，亚西比德更是将政治人的德行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果说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代表着哲人生活方式的极境，那么，修昔底德笔下的亚西比德代表的恰恰是政治人生活方式的极境。

修昔底德战争叙事的高潮，无疑是雅典远征西西里最终全军覆没，而贯穿这一过程的轴心人物正是亚西比德。透过亚西比德，修昔底德对政治世界的动力机制做了最为充分的揭示，这一动力机制正是权力以及因之而引发的恐惧。在围绕雅典是否有必要远征西西里的那场激烈辩论中，亚西比德指出，如果雅典人不乘崛起之势扩张自己的权势，而是依照尼西阿斯所主张的得过且过，图一时苟安，那么，雅典的生命力将在闲散怠惰中耗散殆尽，而雅典人注定连现有的一切也会丧失。政治世界的基本法则从来就是：要么统治他人，要么被他人统治。雅典只有足够强大，才能将和平的主动权稳妥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否则，雅典人的任何举动都会投鼠忌器、畏首畏尾，甚至成为斯巴达人武力干涉的口实。除非雅典最终成长为整个希腊的主人翁，否则，雅典人将时刻面临列强觊觎的危险，希腊世界将在干戈扰攘、生灵涂炭的黑暗森林里遭受永劫。

政治世界中这一围绕权力与恐惧的显白事实，正是贯穿修昔底德文本的核心主题。修昔底德曾站在迈锡尼帝国的废墟上抚今追昔，阿伽门农之所以能够征调一支庞大的希腊海军远征特洛伊，凭借的正是他掌握的令整个希腊世界望而生畏的权势。在修昔底德看来，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爆发的这场大战，其根源正在于雅典势力增长引起斯巴达的恐惧。在斯巴达同盟代表大会上，雅典代表明确指出，波斯战后，雅典人之所以不遗余力扩张自己的实力，正是基于对波斯的恐惧而不得不选择如此；而一旦雅典人获得了帝国霸权，随之而来的荣誉和利益使他们不再可能放弃自己的权力。伯里克利警告说，雅典帝国的取得也许是不义的，但如今放弃这个帝国一定是危险的。若放弃帝国霸权，雅典人因帝国统治而习以为常的生活便利将不复存在，雅典人因国家强大而享受的尊严和荣耀将被一扫而空。在围绕如何处置密提林人的辩论中，克里昂指出，帝国统治与僭主统治在本质上无异，其他盟邦之所以服从，根本上在于雅典的强大实力。给作恶者以应有的惩罚，是维持帝国秩序的必要手段。对敌人怜悯仁慈、以德报怨，实为纵容恶端，无异于自取灭亡。轻视善待他们的人，敬畏对他们严厉以待的人，从来就是人类亘古不变的自然本性。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让已作恶者无所遁形，使未作恶者早断侥幸念想，这是任何政治统治得以维持的基本保障。

在与弥洛斯人的辩论中，修昔底德透过雅典代表之口，更是将政治世界的残酷现实和盘托出：政治世界所遵循的从来都是强弱逻辑，强者可以任性，弱者只能认命，只有在同等的强力之间才有正义可言，和平共处的前提是实力上的对等，独立自主需要足够的强力作为最终的凭靠；政治世界的友谊绝非源自对方的好意，而是依靠自己掌握并随时能够动用的强力。在任何可能的范围内扩张自己的势力，在强者面前保持恭顺，在实力对等者面前不卑不亢，在弱者面前温和有度；何时逞强，何时示弱，最终取决于对敌我双方实力对比的准确估计。若不能因时因地制宜、避免一厢情愿，便会在不切实际的希望中自取其辱，甚至走向亡国灭种。弥洛斯人的最终遭遇正是这方面的前车之鉴。

二　政治理论家修昔底德

在修昔底德笔下，伯里克利透过那篇著名的国葬演说，盛赞雅典作为希腊世界文教中心，是全体希腊人的精神灯塔。得益于伯里克利的对外开放政策，来自世界各地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在雅典汇聚，并得到升华提炼，进而在希腊世界广为传播。雅典商业空前繁盛，人员交往、社会流动频度与日俱增，各种民事刑事案件接连不断，促使律师业蓬勃发展。雅典民主、自由、开放，选贤与能——个人才能而非家庭出身成为选拔人才的首要标准。

与这种世俗主义社会氛围伴生的，是一种具有高度理智主义色彩的精神氛围，普罗塔戈拉的著名箴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既是‘是其所是’的尺度，又是‘非其所非’的尺度”，正是这一精神氛围的集中表达。它关注人的在世生活的具体样态，认为现实世界的恶并非源自神力，而是人自身的邪恶所致，因此消除邪恶完全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人为举措，寻找改进并完善现实的途径，包括教育和立法实践。这是一场带有启蒙色彩的新文化运动，人的理智从觉醒走向高度自觉。智术师运动正是这场新文化运动的殿军。

智术师的代表人物包括：来自色雷斯沿海城邦阿布德拉的普罗塔戈拉、西西里林地尼的高尔吉亚、开俄斯岛的普罗狄科、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部城邦伊利斯的希庇亚斯、色雷斯卡尔西敦的色拉叙马霍斯，以及来自雅典本地的安提丰和克里底亚。智术师热衷政治，周游列邦，他们有的甚至担任高官：如高尔吉亚就曾担任林地尼赴雅典的外交官；普罗狄科曾担任开俄斯长驻雅典的外交大使；希庇亚斯曾多次担任伊利斯的外交代表，后卷入本邦内部党争，密谋造反，终因密谋败露被杀。安提丰和克里底亚更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雅典政坛的关键人物：安提丰正是公元前411年雅典寡头政变的主谋，民主政权复辟后被杀；克里底亚是雅典战败后“三十僭主”政权的核心人物，最终死于雅典内战。作为智术师运动的开山者，普罗塔戈拉更是博学多能，在希腊世界闻名遐迩。他与政治家伯里克利过从甚密，并受伯里克利的委托，与“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一道，参与南意大利殖民城市图里伊城的创建：普罗塔戈拉正是该城宪法的拟定者。

在柏拉图笔下，智术师往往被描绘成信奉强权、无视正义、唯利是图的市侩。从《理想国》开篇认为“强权即正义”的色拉叙马霍斯；到《智者篇》中被指为行强不知以为知的“灵魂贩卖术”的人；再到《高尔吉亚篇》中对哲学大加贬斥，推崇欲望先行、我行我素，有着强烈反智情绪的卡利克勒；《欧绪德谟篇》中志得意满、夸夸其谈、声称教人美德的欧绪德谟和狄奥尼索多洛兄弟；《大希庇亚斯篇》中炫耀自己天价出场费的希庇亚斯……经过柏拉图如椽之笔的加工，智术师沦为衬托苏格拉底高大形象的反面角色，他们结交富豪（如欧狄库斯、卡利阿斯、克法洛斯）、攀附权贵（如伯里克利）、兜售伪知识、无视美善正义、鄙视道德信仰，向青年灌输一整套功利至上的成功学，崇尚唯物主义、相对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因而成为哲人苏格拉底极尽讽刺挖苦、口诛笔伐的直接对象。由于智术师们的原始作品绝大多数业已佚失，流传至今的只有幸被后世著作家引用的只言片语，这就使得智术师们的整体精神面貌变得扑朔迷离，甚至遭到各种人为的扭曲。

智术师开门办学、广揽生徒，口传心授的都是面向实践的经世之学。普罗塔戈拉坦承，自己所传授的学问旨在帮助学习者获得处理私人事务时所需的良好判断，使其打点家庭事务能做到井然有序，处理公共事务能从容应对、游刃有余。这种技艺毋宁是一种公民科学，即使受教育者成为良好的公民。在公共事务中，好公民意味着对人的自然本性具备通透的认识，对时机有精准的把握，要善于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主张，透过娴熟的修辞技巧说服他人。因此，在智术师们看来，修辞学并非纯粹的语言艺术，而是旨在经纶国务的政治学术的一部分。普罗塔戈拉、色拉叙马霍斯、克里底亚等人还致力于不同法律制度和政体类型的比较研究，从中抽绎某些一般性的政治原理，为通过立法或变法改善政治生活的具体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智术师们关于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等孰优孰劣的讨论，成为自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降西方政治理论反复辩难的重要问题之一。

智术师周游希腊各邦，眼界开阔，他们的视野渗透着极强的“泛希腊主义”：主张希腊人不应当仅仅局限于语言、赛会、神祇等文化上的共同体，还应该成为一个政治上的共同体。即希腊民族不仅是一个文化民族，更应是一个政治民族。波斯战后，希腊世界分崩离析、各自为政，大邦霸凌小邦，小邦依附大邦，城邦或城邦联盟之间彼此虎视眈眈；希腊世界干戈扰攘，生灵涂炭。应当通过怎样切实可行的途径消除纷争，实现希腊民族内部和解乃至长治久安，这成为以高尔吉亚为代表的智术师最为核心的政治关切。而正是在国势蒸蒸日上且奋发有为的雅典人身上，高尔吉亚看到了希腊世界实现政治一统进而确保内部和平的希望。

这种政治上的泛希腊主义，正是贯穿修昔底德战争叙事的轴心。修昔底德所关心的与其说是雅典帝国本身的成败，还不如说是希腊民族从文化民族向政治民族转型过程中将经历怎样的挫折。修昔底德不是以雅典人的视角审视战争本身，而是以希腊世界的眼光反思希腊人实现内部和平的现实途径。修昔底德本人曾先后问学于高尔吉亚、普罗狄科和安提丰，深受智术师智识尤其是修辞学传统的熏染。在其战争叙事中，修昔底德以当事者的口吻创作大量演说辞，其规模超过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一，成为后世修辞学的范本。修昔底德坦言，这些演说辞并非如某些智术师前辈的演说那样图听众一时的愉悦亢奋，也不是通过知识付费教授给年轻人的生存技艺——比如在法庭讼辩中立于不败之地，在演讲比赛中蟾宫折桂，在民主政坛谋得一官半职……诸如此类在修昔底德眼里都不过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小道”。修昔底德正是要透过自己的著述，将修辞术提升为经纶国务、安邦定国的“大道”。在修昔底德看来，对于严肃的国务活动家而言，判分言辞好坏的标准不再是其结构匀称、对仗工整、措辞精妙、章句华美，而在于能否更为清晰地揭示真相、凝聚共识，从而有助于做出真正增进邦国福祉的英明决策。

修昔底德所揭示的政治世界的现实图景，正是哲人苏格拉底大加挞伐的对象。在苏格拉底眼里，被修昔底德标举为政治家典范的泰米斯托克利、伯里克利，不仅言行乏善可陈，甚至是城邦的腐蚀者和败坏者。他们无视公正、缺乏节制，兴建各种军事设施以满足雅典人的霸权嗜欲，通过琳琅满目的竞技赛会和文艺表演迎合雅典人不断膨胀的种种欲望。在他们的领导下，雅典人的身体变得强健，灵魂却日趋腐烂。与苏格拉底一脉相承，在奥古斯丁看来，帝国光鲜亮丽的外表下是一味追逐权力而养成的嗜血欲，物质繁荣背后是骄奢淫逸，以及继之而来的道德泯灭和信仰失落。目睹雅典帝国兵败如山倒，苏格拉底冷言相向，无动于衷；眼见罗马帝国危在旦夕，奥古斯丁更是漠然置之，甚至落井下石。

与苏格拉底、奥古斯丁分别从哲学和信仰角度俯瞰政治不同，马基雅维利赓续的正是修昔底德的学脉，从政治本身审视政治。马基雅维利一改修昔底德深沉委婉的戏剧笔法，以毫不掩饰的坦率笔调指出，对于“新君主”来说，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要安全得多，因为人在本性上见利忘义，他们冒犯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自己畏惧的人更少顾忌。对于政治人来说，拯救祖国永远优先于拯救灵魂，与亡国这样的大恶相比，一般的小恶不仅可以容忍，而且成为必要。霍布斯更是继往开来，指出权势欲并非道德上的罪过，而是人类在世生命的应有之义：无论是一人还是一国，知足常乐、安于现状，必然走向游惰涣散、不思进取，终致国势衰微。利维坦的建造，正是基于对这种权势欲的正视和因势利导，而不是对权势欲的贬抑甚至将其取消。大规模社会赖以维持自身的并非彼此间的仁慈，而是相互的恐惧。作为一种迫使大家畏惧的共同权力，利维坦正是一切和平与秩序的基本凭靠。

在西方精神传统中，与柏拉图一系的哲学思想传统相较，修昔底德一系的政治理论传统始终隐而不彰。由于缺乏柏拉图学脉的道德制高点，此一传统始终难登大雅之堂。对此，尼采的如下评论可谓振聋发聩：

我……始终不去附和学者中具有传统的、对杂耍演员柏拉图的惊叹。……就我看来，柏拉图把风格的所有形式弄得一团糟，由此他是风格的第一个颓废者……让我从一切柏拉图主义那里获得恢复，嗜好和疗养的，在任何时候是修昔底德。修昔底德，也许还有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由于他们的绝对意志，即毫不自欺，在现实中而非“理性”中、更非在“道德”中看待理性，它们与我自身最为相近……为了进入生活而受到文理中学的训练，而作为报酬，这个“受到经典教育的”青年人赢得的是希腊人那可怜的对于理想的粉饰。可没人能比修昔底德更彻底地治疗这种粉饰。……希腊哲学是希腊人本能的颓废；修昔底德是古代希腊人本能中那强大、严格和硬朗的事实性的伟大总结和最后呈现。面对现实的勇气最后区分了修昔底德和柏拉图这样的天性：柏拉图是现实面前的懦夫，——所以他遁入理想；修昔底德能掌握自己，所以他也能掌握事物……（《偶像的黄昏》，卫茂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2—185页）

中国精神传统有着浓厚的道德人文主义底色，强调个体内在的精神修炼、德性涵养和自我节制，这与柏拉图—奥古斯丁一系的哲学思想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默契。而对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这样的政治理论家，会表现出本能的“排异反应”。百年来中国人在面对西方时无法摆正心态或自如应对，不是陷入一厢情愿式的道德想象，就是在这种道德想象遭遇挫折后被莫名的道德义愤裹挟。而上述文明基因所导致的认知隔膜，可以说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迫在眉睫的时势正迫使我们主动克服上述认知隔膜。修昔底德的著作凌云健笔、力透纸背，他对于人类政治事务的深入洞察、他深沉委婉的政治教诲，能够帮助我们克服种种幻觉，节制漫无边际的“文人墨客”式的道德义愤，摆脱积习已久的“经济人”式的苟且短视，克服“科层官僚”式的鸡零狗碎，重新鼓起面对冷冰冰政治现实的阳刚之气。唯其如此，新世纪的中华民族才有望在政治上真正成熟起来。

是为修昔底德的路标！

2020年庚子孟秋
任军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