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鲁迅的少年时代，照相术已在中国流行。大都市且不论，便是在鲁迅的家乡绍兴这样的小城市里，照相也非稀罕的物事了。鲁迅曾回忆：

这是我每一经过，总须流连赏玩的地方，但一年中也不过经过四五回。大小长短不同颜色不同的玻璃瓶，又光滑又有刺的仙人掌，在我都是珍奇的物事；还有挂在壁上的框子里的照片：曾大人，李大人，左中堂，鲍军门。(1)

照相馆为招徕生意用当朝权贵的照片做广告，因为当时人们对照相有抵触情绪：有一种迷信，说人一照相，精神就要被照去，所以运气正好的时候，尤其不宜照相。(2)当时的相片多是全身像，因为半身像晦气，好似被“腰斩”。鲁迅的老师寿镜吾先生就特别讨厌照相，认为这种东西是外国人用来骗中国人钱的。

面对照相机这个舶来品，人们既觉得新奇、神秘，也心存疑惧。摄影师为拍摄对象设计各种布景，拿捏各样姿态，不明底细的顾客只有服从照相馆和摄影师的安排——自然是当时照相的常态。不过，另一方面，诱惑终究是难以抵挡的，因为拍摄效果往往喜人，满足了人们“留影”的愿望。

少年鲁迅虽没有留下一张相片，但他的回忆文字显示他对照相馆相当留意，观察颇为细致。例如，关于照相时使用的道具，鲁迅写道：“旁边一张大茶几，上有帽架，茶碗，水烟袋，花盆，几下一个痰盂，以表明这人的气管枝中有许多痰，总须陆续吐出。”(3)这后一项让人费解。本来照相之时，为免有碍观瞻，应将痰盂撤除，但这里却特意配置。推测起来，大概是因为摆上它，可以显出比随地吐痰文明吧。19世纪末20世纪初，李鸿章（也就是鲁迅文章中说的“李大人”）的一些照相，如他出使日本时所摄照片，椅子旁边就赫然安置一个痰盂。一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宾，它仍时常作为“道具”之一，真可谓源远流长。

鲁迅文章还描写了当时拍照的风尚：名士风流，大拍“二我图”“求己图”；富贵呆板，汲汲于儿孙满堂的“全家福”。后一种风气，直到今天也还没有消歇。

然而，鲁迅说得热闹，却没有向读者提供实物——他自己那败落的家庭难得如此雅兴。

1933年，他的一位朋友搜集了他青少年时代起发表而未编入文集的作品，编为《集外集》。鲁迅在序言中写道：

霁云先生竟抄下了这么一大堆，连三十多年前的时文，十多年前的新诗，也全在那里面。这真好像将我五十多年前的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装潢起来，并且给我自己和别人来赏鉴。连我自己也诧异那时的我的幼稚，而且近乎不识羞。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这的确是我的影像，——由它去罢。(4)

说得好像真照过这样的相片似的。但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发现一张他早年的照片。鲁迅父亲1896年去世，生前大约没有拍过照，至少没有被保存，现在留传的是一张画像。现存鲁迅母亲和三味书屋塾师寿镜吾的照片，乃是他们晚年所摄。寿先生的一张，是他的孙辈趁他不注意时偷拍的。

在南京求学期间，鲁迅竟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南京是大城市，水师、陆师学堂又是“洋务”的产物，照相本应流行。矿路学堂的德籍教官骆博凯就拍摄了很多照片，带回德国，后来编辑出版，现有了中译本(5)。对此，只能做这样推断：那时，照相仍是高品位生活的标志，价格不菲，一般人家不敢问津。鲁迅家境不宽裕，衣衾单薄，冬天有时竟要靠吃辣椒御寒，恐怕没有余钱用于照相。至于中国一般读书人厌恶和惧怕新生事物，视照相为正人君子所不为的巧术淫技，应该不是鲁迅没有照相的原因，因为鲁迅喜欢看新书报，熟读《天演论》到几乎能背诵程度——他是倾向新思想，愿意接受新生事物的。

现存文献中提到鲁迅最早拍摄照片是在日本。他刚到弘文学院就拍摄了照片寄给二弟周作人。从照片上的题词可以感知他刚刚走出国门的亢奋状态：

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真一之摄影，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仲弟之英盼。兄树人顿首。(6)

周作人当时对这张照片十分珍视，装框置于案头，朝夕相对，以慰思念之情。然而后来却未见公布，大概是丢失或销毁了吧。

鲁迅现存最早的照片，单身的是“断发照”，合影的是浙江同乡会成立大会照。既然是“像传”，以照证史，请从浙江同乡会合影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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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鲁迅《坟·论照相之类》，《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除非特殊说明，所引用的鲁迅作品均为该版本。

(2) 鲁迅《坟·论照相之类》，《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除非特殊说明，所引用的鲁迅作品均为该版本。

(3) 鲁迅《坟·论照相之类》，《鲁迅全集》第1卷。

(4) 鲁迅《集外集·序言》，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35年版。

(5) ［德］骆博凯（Robert Lobbekt）著，郑寿康译《十九世纪末南京风情录：一个德国人在南京的亲身经历》，南京：南京出版社2008年版。

(6) 周作人1902年5月11日日记。参见《周作人日记》（上），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3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