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发照
这是鲁迅现存最早的单身照。鲁迅很看重这张照片，他本人，以及后来很多人，常将这张照片与一首诗相提并论——诗的最后一句“我以我血荐轩辕”成为鲁迅精神的标志性描述之一。
1902年，鲁迅从南京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毕业，由清政府公派到日本留学。他先在日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和基础知识，为期两年。在弘文学院，他被分在速成普通科的江南班。当时东京留学生中反清革命情绪高涨，正如鲁迅所说：“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1)
在弘文学院，鲁迅结识了同校浙江班的同乡许寿裳，由此订交。浙江班的同学一到日本就剪了辫，而鲁迅所在的江南班，却因为监督姚某不允许，没有一个剪辫的。同学们对此很不满。有几个同学趁姚某与其情妇私通时将其捉住并强行剪了辫子——剪辫那时是对犯重罪或私通者的惩罚。姚某名誉扫地，不得不回国。尽管几个参与其事的学生受到处分，但剪辫的禁令终于松弛下来了。鲁迅剪辫后，拍照留念。好友许寿裳获赠一张。许寿裳说，鲁迅赠给他这张照片后，还赠给他一首七言诗：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逝世后，许寿裳在回忆录中把这首诗定名为《自题小像》。这首诗不一定专为这张照片而写，但因为许寿裳如此命名，二者从此密不可分，照片就被称为“断发照”。根据照片拍摄时间，可以大致确定鲁迅七言诗的写作时间晚于浙江留日同乡会合影。(2)周作人认为该诗作于1903年，因为他本人见到的鲁迅1902年所摄照片还蓄着辫子：
至于作诗的年代，是一九〇三年二十三岁的时候，也以许氏所记为可信。这大概是题在癸卯（一九〇三）二月所照的“断发”照相上面的，而不是前一年壬寅四月的弘文学院制服的照相，两者的区别只在一是脱帽露顶，一则戴着学生制帽，因为顶上还留着“富士山”，不大雅观。(3)
在反清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剪辫子是危险行为，革命成功后自然也就成了英雄行为，是“光荣历史”里的精彩一章。难怪人们如此看重这张照片和这首诗——它们成了诠释鲁迅革命思想的一对绝配。鲁迅一生中，多次把这张照片和诗赠给友人。第一本收录鲁迅照片的正式出版物，是台静农编纂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4)。该书收录了“断发照”和1911年在东京拍摄的半身照（见本书此处）。鲁迅还把照片和诗赠给日本朋友，如1932年12月9日，鲁迅将自书诗赠上海筱崎医院医生冈本繁博士。博士带回日本，珍藏于家中石屋之内。继承人于1987年意外发现，精心装裱，于1988年捐赠给北京鲁迅博物馆。
鲁迅从小就耳濡目染关于辫子的惨痛历史和现实：“当我还是孩子时，那时的老人指教我说：剃头担上的旗竿，三百年前是挂头的。满人入关，下令拖辫，剃头人沿路拉人剃发，谁敢抗拒，便砍下头来挂在旗竿上，再去拉别的人。”(5)“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而且还要从辫子上玩出花样来：小丑挽一个结，插上一朵纸花打诨；开口跳将小辫子挂在铁杆上，慢慢的吸烟献本领；变把戏的不必动手，只消将头一摇，劈拍一声，辫子便自会跳起来盘在头顶上，他于是耍起关王刀来了。而且还切于实用：打架的时候可以拔住，挣脱极难；捉人的时候可以拉着，省得绳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辫梢头，一个人就可以牵一大串。”(6)
鲁迅看到过这些景象，虽然觉得滑稽可笑，但更多的是悲愤。他的作品中自然不乏此类场面，有名的是《阿Q正传》中那场“龙虎斗”：
这谦逊反使阿Q更加愤怒起来，但他手里没有钢鞭，于是只得扑上去，伸手去拔小D的辫子。小D一手护住了自己的辫根，一手也来拔阿Q的辫子，阿Q便也将空着的一只手护住了自己的辫根。从先前的阿Q看来，小D本来是不足齿数的，但他近来挨了饿，又瘦又乏已经不下于小D，所以便成了势均力敌的现象，四只手拔着两颗头，都弯了腰，在钱家粉墙上映出一个蓝色的虹形，至于半点钟之久了。
“好了，好了！”看的人们说，大约是解劝的。
“好，好！”看的人们说，不知道是解劝，是颂扬，还是煽动。
然而他们都不听。阿Q进三步，小D便退三步，都站着；小D进三步，阿Q便退三步，又都站着。大约半点钟，——未庄少有自鸣钟，所以很难说，或者二十分，——他们的头发里便都冒烟，额上便都流汗，阿Q的手放松了，在同一瞬间，小D的手也正放松了，同时直起，同时退开，都挤出人丛去。
“记着罢，妈妈的……”阿Q回过头去说。
“妈妈的，记着罢……”小D也回过头来说。(7)
不过，这张照片上穿着学生制服、为纪念剪辫而未戴帽子的鲁迅，并没有显出喜悦的神情。
鲁迅自己倒从未明确说把辫子剪掉就是革命行为：“我的剪辫，却并非因为我是越人，越在古昔，‘断发文身’，今特效之，以见先民仪矩，也毫不含有革命性，归根结蒂，只是为了方便：一不便于脱帽，二不便于体操，三盘在囟门上，令人很气闷。在事实上，无辫之徒，回国以后，默然留长，化为不贰之臣者多得很，而黄克强在东京作师范学生时，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8)不剪辫也照样可以具有革命思想。
剪辫不难，咔嚓一声，一刀两断。但这个“英雄壮举”，后来却让鲁迅吃了很多苦头。一回国，就遇到了麻烦。鲁迅回忆说：
我的辫子留在日本，一半送给客店里的一位使女做了假发，一半给了理发匠，人是在宣统初年回到故乡来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装假辫子。这时上海有一个专装假辫子的专家，定价每条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约那时的留学生都知道。做也真做得巧妙，只要别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如果人知道你原是留学生，留心研究起来，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也不大行；人堆里要防挤掉或挤歪，也不行。装了一个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来或者被人拉下来，不是比原没有辫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装了，贤人说过的：一个人做人要真实。
但这真实的代价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时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两样了。我从前是只以为访友作客，才有待遇的，这时才明白路上也一样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那时捉住奸夫，总是首先剪去他辫子的，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大则指为“里通外国”，就是现在之所谓“汉奸”。我想，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还未必至于这么受苦，假使没有了影子，那么，他恐怕也要这样的受社会的责罚了。(9)
鲁迅的一位本家，甚至预备把他剪了辫子的事去告官，但后来因为害怕革命党造反成功后对自己报复，这才中止了。
鲁迅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生理学和化学教员及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期间，没有辫子的麻烦也颇不少：
我回中国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员，还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乡绍兴中学去做学监，却连洋服也不行了，因为有许多人是认识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装束，总不失为“里通外国”的人，于是我所受的无辫之灾，以在故乡为第一。尤其应该小心的是满洲人的绍兴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学校来，总喜欢注视我的短头发，和我多说话。
学生们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很有许多人要剪辫。我连忙禁止。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复是：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10)
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头发的故事》也记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坎坷遭遇。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浙江随之光复，鲁迅以兴奋的心情欢迎革命——“无辫之灾”终于过去了。然而，革命以后，还是有很多人留恋辫子。1917年，张勋拥清帝复辟时，鲁迅亲见张勋的“辫子兵”在北京城外布防，对于没辫子的人态度蛮横。鲁迅的小说《风波》就写了这场复辟在农村引起的一些骚动。因为留着辫子，乡绅赵七爷抖起威风；因为没有辫子，开航船的七斤烦恼而且恐慌。
直到今天，人们还能从充斥荧屏的清宫戏中欣赏蓄着辫子的王公大臣三跪九叩的场面，皇权的无所不能和宫廷生活的极度奢华，令人陶醉和膜拜。
辫子在中国人头上只种了一个朝代，而在他们心里则种了更长时间。
(1)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
(2)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剪辫》。
(3) 周作人《〈唐宋诗醇〉与鲁迅旧诗》，《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
(4) 台静农《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北京：未名社1926年版。
(5)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
(6) 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第6卷。
(7) 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
(8)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
(9) 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第6卷。
(10) 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第6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