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刘文忠

一九八三年我在安徽亳州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建安文学讨论会上，认识了文质彬彬的亚新同志。当时他已在古典文学界崭露头角，此前我已看到过他发表的学术论文。从那次会议之后，我们曾多次联系，在这十几年时间内，我不断读到他发表的大作。他先后在中州古籍出版社和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数种专著，一直在勤勤恳恳地进行笔耕。他的夫人王笏同志曾经告诉我：“亚新十分刻苦，每天规定早上和晚上必须几点几分坐在书桌上，一点不能拖延。”亚新的硕果累累，首先来源于他的勤奋。

一九九三年，亚新调来北京工作。我深知他是位难得的人才，曾向我的工作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推荐。亚新调到北京教育学院执教后，有一天带着《曹操大传》的提纲到我家来，我看了提纲，觉得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洋洋五十万言《曹操大传》的出现，应当说是空前的创举。亚新告诉我中国文学出版社同仁的慧眼与魄力。众所周知，现在是出书难，出学术著作尤难。改革大潮中，各行各业不能不顾及经济效益，而目前学术研究著作，畅销者未之有也，即便有，也是凤毛麟角。这是学术著作出版困难的一个原因。

曹操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但人们对他的了解，大多是靠“三国戏”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三国演义》以蜀为正统，有明显的尊刘反曹倾向，使曹操变成了一个奸臣白脸。人们所了解的曹操实际上是两个人，一个是历史人物的曹操，一个是艺术形象即小说、戏曲中的曹操，这两个曹操有着很大的区别。对于历史人物的曹操，史学界的评价也存在分歧，三十多年前，郭沫若先生写过为曹操翻案的文章就证明了这一点。曹操的有关史料是很多的，有正史，也有野史和别传（如《曹瞒传》）。一件事情，不同的书往往记载有异。如杀吕伯奢一事，《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用了三种不同的说法，这三种说法，哪一说更接近事实，很难断定，本书对此进行了谨慎的处理和比较恰当的评价。举此一例，说明对于史料有个去伪存真的问题，而去伪存真，也诚非易事，更何况还有些传说与逸闻需要做处理，头绪是很纷繁的。

有关曹操的史料很多，《三国志·武帝纪》仅仅是个梗概，更多的史料散见于《三国志》的各篇及其他典籍中。亚新写《曹操大传》，引用、参考的书目达四十多种，千万字以上。把这些材料梳理清楚，并加以准确的系年，工程量是相当大的，为此，作者付出了巨大的劳动。

纵观本书，我感到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作者首先把曹操放置于汉末大动乱的历史背景中，各章之中，把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勾勒得十分清楚，与曹操有关的人物，来龙去脉也叙述得比较完整。

二、作者多层次、多侧面地剖析曹操，不遗漏一个环节，使传主的一生活动，历历如在目前。鲁迅先生说过：倘要论文，要顾及全人。《曹操大传》提供给读者的是曹操的“全人”：他的家世，少年时代，出仕后的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无不一一备载。在《邺下文人集团》和《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两章中，还分析评价了曹操的文学活动及创作情况。曹操的性格特点，兴趣爱好，家庭私生活，妻妾、诸子及女儿、女婿，也一一予以评述。进而通过曹操的一生行事及政治思想、军事思想和哲学思想，探讨了曹操复杂的世界观。每章之中有叙有议，有作者自己的见解，从某种意义上说，《曹操大传》也就是“曹操评传”。

三、《曹操大传》是一部学术研究著作，但它没有“八股气”和“经院气”，作者在学术著作通俗化与可读性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能不引用史籍原文的，则不引原文，而把原文译成现代白话。作者的目的是要扩大读者面，力图做到雅俗共赏，这是学术研究著作的一个新的尝试。作者处处为读者着想，估计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有困难的地方，就随手做些解释与说明。这是多年来学术研究著作没有注意到的一点，也是研究著作读者面窄、印数少的一个原因。凡是能看《三国演义》的人，阅读《曹操大传》是不会有困难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新路子，这个新路子有可能给古典文学与史学的研究带来新的命运和转机。如果研究著作不仅仅是专家看，一般读者也能看，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不是很好么？学术著作没有读者，是不会有学术著作出版的繁荣的。

今年八十集的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将要播放，广大的电视观众如果想知道《三国演义》所写的哪些是实事，哪些是艺术虚构，不妨一读《曹操大传》。曹操是《三国演义》的第二号人物，但却是写得最为精彩的人物，看了《曹操大传》，至少可以对历史人物的曹操与艺术形象的曹操加以区别了。

亚新刚调北京，便带来了他的大作《曹操大传》，这是奉献给首都出版界和广大读者的一份厚礼。他嘱我写序，我勉为其难地写了以上意见，希望能对读者了解本书有所帮助。

1994年春节于朝外八里庄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