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东汉社会面貌

历史车轮隆隆驶进东汉末年，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大动荡、大破坏、大分裂的历史时期。

东汉王朝是一个由豪强大地主建立起来的政权。其开国皇帝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大豪强。追随刘秀的开国“功臣”们，不少也都出身于豪强地主家庭。刘秀开国后，大封功臣三百六十五人，加上外戚四十五人，这些人与刘姓宗室王族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以南阳豪强为基干的豪强集团。这个集团中有不少家族享有世袭特权，往往一门数侯，累世尊显。如邓禹家族先后有二十一人被封侯，二人称公，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担任侍中、将、大夫、郎、谒者等一般官职的，更是多不胜数。这个集团几乎垄断了东汉王朝的所有重要官职，甚至集团中男女的嫁娶也大体上不超出这个范围。此外，还有部分富商大贾和地主，凭藉资财交通官府和王侯，逐渐成为地方豪强。

豪强地主由于享有政治特权，因此无不疯狂地兼并土地，拼命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如伏波将军马援之子马防、马光，各有奴婢一千多人，资产巨亿，购进京城附近大量膏田沃土。济南王刘康则有奴婢一千四百多人，私田八百顷。其余豪强也大都占有大片肥沃的土地，居住着连片富丽堂皇的宅院，役使着成千的奴婢和上万的徒附（类似农奴的依附农民）。他们的奇物宝货堆满了巨室，马牛猪羊布满了山野，妖童美妾充满了内庭，女乐倡优排列于深堂。有的兼营商业，车船周游全国各地，货物堆满了都城的仓库。豪强地主还大都拥有自己的武装，有的多达二三万人，平时负责警卫田庄，准备镇压可能发生的农民暴动，必要时则拉出去打仗。豪强地主中有官职的自然可以作威作福，没有官职的也足可武断乡曲，其荣耀逸乐不亚于王侯，其势力的显赫则足可与郡守、县令相匹敌。

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意味着劳动人民灾难的加深。土地不断被兼并的结果，使越来越多的自耕农沦为佃农、雇农，沦为豪强地主的徒附。徒附身份低下，全凭豪强地主摆布，不但自身生活悲惨，平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一遇小灾小荒就得流离沟壑、鬻妻卖子，而且其依附地位还得世代相袭，被迫“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这样，随着岁月的推移，阶级矛盾便越来越尖锐了。

豪强地主对土地和徒附的疯狂掠夺，使得广大农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大部分以地租形式流进了他们的腰包，但却影响了政府的赋税收入。与豪强地主的兼并性孪生的割据性，也极易转化为统一国家的对立物，成为一个不稳定的政治因素。这样，在封建政权和豪强地主之间，也就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刘秀为此曾下诏度田，企图掌握确实的垦田数目和户口名籍，以增加政府的赋税收入，并控制和解散豪强地主的武装，但由于遭到豪强地主的反对，收效不大。以后的皇帝，在这方面更加无所作为，豪强地主的势力仍照样发展着，东汉王朝的贫弱和政治的不稳，也就更加成为问题了。

豪强地主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具体表现为不同政治集团的冲突，和帝以后，则主要表现为外戚与宦官之间频繁的争斗。外戚是皇帝的母族或妻族，当年幼的皇帝即位后，母后临朝时，照例总要委托自己的父兄处理政事，让他们担任大将军并参录尚书事等重要官职，把持军政大权。皇帝长大以后，要亲自执政，必然与专权的外戚发生矛盾，于是又往往利用服侍自己的亲近——宦官的力量来发动宫廷政变，清除外戚势力，这样宦官就又攫取了大权。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了外戚与宦官交替执政、彼此对立、互相倾轧的局面，造成了东汉后期社会的长期动乱。

章和二年（88）二月，汉章帝死，年仅十岁的和帝即位，窦太后临朝，以其兄窦宪为侍中，执掌朝政。窦氏父子兄弟充满朝廷，并居列位，刺史、守令多出其门。窦宪以老臣邓彪为太傅，与自己呼应，凡事只须指令邓彪启奏，对内再通报太后一声，便达到了“事无不从”的目的。外戚如此总揽大权，东汉以来尚属首见。几年后，和帝稍大，对这种情况感到不满，于是与宦官郑众密谋，在永元四年（92）逼窦宪兄弟自杀，窦氏党徒全被免官治罪。郑众因功迁大长秋，复封鄛乡侯，宦官从此开始直接参与政事。

元兴元年（105），和帝死，才出生一百多天的殇帝即位，邓太后临朝。殇帝二岁夭折，邓太后又与其兄邓骘定策，迎立十三岁的安帝即位。邓骘兄弟全部封侯，邓骘为大将军，执掌朝政，但也不废宦官，并启用了名士杨震等人，以争取士大夫的支持。建光元年（121），邓太后死，安帝乳母王圣与宦官李闰等合谋，清除了邓氏势力。此后，李闰、江京等人大权在握，但同时皇后的哥哥阎显等人也居卿校之位，形成了外戚、宦官同掌朝政的局面。

延光四年（125），安帝死于巡游途中，皇后、阎显秘不发丧，赶回京城，策立幼童北乡侯为帝。阎太后临朝，阎显掌大权，杀逐安帝宠信的宦官及王圣等人。但没过几个月，北乡侯病死。宦官孙程等十九人杀阎显，拥立十一岁的济阴王为帝（顺帝）。孙程等十九人都被封为列侯，并可兼做朝官，可传爵给养子，宦官势力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后来，顺帝也扶植外戚势力，相继拜后父梁商和后兄梁冀为大将军。

建康元年（144），顺帝死，只有二岁的冲帝即位。梁太后临朝，梁冀执掌朝政。一年后，冲帝死，梁太后与梁冀主谋，迎立八岁的质帝即位。梁冀侈暴骄横，少而聪慧的质帝当着群臣说了一句“这是一个跋扈将军”，结果他被毒死梁冀，另立十五岁的桓帝即位。从此，梁冀威权日甚，朝中事无巨细，都由他专断。官吏升迁调动，都须先到梁家谢恩，然后才敢到尚书台办理手续。四方贡献，须把最好的送给梁冀，皇帝只能得到其次的。皇帝周围安插的都是梁冀的亲信，皇帝的一言一行都在梁冀的掌握之中。在梁冀专权的二十多年中，梁家一门，前后有七人封侯，三人做皇后，六人做贵人，二人做大将军，三人娶公主为妻；女眷中有七人食邑称君；其余做卿、将、尹、校的还有一十七人。外戚势力，至此可以说发展到了顶峰。

延熹二年（159），梁皇后死。对梁冀的专权早已心怀不满的桓帝趁机与宦官单超、徐璜、具瑗、左、唐衡五人合谋，发兵攻围梁冀，梁冀被迫自杀。梁氏中外宗亲一律被杀头示众，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一时朝廷为空。单超等五人因除梁有功，被同日封侯。宦官侯览借口除梁时曾参与意见，也被封侯。连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也被破例封为乡侯。他们都可兼做朝官，可娶姬妾，可蓄养子，并可以养子传爵袭封。其“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宦官专政，至此达到了高潮。

永康元年（167），桓帝死。窦太后临朝，与其父窦武定策，迎十二岁的灵帝即位，窦武以大将军执掌朝政。窦武和太傅陈蕃谋诛宦官，还未来得及发动，密谋泄漏。宦官曹节、王甫等先发制人，劫太后，挟灵帝，矫诏发兵攻杀窦武、陈蕃。双方在阙下对阵，乱砍乱杀，宫内宫外，一片混乱。事后，曹节被封侯，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其心腹也有十二人被封侯。曹节死后，张让、赵忠等十二名宦官继掌朝政，个个封侯贵宠，父兄子弟满布州郡。灵帝变成了宦官手中的傀儡，甚至不知羞耻地声称：“张常侍（张让）是我父亲，赵常侍（赵忠）是我母亲。”连主奴关系也被颠倒了。

中平六年（189），灵帝死，十七岁的皇子刘辩即位，何太后临朝，其弟大将军何进执掌朝政。何进密谋召边将董卓进京诛宦官，不料宦官首先发动，矫太后诏杀何进。士族豪强袁绍起兵杀宦官二千余人，宦官一时全被杀尽。董卓引兵来到洛阳，又赶走袁绍，废除刘辩，杀何太后，另立献帝。外戚和宦官同时瓦解，但从此地方军阀控制局势，东汉朝廷只剩下一个有名无实的躯壳。

外戚、宦官不论何方得势，老百姓都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好处，他们在任意侵夺土地、盘剥人民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这是他们所代表的不同豪强地主集团所共有的本性。外戚窦宪早在独揽大权前就曾以低价强买明帝女儿沁水公主园田，连章帝也不得不责骂他说：“今贵主（公主）尚见枉夺，何况小人（百姓）哉？”外戚梁冀侵占了京城周围近千里的地方作为林苑，供自己游玩；又修了一个兔苑，方圆几十里，禁止外人擅入。有一个“胡商”不知禁忌，在园中误杀一兔，结果有十多人牵连被杀。梁冀强迫几千民女充任奴婢，还诡称这些奴婢是“自卖人”。掠夺的钱财更多得惊人，后来事败被抄家，资产拍卖竟得钱三十多亿，相当于全国一年赋税收入的一半。宦官集团是以暴发户的姿态出现的，他们的贪残比起外戚来毫不逊色。单超等五人执掌朝政后，越来越横暴，民间称左、具瑗、徐璜、唐衡四人为“左回天（谓权势极大，有回天之力），具独坐（谓其骄贵无偶），徐卧虎，唐两堕（谓其办事在两可之间，任意而行，没有一定准则）”。他们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奢极侈。其兄弟姻戚充任地方官，横行乡里，恣意搜括，与盗贼无异。侯览公开霸占农田一百一十八顷、民宅三百八十一所，仿照皇宫修建了豪华住宅十六区。他还指使人拦路抢劫，破人房屋，发掘坟墓，掳人妻女，到了无恶不作的地步。其兄侯参做益州刺史，搜括的钱财以亿计，金银、锦帛、珍玩装满了三百多车。张让、赵忠等人对民脂民膏的搜括也十分贪残。在外戚、宦官的轮番掠夺之下，老百姓饱受磨难，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外戚、宦官的交替擅权，还打破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相对平衡，引起了新的矛盾和斗争。特别是宦官势力的发展，阻碍了一些官僚士大夫的升迁，堵塞了一些作为官僚后备军的太学生的仕进之路，更在这些人中激起了不满。宦官的黑暗统治加剧了社会矛盾，加深了东汉统治的危机，也使不少官僚（主要是其中的硬直派）和太学生忧心如焚。于是，在士大夫中颇为流行的清议由品题人物转为公开抨击朝政，特别是抨击当权的宦官，造成强大的舆论声势。顺帝时，太学生已多至三万余人，太学自然地成了清议的中心。太学生们的活动又得到了朝野上下官僚、士人的全力支持。宦官集团对此恨之入骨，于是凭藉皇帝权力实施打击，先后导演了两次“党锢之祸”。

第一次发生在桓帝延熹九年（166）。当时，司隶校尉李膺是反对宦官的核心人物，太学生们对他极为推重，在他们中流行着“天下楷模李元礼”的赞语。李膺曾利用手中权力无情打击宦官党羽。如张让的弟弟张朔做野王县令，贪残无道，甚至虐杀孕妇。后慑于李膺威名，逃还京城，藏在张让家中的活动柱子里面。李膺得知消息后，亲率部下，破柱取朔，下狱处死。“自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不久，李膺又将教唆儿子杀人的宦官党羽张成逮捕处死。宦官疯狂反扑，指使人上书诬告李膺等“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便将李膺等二百多个“党人”下狱治罪。第二年，这些党人被赦免回家，但禁锢终身，不准做官。

这次事件发生后，士大夫并没有屈服。他们把那些不畏惧宦官势力、被认为正直的士大夫，分别加上了“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美称，以为效法的榜样。清议的浪潮有增无减，这样就发生了第二次“党锢之祸”。灵帝建宁二年（169），山阳督邮张俭上书告发侯览家族的罪恶，请杀侯览，被侯览阻拦，张俭便将侯览资产就地没收。侯览恼羞成怒，唆使人诬告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连结为党，图危社稷。朝廷于是大捕党人，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入狱，后相继死于狱中，被牵连而死、徙、废、禁的又达六七百人。熹平元年（172），宦官再次逐捕太学生千余人。熹平五年（176），宦官又怂恿灵帝下诏，禁锢党人的门生、故吏和父子兄弟。这一次党锢事件，延续了十余年之久，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后，党人才被赦免。

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反对宦官的斗争，在某些方面是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正义性。但归根结底这是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权利的斗争，它使政局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而党人的被杀或禁锢终身，表明东汉政治越来越黑暗，政治危机更加深重了。

桓帝、灵帝时，东汉统治集团已腐朽到极点。桓帝后宫宫女多至五六千人，服侍这些宫女的奴役又二倍于此。为维持庞大的消费，桓帝将加在人民头上的口赋（人头税的一种）从过去七岁才开始缴纳改为从一岁起即开始缴纳，田税也一亩加了十钱。灵帝开西邸公开卖官，二千石官二千万，四百石官四百万，关内侯五百万，县令长按县土丰瘠各有定价，富者缴纳现钱，贫者可予赊欠，到官后加倍缴纳。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在西园内造了一个万金堂，将卖官所得聚为私藏，还在小黄门、常侍家中各藏寄了数千万，并在河间买田宅，起第观。灵帝曾想让羊续做太尉，太尉属三公，当出钱千万，谁知羊续拿出一件旧棉袄说：“我家中只有这个！”灵帝得知后很不高兴，羊续的太尉也就没有做成。灵帝为修宫室、铸造铜人，特下诏每亩加税十钱。还变着法儿寻欢作乐，曾在后宫仿建了一个市场，让宫女摆摊卖货，互相盗窃争斗，灵帝自己也穿上商人服装，与之饮宴作乐。又在西园玩狗，给狗戴上文官的帽子；驾上四头白驴，亲自拿着缰绳操纵，驱驰周旋，以为大乐，公卿贵戚转相仿效。其庸俗无聊，沉迷堕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汉王朝前期与边境各族建立的密切的政治关系或通商关系，到这一时期遭到了严重破坏。一方面，由于统治者对边境各族的压迫剥削，迫使各族人民不断起来反抗或逃亡；另一方面，由于东汉王朝的积贫积弱，鲜卑、乌桓、匈奴等族不断骚扰边郡，甚至侵入腹地。东汉朝廷要么出兵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要么出兵抵御边境各族的侵扰，在长期的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兵力和军费，农民负担的赋税和徭役因而更加沉重了。

由于政治腐败，各级官吏不注意水利设施的兴修和维护，桓帝、灵帝时期水旱灾害也不断发生。据统计，东汉时期大的水灾共发生二十七次，桓、灵时就有十三次；大的旱灾共发生十七次，桓、灵时就有六次。蝗灾、风灾、雹灾、大疫也接踵而至，地震也时有发生。据统计，桓帝、灵帝时共发生大蝗灾七次，大风灾二次，大雹灾七次，大疫八次，地震十八次。灾害的不断发生，给人民增添了更多的灾难。

越来越黑暗的政治，越来越沉重的赋役，加上灾荒、饥馑的肆虐，逼得广大农民倾家荡产，冻馁而死的人数急剧增加，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破产农民到处流亡，颠沛流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多次起来造反。据不完全统计，从安帝到灵帝的八十余年中，各地发生大小农民起义近百次，规模及活动区域总的趋向是越来越大，人数从几百人、几千人扩展到几万人、十几万人。这些起义虽然都先后失败了，但却显示了农民阶级的力量，激发了广大人民继续反抗的斗志。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豪迈的歌谣：

发如韭，剪复生；

头如鸡，割复鸣。

吏不必可畏，

民不必可轻。

在风起云涌的起义浪潮的推动之下，终于在灵帝中平元年（184）爆发了全国性的黄巾起义。起义前，钜鹿人张角利用在流民中广泛传布的“太平道”这一宗教组织形式，以传道治病作掩护，进行了十多年的艰苦准备，在青、徐、兖、豫、幽、冀、荆、扬八州（包括今山东、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省的广大地区）发展了信徒几十万人。张角将信徒部署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方首领，由他统一指挥，并在群众中广泛传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张角本来计划在甲子年（即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同时发动起义，但由于叛徒告密，计划泄露，便决定提前在二月起义。张角称天公将军，他的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义旗一举，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都震动，形势发展很快。起义军所到之处，焚烧官府，镇压官僚，攻打地主庄园，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者。

东汉王朝急忙采取对策，首先加强了京城洛阳的防守力量，然后“发天下精兵，博选将帅”，派皇甫嵩、朱俊、卢植等带兵开赴各地镇压。各地豪强地主也纷纷组织武装，协同东汉政府军全力向起义军进攻。起义军在开始几个月，顽强抵抗，英勇进攻，不断取得胜利。但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起义军力量分散，缺乏作战经验，在英勇奋战九个月后，几支主力被分别击破。此后，分散在各地的起义军仍继续坚持战斗，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前仆后继，此伏彼起，坚持了很长时间，才被最后扑灭。

黄巾起义军主力被镇压后，曾一度缓和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又激化起来。以何进为代表的外戚集团同以张让、段圭等为代表的宦官集团进行了最后一场较量，最后在火并中同归于尽。在镇压黄巾起义军的过程中趁机发展了个人势力的各地豪强、军阀纷纷割据争雄，各霸一方，形成了数十个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中央政权土崩瓦解，名存实亡。军阀间展开了疯狂的掠夺地盘和人口的兼并战争，整个中国特别是黄河流域一带变成了一个大屠场。战争及由战争所引起的大饥荒和严重的瘟疫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人民的死亡达到了“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的地步，饥饿使“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瘟疫的流行则使“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仲长统《昌言·理乱篇》对此作了更高度的概括：

昔春秋之时，周氏之乱世也。逮乎战国，则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势，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汉用兵之苦，甚于战国之时也。汉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乱，计其残夷灭亡之数，又复倍于秦、项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此则又甚于亡新之时也。

人民群众迫切希望重新出现安定统一的局面，这种意志虽然艰难但却是顽强地推动着社会不断向着统一的方向前进。一些有识之士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企图采取有效的政治、军事、经济手段来完成全国的统一。他们有的失败了，有的成功了，有的获得了小的成功，有的获得了大的成功。其中最大的成功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曹操。曹操本来也是一个割据者，但由于他具有很高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能够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实施比较进步的、开明的、客观上符合人民愿望和统一趋势的措施，最后终于在逐鹿中原的战争中脱颖而出，先后消灭了北方割据的群雄，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这不仅为当时中原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创造了条件，还为后来西晋的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曹操为结束大动荡、大破坏、大分裂的历史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是在风云际会、人才辈出的时代腾涌出来的一颗最为灿烂夺目的明星。曹操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复杂、富于传奇色彩的，值得我们很好地去回顾，去探索，去总结。这对我们更好地认识汉末三国时期的历史，吸取历史的经验、智慧和教训，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