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装甲舰

德国海军上尉普里恩指挥U-47号潜艇潜入斯卡帕湾的当天，德国的“施佩伯爵号”（Graf Spee）袖珍战列舰正劈波斩浪于其正南方5000多英里的大西洋中部，位于非洲和巴西的中间。不过，与刺骨寒冷的北海不同，“施佩伯爵号”所在海域的水温接近27摄氏度。“施佩伯爵号”袖珍战列舰是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建造的3艘装甲舰之一。1939年8月，希特勒命令纳粹德国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元帅把这3艘中的2艘——“德意志号”和“施佩伯爵号”——提前部署到大西洋中。如果英国在德军入侵波兰时威胁对德国宣战，这两艘战舰就能在第一时间对英国的船只发动攻击。

此后，德国按计划入侵了波兰，英国也的确对德宣战了。然而，“施佩伯爵号”却一连3个星期都远离英国的海上航线，小心翼翼地避免接触任何其他船只，因为希特勒始终认为，只要德军能够迅速征服波兰，德国就能诱使英国人重新回到谈判桌前。正如希特勒命令邓尼茨让麾下的潜艇不要贸然攻击英国船只一样，希特勒也同样命令雷德尔让德国海军的水面舰艇部队保持克制。不过，到9月26日时，波兰战役行将结束（波兰首都华沙将于次日被德军占领），希特勒确信，英国人根本不会做出“理智”的决定，因此批准当时部署在北大西洋的“德意志号”和南大西洋的“施佩伯爵号”开始展开攻击行动。1

“施佩伯爵号”的舰长是汉斯·朗斯多夫海军上校。这位天庭饱满的职业军官是当时德国海军中传统型军官的代表：一名有绅士风度的老派军人，为人正派，一丝不苟，不愿意让战争影响自己的良好言行和美德。无论是对下属，还是对敌人，朗斯多夫总是风度翩翩、举止得体。早年生活在杜塞尔多夫时，朗斯多夫与马克西米利安·冯·施佩海军上将比邻而居。1912年时，出于对这位邻居的景仰，18岁的朗斯多夫加入了德国海军。施佩是一位普鲁士贵族，拥有伯爵头衔，于1914年在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海战中阵亡。此时，朗斯多夫指挥的正是以马克西米利安·冯·施佩命名的军舰。冥冥之中，这真是一种奇妙的缘分和巧合。几乎可以肯定，相较于悄悄跟踪并击沉非武装商船，朗斯多夫更愿意与敌方军舰进行对决。然而，攻击非武装商船是他的任务，因此尽管主观上并非十分积极，朗斯多夫还是愿意为夺取胜利倾尽全力。2

在接到攻击英国船只的命令后，朗斯多夫旋即开始搜寻猎物。9月30日，“施佩伯爵号”的瞭望员报告说水天线上出现了一缕烟痕。朗斯多夫立即命令舰载侦察机从舰中部弹射起飞，前往侦察，同时命令“施佩伯爵号”接近该目标。这缕烟的源头是英国商船“克莱门特号”的烟囱。这艘蒸汽轮船的排水量为5000吨，显得平平无奇，当时有人将其描述为“一艘典型的桶状远洋货轮”3。

此时，“克莱门特号”的船长F.P.C.哈里斯只有在船首才能看到快速驶近的“施佩伯爵号”。刚开始，哈里斯误认为“施佩伯爵号”是英国的“埃阿斯号”（HMS Ajax）巡洋舰，因为他当时相信，“埃阿斯号”正在这片海域执行任务。直到“施佩伯爵号”的侦察机掠过“克莱门特号”，并用机枪扫射“克莱门特号”的驾驶室时，哈里斯船长才意识到自己此前的判断完全错了。他立即命令关停“克莱门特号”的引擎，放下救生艇，同时开始销毁“克莱门特号”上包括英国海军密码本在内的机密文件。此外，哈里斯船长还通过无线电发出了求救信号。他不断发出“RRR”字母组合的电报信号，表明自己的船正在遭受一艘敌国水面舰艇的攻击。此外，他还提供了“克莱门特号”所在海域的地理坐标。在得知“克莱门特号”成功发出了求救信号后，朗斯多夫感到异常沮丧。但当哈里斯船长被押送至“施佩伯爵号”上时，朗斯多夫仍对其以礼相待。他先向哈里斯船长敬了一个军礼，接着用标准的英语说道：“船长先生，非常抱歉，我将不得不击沉您的船，因为这是战争。”4

朗斯多夫将哈里斯和“克莱门特号”的轮机长妥善地安置在了“施佩伯爵号”上，同时还确保“克莱门特号”的其他船员在救生艇中安全无虞。此外，他甚至还把这些救生艇的准确坐标报告给了距离这一海域最近的巴西沿海港口。一切安排妥当后，朗斯多夫下令用鱼雷击沉“克莱门特号”。第一枚鱼雷没有命中目标，第二枚也没有。朗斯多夫决定，不再在一艘货船上浪费更多这种宝贵（很显然，也不可靠）的武器。他下令使用“施佩伯爵号”上的5.9英寸口径副炮击沉“克莱门特号”。在经受了25枚炮弹的轰击后，“克莱门特号”依然顽强地浮在水面上。朗斯多夫于是下令改用“施佩伯爵号”上的11英寸口径主炮。在又被轰击5次后，“克莱门特号”终于沉没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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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普里恩潜入斯卡帕湾执行的任务一样，朗斯多夫在南大西洋执行的任务也是一个更大规模行动的一部分：雷德尔海军元帅计划出动数十艘快速水面舰艇，打击英国的全球贸易。作为这一构想的一部分，朗斯多夫的“施佩伯爵号”被派往了南大西洋。如果说邓尼茨是潜艇的毕生拥趸，那么雷德尔则是水面舰艇的坚定捍卫者。“一战”期间，雷德尔在德国的数艘战列舰和巡洋舰上服役过，并亲历了两场大规模的水面战斗——多格尔沙洲海战和日德兰海战。在日德兰海战期间，雷德尔曾是海军中将弗朗茨·冯·希佩尔的参谋长。

雷德尔年长邓尼茨15岁。无论是相貌，还是秉性，两人都大不相同。与面色惨白、形容枯槁的邓尼茨不同，雷德尔强健而英俊。实际上，在很多人看来，雷德尔都是普鲁士男子汉气概的理想化身。他崇尚严格的纪律、正式的规定和庄重的礼节，遵从崇高的职业道德，不仅严于律己，也严格要求他人。雷德尔后来将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归纳为“敬畏上帝，热爱真理，洁身自好”。邓尼茨则一直在给自己麾下的潜艇部队官兵灌输另一种理念，用邓尼茨自己的话说就是“个人的幸福掌握在团队手中，而每个人都是整个团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雷德尔对邓尼茨所竭力营造的轻松自在、兄弟情深的环境持怀疑态度。对雷德尔来说，邓尼茨这种集体主义的空话毫无吸引力。这是因为他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海军（即“帝国海军”）培养出来的军官，所以倾向于恪守那种他认为庄重得体的职业精神和操守。例如，雷德尔曾试图恢复一项在魏玛共和国时代被废止的规定，要求全体官兵在周日举行正式的宗教仪式。在这件事以及其他一些事情上，雷德尔与希特勒偶有争执，因为希特勒对宗教仪式（以及大规模的水面舰艇部队）兴趣寥寥。由于希特勒不留情面的斥责，雷德尔曾至少两次递交辞呈，但希特勒两次都成功说服了他，让他收回辞呈留任。6

虽然雷德尔与邓尼茨有诸多不同，但两人都共同致力于重振德国海军。两人还认为，如果未来发生战争，至少应该推迟到1944年或1945年，只有这样，才有足够的时间打造出他们心目中能赢得战争胜利的舰队。1928年，雷德尔出任德国海军总司令。从一开始，他就致力于打造一支以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为核心的实力均衡的舰队，那种在20世纪上半叶能够赢得制海权的舰队。雷德尔与邓尼茨还存在另一个分歧，那就是雷德尔认为，潜艇很有用，但只是辅助性的舰艇，要想成就一支强大的海军，单纯依靠潜艇是远远不够的。1935年，英德两国签订了《英德海军协定》，这为德国海军扩张打开了方便之门，雷德尔因此立即着手按自己的设想加速建设德国海军。

除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建造的3艘袖珍战列舰外，雷德尔还积极倡导一份更具雄心壮志的建造计划，拟建造的舰种包括战列舰、重巡洋舰，甚至航空母舰。第一步是要建造两艘气派的战列巡洋舰，这两艘军舰后来被命名为“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全长均为771英尺，这一长度比英国最新式的战列舰都还要长。两艘军舰之所以被划分为战列巡洋舰而不是战列舰，是因为它们只配备了11英寸而非15英寸口径的主炮，而且其防护装甲也没有战列舰的装甲厚。不过，这使它们比大多数战列舰更轻（但排水量仍然达到了32000吨之巨），航速也更快（高达31节）。1935年，“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正式开工建造，开工时间与《英德海军协定》签订的时间前后仅相距数日。这两艘战列巡洋舰分别于1938年和1939年入役，及时地赶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此外，雷德尔还主持建造了两艘排水量更大的战舰：“俾斯麦号”战列舰和“提尔皮茨号”战列舰。这两艘战列舰的标准排水量都超过了4万吨，满载排水量超过了5万吨。两舰分别配备了8门15英寸口径的主炮，在1936年开工建设时，它们是按照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强的战列舰设计的。二战正式打响时，“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仍在建造之中。不过，几个月后，两舰就正式完工并入役了。7

在建设这支新型海军时，雷德尔就预见到，德国未来可能会在格但斯克问题上与波兰爆发冲突，法国也很可能会卷入其中。此外，德国还可能会因为波罗的海的制海权问题与苏联发生战争。然而，雷德尔没有预见到德国会与英国开战。和德国海军的很多军官一样，雷德尔坚持认为，德国在“一战”中与英国交战是“一个永远不应重演的可悲错误”，而且他相信将来绝无与英国开战的可能。希特勒也告诉雷德尔，他与雷德尔持相同的观点，并不断向雷德尔保证，在未来的任何战争中，英国都不会是德国潜在的敌人。直到1937年11月，在德军各军种最高指挥官参加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希特勒才向三军将帅宣布，德军必须开始制订针对英国和法国的作战计划，而且战争可能会在1944年前打响。8

雷德尔对于希特勒政策的180度大转变感到非常恼火。雷德尔认为，希特勒这是对英国的坚定决心视而不见，“自欺欺人”。雷德尔相信，德国需要并且应当拥有一支实力均衡的舰队，但此时看来，这个梦想已经化为了泡影。在自己的私人日记中，雷德尔痛苦而心酸地写道，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心爱的德国海军注定将难逃覆灭的命运，但德国海军也将证明它一定会“英勇赴死”。即便如此，雷德尔还是积极考虑了一位年轻的参谋军官——赫尔穆特·海耶海军中校制订的计划。根据这份计划，德国需要拥有10艘大型战列舰，其任务是拖住英国的主力舰队。此外，德国还需要15艘快速灵活的装甲舰，以便打击英国的全球贸易。虽然这个计划并未体现出太大的雄心壮志，但即便如此，它也注定会胎死腹中，因为希特勒入侵波兰的时间表太过紧迫了，这个计划无法在战争爆发前完成。9

眼见无望打造一支令人生畏的水面舰艇部队，进而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雷德尔只能积极考虑另一个计划——争取让英国人挨饿到主动投降。贸易是英国的生命线，在“一战”期间，德国主要试图使用潜艇来扼住英国的咽喉，阻断英国的全球贸易。尽管雷德尔没有贬低潜艇在这场即将到来的大战中的重要性，但他还打算在不列颠群岛周围的航线上布设水雷，并动用一支由快速灵活的水面舰艇组成的舰队来阻断英国的全球贸易。这些水雷基本上都是由德国飞机空投布设的，并且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充分证明了其效果和价值。部分原因是德国人发明了一种精密的磁性水雷，一旦有舰船从水雷上方通过，就会干扰磁性水雷的磁场，从而引爆悬浮在海水中的水雷。截至1939年底，英国已经损失了总计吨位达42.2万吨的舰船，其中超过一半是被这种磁性水雷炸沉的。英国人对这种新技术也进行了反击，把电线缠在英国舰船的船体四周，这种技术称为消磁。这种办法极大地降低了德国磁性水雷的有效性，但在整个二战中，这些磁性水雷始终都是对盟国舰船的重大威胁。10

除了潜艇和水雷外，雷德尔还将相当多的希望寄托在了负责袭击的水面舰艇上。然而，可供他使用的资源相当有限。此时，雷德尔手中仅有3艘袖珍战列舰、2艘战列巡洋舰、数艘巡洋舰以及即将竣工的2艘大型战列舰。尽管如此，他仍然希望通过采取创造性的策略来部署这些不算厚实的家底，逼迫英国人拆散其舰队的舰艇为各支商船队护航，这样就能有效地削弱驻防在其他地区的英国舰队的实力。在战后撰写的回忆录中，雷德尔写道：“把我们的舰艇广泛地部署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这样一来，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对付我们之前，我们就能出其不意地对他们实施有效的打击。”11

在被希特勒告知德国即将入侵波兰后，雷德尔获准将两艘德国袖珍战列舰提前部署到大西洋：“德意志号”被部署到了格陵兰岛以南的北大西洋，“施佩伯爵号”则被部署到了南大西洋。一旦英国决定挑战德国扩张的雄心，这两艘德国战舰就将开始攻击并尽力破坏英国的全球贸易体系。虽然形势的变化让雷德尔非常失望，但他还是决心“采取一切手段对敌人给予打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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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针对商船和商业航线展开袭击的过程中，朗斯多夫和他指挥的“施佩伯爵号”遵从了一项长久以来的海上传统。在70多年前的美国内战期间，英国曾为美国南部邦联建造和舾装过一艘袭击舰——“亚拉巴马号”。1863年5月和6月，在“施佩伯爵号”部署的同一片水域，“亚拉巴马号”对美国北方联邦的商业航运实施了破交战，在巴西最东端的外海摧毁了十几艘美国北方联邦的商船。“亚拉巴马号”的舰长拉斐尔·塞姆斯无法将战利品带回港口进行裁决，因此，在把俘获的商船上的船员和乘客转移到安全地点后，塞姆斯下令烧毁了这些船只。塞姆斯偶尔会从战利品中抽出一艘船，把逐渐增多的俘虏转移上去，然后成批地放走。1863年的这场破交战为朗斯多夫和“施佩伯爵号”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不过，1863年与1939年存在一个巨大的不同，那就是无线电的出现。1939年时，遇袭或即将遇袭的商船能够使用无线电把来袭军舰的位置发送给本国的军舰和政府——正如“克莱门特号”的哈里斯船长所做的那样。朗斯多夫很清楚，要想有效打击英国的航运，“施佩伯爵号”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行踪。如果拦截下的每一艘船都用无线电将“施佩伯爵号”的位置发送给了英国军舰和英国政府，隐匿行踪就无从谈起了。

“克莱门特号”被“施佩伯爵号”击沉在英国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哈里斯船长发出的求救信号最先被一艘巴西船只接收到，并在经过不断传递后，于第二天传到伦敦。1939年10月4日，英国第一海务大臣、海军元帅达德利·庞德爵士在位于伦敦的英国海军部大楼里主持召开了一场会议，议题是该如何应对这一新增的威胁。截至此时，庞德在英国皇家海军中已经服役了将近半个世纪。与雷德尔一样，庞德也参加过日德兰海战。在这场大海战中，庞德指挥英国皇家海军的“巨人号”战列舰英勇作战并载誉而归。虽然从年龄上来说，时年62岁的庞德是雷德尔的同代人，但他看起来却比雷德尔老不止10岁，部分原因是庞德的健康问题。庞德的髋部患有关节炎，这使他走起路来轻微地一瘸一拐。此外，会议只要稍长一点，他经常就会打瞌睡。在英国皇家海军中，至少有一位军官曾将庞德描述为“一位精疲力竭的老人”。更尖酸刻薄的人则将庞德描述为“一个愚蠢而顽固的人”，认为无论是性格还是气质，他都不适合担任英国第一海务大臣这一要职。事实上，庞德此时刚担任这一职务。相较而言，雷德尔从1928年起就开始掌管德国海军了，而庞德在1939年夏天，也就是二战爆发3个月前才接任英国第一海务大臣一职。13

面对着从大西洋上传来的消息，庞德和他在英国海军部的顾问们开始紧急商讨对策。此前，为了保护加拿大及美国与英国之间至关重要的跨大西洋航线，英国皇家海军已经展开了护航行动。然而，被派到北大西洋航线上执行护航任务的英国军舰都是小型舰艇，在面对一艘德国袖珍战列舰时，这些舰艇毫无胜算。因此，庞德和英国海军部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将数艘相对老旧的战列舰派往哈利法克斯，加强那里的护航力量。至于南大西洋，英国此时缺乏足够的护航舰艇，因此无法在这片广阔的海域建立一个完整的护航体系。不过，英国海军部还是派出了“声望号”（HMS Renown）战列巡洋舰和“皇家方舟号”（HMS Ark Royal）航空母舰前往南大西洋，一同前往的还有一艘为“皇家方舟号”护航的轻巡洋舰，搜寻击沉“克莱门特号”的德国军舰，但英国人此时将“施佩伯爵号”误判为了德国的另一艘袖珍战列舰——“舍尔海军上将号”（Admiral Scheer）。14

为了保护英国的全球贸易免遭德国水面舰艇的袭击，庞德和英国海军部还制订了一整套全新的、更加宏大的计划。这套计划不同以往那样让军舰像巡警一般在贸易航线上来回巡逻，而是设立了多个“袭击舰猎杀编队”，多数编队由两艘英国巡洋舰组成。一支编队（F编队）被派往北美洲附近海域执行搜索和猎杀任务，第二支编队（H编队）被派往南非附近海域，第三支编队（G编队）被派往南美洲东海岸附近海域，第四支编队（M编队）则前往法属西非的达喀尔，与驻扎在那里的法军会合。在驻达喀尔的法国海军军舰中，有新入役的“敦刻尔克号”（Dunkerque）战列舰。这种局面正是雷德尔求之不得的：为了搜寻并歼灭执行破交战任务的少数几艘德国水面舰艇，英国皇家海军的力量被分散了。15

对于袭击舰猎杀编队的能力和任务，英国皇家海军的书面命令颇为直白地写道：“每一个猎杀编队的力量都足以摧毁德国海军任何一艘‘德意志’级袖珍战列舰和‘希佩尔海军上将’（Admiral Hipper）级重巡洋舰。”这种表述——英国皇家海军的两艘巡洋舰“足以”战胜德国海军的一艘袖珍战列舰——反映了白厅以及英国海军长久以来的一种坚定信念：无论对手的纸面实力有多强，凭借卓越的作战技能和战斗热忱，英国皇家海军都必将压倒对手。这种观念始于拿破仑战争时期，一直深刻地影响着英国人的思维方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日德兰海战中，面对强大得多的英国“大舰队”，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公海舰队在战术上以弱胜强。尽管英国海军的表现令人失望（甚至难堪），但英国人这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却从未发生过改变。在派去执行搜寻和猎杀“舍尔海军上将号”袖珍战列舰（当然，实际上是“施佩伯爵号”）任务的英国巡洋舰中，大部分都是重巡洋舰。这些重巡洋舰装备有6门8英寸口径的主炮以及相当数量的副炮。然而，“施佩伯爵号”装备有6门11英寸口径的主炮，这些主炮的射程比英国巡洋舰主炮的射程远3500码（接近2英里）。在英国巡洋舰驶近到足以向德舰开火的三四分钟里，德国人可能已经发射出十几轮炮弹了。当然，如果这些英国巡洋舰能够以两艘为一组，协同攻击，那么这艘德国袖珍战列舰就需要同时对付两个甚至多个目标。这样一来，英国军舰就能集中所有火力对其进行打击。无论何种情况，一切都表明英国海军部自信满满，坚信英国巡洋舰能够猎杀这艘德国袖珍战列舰。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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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0月14日，也就是普里恩海军上尉指挥U-47号潜艇潜入斯卡帕湾的同一天，朗斯多夫指挥的“施佩伯爵号”袖珍战列舰按计划与“阿尔特马克号”（Altmark）补给舰会合并接受了补给。“阿尔特马克号”由一艘油轮改装而来，1939年8月就被派往大西洋中，担任“施佩伯爵号”的移动补给基地。截至此时，“施佩伯爵号”已经击沉了包括“克莱门特号”在内的4艘商船，其攻击方式也已经很清楚了。无论是“施佩伯爵号”，还是它攻击的商船，此时都还没有装备雷达，因为这项技术及相关装备当时还处于研制的初级阶段。这意味着朗斯多夫必须依靠目视来寻找他的猎物。如果在水天线上看到了一缕黑烟，或者接到“施佩伯爵号”舰载水上飞机的飞行员发回的搜索报告，朗斯多夫就会指挥“施佩伯爵号”全速前进。在即将靠近英国商船时，朗斯多夫会使用英语版本的莫尔斯电码打出闪光灯信号，命令对方停航，并且不得发出任何无线电信号。尽管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商船的船长都会立即发出无线电求救信号。一场比拼双方的意志，可能事关生死的猫鼠游戏随即开始。

1939年10月22日就发生过这种情况。这天，“施佩伯爵号”在大洋中间拦截了“特雷维尼安号”（Trevanian），朗斯多夫照例对其发出警告（“如果你胆敢发出无线电报警信号，我就要开火了”）。然而，几乎在同一刻，“施佩伯爵号”上的无线电报务员就侦测到“特雷维尼安号”发出了一条无线电信息。在得知这一情况后，朗斯多夫立即命令“施佩伯爵号”的机枪手扫射“特雷维尼安号”的驾驶室。这一招似乎很奏效，因为“特雷维尼安号”立刻就停止发送无线电信号了。然而，在“特雷维尼安号”上，船长J.M.爱德华兹冲进无线电收发室，问无线电报务员是否成功地发出了整条无线电信息。这名无比紧张的无线电报务员回答说没有，因为在机枪声响起后他就停止发送了。爱德华兹船长遂命令他再发一遍，并一直站在他身旁，直至整条信息成功发出。当“施佩伯爵号”上的无线电报务员侦测到“特雷维尼安号”新发送的无线电信号时，朗斯多夫再次命令机枪手开火。这一次，虽然不断有子弹射入并穿出“特雷维尼安号”的无线电收发室，无线电报务员最终还是成功发出了整条无线电信息。17

虽然爱德华兹船长拒绝服从朗斯多夫的命令，但朗斯多夫并没有对他怀恨在心，反而非常钦佩。正如朗斯多夫手下的一名德国军官后来写道的那样，“只要敌人足够勇敢，我们的机枪就几乎毫无用处”。“施佩伯爵号”的无线电报务员发现，在发出求救信号后，“特雷维尼安号”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对朗斯多夫而言，这是好消息，他认为也许根本就没有人收到“特雷维尼安号”发出的求救信号。不过，当爱德华兹船长被押上“施佩伯爵号”上时，朗斯多夫还是照例向他表达歉意，并告诉爱德华兹：“非常抱歉，我不得不击沉您的船。战争就是如此。”面对朗斯多夫的这些言语，爱德华兹船长依然倔强地保持沉默。此时，朗斯多夫抓住爱德华兹的手，坚定地摇了摇，以示握手。18

在不到4周的时间里，朗斯多夫已经在大西洋海域击沉了5艘英国船只，因此他决定转场继续狩猎：指挥“施佩伯爵号”绕过好望角，驶入印度洋。按照事先的约定，“施佩伯爵号”首先在偏远的小岛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与“阿尔特马克号”补给舰会合并补充了给养，随后向东驶去，并始终与好望角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确保“施佩伯爵号”置身于英国侦察机的侦察和作战半径之外。然而，一进入印度洋，朗斯多夫就发现，他能截获的船只变少了。一连一个星期，他寻寻觅觅，但毫无收获。最终，在莫桑比克海峡，他拦截下了一艘小型油轮——“非洲之贝号”（Africa Shell）。这艘油轮的船长向朗斯多夫提出了抗议，声称“非洲之贝号”当时距离葡属莫桑比克海岸不到3英里，而葡萄牙在大战中保持中立，因此朗斯多夫俘获“非洲之贝号”违反了国际法。在仔细勘察距离后，朗斯多夫坚持认为，“非洲之贝号”被俘获时距离葡属莫桑比克海岸有7英里，因此俘获“非洲之贝号”是合法的。由于“施佩伯爵号”已经暴露了行踪，朗斯多夫决定往南折返，重返大西洋。19

这时已经是1939年11月。截至此时，“施佩伯爵号”已经在海上连续漂泊了将近4个月，巡航了超过3万英里，相当于绕地球航行了一周。在同一时期，“德意志号”袖珍战列舰在战斗巡航中仅仅击沉了两艘盟国船只，战果令人失望，因此德国海军总部已经将其从北大西洋的巡航狩猎场召回了德国本土。朗斯多夫预感到，“施佩伯爵号”很快也将被召回德国。然而“施佩伯爵号”此时依然拥有充足的燃料储备和补给，足以坚持到1940年1月。朗斯多夫开始意识到，结束“施佩伯爵号”战斗巡航任务的最佳方式，就是击败一艘敌军的军舰。1939年11月24日，朗斯多夫告诉麾下的军官，此次战斗巡航任务已经接近尾声，从此刻开始，没有必要再小心翼翼地躲避敌人的军舰了。实际上，从11月起，朗斯多夫的种种行为都表明他正在积极寻求一战。对于这种求战的决心，从一点中可以看出端倪。朗斯多夫让部下对“施佩伯爵号”进行了巧妙的伪装，他们在舯部摆设了一根假的大烟囱，还用木头和帆布搭出了一座用来摆样子的假炮塔，这些伪装极大地改变了“施佩伯爵号”的外观。经过这种伪装，从远处看，“施佩伯爵号”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声望号”战列巡洋舰。如果一艘英国巡洋舰没有起疑心，驶入“施佩伯爵号”的舰炮射程之内，那么“施佩伯爵号”的机会就来了。20

朗斯多夫的另一种行为也可以证明他可能在积极求战，那就是他变得毫不在乎“施佩伯爵号”的行踪是否会暴露。1939年12月2日下午，在纳米比亚海岸以西数百英里的南大西洋洋面上，“施佩伯爵号”偶然遇到了“多里克之星号”（Doric Star）。“多里克之星号”是蓝星航运公司的一艘大型轮船（排水量达1万吨），当时正满载着羊肉和羊毛，从新西兰驶往英国。此前，每当遇到盟国的商船时，朗斯多夫的常规做法都是命令“施佩伯爵号”高速驶向目标，并用信号灯向对方发出信号，要求对方不要发送无线电求救信号。可这一次朗斯多夫却一反常态，命令“施佩伯爵号”在很远的距离就开火了，警告性地发射了数发炮弹。这为“多里克之星号”的船长威廉·斯塔布斯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在“施佩伯爵号”向“多里克之星号”渐渐驶近的过程中，他让无线电报务员反复发送了几遍无线电求救信号，而且其内容十分详细。当两船靠近时，“施佩伯爵号”的确向“多里克之星号”发出了惯常的信号：“停止发送无线电求救信号，否则我就开火了。”但到这时，斯塔布斯船长已经把无线电求救信号反复发送好几遍了。不仅如此，附近已经有多艘船只收到了“多里克之星号”的求救信号，并向“多里克之星号”发回了确认信息。21

在击沉“多里克之星号”后，朗斯多夫还没来得及考虑下一步该如何行动，“施佩伯爵号”的瞭望员就发现了另一个可以攻击的目标——“泰罗阿号”（Tairoa）轮船。和“多里克之星号”一样，对于朗斯多夫发出的不许发送求救信号的警告，“泰罗阿号”也采取了无视的态度。在“施佩伯爵号”开火后，“泰罗阿号”的无线电报务员居然俯卧在甲板上成功地发出了数条无线电求救信息，信号中甚至还报告了“施佩伯爵号”的身份——无线电报务员认为这艘德国军舰是“舍尔海军上将号”袖珍战列舰。在很短的时间内，“施佩伯爵号”就俘获并击沉了两艘敌船，但这两艘船都将内容详尽的报告成功地发送了出去，这些情报比英国皇家海军此前掌握的有关情报要详尽丰富得多。在此前的两个多月里，“施佩伯爵号”的战斗巡航狩猎场范围无比广阔，这使它能在茫茫大洋中隐匿其踪迹。但这时，一切都即将改变。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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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英国皇家海军“埃阿斯号”轻巡洋舰收到了来自“多里克之星号”和“泰罗阿号”的报告。“埃阿斯号”是亨利·哈伍德（Henry Harwood）海军准将的临时旗舰，他是英国皇家海军袭击舰猎杀编队G编队的指挥官。哈伍德身材圆胖，有些双下巴，眉毛浓而密，已经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36年了。哈伍德此时麾下有4艘巡洋舰，但在12月3日这天，这4艘巡洋舰四散在广袤的南大西洋各处。在这4艘巡洋舰中，有两艘是配备8英寸口径主炮的重巡洋舰，而另外两艘（包括“埃阿斯号”）则是配备6英寸口径主炮的轻巡洋舰。英国海军部此前曾设想过，如果它们能形成合力，那么“施佩伯爵号”就绝不是这4艘巡洋舰的对手，但前提是哈伍德需要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将这4艘巡洋舰聚集起来，充分发挥数量上的优势。哈伍德平日的旗舰是“埃克塞特号”（HMS Exeter）重巡洋舰，但“埃克塞特号”此时正在福克兰群岛的斯坦利港（阿根廷港）接受紧急维修，距离“施佩伯爵号”最后一次劫掠出没的地方超过4000英里，因此哈伍德暂时以“埃阿斯号”作为自己的旗舰。哈伍德麾下的另一艘重巡洋舰是“坎伯兰号”（HMS Cumberland），此时位于“埃阿斯号”以北1000英里的水域，正在驶往福克兰群岛，以便在斯坦利港接受维修。除了“埃阿斯号”轻巡洋舰外，哈伍德麾下的另一艘轻巡洋舰是“阿喀琉斯号”（HMS Achilles）。“阿喀琉斯号”的舰员基本上都是新西兰人，该舰此前从新西兰出发，自西向东横跨南太平洋，并在1939年10月下旬穿过麦哲伦海峡进入南大西洋。1939年12月3日这天，“阿喀琉斯号”正停泊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

在收到“多里克之星号”和“泰罗阿号”发出的报告后，哈伍德尝试从这艘德国军舰舰长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哈伍德相信，不管这艘德国军舰的舰长是谁，他都会尽快撤出最近猎杀商船的海域。这艘德国军舰极有可能再次向西航行，横穿南大西洋，驶往南美洲。如果这艘德国军舰的舰长想对南大西洋的商业贸易造成最大限度的打击，那么他极有可能会前往多条航线的交会点。南美洲东海岸有两处这样的地方：一处是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另一处是拉普拉塔河宽阔的河口，河口自西向东一直延伸至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在蒙得维的亚附近与大西洋交汇。哈伍德在一张便笺纸上随手画了一下这艘德舰可能的航线并进行了计算，最后得出结论，如果这艘德国袖珍战列舰以15节的巡航速度向西航行，那么它很可能将于1939年12月12日清晨抵达里约热内卢和蒙得维的亚之间的某处海岸。哈伍德最终决定，命令自己麾下的所有战舰（除了仍然需要完成大修的“坎伯兰号”）于12月12日早上7点在蒙得维的亚至里约热内卢航线中间的某个指定位置会合。如果自己预料对了，哈伍德打算届时命令麾下可用的全部3艘巡洋舰立即对这艘德国袖珍战列舰发动攻击。在给各舰舰长下达的命令中，哈伍德写道：“无论昼夜，发现目标就立即发起攻击。”23

事实上，关于“施佩伯爵号”下一步的行动，哈伍德的推测并不正确。这艘德国袖珍战列舰的确向西驶去了，但航速并非15节，而是22节。不过，另一方面，“施佩伯爵号”在途中停了一下，与“阿尔特马克号”补给舰会合并接受了补给。此外，它还在西行途中俘获并击沉了一艘轮船——“斯聚恩肖号”（Streonshalh）。这些行动让朗斯多夫的西行之旅放慢了脚步，所以虽然哈伍德的推算并不对，但他的结论却歪打正着，基本上八九不离十。在俘获“斯聚恩肖号”后，朗斯多夫从船上一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报纸上了解到，英国人一直在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作为护航船队的集合点。此外，一份柏林总部新发来的无线电报也通知朗斯多夫，一支由一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护航的船队将很快从拉普拉塔河河口起航。为了截击这支船队，朗斯多夫决定前往南美洲东海岸附近海域。

与此同时，哈伍德麾下4艘巡洋舰中的3艘已经成功在指定位置会合（“坎伯兰号”此时已完成维修，但仍然在赶往会合点的路上）。1939年12月13日早晨6点10分，英军瞭望员报告水天线上出现了一缕黑烟。接报后，哈伍德立即命令“埃克塞特号”前去一探究竟。“埃克塞特号”的舰长发回了令人兴奋的报告：“我认为这是一艘袖珍战列舰。”哈伍德立即命令麾下的3艘军舰加速前进并展开队形，意图分进合击“施佩伯爵号”。24

其实，朗斯多夫也已经决定发起进攻了。基于柏林总部发来的情报，他认为自己此时面对的只是为商船队护航的盟国护航编队，也就是一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甚至在他准确地辨认出眼前的两艘较小型舰艇是两艘轻巡洋舰后，朗斯多夫也不改初衷，执意保持原定航线，并向自己手下的高级枪炮官F.W.拉森内克（Raseneck）海军中校说道：“我们要击沉它们。”毫无疑问，如果能够获胜，这次战斗巡航将达到一个新的高潮。25

朗斯多夫是在“施佩伯爵号”的前桅楼——舰桥上方一个长5英尺，宽3英尺的小平台——指挥这场海战的。站在这里，朗斯多夫能统观全局，看清3艘英国军舰的航行路线。但这样做也有弊端：他无法在海图桌上分析战局，也无法听取其他军官的建议，只有他年轻的副官站在他身旁。相较于眼前的3艘英国军舰，“施佩伯爵号”拥有射程更远、火力更猛的11英寸口径主炮，这让朗斯多夫占了先机。“施佩伯爵号”齐射的第二轮炮弹就对“埃克塞特号”形成了跨射。在第五轮齐射中，一发11英寸炮弹直接命中了“埃克塞特号”的第二座舰首炮塔（又称B炮塔，位于舰桥的前下方）。这座炮塔被彻底摧毁了，炮塔上的两根8英寸口径的炮管像醉汉一样歪歪扭扭地倒在了一旁。爆炸威力巨大，一并摧毁了“埃克塞特号”的舰桥。除了“埃克塞特号”的舰长弗雷德里克·S.贝尔和另外两人外，舰桥上的所有人都被炸死了。这一炮还破坏了“埃克塞特号”上的全部内部通信。贝尔舰长被迫撤出舰桥，转移至位于舰尾的控制室继续指挥作战，而且不得不通过传令兵发号施令。在20分钟的时间里，“埃克塞特号”连续被7发炮弹命中。很快，“埃克塞特号”就只剩下1门炮勉强还能使用，并且因为进水而向右舷严重倾斜。尽管如此，贝尔舰长仍继续坚持战斗。最终，哈伍德命令“埃克塞特号”撤出战斗，尽快驶回斯坦利港接受抢修。这样一来，哈伍德手中就只剩下两艘轻巡洋舰了，却要面对一艘强悍的德国袖珍战列舰，而且这两艘英国轻巡洋舰也都已经遭受重创。“埃阿斯号”的舰尾中了一发11英寸炮弹，导致两座舰尾炮塔无法继续参加战斗，另有一发炮弹削去了该舰的桅杆。在“阿喀琉斯号”上，一发11英寸炮弹爆炸的弹片飞溅过“阿喀琉斯号”的舰桥，产生了可怕的后果：好几分钟过去了，舰桥上的幸存者才注意到该舰的测距员趴在仪器上，死在了自己的战斗岗位上。26

当然，“施佩伯爵号”也受了伤。最严重的伤害来自“埃克塞特号”发射的8英寸炮弹，有3发命中了要害部位，其中一发穿透了“施佩伯爵号”厚达5.5英寸的装甲防护钢板。两艘英国轻巡洋舰的6英寸炮弹击中“施佩伯爵号”的次数更多，但造成的伤害较轻。此时，“施佩伯爵号”上已有37名舰员阵亡，57人受伤，伤员中包括朗斯多夫本人。他被震得失去了意识，有可能出现了脑震荡。但在苏醒过来后，朗斯多夫一直坚守在前桅楼上指挥作战。27

随后，哈伍德命令仅剩的两艘轻巡洋舰发射鱼雷，但“施佩伯爵号”迅速转向避开了。双方的指挥官这时都获得了一次喘息之机，可以重新评估一下战场的态势。在分析了形势后，哈伍德认为强令手中仅剩的两艘轻巡洋舰继续进攻是非常愚蠢的行为，因此命令英舰撤到德舰的射程之外。朗斯多夫则既没有试图击沉“埃克塞特号”，也没有再下令攻击两艘英国轻巡洋舰，反而默许英舰退出了战斗。在快速巡视了一遍“施佩伯爵号”后，朗斯多夫得出结论，“施佩伯爵号”必须经过维修才能返回德国。“施佩伯爵号”的厨房被摧毁了，如何喂饱舰上的上千人开始让朗斯多夫犯难。该舰的主炮塔测距仪也已经被摧毁，这意味着“施佩伯爵号”的11英寸口径主炮已经不再可靠。不仅如此，副炮炮塔的弹药升降机也已经被摧毁。此外，“施佩伯爵号”的左舷艏还被炸出了一个直径6英尺的大洞，如果试图以这种状态返回德国，“施佩伯爵号”很可能挺不过北大西洋海域的狂风巨浪。没有与任何部下商量一下，朗斯多夫就决定指挥“施佩伯爵号”驶入拉普拉塔河河口，在沿岸某处进行抢修。28

在哈伍德的指挥下，这两艘英国轻巡洋舰一直跟在“施佩伯爵号”的后面，并与这艘德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与此同时，哈伍德还向“坎伯兰号”以及“声望号”战列巡洋舰和“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分别发去无线电报，请求它们尽快赶来。“坎伯兰号”预计将于次日赶到，但“声望号”和“皇家方舟号”可能还需要5天才能抵达。问题是，“施佩伯爵号”在拉普拉塔河会维修多久？哈伍德麾下的两艘轻巡洋舰已经遭受了重创，如果“施佩伯爵号”在维修后重返大西洋，它们对付得了“施佩伯爵号”吗？即使“坎伯兰号”能按时赶到，届时也免不了会有一场恶战。无论这些问题的答案如何，哈伍德都决定留下来。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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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朗斯多夫已经作茧自缚了。根据国际法的相关规定，除了无法继续航行的情况外，交战国的军舰最多只能在中立国的港口停留24小时。朗斯多夫竭力试图说服乌拉圭当局，允许“施佩伯爵号”在蒙得维的亚停留两周接受维修，理由是“施佩伯爵号”已经无法在海上航行了。然而，“施佩伯爵号”的真正问题不是无法航行，而是其战斗力已经大打折扣。刚开始时，哈伍德认为，即使自己无法摧毁“施佩伯爵号”，至少也能“拔掉它的牙齿”，严重削弱它的战斗力，甚至逼迫其用光弹药储备。然而，“施佩伯爵号”此时仍然拥有一定的战斗力，但与此前相比，其战斗力确实已经大打折扣了。正因为如此，朗斯多夫恳求当地官员，希望允许“施佩伯爵号”能在蒙得维的亚多停留一些时间。

颇为讽刺的是，哈伍德此时也希望如此。如果“施佩伯爵号”此刻就出港，虽然其战斗力已经大不如前，但仍然可能会突破两艘英国轻巡洋舰的拦截，因为经过此前的激战，这两艘英舰也已经耗光了几乎所有的弹药储备。甚至在“坎伯兰号”于次日（即1939年12月14日）抵达后，英方也仍无必胜的把握，而“声望号”和“皇家方舟号”预计还需要5天才能抵达。乌拉圭政府最终把期限放宽到了1939年12月17日晚上8点。“施佩伯爵号”届时如果仍未离港，就将被乌拉圭政府扣押。这一决定让英德双方都很失望。在此期间，哈伍德和英国驻蒙得维的亚领事尤金·米林顿——德雷克精心编造并散布了一则假消息，希望诱骗“施佩伯爵号”尽可能久地停留在蒙得维的亚港：“声望号”和“皇家方舟号”已经抵达蒙得维的亚附近海域，正在水天线附近游弋。30

对朗斯多夫来说，避免被扣押比其他一切都重要，因为一旦被扣押，他就会失去“施佩伯爵号”的控制权，全舰官兵也将被关押起来，而且乌拉圭人最终很可能会把“施佩伯爵号”转交给英国人。朗斯多夫并没有奢望“施佩伯爵号”能突出重围，他也很清楚，“施佩伯爵号”不可能一直停留在这里。无线电静默此时已经没什么用了，因此他通过无线电把自己面临的困境汇报给了远在柏林的雷德尔。然而雷德尔并不愿越俎代庖，替5000英里外的朗斯多夫做决断。他让朗斯多夫见机行事：如果可以做到，就杀出一条血路；如果不行，就自沉军舰；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施佩伯爵号”落入英国人之手。在收到雷德尔的回复后，朗斯多夫几乎立刻就做出了决定：“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别无选择，只能自沉‘施佩伯爵号’。”在当地政府设定的驻留期限到达之前几分钟，朗斯多夫和部下在“施佩伯爵号”上升起了巨大的德国海军军旗，并按约定驾驶这艘德国袖珍战列舰越过了4英里的水域线。像他们此前在多艘盟国商船上所做的那样，德国海军的专业爆破人员先在“施佩伯爵号”上安装了炸药，然后全体舰员离舰。1939年12月17日晚上7点54分，6组独立的炸药把“施佩伯爵号”送上了天，爆炸声惊天动地。在10英里外的海面上，英国巡洋舰上的英国海军官兵站在甲板的护栏旁欢呼雀跃。31

撤离“施佩伯爵号”的德军官兵们站在拖船、小艇和德国商船“塔科马号”上远眺。这艘巨舰此时仍有一部分上层建筑位于水面之上，众人神情沮丧，场面死一般地沉静。朗斯多夫本人也已经从“施佩伯爵号”撤离，目送着它慢慢沉入水底。朗斯多夫接下来的目标是确保全体部下的安全，并将他们安全地送到阿根廷，因为他预计阿根廷政府能更好地安置德军官兵。但令他失望的是，“施佩伯爵号”的大部分官兵此后一直被乌拉圭政府拘押，并在乌拉圭度过了二战剩余的岁月。朗斯多夫本人的命运原本可能也会如此，但在1939年12月19日，他将一把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头，扣动了扳机。第一发子弹只擦到了头皮，因此他再次举起了枪，这一次他成功了。

在他自裁之前几个小时，朗斯多夫与一名阿根廷海军军官进行了一番谈话。在这场谈话中，朗斯多夫高声说道，德国出动水面舰艇袭击英国的贸易航线和商船，这一策略完全错了。“德国应当放弃出动水面舰艇实施破交战，”朗斯多夫告诉阿根廷海军中校爱德华多·阿纳曼，“而是应当把所有精力都放到潜艇战上。”32

如果邓尼茨听到这句话，他肯定会表示完全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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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史还有一个补充花絮。虽然“施佩伯爵号”未能逃出南大西洋，但它的补给舰“阿尔特马克号”却成功做到了这一点。满载着299名英国战俘（都是“施佩伯爵号”俘获的英国商船上的水手），“阿尔特马克号”穿过大西洋的中心向北航行，途经冰岛东海岸，然后驶向挪威。在进入挪威领海后，“阿尔特马克号”的舰长海因里希·道命令卸下舰上的枪炮，并把英国战俘藏在底层，这样一来，“阿尔特马克号”就可以以商船的名义在中立国水域寻求庇护。当然，道舰长和他的“阿尔特马克号”仍然需要沿着挪威犬牙交错的曲折海岸再向南航行大约600英里，才能抵达德国的港口。

与此同时，英国皇家海军一直在竭力搜寻“阿尔特马克号”。1940年2月15日，英国人的不懈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一架英军侦察机发现“阿尔特马克号”正停泊在挪威卑尔根以南的约星峡湾（Jøssingfjord）附近。3艘英国军舰很快就出现在了挪威的海岸附近。不顾挪威此时的中立国地位，其中一艘英舰发射了两发警告性的炮弹，炮弹飞过了“阿尔特马克号”的舰首。这迫使“阿尔特马克号”立刻向约星峡湾的深处驶去，因为道舰长深信，英国人不敢公开无视挪威的中立国地位，深入峡湾追击“阿尔特马克号”。33

然而，与朗斯多夫一样，道也作茧自缚了。温斯顿·丘吉尔此时已经被召回伦敦，再次担任英国海军大臣一职。他亲自下达命令，授权英国驱逐舰搜查“阿尔特马克号”，看看该舰到底有没有藏匿英国战俘。在命令中，丘吉尔写道，如果“阿尔特马克号”的舰长不允许英军彻查该舰，那么英国皇家海军部队可以不用管“阿尔特马克号”是否停泊在中立国的水域，“登上‘阿尔特马克号’，解救英国战俘，并夺取该舰”。34

1940年2月16日午夜前不久，在英国皇家海军上校菲利普·维安的指挥下，英国驱逐舰“哥萨克人号”（HMS Cossack）不顾挪威皇家海军两艘鱼雷艇的阻拦，大胆突入约星峡湾。当“哥萨克人号”靠近时，道命令“阿尔特马克号”全速后退，希望能撞击“哥萨克人号”，使其搁浅。然而，事与愿违，“阿尔特马克号”自己却搁浅了，卡在冰面上动弹不得。维安指挥“哥萨克人号”与“阿尔特马克号”并排停靠，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人联想起了大航海时代风帆战舰作战时的场景。一个英军的登船检查小组冲上了“阿尔特马克号”的甲板。在“哥萨克人号”明亮的探照灯灯光下，双方发生了小规模的交火，8名德国舰员命丧黄泉，其他人则跳上冰面往内陆逃去。英军登船检查小组随即开始检查“阿尔特马克号”。英国皇家海军上尉布拉德韦尔·特纳打开一扇通往底层货舱的舱门，大声呼喊：“下面有英国人吗？”这引来了一阵激动的回应：“有，我们都是英国人！”“快上来吧，”特纳上尉喊道，“我们是英国皇家海军，来救你们了。”很多年后，当维安回忆起这一幕时，他绘声绘色地描述道：“‘阿尔特马克号’的上层建筑在冰面和雪地上投下了长长的阴影，阴影前是它那被探照灯照得很亮的甲板。甲板上开始出现被解救的英国战俘，他们大笑着，欢呼着，还不停地挥手，对能够绝境逢生感到无比满意。”35

听闻朗斯多夫不是战斗到底，而是下令自沉“施佩伯爵号”，希特勒暴怒异常（雷德尔的描述是“怒不可遏”）。希特勒坚持认为，如果能够战斗到底，“施佩伯爵号”至少可以击沉几艘英舰陪葬。在与雷德尔的交谈中，希特勒无意中表达了与朗斯多夫临终前所持观点类似的看法。他告诉雷德尔，动用战列舰——哪怕是袖珍战列舰——去实施海上破交战，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因为只要出动潜艇，就能高效地完成这个任务，而且成本更加低廉。也许是出于一种自我辩护，雷德尔向希特勒指出，朗斯多夫的战斗巡航还产生了巨大的间接作用：数量庞大的英国皇家海军舰艇疲于奔命，忙于追歼“施佩伯爵号”。虽然这的确是事实，但希特勒仍怒气难消。雷德尔不得不向德国海军部队下达了一道死命令：“德国军舰必须战斗至最后一枪一弹，一兵一卒，要么取得最后的胜利，要么与高高飘扬的战旗一起光荣沉没。”正如雷德尔两年前预言的那样，在面对英国皇家海军时，除了“英勇赴死”外，德国海军别无选择。36

挪威人的行为也令希特勒暴怒不已。他认为，“哥萨克人号”的英军士兵悍然登上“阿尔特马克号”，是对挪威中立国地位赤裸裸的侵犯，而挪威人不仅没有阻拦，反而袖手旁观。至少在这一点上，雷德尔完全同意希特勒的观点：作为中立国，挪威未能尽到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因此需要付出代价。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