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跨越千年的对话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是西方历史哲学家们的名言。当代史也罢,思想史也罢,它强调今人对古代典籍文本有诠释的空间。正因为如此,历史才不遥远。

立足实际、讲究证据、重视反省的历史学科意识对于观照现实生活具有重要意义。魏晋史大家何兹全先生在《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中曾说,很少人读过“二十四史”,有人遇到问题临时查查《文献通考》之类的书就写文章,因此争来争去,也没有争出个名堂。何先生说得很合理,也许从理论上讲得通的东西,会在历史情境中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最终推行不下去。比如王安石的青苗法初衷是好的,但是不问青红皂白推行青苗法,急于求成,用人不当,伤民害民;明明农民已经苦不堪言,凭空又多了紧箍咒。类似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似乎并不只是古代的事情。要解决中国社会史问题,需要读中国书,掌握中国的材料。

像《资治通鉴》这样大部头的史学名著,是当代人接触古代的重要资料。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资治通鉴》是“皇帝教科书”,执政者应该读;非历史学科背景的人,了解古人的经验,会少走些弯路。尤其是“常”,或者说种种社会规律,对人们指导性更大。

司马光为皇帝讲史,讲的就是“常”。天理、人伦、圣言、事故诸多经得住历史推敲的规律;核心问题是如何落实儒家伦常,拨乱世,反诸正。宋神宗《资治通鉴序》说,该书“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其目的是通过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经验教训的描述警示后人。我们在这些内容中能理解司马光仿效前圣之处,也能看到他借助儒家典籍精神为后世立法作则的良苦用心。

如今《资治通鉴》已经作为一个专门的学问,称“通鉴学”。抗战期间张煦侯先生写成《通鉴学》一书,介绍《资治通鉴》之编纂、史源、史学、书法等一系列问题,堪称经典;新中国成立以后通鉴学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中华书局《资治通鉴》二十卷本,包含元人胡三省的注释,繁体竖排标点,初版于1956年,经久不衰;白话《资治通鉴》版本众多,长期畅销,表现出人们对《资治通鉴》的青睐。

但一般民众读《资治通鉴》,难度是很大的。一部《资治通鉴》,煌煌三百万言,需要人们踏下心来,每天不停歇,也得耗费数年的精力。司马光说,他只见过和他同时代的一个叫王益柔的人,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其他人拿到这部书恹恹欲睡,看不下去。《资治通鉴》难以读完的原因很简单,一是卷帙浩繁,二是一件事的内容分散在不同的年份,三是事件距离我们太遥远。让一般人尤其是青少年朋友接触《资治通鉴》,势必得在这三方面下功夫。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吴乘权的《纲鉴易知录》就给后人带来很大帮助。

往事越千年,但有句谚语叫作“阳光之下并无新事”。如果过了二十年、三十年,如果我们还能清晰记得历史课本上的中国历史年代表,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您也成历史老师了。只有生动、具体、有过程的信息才是有教育意义的信息;空说半天理论,还不如我讲一个具体的事,用生动的情节去打动人。司马光就是如此,踵继圣人作《春秋》之意,以史教人。今天能从历史情境之中恢复当事人的所思所想,这样增加我们的人生经验,这是很不得了的事。啃《资治通鉴》是值得的,即便走马观花也有收获。

如今的历史教育工作的确是碎片化的,但是历史教育除了碎片化之外,还应该发挥体系化的教育功能。不仅某个历史场景能够增加人生经验,更重要的是整部中国古代历史更能启迪人们的思考:治国理政的法子,如果秦走不通,汉行不行?内圣外王的理想,孔孟没机会实现,汉唐宋可不可以?我们会发现古代很多现象,都是今天问题的翻版;当下不少瓶颈能在历史中找到思考方向。这本小书围绕“革新变法”“名士风范”“三国鼎立”“孝文改革”“贞观之治”等主题展开。

编者基于《资治通鉴》的大事进行选文,并予以简要的诠释和翻译。编者都是中国古代史出身,并且对中学历史一线教学很谙熟。虽是文选,也是历史读本,希望这个文本能给读者尤其是青少年学习《资治通鉴》带来帮助。我们相信,抓住生动的人物与大事件,不仅有利于学历史,更利于同学们思考人生。

李凯

202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