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大顺军攻占居庸关时，崇祯正在考选文官。

这是一批准备提拔到中央任职的县令，崇祯问他们扩大饷额和安定人心的办法。

滋阳知县黄国琦的奏对“裕饷不在搜刮，在节慎；安人系于圣心，圣心安，则人亦安矣”平平无奇，却也被当场授予给事中之职。

其实，崇祯早已心不在焉，或凭几而听，或东张西望，坐立难安。

此时，宦官匆匆递进一封密函，崇祯拆阅后大惊失色，立即退入后宫，群臣不知所措。

原来，昌平失陷，祖陵被焚，京师以北已无险可守。

当晚，据手抄本《天翻地覆日记》记载，崇祯终于向周皇后认错：“悔不从汝之言，早令太子南迁。”

崇祯这人冲动易怒，让他低头难于登天。虽然他一生下过五道“罪己诏”，行文也很诚恳，但每次认完错就憋了一口气，窝了一肚子火，必须要找人发泄一通。

翌日，大顺军的东路进至高碑店，西路开到西直门外。

早朝时，君臣面面相觑，束手无策。崇祯悄悄在御案上写下“文武官个个可杀”，示之近侍，随即抹去。

此时，守城总指挥襄城伯李国桢匹马驰至，汗流浃背，伏地哭奏道，士兵不肯抵抗，鞭打一人起，另一人复趴下。

崇祯闻言，大哭回宫，告诉周皇后说：“廷臣惟争义气，全忘忠义。十七年辛苦，仍为若辈误。朕惟一死报祖宗，但苦百姓耳。”

甩锅给党争，倒也是事实。东林党的内阁首辅叶向高曾用一篇《宋论》借古喻今，认为“天下之祸，莫大于人臣之求胜也”，指出北宋的新旧党争是朝廷撕裂、靖康之祸的根源。

然而，正如一家公司因经营不善而倒闭，无论分析人士举出多少客观原因，创始人也责无旁贷。专制政体下的君主既然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就必须为社稷负责到底，除非他有改革制度的智慧和能力。

从这个角度看，因侯景之乱丢掉江山而感叹“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的梁武帝反倒更加坦率。

末日将至，崇祯仍在诿过，周皇后只好旁敲侧击道：“毛文龙不诛，袁崇焕不杀，卢象升、洪承畴不必勤王，贼犹可灭。天运人事，一至于此。”

崇祯道：“除却数人，竟无人可图大事耶？”

周皇后道：“早年求治太急，朝廷皆不安于位。后来已补救不及。或者永乐爷杀戮忠臣太过耶？”

由此可见，崇祯至死都不承认自己是亡国之君，命运却偏要跟他开一个天大的玩笑。

更荒诞的是，满朝衣冠，无一知己，同情他的反倒是他的对手。

李自成从太原向北京进军时出过一个告示，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意即你这皇帝还凑合，就是被周围人给坑了。

的确，崇祯至死都没见过农民军，对李自成的恨也比较抽象。相形之下，他更恨自己下面那帮人。

若论私德，夙夜焦劳的崇祯堪称儒家标准里的好皇上。

他不仅恢复每日早朝的祖制（隆庆荒废为每逢三、六、九日上朝，万历更是长期免朝），坚持了十几年，还好学不倦，如饥似渴地参加经筵日讲（御前讲席）。

一次，他听大学士文震孟授课，由于太累，悄悄地跷了个二郎腿。

文震孟讲到《尚书》里“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一句时，看了他一眼。

崇祯羞愧难当，赶紧以袖遮掩，慢慢把脚放了下来。

还有一次，崇祯上课时发现自己的袖口破了，不好意思地往里掖了掖。

讲官发现后立刻跪下，说陛下不必如此，衣服破了虽不大体面，却是您俭德的体现。

夫唱妇随的周皇后也力行俭德，曾命宦官到苏州收购纺车二十四具，在宫里教宫女纺纱。

不仅如此，夫妻俩还把后宫储存了几十年的辽东人参拿到市场上去卖，补贴财政。同时，他将日常饮食所需之容器改为锡器和木器。

这样一个克己复礼的圣学信徒，吊死煤山时写在衣襟上的遗言却是：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其实，这段话虽见于官修的《明史》，却是小说家雕琢出来的“艺术真实”。

真正可靠的史料是两段标注了信源的记述：一段出自工部员外郎赵士锦，一段出自詹事府左谕德杨士聪。

李自成攻陷北京时，二者均在城中，都曾和到过崇祯自杀现场的宦官交流。

两人的记载均提及陪崇祯共赴九泉的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以及上吊的那棵树下有张遗弓。不同的是赵士锦只提到崇祯的左手写有“天子”二字（应为王承恩所书，以提醒收尸人死者的身份），杨士聪则说崇祯的衣袖上有“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的字样。

同时，杨士聪驳斥了坊间流传的“宁裂朕尸”“尽杀百官，无杀百姓”等遗书内容，斥之为“浅夫愤激之语”。

可惜驳斥很无力，畅销书作家冯梦龙汇总流言，出版了一套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报告文学《甲申纪事》，不仅大骂“在朝诸臣不如妇人”，还替崇祯编了一封血书：“朕之骤失天下，皆因贪官污吏平日隳坏，文臣不合心，武臣不用命，文武俱可杀，百姓不可伤。”

一直到康熙初年，计六奇着手写作明清易代史《明季北略》时，崇祯的遗言才有了定稿。

作为有态度的历史学家，计六奇过滤了稗官野史中有损崇祯形象的语句，保留“皆诸臣之误朕也”这种他生前的老生常谈和“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这种可以拔高他人格的说辞，把崇祯自尽的始末写得跟普利策奖获奖特稿似的，里头充满了生动的细节。

《明史》里的“崇祯遗言”即来源于此。

从冯梦龙到计六奇，知识分子之所以不约而同地借崇祯之口去抹黑庙堂之上的官员，皆因这帮人在国祚衰竭时的表现一言难尽。

之所以一言难尽，在于他们压根没表现，坐等易代，连危急关头出面签卖国条约的奸臣都找不到。

大厦将倾，国库告罄，崇祯向那些聚敛无厌的高官募捐发饷。然而两个内阁大学士陈演（退休）和魏藻德（在职）很不给面子，前者哭穷，后者象征性地掏了五百两银子，逼急了便开始演“毁家纾难”的主旋律。这还算好的，更奇葩的是那些纷纷在自家大门上书写“此房急卖”的宦官。

而两个大太监，一个现任的司礼监掌印王德化，一个致仕的司礼监秉笔曹化淳，倒是各自捐助了几万两白银。

陈演和魏藻德后来分别被大顺政权斩首与拷掠至死，万贯家财全部充公。魏藻德死状极惨，颅骨都裂了，呼号不止，后悔没向崇祯尽忠。

很多人觉得这是天道好轮回，其实把你放到当时的情境下，你也不想捐，因为连皇亲国戚都袖手旁观。

国丈周奎，爵封嘉定伯，平日没少受赏。为了让他起个带头作用，掏十万两出来，崇祯特意加封其为嘉定侯。

没想到周奎大倒苦水，说年景不好，租子收不上来，死活只肯出一万两。

周皇后听说后，从自己的私房钱里拿出五千两，让传话的宦官告诉周奎：你再贴五千两，无论如何凑个两万两出来。

谁知周奎连女儿的钱都不放过，私吞了两千两，最后交了一万三千两。

此人后来被农民军拷打出五十多万两家财，正应了当初上门劝捐的宦官说的那句话：

老皇亲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广蓄多产何益？

即使无益，也要广蓄，因为在周奎和阁臣看来，崇祯的私帑（皇帝的私有财物）多得很。真正装穷的不是别人，是天子。

从万历末年开始，国家财政就经常亏空，各部门都打内库的主意，伸手要钱。崇祯掏过腰包，却发现升米养恩，斗米养仇，越给钱别人越觉得你不差钱。

与之相对，崇祯五年（1632年）有人揭发凤阳巡抚（辖凤阳、庐州、淮安和扬州四府，以及滁、和、徐三州，常兼漕运总督）半年时间就把十七万两公款搬进了自家的小金库。纪纲颓靡到这种程度，崇祯一个足不出宫的孤家寡人，已无法相信官僚集团可以同舟共济。

然而文官更委屈，对喜怒无常、刚愎自用的崇祯，他们已不是信不信任的问题，而是憎恨和恐惧。

明代被杀的大学士一共四个，崇祯一人处死俩。二品以上大员，崇祯亲手干掉二十多个，实属当之无愧的“人间官屠”。

有一回清军南下，攻入济南，大肆屠戮，疯狂劫掠，还把德王朱由枢给掳走了。崇祯勃然大怒，抓了三十六个文臣武将，还不乏省部级高官，全部拉到西市砍头。

在“雷霆雨露，皆是君恩”的时代，即使受刑也应朝紫禁城的方向叩谢天恩，可当天居然有大臣在刑场上对崇祯破口大骂，一副做鬼也要回来寻仇的样子。

君臣离心，上下相疑，励精图治的崇祯就这么起早贪黑地走上了国破家亡的不归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