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

二〇〇一年，春节假期过完，办公室主任就如布里丹之驴面对两捆草无法选择那样，在两名年轻的秘书之间望来望去，最后他对我说：“算了，你去吧。”这种幸福的为难，也像一位将要出门的女士，在把两件外套比来比去之后，选择了其中一件。我想在决定的那一刻，他心底会自然而然地升起一股上帝般安排了某件事的愉悦感[1]。一刻钟后，我随局副政委，乘车至市委政法委，接上一名副科长、一名科员，前往今一乡检查社会综合治理工作。我们四人负责检查北片七个乡镇，今一是第一站。副政委的脸上窄下宽，不大，然而饱满，鬓角剃平，头顶上蓄着一小丛夹杂银丝的头发。很多年来，只要我走进水果店，看见码放整齐的一颗颗菠萝，就会想起副政委头部的构造。有一天我意识到，他的脸其实是上下同宽，之所以显得下面要宽一些，是因为他总是在笑，也许一起床，他就这样规模庞大地笑。在这世界上，有一些绝对的人，有人从来不笑，就有人从来都在笑，都是为了更好地生存、斗争。他能做到副政委，似乎就能说明这一点。一开始我就是这么想的，这样的表情是后天选择而来的。后来，我在他在政协上班的独子那看见同样的笑容可掬，就想到这样的表情可能像卷发、色盲一样，是作为基因一代代遗传下来的。继而我又想，在副政委的早期祖先那，兴许就已将“逢人开口笑”作为整个家族“赖以生存的观念”[2]，如今副政委和他儿子脸上笑容满面，不过是这一古老意志的反映。

白色的桑塔纳警车沿省道北行，至通江岭的分岔路口，选择左边道路朝西行进。晨光照向后挡玻璃，也照向路边一栋栋民居的山墙。时常我有错觉，觉得松脂似的白晃晃的阳光只是刚刚到达这一块块墙壁。在我们的眼睛看见墙壁之前，它们先行一步到达那儿，给我们引路。有时它们甚至滞后于我们的目光。一座微微拱起、显然重修过多次的小型桥梁将中断的沥青马路衔接起来，解冻的溪水从桥下流过。车辆在这里减速。我们看见一家四口在路边建造他们的新居。孩子抱起一块湿润的橘红色砖头，交给爷爷，后者将它递给自己的儿媳。女人用力将它往上抛，站在脚手架上的丈夫，让戴着手套的右手像发现目标的老鹰一样俯冲过来，在砖头恰好来到抛物线最高处时抓住它。他们一家的视线跟随我们的车辆移动。“师傅，过细啊。”坐在副驾席的副政委摇下车窗，对那名丈夫既亲切又拒人千里地说。他们索性停下来，一齐望向我们。在他们的眼睛和脸庞上闪耀着一种自力更生者才有的自豪光芒。半年后，这栋建好的民房坍塌。我扛着一台电池耗电很快的松下摄像机过来拍摄救援情况。坍塌是因为地基在急流溅射的洪水作用下出现位移。据说事发前夜，家里孩子出来，绘声绘色地对伙伴分享一个发现，说从楼板上传来像打雷那样隆隆的响声，家里人判定是一群老鼠在过路。房屋坍塌时，“释放出眼睛可以看到的铺天盖地的灰尘和成堆成堆的瓦砾”[3]，站在楼顶的老人飞到马路上，直接摔死，剩余人被活埋在废墟下。我亲耳听到有人这样感慨：“在场的人恐怕一个不漏地都被活埋了。”我之所以把这一细节写下来，是因为我在《尤利西斯》的第十二章发现了和它完全一致的感慨[4]，并且我也相信，只要是发生建筑物坍塌的事故，就一定会有一个这样的旁观者发出这样的感慨。发出这样的感慨，相当于为这样的免费观赏缴了一次税。驰援的干部、官兵、群众把砖头一块块扔走，急切的动作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芒，同时隐含着对遇难者究竟是死是活的好奇。谜底让人禁不住长叹。一家三口肢体被砸断，到处是大块的瘀青。衣服、头发和闭着的眼皮上覆盖着厚厚的灰尘。当时也是艳阳高照，有人为一名方面大耳、穿白衬衣、始终摆着一副气呼呼嘴脸的副市长打伞。在那个头和双手不停往下垂落的小孩的尸体被抬出来时，因为嫌扛摄像机的我挡住视线，这名副市长伸出他小而肥胖、同时有力的手，将我推向一边。我几乎记得过往人生中一切让我不快的细节。这是一种由高度自尊心演化出来的精神上的执拗性。这么多年了，我还在巴望这个侮辱过我的官员最好能有一个不幸的结局。

在这些半年后的死者的目光注视下，警车继续前行。然后，在它差不多驶入今一乡政府的同时，政府食堂开始做中午饭。汇报在会客室进行，因为采光差，这里仍然保留着冬天刺骨的寒冷与潮湿。房子中间砌着一台取暖用的圆筒炉子，乡长不时用火钳夹住壁板的把手，拉开壁板，把火捅旺，再把油腻发亮的煤块夹进去。炉盖上放置着一只像出土银器的铝制水壶。水烧开时，乡长给我们泡茶。副政委用的是罩着一层塑料丝的老式玻璃杯，乡长给它加水时，将头凑过去，压低嗓门，用差不多只有他两人听得清的音量说：“我总说专门去给你拜年，在乡里值班一直没去，今日反倒是你来看我，你说我几过意不去呢。我办公室有一套杯子一直没拆，是亲戚从景德镇一个瓷厂的窑里亲手拿出来的（听说还是黄卖九大师亲手烧的。黄卖九是俺九江这边人你晓得不，都昌的），恐怕是特等品，我德行浅薄，压不住它，一直搁那儿，我想它配政委你最合适不过。”

“还要你去谋[5]杯子做什么，你看，我这还是用乳胶丝——人家说是乳胶丝啊——缠起来的杯子，你看都磨乌了，一点也不烫手。用了几多年哪，我算下呢。”副政委接过水杯说。他一边抠杯身上的塑料丝，一边展示给大家看（除开我）。

过会儿他说：“整整二十年。”

检查的程序比较简单。乡长将打印好的本乡综治工作年度总结分发给我们，副政委一接到总结，就说：“今一在社会综合治理方面做得相当不错，由乡党委书记亲自抓，乡长直接分管。”在乡长汇报时，副政委不时打断，问上一些问题，于是乡长翻到总结的前一页，把念过的某段再念一遍，就像在“重奏一段行板乐曲”[6]。副政委通过这样的提问显示自己在检查上态度认真，同时对对方的工作充满嘉许。政法委的两人对照市综治委年初印发的综治工作要点，对乡长未曾汇报之处，补充询问。此外还有查阅档案、走访群众和单位等内容，综合起来就是“听、问、查、访”。副政委原本计划下午我们一起携带表格去外边走访，乡长说怎么能让各位领导亲劳玉趾，把群众和单位的代表请到乡政府来就是了。副政委说好。有时候，我们感觉这样的检查和汇报未免进行得太快，收工太早的话，会在吃饭之前留下一段无所事事的时间，另外，也是最主要的，这会让双方都感到自己没有尽到职责。因此，每个人都拖慢自己的腔调，将话语拉长。透过窗户看不见厨房，却能看见从厨房那边飘溢出来的热气，一定是炖了好几样的菜。乡长有一次抓住把手推开窗，让室内透气，我们便闻见菜肴的香味。副政委用一根长钩戳动炉内的煤火，然后用它敲打炉体，问：“这是什么材料呢？”

“这是铸铁的。”乡长说。

“那这个，炉盖呢。”

“炉盖是钢啊。”

“这个呢，排烟管。”

“白铁。”

“你看，我敲打它们，它们就发出不同的音调。”副政委说，“你看排烟管笔直往上伸，接近天花板时九十度角拐弯通向室外，这样就把煤烟送到室外去了，我倒是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乡长问。

“室外要是起大风，不是又把煤烟吹回进排烟管吗？”

“啊，毕政委你问得好。起先是有这个问题的，后来师傅在出风口装了一个拐脖，把烟往天上送，就吹不回来了。”

“妙哉妙哉。”副政委放下钩子，击掌两次，“我们还没听说有风从天上往下吹的。”[7]

那会儿我们正好穿新换发的藏青色警服，它像新版人民币那样引发人的好奇。乡长在炉子边烤了一会儿手，过来摸副政委警服的下摆，副政委马上放下架好的二郎腿，跟着也扯起自己的衣服来。两人像两名沾亲带故的女人，把其中一位添购的新衣捏来捏去。我家在李艾村、田铺村、二房吴家村、莫家乡、城里先后开店，我可是没少见那些去祝贺别人扯了新布或做了新衣的人，她们所表达出的羡慕之情，使后者意识到自己不单是购买了一件生活必需品，同时也获取了一定的社会荣誉。当然，不少被赞美者同样富于生活智慧，她们会说：“我还不晓得你，这样的衣裳你未必看得中，你不挑到最合适的是不会出手的。”

“要我说，比老服装还是厚一些。”乡长说。

“厚什么呢，还不一样是哔叽的，可能这样的颜色让人看起来厚一些。”副政委说。

“是真厚一些。”乡长又揉捏那衣角说。

“我穿在身上，我还不晓得？有句话叫‘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副政委说。

“人合不合适，只有那个知道。”乡长放下衣角，动作轻得像放下一阵烟，与此同时，他和副政委相视大笑。乡长说的这句俗语隐含着淫荡的意思。有可能是副政委用前一句俗语故意把它引出来，也有可能不是，还有可能是故意把它引出来而显得不是。

“衣合不合适，只有我知道。”副政委接着说。

午饭在政府食堂吃。乡长和副政委彼此谦让后，一同坐向上面位。桌上摆着山药炖板鸭、牛肉炖折子粉、葱炒腊肉、肉蒸面、猪肚煲、清炒土豆丝等菜，乡长说：“菜我都交代了，用猪油炒的，猪油硬是好吃一些。”他这样的说法得到副政委的赞同，后者并且发表自己的看法，说：“过去我们以为农村的那套做法不好，现在总觉得是个宝。”一会儿系着蓝色围裙的火工端上来两盘几乎一模一样的鱼，乡长请副政委分别尝尝，哪条是赤湖的鱼，哪条是长江的鱼。副政委用筷子一指，说：“不消尝的，这条是江里的。”

“佩服佩服。”乡长说。

“我是江边生的，如何不清楚呢？”副政委说。

“毕政委没忘本，我听说有些后生连稻谷和麦子都分不清楚。”乡长说。

“真真的，连韭菜和牛吃的草都分不清楚。”副政委一边用筷子敲打桌面，一边说。

酒也备了两样，一样是带包装盒的白酒，一样是用输液瓶灌装的本地农民做的谷酒，自然是喝后一种。我记得在乡长拔开皮塞子时，从瓶口发出一声幽微的闷响，让人“感到那是从万丈深渊里发出来的绝望的呼叫”[8]，它在我们注意的湖面上激出很小一圈涟漪就消失了。一九九七至一九九九年我在洪一派出所上班时，常接触这种谷酒，请客的人一般默认大家都喝谷酒，有时会象征性地问“喝白酒还是谷酒（用洪一人像唧唧啾啾的鸟叫一样美丽的方言发音是‘骨胶’[9]）呢”，得到的答案也都是谷酒。似乎这是再明显不过的：农村做的粮食酒要好过工业勾兑的白酒。然而无论是什么酒，都足以使我的身体出现极大的反应。可恨那些人总是把谷酒从酒的概念里摘取出来，或者在酒的功能之外再赋予它另一种功能，硬说什么“谷酒非酒，不过是粮食”“非但不会伤身，还会健体”。他们边说边将酒盅推到我嘴边，只有我一仰头，不漏涓滴地喝下去，他们才会满足。这使我想起文学史上的一个经典场面：潘金莲鸩杀武大郎。在武植呷了一口、诉苦难吃、犹犹豫豫地去呷第二口时，潘金莲就势一灌，把一盏药都灌进他喉咙里去。现在我在写这段文字时，好似带翅者飞翔在空中，看见那个生活在世纪末的乡下的我，一次次抓着自己将要胀破的头，在夜色中回到派出所。我脚步朝着前后左右的方向乱踏，在推开派出所场院虚掩的铁门时，双手随着铁门远去，双足还滞留在原地，人几乎要扑倒在地。我来到场院菜地，蹲下去。我的左手撑在地上，上身微微前倾，右手食指则探入喉口，有时探一次就可以了，有时得好几次。我不知道这个催吐的原理是什么，只感觉那手指像是去叫阵，惊动敌人之后马上撤回。往往是，我的手指刚刚从嘴里抽出来，一大股被胃液搅磨到一半的食物就哗的一声泄出来。湍急的浊流顶开了我的嘴巴。食物冲出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致我的身体朝前栽去。每呕一次，我就朝前栽一次，现在的我俯视当初的我，就像俯视着一头一次次被杀害的野兽。从食物里飘出比甲胺磷、乐果这些农药还要浓郁、难闻的气味。我吐了一次又一次，最后只剩呕吐的动作而没有呕吐的内容。我的嘴角挂着银丝，等待我用手背抹掉它。我对已经过满的人生充满悔恨，这种悔恨因为在呕吐过程中生理性地出了一点眼泪而变得更加强烈。谷酒还有一个坏处是让人口渴。我在洪一派出所的同事祝机司，酒后找不到水，汲水时又让水桶掉入井里，他稍假思索，下到井口，双手撑住井壁，左一脚右一脚，踩着从井壁里突出来的石块，一步步降到井底，站在水心饮了个痛快。

“‘人参’哪。”副政委谛视着杯中的谷酒，轻轻晃动，送到嘴边。他并未多喝。大家也喝得不多，这是因为下午还有事。乡长说：“毕政委你多喝点，喝醉我安排房间你休息。”又催政法委两位：“胡科长、小李，你们带个头，喝起来。”大家都知道他本意并非如此，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尽地主的本分，免被说成是吝啬。这样的客套并非毫无意义，在缺乏人口流动的小地方，一个人没有受到符合他地位的招待，几乎可以被视为重大的丑闻。我酒量很小，在谷酒——它酒性醇厚而强烈——通过咽喉滑进肚肠时，一团火从脸上烧到耳根。后来，副政委说：“你看小艾脸都红成这样，要不我们算了吧？”于是有人去给大家盛饭。饭后，乡长和副政委各把左手心举到下颌前，用右手捉着牙签剔牙，去办公室喝茶。两名政法委干部去看望一名返乡的退休同事。我因为是第一次来到今一乡，决定四处去走走。那天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的脊背先是发热，后来直刺挠。而风仍旧带着冷意，不过已经不是那种让人厌恨的刺骨的冷，人们仅只做了几秒钟防御，就放弃抵抗，坦然接受它的抚摩。这样清新的风带有一股甜丝丝的味道。沥青路残破不堪，有的地方填着煤渣，穿着带毛领皮夹克的火工骑着载重自行车，小心绕过上一场雨留下的潦水。很明显他是“继承”了儿子的衣服。车的后架悬挂两桶潲水，飘着一股难闻的像酒曲发酵那样的酸馊味。那就是我们刚刚吃剩下的东西，就一会儿工夫，它们已变得如此让人作呕。老火工脸上露出微笑，郑重其事地对我点头。一上午只有他每分钟都在忙碌，现在他把潲水送向猪舍，之后还得给孙子做午饭。有可能，忙碌从昨天下午就开始了。

因为口渴，我几乎在遇见第一家带围墙的单位时就走进去。在乡下，一家像样的单位的标志就是砌有围墙，墙顶插着锯齿形的碎玻璃或瓷片，有的还铺设铁刺，以宣告这是他们的领土范围，主权神圣不可侵犯。我很清楚，在这种单位的场院，往往凿有一口水井。光线将我进入的这家单位的场院分成相等的两部分，一部分暴露在像细小的波浪一样起伏的阳光中，一部分笼罩在办公楼所形成的阴影里。水井围栏是用水泥砌的，突出于地面约有人的膝盖那么高，井栏外的防水层湿透了，说明就在不多久前有人打过水，并且打得过满，以致水大量地溢出。因为被淘米、洗衣的水和清澈的井水反复冲洗，防水层“好像长了鳞片似的显得斑斑驳驳”[10]，不过正是因为这样，人们觉得它是一块干净得没法再干净的地方。在防水层外围放置着一只粉红色的大塑料盆，浸泡着数件衬衫，盆上搁着一块搓衣板，板子上放着一袋洗衣粉，剪开的袋口用小竹夹子夹住。水井外是菜地，生长着叶子又肥又大几乎全然摊开着的卷心菜。这一切都显露在阳光中。我迈上办公楼的后走廊，为四周的过于寂静惊诧，这种惊诧常在那些轻而易举闯进开着的大门的人心里产生，我感觉环绕我的所有物质都在睁大眼，看着我走进一个它们知道然而无法告诉我的圈套。走廊被楼梯口分为两截，楼梯口那放着一双鹅黄色雨靴。我从正对楼梯口的台阶拾级而下，走向阳光中的水井。我抓紧尼龙绳，把铁桶丢进井里，它侧躺在水面上，我甩动着绳索，使铁桶的巨喙多少能吃到一点水。这样甩动几次，它吃进的水越来越多，后来要不是我把它提起来，它就要沉向水底。我用手轮番抓着绳索，将满满一桶水往上提，在这过程中，有一些水像雪块那样坠落下去，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就像那些在海外留学的人看到来自祖国的宣传：回到母亲的怀抱）。我记得将水桶提出来，蹾在地面时，又有一些水跳出桶外，发出啪的一声巨响，使地面变得更加潮湿。在我俯身捧水时，我的脸在晃荡的水波中显现出来，它比山间即将盛开的杜鹃要红，简直有对联那么红。

就是在这时，我听见从身后不远处，办公楼的楼梯上，走下一个人。我停止饮水，扭头望去，一名年轻女性正弯腰解保暖鞋的鞋带，准备换上雨靴。几乎在我的头扭过去的同时，它自己就扭了回来，就像这颗脑袋是装了弹簧合页的门，在转过去的同时就转回来。这样匆匆地看上一眼也许和我们人类的习性有关。一位研究心理学的博士朋友，翻开正在读的《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告诉我，“即使到了现在，我们的大脑和心灵都还是以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在思维”，我们的潜意识需要安全感，对很多事不得不加以注意，陌生人出现时我们会警惕地看过去，但我们又受教养约束，会不去注视很久。我感觉，对雄性来说，频繁地去观察，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发现潜在的交配对象。我整个扭头的时间不超过零点七秒，其中用来看的时间不到它的三分之一。然而就是这差不多只有零点二秒时间的观察，我敢说，比那些美术生围着一名模特整堂课整堂课的观察，看得还要丰富，还要仔细，还要心潮澎湃和刻骨铭心。她的头发很多，不过并不是像麦垛那样高高隆起，发丝散发着光泽，向后梳，在脑后扎成马尾辫。她的眼睛——清澈如洗——像头发那样黑，有黑夜那么黑，生长着长长的睫毛。从这眼睛里放射出的是直率的光芒，请相信，在这光芒里还没有一星半点的狡诈、冷漠和狠毒。她的鼻子显得窄长——但又不是那种吓人的长——而挺拔，鼻尖上没有任何赘肉。她有一张鸟蛋那样圆润小巧的脸，但这种小不是以牺牲整体上的协调为代价，不像有的人个子小而头大，或者个子大而头小，她的头是她颀长身体和谐的一部分，它只能这么大。也许，上帝在造她的时候太过专注外在的比例，而忽视她有一口微微显大的牙床，这使得她的嘴唇微微前突，不过这无伤大雅，因为它还没有明显到成为缺点的地步。她穿着一身浅蓝色的制服，向属员派发制服的机构，都希望用威严、规范的服装夺去属员一部分甚至全部的个性和美，然而现在，这样一套制服与其说是驯服了她，还不如说是成全了她。她纤细的脖颈从扣紧的衣领里伸出来，在领圈和脖颈间尚留有一圈空隙。乳房微微撑起上衣胸部。上衣的下半截像窗帘一样自然垂落，显示她有笔挺的背部和细小的腰肢。能够想象那双修长的腿绝不是病态的骨瘦如柴，长在大腿上紧致而富有弹性的肌肉透过裤子时而显现出来，尤其是在她从楼梯上走下时，大腿这一块的显现就会变得特别明显，这明显的一块区别于裤子的其他部分，就像有时我们在被风吹皱的湖上会发现特别光明、特别平整的椭圆形的一小块水面。

水从我的指间全部漏了下去。在她很明显是朝这边走来时，我的脸再次红起来，我很怕自己作为一个年纪大上几岁的男人，在她面前暴露出自己对她有意的心思来。一会儿我想到我的脸因为喝酒本来就是红的，这后一阵红完全可以躲到前一阵红里，获得它的保护。可是我又想，用这一张红得像猴屁股一样的脸见人，不害臊和羞愧吗。因此，我反复捧起冰凉的井水，浇向自己的脸，试图使它在极短时间内降温。后来，当我停止这一慌乱的动作并且站直身体，我看见她蹲在塑料盆边揉搓衣服。她把袖子挽得很高，双手戴着橡胶手套，一颗颗彩色的水泡从揉搓的衣服间升起。她的脸颊红扑扑的，鬓角有一些碎发不能随着头发的整体归置到后边。从她身上渗出少女肉身令人甜醉的清香。她的鼻子在轻轻呼吸，她脸上那些看不见的细小的毛孔也在呼吸，这些呼吸距离我是如此之近。我在这近处看到的，不过是确证了刚才远观她时所形成的印象和看法：我遇见了自警校毕业后所能遇见的最美丽的女人。并且她极大地缩减了美丽那千差万别、百花齐放的定义，使这个概念定音于一槌，仅仅只符合她。我的心上蹿下跳。人们干完了一件事就得离开，仿佛这是必须履行的义务，哪怕他在别的地方也没什么事要做。我就是这样，我喝完水，站起身，几乎与此同时，就得移步离开这里。我从她身边无奈地走掉，而她的形象正像开足马力的蜘蛛，一次次将我的心包围。这种包围和缠裹是如此迅捷、严密，以致使我觉得自己再没有逃脱的可能。刚才，我是那么口渴，要到这里来汲水，现在我确信，有一种心理上的饥渴，要比这种生理性的饥渴，远为饥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