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梁启超与小说界革命

与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先后兴起，精神气脉相通的小说界革命，在改变小说的社会与文学地位，推动小说理论的发展及小说文体改革，促进新小说、翻译小说的繁荣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

维新思想家不约而同地对小说参与社会启蒙问题予以关注，始于政治变法的准备时期。梁启超1897年1月发表的《变法通议·论幼学》一文，从言文脱离，造成妇孺农氓无不以读书为难事，而《水浒》《三国》《红楼》之类，读者反多于六经的现象入手，提出“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以有所裨益于政治变革。同年，康有为为大同译书局刊印的《日本书目志》写作识语，其有感于上海书肆中小说的销量最大和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翻译与创作小说数量剧增的事实，以为小说“以逮于民治，善入于愚俗，可增七略为八，四部为五，蔚为大国，直隶王风者。今日急务，其小说乎”！本年的10月，严复、夏曾佑在天津《国闻报》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其以为“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持论与梁启超、康有为相同。严复之文的特异，一是把英雄之性、男女之情看作是人类的公性情。英雄和男女既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人性本源，也是文章辞赋稗史小说的永恒性主题。二是以为小说属人心所构之史，不可因小说的虚构特征而轻薄之。

在维新思想家注意挖掘小说社会启蒙功用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开始编织小说救国的神话。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识语》认为：小说对社会民众的导引敦化移风易俗的作用，可补六经正史、语录、律例之所不能，“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康氏此论，是就中国“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的情况而发，而严复、夏曾佑《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又举出“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的海外佐证，小说左右人心，操持天下风俗的作用被维新思想家在不经意间予以夸大。

东渡后的梁启超，对日本流行的“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的政治小说十分欣赏。《清议报》开办的首期，既开辟“政治小说”专栏，并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予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与泰西抒写怀抱、发表政见、改造社会为主旨的政治小说相比照，中土小说“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这也正是关心今日中国时局者译印泰西政治小说目的之所在。在日本政治小说中，梁启超最为推尚《经国美谈》《佳人奇遇》。《佳人奇遇》的作者柴四郎，《经国美谈》的作者矢野文雄，都是日本一时负有名望的政治活动家、报人。梁启超在赴日本的船中，船长以《佳人奇遇》赠读。壮怀激烈的梁启超对此类“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的政治小说心有灵犀，随阅随译。《清议报》开设的“政治小说”专栏，先连载《佳人奇遇》，又续刊《经国美谈》，两部小说刊载完毕，该栏目也便撤销。梁启超以为“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的政治小说是日本文界的独步之作，中国向所未有。中国小说的改革，当从这里起步：“呜呼！吾安所得如施耐庵其人者，日夕促膝对坐，相与指天画地，雌黄今古，吐纳欧亚，出其胸中所怀块垒磅礴，错综繁杂者，而一一熔铸之，以质于天下健者哉。”不满足于遐想的梁启超，此时也开始了他政治小说的创作构思。

1902年10月，《新小说》创刊，梁启超写作《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作为发刊词。此文是小说界革命的宣言之作，其思想与理论贡献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正式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并把小说界革命与新民救国、改良群治紧密联系起来。梁文以特有的气势开宗明义：小说有不可思议的支配人道之力，因而“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文末，作者再次致意：“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二是推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作者从浅而易解，乐而多趣的文体特征和常导人游于他境界，可帮人体味身边世界的思想特征诸方面，论述小说批窾导窍，移人移情优长于其他文体之处。作者认为：“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者。”因而，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三是将小说种目区分为写实派与理想派两类。以小说文学作为媒介，常导人游于他境界，满足读者对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了解愿望的小说，称之为理想派小说；摹写常人行之不知，习焉不察之人生体验和常人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之情状故事的小说，称之为现实派小说。四是以熏、浸、刺、提四字概括小说支配人道之力。熏即熏染，人读小说，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燃，如近墨朱处为其所染，久而久之，其思想遂为小说之境界所占据。浸即浸润，熏染以空间言，浸润则以时间言，好小说如酒，让人十日饮而作百日醉，读小说而有喜怒哀乐，且持久不散，浸之力使然。刺即刺激。熏浸之力作用于渐觉，而刺激之力则如同醍醐灌顶，当头棒喝，使人于一刹那间，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文言不如俗语，庄论不如寓言，因而小说刺力最大，也最易使人顿悟骤觉。提即提升。凡读小说者，必常若自化其身于书中，在不自觉中，思想境界得到提升，熏浸刺之力，自外而入，提之力，则自内而脱之使出，文字移人，至此而极。五是呼吁中国小说界革命。由小说左右人道之作用反观中国小说，则中国小说几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中国人的状元宰相思想，江湖盗贼思想，妖巫狐鬼思想，轻弃信义，奴颜婢膝，轻薄无行，多愁善感之国民品格，无一不由旧小说而造成。今日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将文学救国的神话演绎到极致，其对中国旧小说的评价也有失偏激，它体现了作者看重小说革命，不惜矫枉过正的急迫心态。但梁启超此文中对小说文体与审美特征的体味，借助佛学语言对小说移情感人四种力量的描述，根据创作方法的不同合小说为理想派、写实派两类，都是独具匠心，精细深刻的理论贡献。《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在20世纪初年纷纷纭纭的小说理论中，具有总领统摄的意义。

在《新小说》创刊号上，梁启超还推出了他本人创作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新中国未来记》是作者酝酿多年，构想宏大，以演绎政治理想为主题的政治小说。但小说在《新小说》杂志上连载至第五回作者便中断了写作。根据《新民丛报》十四号上所刊登的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的内容预告，可以大致了解小说的故事构想。作者起笔于义和团事变，试图叙及六十年中国所发生的变化。作者设想：先于南方一省独立，建设共和立宪之政府，与全球各国结平等之约。数年之后，各省群起独立，为共和政府四五，合为一联邦大共和国。先联结英美日三国，大破俄军，颠覆其专制政府，复合纵连横，联合亚洲国家平复由白种人对黄种人歧视而引发的争端，最终在中国京师开一万国平和会议，中国宰相为议长，议定黄白人种权利平等，互相亲睦。已发表的五回作品刚刚讲到维新志士黄克强、李去病游学欧洲归来，切磋政见，联络同志。其谋求一省独立的计划尚在襁褓之中。

《新中国未来记》是20世纪初年新小说中政治小说的代表作。新小说报社酝酿创办《新小说》时，把小说从题材上分类为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写情小说、语怪小说、创记体小说数种。所谓政治小说者，“昔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论皆以中国为主，事实全由于幻想”。新小说报社对政治小说的界定，点明了政治小说的两个特点：一是以小说为载体，吐露政治思想，二是其创作手法以表现理想表现未来为主。《新中国未来记》虽然只写了五回，但上述政治小说的两个特点已表现得十分充分。小说采用倒叙的手法，以1962年中国维新五十年庆典，历史学家孔觉民在上海博览会设讲坛，演讲中国维新历史作为开篇的楔子。小说的第二回，是亲历维新，奔走国事，两次下狱，现为教育会长的孔觉民老先生的演讲。孔觉民把六十年来亲历的维新历史分叙为六个时代：从联军破北京到广东自治为预备时代，从南方各省自治到全国国会开设为分治时代，从第一次大统领罗在田就任到第二次大统领黄克强满任为统一时代，从第三次黄克强复任统领到第五次大统领陈法其满任为殖革时代，从中俄战争起到亚洲同盟成立为外竞时代，从匈加利会议到演讲庆典日为雄飞时代。开篇之初，梁启超便煞费苦心用幻想编织了一个中国政体逐演进、世界最终归于一统的大同世界。自小说的第三回，书中的主人公黄克强、李去病登场。黄、李二人同乡同里，为报国救民之计负笈留学英国，又分别到德国、法国“广集寰宇智识”，“实察世界形势”，数年后经俄罗斯回国。路经山海关，凭眺万里长城，目睹旅顺被瓜分的惨状，感慨唏嘘，酒酣耳热之时，议论中国前途，激昂慷慨。李去病血气方刚，主张一面破坏一面建设，用些雷霆霹雳手段成就惊天动地事业。“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朝廷，还有什么指望呢？”“总是拼着我这几十斤血肉，和他势不两立，有他便没有我，有我便没有他。”黄克强虑事周到沉稳，以为“我们想做中国的大事业，比不同小孩儿们团泥沙，造房子”，因而主张平和的自由，无血的破坏，走君主立宪，进而共和的道路。小说的第三回，便是黄、李的长篇辩论，论辩持续四十余回合，计一万六千余言，被评论者称为“《盐铁论》体段”。

作品对志士国外求学的故事叙述得十分简略，留学对爱国志士而言，只是一段必要的阅历，具有一种象征的意义，救国的学问在泰西，而新民的责任在中国。小说的第四回，写黄、李等二人在旅顺等地的游历。两人听广裕盛老板的讲述而知道俄国人在当地的苛刻暴虐，又听人吟诵拜伦《堂璜》之诗句，而结识爱国志士陈猛，三人志向相同，彼此敬重，相见恨晚。收入《饮冰室合集》的《新中国未来记》至此而终。小说对黄、李上海经历的描绘，又有讽刺与市井小说的意味。

以孔觉民的演讲，描述对新中国未来的畅想，借黄克强、李去病的争论，发表对当下时局的政见，以志士国内的游历，描述中国的现实现状。才华横溢的梁启超，以他对政治小说的理解和对现实生活的解读，作了一部仅引其绪而未终其意的《新中国未来记》。

《新中国未来记》又是一部注定很难再写下去的小说。首先，由于作者着眼于“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其对小说文体以情节取胜，以故事感人的特点无暇顾及，甚至有意漠视淡化。作者希望以小说浅显的白话所表达的对时局对政治的精理名言，及对中国未来美好的畅想所构成的新境界去打动读者，吸引读者，但政见与理想不是可以无限制重复的，作者为了取得先声夺人，抓住读者效果，其政见与理想已在前五回中表述得相当充分臻于完整，再往下写一省独立、联邦政府形成等子虚乌有之事，则缺少吸引读者的情节而更难敷衍成文了。其次，作者写作《新中国未来记》的想法，虽是酝酿多年，但苦于“身兼数职，日无寸暇”，又恐“更阅数年，杀青无日，不如限以报章，用自鞭策”。而真正下笔进入写作过程后，“每月为此书属稿者不过两三日”，没有充裕的时间和从容的心境，一部结构宏大的长篇巨制，又怎么保证可以善始善终呢？再次，作者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编中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使小说“似说部而非说部，似稗史而非稗史，似论著而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作者试图将演讲、辩论、游记、新闻、译诗诸种文类合而为一在小说文体中，而对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描写等基本元素，不甚关注，黄遵宪谓之“此卷所短者，小说中之神采（必以透切为佳）之趣味耳（必以曲折为佳）”，小说作品缺失了小说的神采趣味，其写作也势必难以为继。

《新中国未来记》虽然未能完成，但梁启超的小说改良群治的积极实践和以新意境入旧风格的革新尝试，对当时的小说界具有巨大的示范效应，随着小说界革命的日益推进，小说创作队伍的不断扩大，小说杂志和发表小说报刊的逐渐增多，小说创作与小说翻译在1902年以后骤然由小道而蔚为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