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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色经济学：未老绸缪，我们能做什么？

在经历了四十多年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民众的物质水平持续提高，寿命也在延长。“未富先老”的焦虑已经不仅局限在即将迈入高龄的人群。

整体来看，生育率下降、人类寿命延长等因素叠加，老龄化问题日渐凸显，人口红利消失，养老和医保支出增加，各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据国家统计局预测，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4.87亿，约占总人口35%，用于医养领域的费用将攀升至我国GDP的26.24%。为此，“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上升为战略性议题。

“有备而老”，是政府和家庭部门的共同责任。国家卫计委发布的《“十三五”健康老龄化规划》将健康老龄化定义为贯穿个体生命、社会组织及国家形态的复合概念。

由于新冠病毒对老年人的杀伤力要大于对年轻人，似乎会对“社会老年化”及相应的财政问题有些“微纠正”，但它给许多家庭带来了无尽痛苦，肯定不能成为激发政策调整的选项。

“有备而老”，不仅有发展老人服务的要求，也有经济政策创新的要求。不仅要让老人群体可以继续发挥才智，创造社会价值；也需要通过金融创新，使年轻人今后的储蓄投资可以更有效。

政策创新有几个方面。在给予高龄者基本保障的同时，应该创造条件鼓励他们适度就业。由汤敏博士领导的友成基金是一个例子，他们组织城市里退休的中小学教师到农村去短期做示范教学或帮助培训农村学校的老师。在国家医疗、养老财政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本期专题文章《日本老龄化探索的启示》作者莫邦富指出，为了缓解医养支出的压力，不让孙子辈、重孙子辈等后代背负巨额债务，日本举社会各方力量让高龄者保持健康，通过“防病于未患”、鼓励老年人自愿参与力所能及的社会工作，创造一个高质量的健康长寿社会。《经济学人》将进入“退而不休”这一新人生阶段的群体称为“猫头鹰一族”（OWLS为“Older, Working Less, Still earning”的缩写），他们打破教育、工作和退休的“三段式”人生，“既长寿、又年轻”地安享属于他们的晚年。中国摸索出一条契合国情的老龄化道路，也将为同样步入“未富先老”之列的其他国家提供经验与镜鉴。

金融创新也可以为“有备而老”做出重要贡献。在推崇儒家文化的中国，养儿防老的传统和家庭互助的模式正在被市场化的金融工具与高科技的力量所取代。金融机构和养老、地产等相关产业如果可以认准时机，开发出大众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老龄化的负担就有可能转化为拉动经济的引擎。

例如，信托养老以信托为载体，为受益人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安享晚年的服务。这些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老年人医养、资产的保值增值、资产隔离以及财富的传承等（高华声等，《信托养老，陪你安享晚年》）。又如，从储蓄投资角度来看，目前多半普通个人很难参与投资购物商场、办公楼、酒店等项目，REITs等金融产品的出现使得普通民众也能参与到有稳定现金流收入的不动产项目中（俞乃奋，《不动产投资模式的创新能带来什么？》）。再如，金融机构在完善和推广以房养老的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继续丰富商业养老保险、储蓄养老等方面同样可以有所作为。

同样，“人工智能+医疗”技术的进步，让语音交互、人脸识别和服务机器人、AR、VR等技术在养老领域相继应用，解决了年轻人口不足的问题，而且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银色经济学”里有许多重要而未完全解答的问题，其中包括什么样的理念和行动能让我们更坦然地迎接暮年，享受晚景。要实现老有所养与老有所乐，我们需要前瞻性的财富管理和养老规划，需要更多的政策创新与金融创新。

愿银色经济的发展让天下慈眉善目间全是闲适淡然。

《复旦金融评论》主编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学术访问教授

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