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72年，苏珊·桑塔格曾计划写一部题为《论垂死的女人》、《女人之死》或是《女人如何死去》的作品。在她日记里的“写作素材”一栏中，桑塔格列下了十一场死亡，包括弗吉尼亚·伍尔夫之死、玛丽·居里之死、圣女贞德之死、罗莎·卢森堡之死，以及艾丽斯·詹姆斯之死，等等。[1]1892年，四十二岁的艾丽斯·詹姆斯死于乳腺癌。詹姆斯在日记中将自己的乳腺肿瘤形容为“我乳房里这邪恶的花岗岩般的物质”[2]。1974年，四十一岁的桑塔格确诊乳腺癌。经受治疗后，她写下了《疾病的隐喻》一书，书中引用了詹姆斯对乳腺肿瘤的这一比喻。[3]

《疾病的隐喻》所描绘的是完全不带个人色彩的癌症。桑塔格拒绝将“我”和“癌症”这两个词写进同一个句子里。蕾切尔·卡森于1960年确诊乳腺癌，那年，五十三岁的她正在撰写《寂静的春天》——这本书后来成了癌症文化史中的重要著作。卡森生前从不公开谈论自己的病情，最终，她在1964年死于癌症。[4]在接受癌症治疗期间，桑塔格的日记异乎寻常地寥寥可数、内容单薄。这体现了乳腺癌对于思考的消耗——这种消耗主要来自化疗可能对认知产生的严重而持久的影响。1976年2月，在接受化疗期间，桑塔格写道：“我需要一个精神健身房。”她的下一篇日记写于数月之后。1976年6月，她写道：“当我能写信的时候……”[5]

在杰奎琳·苏珊1966年的小说《纯真告别》中，有一个人物詹妮弗在确诊乳腺癌后因畏惧乳房切除术而服药自杀。詹妮弗说：“我这辈子里，癌症意味着死亡、恐惧和一些可怕到我不敢面对的东西。现在我得了癌症，有意思的是，我怕的根本不是癌症本身——即使那已经是死亡宣判。我怕的只是，它对我的生活造成的破坏……”[6]女性主义作家夏洛特·柏金斯·吉尔曼于1932年确诊乳腺癌，她也以自杀结束了生命：“比起癌症，我宁愿选择三氯甲烷。”[7]小说家杰奎琳·苏珊在四十四岁时确诊乳腺癌。她死于1974年，即桑塔格确诊的那年。

1978年，四十四岁的诗人奥德莱·洛德确诊乳腺癌。与桑塔格不同的是，洛德选择在她著名的《癌症日记》中将“我”和“癌症”关联起来。洛德的书记录了她的诊疗过程和她对斗争的号召：“我不愿这本书仅仅成为对悲痛的记录。我不愿它仅仅成为对泪水的记录。”对洛德来说，乳腺癌的危机意味着“勇士对又一件武器的精心审视”[8]。洛德于1992年死于乳腺癌。

英国小说家范妮·伯尼于1810年发现了自己的乳腺肿瘤。同洛德一样，她用第一人称记录了自己的乳房切除术。[9]她接受切除术的那个年代还没有麻醉剂。在整个手术过程中，伯尼的意识是完全清醒的：

……数月而非数天或是数周以来，每每提及那可怕的东西，我都像是重新亲历那痛苦！每每念及此事，我都无法逃过这惩罚！我病了，我被一个问题打乱了阵脚——哪怕是今天，在那件事结束的九个月后，我依旧因这种讲述而头痛！而这悲惨的讲述啊……

桑塔格在思考如何在《疾病的隐喻》中书写癌症时，曾在日记中写道：“［要采用］格言式写作。”[10]乳腺癌与这个可能会“提及那可怕的东西”或是做出“这悲惨的讲述”的“我”毫不协调地并存着。这个“我”有时候被癌症摧毁，有时候则被它所指代的那个人先发制人地摧毁——通过自杀，或是通过写作者不允许“我”和“癌症”这两个词同时出现的固执想法：

“……于2014年被诊断患有乳腺癌，那年她四十一岁。”（被删去的是“我”这个词。）

或者

“2014年，四十一岁的我被诊断患有……”（被删去的是“癌症”这个词。）

小说家凯西·阿克于1996年确诊乳腺癌，那年她四十九岁。她为《卫报》所写的癌症记录《疾病的礼物》显得异乎寻常地直白。在文章开头，她写道：“我对这个故事的讲述将如我所知。即便是现在，这故事依旧让我觉得陌生。我不明白自己为何要讲述它，我并非感情用事。或许只是为了说出，它确实发生过。”阿克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讲述自己的故事，却还是讲下去了：“去年4月，我被诊断患有乳腺癌。”[11]阿克于1997年死于此症，彼时距离她确诊刚刚过去了十八个月。

尽管乳腺癌可能出现在任何有乳腺组织的人体内，但是女性依旧承受着这一灾难的绝大部分重量。灾难以多种形式降临在罹患乳腺癌的女性身上：早逝，痛苦的死亡过程，致残的治疗方案，致残的迟发后遗症，失去的伴侣、收入和生活能力；而同时，乳腺癌的灾难也通过疾病的社会属性如沼泽般降临——它的阶级政治，性别化的界限，种族之间失调的死亡比例，以及它在混乱的指引教唆和残酷的故弄玄虚之间循环往复的信息谜团。

如果说少有疾病给女性造成的灾难像乳腺癌一样深重的话，那么像它一样带来如此浩繁痛苦的病症就更少了。这样的极度痛苦不仅关乎疾病本身，也关乎那些与之有关的书写，或是那未被书写的，抑或是那有关是否书写、如何书写的决定。乳腺癌这种疾病所呈现的冗杂命题，在于它应作何形态。

而这一命题的答案往往是对于冲突元素的删节以及对这些删节的阐释和修正。对于洛德这样一位非裔同性恋女性主义诗人来说，被删节的是癌症，而围绕这种疾病的缄默成了她通向政治生活的入口：“我的使命是用自身去填满我曾体会过的那些缄默，直到它们拥有最明朗的白日和最响亮的惊雷。”[12]而对于身处上流社会的白人文化评论家桑塔格来说，被删节的是个人。正如她在为后来的《疾病的隐喻》一书构思书名时写下的注解：“只考虑自己就是想着死亡。”[13]

桑塔格为自己未写出的著作所拟定的第四个书名是《女人与死亡》。她说：“女人不为彼此而死。不会有如同兄弟之间的死亡那样的‘姐妹之间的’死亡。”但我觉得她错了。“姐妹之间的死亡”并不是女人为了彼此而死：它是在疏离的平行下发生的死亡。姐妹之间的死亡，是女人因身为女人而死。1991年，四十一岁的酷儿理论家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确诊乳腺癌，她曾著书描写乳腺癌文化对于社会性别的令人惊异乃至残酷的强制定义。塞奇威克在自己确诊之时写道：“老天，现在我想我真的必须做一个女人了。”[14]就像S.拉克兰·贾因在《恶性》一书题为《患癌症的男人腔》的一章中写的那样，“一个小巧迷人的诊断威胁将你吞没，直至你陷入那女性身体所施与的典型死亡中去”[15]。塞奇威克于2009年死于乳腺癌。

或许如桑塔格所称，女人不会为彼此而死，但她们因乳腺癌而带来的死亡并非不存在牺牲。至少在这个“意识”（awareness）——这暴利的、被粉红丝带包裹着的、“治愈”的替代品——的时代，我们被这样告知：一个人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而必须舍弃的并不是她的生命，而是她的故事。洛德曾经试图用书写去占领乳腺癌周围的缄默，而如今那缄默被一种嘈杂所替代——与乳腺癌相关的语言不断疯狂生长，直至形成这种嘈杂。在我们的时代，难题不再是面对缄默发声，而是尝试在那摧枯拉朽的噪声中形成一种抵抗。桑塔格和卡森对于将自己和这种疾病关联起来的抗拒在今天被一种义务所取代——凡是患癌的女人必须建立这种关联。

而我要像阿克一样声明自己并非感情用事。下面这个将我和我的乳腺癌关联起来的语句即便算不上是个感情用事的故事，也起码称得上是有关意识形态的：

“我于2014年被诊断患有乳腺癌，那年我四十一岁。”

如此看来，乳腺癌应有何等形态也是一个政治话题。对于意识形态化的故事，我总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去讲述，却还是会讲下去。那同时包含“我”和“乳腺癌”的句子形成一种危险且无处不在的“意识”。如贾因描述的那样，缄默已不再是寻找乳腺癌解药的最大障碍：“癌症的无处不在使它落入无迹可寻的泥潭中。”[16]

在所有乳腺癌患者中，只有那些幸存者时常会被纳入这铺天盖地、尽是粉色的意识舞台中。叙事往往偏爱胜利者。讲述一个有关乳腺癌的故事就应当是讲述一个有关新自由派自我管理的故事——它的叙事围绕原子化并完全独立的个人成功，围绕自检和之后的乳房X射线检查、应规蹈矩而治愈的疾病、五公里跑、有机绿色果蔬汁以及积极向上的思想。正如艾伦·利奥波德在她的乳腺癌历史著作《暗淡的丝带》中指出的那样，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为乳腺癌的叙事传统带来了一种变化：“外部世界被认定为一种既定事实，一块为正在上演的个人戏剧而准备的背景幕布。”[17]

在这些前提下，仅仅书写一个人自己并非仅仅[18]书写死亡，也是书写一种具象的死亡或是类似死亡的状态，这种状态不接纳政治、集体行动或是更广义的历史。乳腺癌的工业致病源，医学中的厌女倾向和种族偏见历史及恶习，资本主义巨大的营利机器，以及乳腺癌带来的痛苦和死亡在各阶级间不平等地分布，这些都被当今常见的有关乳腺癌的文学形态忽略了。仅仅书写一个人自己也许是书写死亡，但书写死亡也就是书写每一个人。如洛德所写：“我的心上刺着那些没能活下来的女人的名单，而那里永远有一个位置留给一个新的名字，我自己的名字。”[19]

1974年，已被确诊的桑塔格在日记中写道：“……到目前为止，我思考的方式既过于抽象又过于具体了。过于抽象：死亡。过于具体：我。”她认可了一个所谓中词的存在：“既抽象又具象。”这个在自我和死亡之间既抽象又具象的词是“女人”。“于是，”桑塔格补充道，“一整个死亡的新世界在我的眼前升起。”[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