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死之身：一位乳腺癌病人的生死独白
- (美)安妮·博耶
- 10601字
- 2023-03-07 17:11:57
梦寐者
1
技师离开检查室后，我转向屏幕，试图辨清由肿瘤、网状神经还有小号高亮字体写明的我的病理及我的未来或是结局。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肿瘤的图像，它是那屏幕上的一团阴影，一个带有崎岖条状突起的圆。我坐在病床上，用苹果手机拍下了那个肿瘤。那是属于我的肿瘤。
得知自己生病时，我正处于临床医学和个人感知的交会点。我穿着每年夏天都会穿的绿色背心、短裤和凉鞋——接着是意外的发生；接着是那穿着灰色套装的严肃女人，她以坚决的语气做出灾难判决，那些严肃而令人信服的专业术语逐渐布满我所处的室内恒温系统；接着是我的惊慌失措，诊断的逐步细化，我与朋友间惊愕的聊天记录。一位调查员装扮成社会制度的总和，进入我的生活，声称他们将对某人（也就是我）现在还未曾察觉但早晚会出现的感知展开调查。
将一系列事物或行为从某个系统中抽取出来，重新归类，再放入另一系统，这一过程类似占卜。对占卜师来说，北飞的鸟预示着明天的幸福，而在茶渣里能读出两个爱人和将毁灭他们的第三者的故事。这样一来，鸟的高飞就脱离了“迁徙”这个定义；而当茶成为有关恋情终结的传说，我们也不再想去喝它。
将一个或一系列事物从某个系统中抽取出来，重新归类，再放入另一系统，这一过程也类似诊断：提取我们身体的信息，重新排列那些来自体内的物质，强行将之纳入一个疏远而陌生的系统中。我的肿块本存在于我自身的系统中，而当放射科医生将它的BI-RADS[21]分级定义为5级后，它便在癌症系统中安家，自此成为一个肿瘤。像是从飞行中解脱的鸟和挣脱了束缚的茶，收到诊断的人从此脱离了她曾认识的那个自己。
在感觉完全健康时被确定无疑地宣告患病，如同还没能在柔和的不确定性中温存哪怕一小时，没能以先发制人的忧虑平复自己，就坠落在语言的冷酷上。那冷酷说：“现在你得到的并非某个问题的答案，而是一个将生活一劈为二的名字。”病症不曾费神向感官报到，却在荧幕中闪光；光线是被加密、解密、传送、分析、评级、研究、贩卖的声响与信息。在服务器中，我们的健康状况显示出恶化或是改善。过去，我们在自己的身体中患病；而如今，我们病倒在射线的集合中。
欢迎来到以字母为名的众多探测器内：MRI，CT，PET。[22]戴上耳罩，穿上又脱下病号服，举起又放下手臂，吸气，呼气，血液被抽出，染色剂被注入，检测棒被拿起又放下，挪动或是被挪动——放射科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变成一个由光影组成的病人。那里有安静的技师，吵闹的撞击声，温热的毯子和成像时的哔哔声。
医院里的影像并非静态影像（image），而是成像过程（imaging）。我们在涌起又平息的声波中，在闪烁的光影和底片里，在鲜艳的注射用染色剂中成为病人；我们依仗“拥有身体”之普遍法则所赋予的权力，被冠以成像族（imagelings）的名号。“憋好尿再来。”技师在电话里对成像族说，同时谋划着去打探我们有趣的体内世界。超声波能在人的子宫中找到新生命，也能找到正在孕育的死亡。
我们生病，然后我们的病症跌落到科学那冷酷的掌心上，跌落到从容自信的显微镜玻片上，跌入卑劣的谎言、同情和公共关系里，跌入浏览器的新页面和书架上的新书里。而这具身体（我的身体），它对不确定与不可知之事缺乏天赋；它在癌症的陌生术语中摔碎，坠落到语言的裂痕中。
有些人在身体感到不适时并不采取行动；有些人将他们的症状提交给搜索引擎，但仅此而已；而另外有些人有条件告诉专业人士自己哪里感到疼痛，以便专家争相提供诊断叫牌[23]。这第三种人会沿着一系列症状追逐一个承诺。他们要求做检查，质疑问题的答案，千里迢迢去拜访那些有可能看出他们到底哪里病了的专科医生。
如果症状流传得够久，一系列不适可能会得到被冠名的恩典：某种疾病、综合征、过敏症，一个个可用来搜索的关键词。有时单是这样就称得上是治愈了——似乎受理申诉本身就是一种补偿。有的时候，给人提供一个用来称谓他们所受痛苦的名字是对付那痛苦的唯一疗法。
在这个有太多人在遭受太多痛苦的世界，有一种普遍的患病状态，这种状态形态模糊，常被忽视，但它至少向人们提供了进入一个不明确共同体的入会许可。有待诊断的不适形成一片感知布景，装满未经疾病范畴驯服的古怪疼痛和突发感受。无名的不适要么被搁置，要么被贬为普遍现象，要么被打发至与精神科为邻。
受神秘不适折磨的身体将自己暴露给医学，期望获得用来描述自己所受痛苦的词汇。若那痛苦未能得到足够描述它的字眼，忍受痛苦的众人便要一起发明它。于是待诊断的病人发展出有关未经驯服的疾病的一类文学、一派诗歌，以及有关他们对答案的找寻的一种叙述。他们费尽心思调整饮食、鉴定养生方案以应对医学的失败。在精简进食、矫正性防治以及一次次专业人士检查汇合成的混乱场面中，健康与不适都走失在医学的边界，它们抵抗疾病的定义，也拒绝痊愈的可能。
而癌症向来不愿安静入场，它总挟卷着一大波专家和尖端技术隆重降临，在监视和专业人士的宣告中到来。我们的感官几乎无法告诉我们有关这场疾病的任何信息，医生却要我们相信那些我们所无法看到、察觉到的一切有可能会杀死我们。于是我们就这么相信了。
“他们告诉我，我得了癌症。”在化疗注射室里，一位老人如此对我说。接着他低语：“但我持保留意见。”
而我们早就知道有哪里不对劲，知道这世界错了（它灾难性地错了），知道我们错了（同样是灾难性地错了），知道各处都是灾难性的错事（任它是什么事）。
我们在群体性健康的虚饰下病着，又在让人揪心的病中世界里安然无恙。
我们孤独，却无力建立切断孤独所需的联结。
我们过度劳累，却醉心于自己的不辞辛苦。
我想我病了，在某种意义上病了；我感到不适，精神层面上的不适；我在一时的浮士德精神中倒下了，倒在这与魔鬼交易的世界中。
2
生于尼禄统治下的古希腊演说家埃利乌斯·阿里斯提得斯为了治疗自己的疾病，曾睡在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神庙中，遵从梦中医神的指引。阿里斯提得斯患病时二十六岁。之后的很多年，他都和众多梦寐者一道，住在阿斯克勒庇俄斯位于帕加马古城的神庙中。在那里，病人等待医神的旨意，伫候神圣的处方在他们的睡梦中出现；醒来后，他们便遵从那些处方的指引。如今，我们睡在已被遗忘的神的辖区，统计数据成了一种隐秘不明的神秘主义。
我们这个世纪极其擅长制造噩梦，却对解析梦境一窍不通。在梦中，我同一位曾夸我打扮得好看的肿瘤科医生一起闯进奥克兰市梅里特湖旁的全食超市[24]。同样在梦中，麦当娜是我两门课上的学生，她赤裸着胸部来上课。我为了某个目的去了某个村庄，费力拖运过多的器材。村庄里有一些名人，但我记不清是谁。我与人展开一场关于整个世界和天堂的辩论，接着和我辩论的男人发信息跟我说：“我正试图弄清楚你是从哪个中心来的。”
初被诊断的病人有了互联网便成了信息中的梦寐者。数据像是小小的神灵一样到访。我们醒着，死盯着屏幕中的深渊度过一天，体会着被量化的束缚，尝试着在读柱状图时保持呼吸。我们的脑袋里装满样本量和存活曲线，双眼蒙眬，身体对那些数字和公式满怀敬意。
植入化疗输液港[25]会很疼，护士告诉我。越年轻的病人，植入输液港时会越疼。我忍着不洗澡、不梳头，不再随心所欲地移动身体。我不再去想自己身体的其他部分以及它们还能做到的事，因为疼痛的部分使其他部分都逐渐褪去了意识。这时有人发给我用小苏打治疗癌症的链接。另有一位曾经的学生写来电子邮件，询问我是否听说过果蔬汁疗法。
公元2世纪70年代初，在马可·奥勒留统治下那令人忧心的年代，患病后的埃利乌斯·阿里斯提得斯写下了他的“梦之书”《神圣传说》（Hieroi Logoi），讲述来自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旨意。[26]传说阿斯克勒庇俄斯是阿波罗和一位人间女子的儿子，马人抚养他成人，教授他医术之道。在某个版本的神话中，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医术太过精湛，以致冥王哈得斯担心冥界会因此变得空荡，便派人杀死了他。《神圣传说》不单是对神旨处方梦境的记录，同时也是有关在某时某处拥有某个身体的自述。神圣的做梦者带着莎草纸进入孵化梦境的房间。对罗马人来说，做梦似乎就是为了让人将梦境记录下来。据称，在阿里斯提得斯“梦之书”的原始素材，即他记载梦的日记中，有着三十多万行的梦境记录。后来，学者将他那无缘被后人阅读的日记称为“被否决的”讲述方式。[27]
《度亡经》同样提供了解析梦境的指南，供人将梦当作有关病情发展的预言来剖析。书中，作者从不同的梦境中预见死亡的来临：被乌鸦或是痛苦的游魂包围，被一群死人拖着走，或是赤身裸体、头发被剪断。癌症治疗使得我时常几近全裸，一头短发。我查阅PubMed[28]而非我的梦境来搜寻线索，解析自己还能活多久；而读得越多，就越是害怕死于残酷又昂贵的治疗过程。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不甘心的我在眼前的数据、网店和假发店的买家评价中交替往复。我想象自己身上戴着一千件假物，体内含着另一千件假物——一千件假物即将出现，一千件假物正汇聚成形，而另有一千件假物逐步退却。
古代医学家盖伦曾写道，阿里斯提得斯的身体虚弱无力，灵魂则十分强壮，像他这样的人很少见。[29]阿里斯提得斯在“他的整个身体都日渐衰弱”时依旧持续写作、教学、讲演。我在网上搜索我的病，而后在它那超现实的数据化搜索结果中感到孤立无援。我虽然对自己灵魂的强度谈不出什么具体看法，却也是个必须工作以维持生计的普通人。于是在患病期间，我同样持续写作、教学、讲演。在处理待办事项的间隙，我搜索死亡，绝望地渴求某项研究能告诉我，我会活下去。我开始梦到死亡，并清楚地明白我不该遵从梦的指引。我醒来，祈求自己这具身体能成为终有一死的世人命运中的例外。我在LifeMath[30]上阅读预后的估算结果，接着又睡去；梦里，死亡以数据曲线的形态出现在我眼前。
发现它的那天，我正在写一个我已经写了很久的故事。故事有关我如何和某个人重新在一起，我们为何不该在一起，以及我多么希望我们能尽快停止这样在一起。我们并不快乐。我们向来没办法做到共处一室而不睡到一起，但睡到一起后的我们又总是不快乐，就这样我们不断回归到这样的处境，在床上，不快乐。我们认识彼此很多年了，而我们对彼此的认知是一张经久不衰的网，网上写满了我们不该，捕获着我们自作自受的荒谬痛苦。
先是做爱，接着是被发现的肿块，接着是上电梯去取电影票，接着打电话预约医生，接着在日记里写，我多么希望我们也许终于离不再仅仅因为地球上有对方存在就苦不堪言更近了一步。我没写下我们发现我胸里有块什么东西，或是我们看的动作片的名字，或是我们下床的时间。
那时我对癌症知之甚少，让我恐惧的并非癌症本身。我的恐惧来自搜索引擎。我害怕当我输入“胸部肿块”时电子屏幕会弹出的内容，害怕流传在博客和论坛间的疾病文化，害怕被动变为病人的过程——那病人带着称呼、签名、剧痛、网络新词，和别人的鼓励。转移性，义乳，NED[31]。自第一天起，我便为自己的这些词语而恐惧。
接下来的事平淡无奇——我在日记中以精准的回避手法，记录下当人因某事忧虑却不肯明说时的细微动作。我写下自己如何洗衣、扫地、铺床，发誓会结束这段棘手的恋情。我将这个故事讲给自己，以逃避讲述另一个故事。
我们被告知癌症是个入侵者，要与之斗争，又被告知它是我们自身偏离正轨的一部分，或者是一种野心过于旺盛的细胞类型，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比喻，是应与之共存的自然现象，是死亡的某种特定媒介。我们被告知它在我们的DNA里，或者在这个世界里，再不然，便是在基因和环境难以辨清的混合物中，没人有能力或动力去找到它。我们得到的只有概率中的噪声，它告诉我们，起因存在于我们的身体中；而概率中的沉默——癌症的来源遍布我们共处的这个世界——却未被通报。我们的基因被检测，但饮用水没有被检测。我们的身体被扫描，但空气没有被扫描。我们被告知它存在于我们情绪的错误里，或是被告知它存在于我们肉身的必然中。我们被告知疾病和健康有别，急性和慢性有别，活着和死去有别。癌症的消息出现在显示过总统大选新闻的屏幕上，与它同时到达邮箱的还有社交媒体上的好友邀请。放射科医生使用的散列线标志和无人机驾驶员的一样，承载着癌症的屏幕同时也上演着所有经过调停的全球恐怖行动和非现实事件。
罹患癌症的感觉一点也不真实。癌症给人的感觉像是一个外星生物，被工业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以忧虑为由头，促成了一场与人类的意外碰面：始于星际，感知参半，糟糕透顶。癌症治疗像是一场梦境，我们只能从中不完全地醒来，接着发现不完全地醒着是“梦之书”的另一章节，书中的梦是一份文献、一个容器，装着醒来和沉睡、一切欢愉和痛苦、不能承受的谬论和随之而来的喷薄的意义。梦中的每一刻都广阔得让人无法忘却，而关于梦的每一缕回忆都很快被健忘的人们所遗弃。
胸外科医生说，患乳腺癌最大的风险因素就是拥有胸部。她要我有人陪伴才肯告知我第一次活检的结果。我的朋友卡拉做着按小时计薪的工作，如果请假就会失去生活所需的薪水，于是她不得不在午休时间开车到郊区的诊所陪我，好让我拿到诊断结果。在美国，若你不是某个人的孩子、父母或是配偶，法律并不会为任何人请假照顾你提供保障。[32]如果你在家庭的围城之外被人爱着，法律不在乎那爱有多深刻——即便是被世上所有不被官方承认的爱包裹，当你需要他人照顾时，这照顾也只能在暗中偷来的片刻中发生。我和卡拉坐在天窗下的浅褐色会议室里等待医生时，她把随身携带的小弹簧刀递给我，好让我藏在会议桌下的手在紧张时有东西可握。经过这一系列戏剧化的事前准备，医生所讲的不过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信息：我有一个——至少一个——恶性肿瘤，3.8厘米，位于我的左胸。我将浸满汗水的小刀还给卡拉，而她回去接着工作。
由胸外科医生送交给肿瘤科医生之后，我拿到了余下的病理报告。在悉达多·穆克吉关于癌症的“传记”《众病之王》中，波斯王后阿托莎是位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乳腺癌患者，患癌的她从公元前550年穿越时空去寻找治疗方案。我第一次去肿瘤科也是我第一次去满是化疗病人的候诊室，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皇室成员，从此，穆克吉那有关贵族患者执着于巡视不同医学历史的思想实验在我眼中化身为癌症文化中常见的典型谬论。癌症并非一成不变地封印在无关历史的身体内，在技术进步的轨道上移动。[33]没有病人是完全孤立的个体，每一位受难者——那些苦于癌症治疗的人，还有那些苦于照顾癌症患者、疲惫不堪的人——都夹杂于星罗棋布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中，受制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细节。
疾病的历史并非医学的历史，它是世界的历史；而人拥有身体的历史，是为少数的利益对余下的大多数所做之事的历史。
在一张黄色的纸片上，肿瘤科医生写下了“荷尔蒙受体阳性乳腺癌”，字迹就像小孩子的一样——因为他长得实在很像小天使，我和朋友后来私下叫他“宝宝医生”。他解释说这种亚型有对应的靶向疗法，然后在纸上把这几个词画掉。接着他写下“HER2阳性乳腺癌”，解释说这种亚型也有对应的靶向疗法，然后又把它也画掉。接着他写下“三阴性”，解释说还没有针对这种亚型的靶向疗法。这种亚型占乳腺癌的10%—20%，相对其他亚型，它可选的治疗方案最少，预后显著欠佳，死亡率很高。他说这就是我所患的亚型。他说我的肿瘤是坏死性的，也就是说它生长的速度太快，没顾上给自己搭建基础设施。他写下肿瘤的生长率：85%。我问他这数字意味着什么，他告诉我说Ki—67[34]标记指数“但凡高于 20%”的都是高侵袭性肿瘤。接着他说，“新辅助疗法化疗”，意思是要“立即开始”。[35]我没有同意再次接受活检。我不想去检测剩下那几个医生担心是肿瘤的活体组织和硬结：一个确认无疑的肿瘤已经是够坏的消息了，而它的治疗过程将极具侵略性。再来一次痛苦的干预性检查去探清还有什么别的肿瘤，我觉得这没有任何意义。
有一件事穆克吉在书中说得没错：如果波斯王后阿托莎所患的是抗化疗的三阴性乳腺癌，“她存活下来的概率将几乎不会有什么改变”[36]。宝宝医生暗示我，不接受化疗就等于选择死亡。我想，若接受化疗，感觉则像在死去却或许又能活下来，或者是死于继发的副作用而非起初的疾病，再或者是最终活下来，几乎复原，但又并非完全恢复。回家的路上，车载广播里的歌曲提出了一个我没有足够力气去解决的问题：我应该留下还是离开？[37]我不断换台，却找不到一首有合适答案的歌曲。留下或是离开牵扯到在这生命中留下或是离开。我应该活着还是死去？然而如此坦诚直白的问题并不存在。自躺在检查台上的那一刻起，病人就已将她的生命交于一张狭窄的答案之床上，而那些与之对应的问题却从来不够明晰。
“这病的结果会是怎样？”这像是侦探、艺术收藏家、笔迹学家或是任何将不显眼的次要细节带入故事中心的人会问的问题。[38]当事物作为其本身而非其功用而存在时，它便拥有一种魔力。也正因如此，当我们开始相信一系列细胞可以预测出明年六月的剧痛时，这种魔力便开始褪色了。在这种持怀疑态度的解读之下，再没有什么和从前那种魔力一样纯粹——从前，掉落的头发仅仅是对头颅之美的一种记录，而非很快要被收进塑封袋的犯罪证据。
确诊癌症后，绝大多数事物都不复从前。护士递给我一本用亮面纸印刷的册子，封面上一位头发花白的女人在微笑。册子的标题是《您的肿瘤之旅》，但我确定那旅程并不属于我。每一步都在去往德尔斐的路上，遍布神谕，如今的每一点幸运都伴随着“一切都可能更糟”的诅咒，而最糟的情况比更糟还要糟。整个过程中，占卜师不断主动接近旅人，向他们提供预言，声称有能力通过各式奇异的手段来确保好运、回避不幸或是解答命途为何如此，而这一切看上去都像是基于谎言的更多谎言，层层叠加成一团愈来愈令人作呕的、灾难的真相。这真相说，我什么都无法知道，那还尝试什么呢。
同时，每踏出一步所伴随的全部感知都像是犯罪现场一样惊人。所有细节都被轻易地无限放大，变为控诉这世界大错特错的证据，而每一个感知的犯罪现场也是数不清的未来或是当下其他罪行的现场。有的罪行以治愈为名，有的则以世界如今的面目为名，所有这些罪行都在侦察的过程中发生，所有罪行都同时产生更多感知以及一片奇观、一场屠杀和一个诠释的机会。在伤害上叠加更多伤害，占卜上累积更多占卜，谎言上构建更多谎言。
如今，被诊断患有癌症并不意味着就此生活在某个宣传册的轨迹中：您的肿瘤之旅是一个谎言。约翰·凯奇写道：“一幅画并不是对于说出的话和其回应的记录，而是一种浑浊的表象——既赤裸又隐晦的历史之身躯的浑浊表象。”[39]在我们这个时代做一位癌症患者，意味着以一种浑浊的样貌存在——那样貌属于既赤裸又隐晦的身体之历史。
3
埃利乌斯·阿里斯提得斯将他以梦寐者的姿态住在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神庙中的那段时间称为他的主教权威时期。眼看死期将至的人是不能进入神庙的，怀孕的人也一样：出生和死亡被小心翼翼地归置在周遭其他构筑中。虔诚的病人沐浴、焚烧贡品、睡觉、醒来，向彼此讲述梦境以打发他们在神庙中的时间，接着他们便遵循梦中得到的神圣处方而行事。这些梦寐者的梦境处方分为两种，一类的指示大抵属于古罗马医学治疗范畴：禁食、食疗、药物、放血、通肠；另一类处方则荒诞到帕加马古城的医生们听了都会感到不寒而栗。
癌症诊断侵蚀了我辨别有益建议和空洞意识形态的能力。[40]我收到的每一条应对癌症的建议乍听上去都像是这个自己生了病的世界的症状。我在日记中写下“和那机器亲密相处的身体”，接着在一个论坛上读到将头发剪短可以使最终的脱发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我试着相信它。我通常都是自己剪头发，但这次我在一家叫“美好年代”的发廊预约了理发师。我坐在升高的椅子上，一言不发，任由一位金发陌生人将我的黑色长发剪得短到不及肩膀。当我的头发一堆堆坠落，躺在地上等待被低收入的杂工扫走时，我才意识到虽然自己不曾察觉，但我曾经——起码在生命中的一些年里——几乎是美丽的，而今后再也不会了。我同时也想到，我一直坚持认为生命中最好的事就是头发总会长出来，但如今它简单地证明了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世界总有改变的可能。现在不光是我的头发会脱落那么简单——我的毛囊将会枯竭，痛苦地死去，而且即便我自己能接着活下去，那曾经会生长的将不再生长，而我曾以为掌握的理解世间万物的证据都不得不重新经受检验。
“人的境况真是无常而悲苦啊！”英国诗人约翰·多恩在他1624年于病榻上写下的杰作《紧急时刻的祷告》[41]中如是感叹。这本由二十三个章节组成的散文集是多恩在以为自己死期将至的一场持续二十三天的重病中写下的，“刚刚我还身强力壮，顷刻间就病痛缠身”[42]。
在你告诉他们之前，没有人知道你患了癌症。我将约翰·多恩的第一篇祷告的片段截图发布在网上：“人们渴望健康，煞费苦心于食物、饮料、空气、运动；为保持健康，我们不懈努力。然而，一个突发事件令一切前功尽弃；我们惨淡经营，殚精竭虑，终归疏而有漏。疾病不期而至……一瞬间征服我们，占有我们，控制我们，摧毁我们，令我们倍感沮丧。”[43]
这张截图收到了很多“赞”。接着我遵循网上的指南：告知我的母亲，告知我的女儿，给厨房进行一次大扫除，和我的老板谈判商议，找人帮忙照看猫，去二手商店寻找合适我穿去接受输液港植入的衣服，在电话里向朋友倾诉关于没有人能照顾我的担忧。还有一件事被毫不客气地决定了——医生将会摘下我的乳房并将它们丢进焚化炉中，于是我开始练习假装我的乳房从来没有存在过。
患高侵袭性癌症的人很少能够拒绝任何人提供的祈祷、魔法或是金钱。朋友为我开启了线上筹款。略有交情的人送了我开运水晶。基于别人的建议，我尝试了催眠疗法，试图回溯前世。似乎其他人在回溯中都是皇室贵族，而我则是一位患麻风病的暮年老人，乞讨中的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病态、更为悲惨。在另一个前世中，我是一个几乎没能活着就很快要死去的孩童。我并不相信所谓回溯前世，但我可以想象，我曾在每一个可能存在的轮回中都将无名小卒的角色扮演到极致。
供人们祈求痊愈的古代神庙往往坐落于泉水和洞穴旁的山谷中。病人给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送去象征身体病患部位的物品——比如大腿、胳膊、眼球的雕刻品——以谢恩还愿。传说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力量强大无比，以至于他可以利用美杜莎的血将死人复生。还有人说阿斯克勒庇俄斯最宏伟的一座神庙里有个装满一千条蛇的深坑。这些庙中的蛇有时会被放出来，而梦寐者则因能碰上蛇而欣喜。他们相信如果蛇滑过脚趾，他们就会痊愈。
当代肿瘤的形象大都由面孔构成，所有这些面孔都洋溢着超越年龄和种族的快乐。癌症治疗说明手册上那些洋溢着笑容的面孔展现出癌症的社会形象（光头，点缀以适当颜色的丝带），却不包含任何痛苦的痕迹，没有来自癌症本身的痛苦，也没有任何别的痛苦——没有工作负担，没有种族偏见，没有心碎，没有贫穷，没有虐待，没有失望。我们的庙宇收集那些已将所有历史净化的笑容，每一张描绘我们疾痛的照片都是为那虚有其表的幸福还愿谢恩的祭品。
如果我是阿里斯提得斯时期的梦寐者，我会献上那异化的数学算式作为我的还愿祭品，因为它拥抱着、爱抚着那致死的必然。我原来并不觉得自己病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发现肿瘤和开始化疗之间的那几周里，那颗肿瘤开始疼痛并且再没停下，它的生命不断叫嚷着和我对抗。我问外科医生这是不是因为肿瘤在生长，因为我得的是高侵袭性的癌症。她说：“是的，你这种类型，大概是的。”我过不了多久就会知道自己病了。我过不了多久就会带着我的左边乳房作为还愿的献礼去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神庙。
我开始收集圣阿加莎[44]端着她被切除的乳房的画像。阿加莎是乳腺癌患者、火焰、火山爆发、单身女人、酷刑受害者和强奸受害者的守护神。她同时也是地震的守护神，因为当凌虐她的人强行切除她的乳房时，大地开始震动，为她复仇。
4
拥有魔力不同于故弄玄虚。前者是为存在而存在的事物所拥有的一种平常魔法，而后者则是一场狡猾的骗局。故弄玄虚模糊了公共世界的简单事实，好阻止我们改变它。癌症自身魔力的消退为它的故弄玄虚让出了空间。在患乳腺癌前，我没怎么想过有关乳腺癌的问题，而起初开始认识乳腺癌的时候，我以为它很简单。我曾经以为它已不再像从前那样致命，它的治疗方案也已变得简单，患乳腺癌后的生活会被暂时中断，但接着你会熬过去。也许如果我患的是另一种亚型的乳腺癌，情况确实如此；但就我的癌症而言，没有任何一件事是简单的，找到事实真相尤为如此。所有信息似乎都被潜心设计成了让我困惑的样子。
一定存在着一个简单的事实，或者一组简单的事实，但我隔着电脑屏幕无法看到它。我带着近乎热切的真诚寻找，期待一个可以活下去的保证。
我的肿瘤始于屏幕，而我又将它归还给屏幕。我将它的各项精确特征输入一个号称会以统计图表显示未来的预后计算器中。四十八张深粉色的、皱着眉头的脸代表死去的女人，五十二张绿色的、微笑的脸则代表活下来的女人。所有这些脸都和我一样，四十一岁，有着完全一样类型的疾病，但没有一张脸——无论活着的还是死去的——写着为什么、在何时以及是谁。
我对患癌一无所知，但我知道如何回避讲述一个故事。昨晚我的梦则是另一种架构——它发生在一栋律政电视剧中常见的城市玻璃办公楼中，背景里打着蓝光。
一切关于患病的记录都是先写在我们的身体里，而后才出现在笔记本中。癌症很少能够和情色共存，而这或许并非一部小说，但我宁愿做玛格丽特·杜拉斯，去记录爱与随之而来的失望。治疗开始后，我的情欲是对辅助设备的渴求：一台轮椅和一个推它的人，一只床上便盆和一个清洗它的人。接着我的渴求是每次我不得不挪动身体时都先花一个小时的时间考虑“挪动”这件事，在大脑中一遍遍演习动作的过程，预备好我身体里每一个将不得不挪动的部位以及它们将如何和其他部位协作，接着在真正挪动时意识到那一切心理准备都丝毫没能降低动作的难度。生病前我曾算得上强壮，而很快我便虚弱到每走一段短路，比如从床到卧室门的不到两米路程，都气喘吁吁。起初我曾醉心于饮食男女；而后无法也不想吃饭、做爱；再后来这些都变得无关紧要，因为买菜、做饭或是抬起手来温柔地轻抚身边不存在的那个人需要付出太大努力；再后来，我连睡眠都失去了，因为身体一直处在多发的疼痛中，没有足够的能量去缓解那来势汹汹的极度疲惫。我接下来会描写这种疼痛和极度疲惫，但这描写如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所说，就像是试图用照片记录某种香水的气味。
李斯佩克朵说她的小说《生命之泉》（Água Viva\）是“关于一些转瞬即逝的片刻的故事——那些片刻像是从火车车窗中看到的难以捕捉的车轨一样在逃跑”[45]。阿里斯提得斯则在他的《神圣传说》的开篇就宣告了描写疾患体验的困难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