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从弱国子民到精神战士

一　在故乡：怀疑传统

1919年底，一个下雨而寒冷的夜晚，鲁迅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绍兴。这是他最后一次回乡，此后要带着母亲、妻子和弟弟周建人一家离开，启程前往北京。

大概在两个月前，邻居买下了鲁迅一族的宅子，周家三兄弟都在上面画了押。先是各家卖掉了名下的田产，又联合起来卖掉了祭田和房屋。周氏大家族的解体已经走到了最后一步。

买家已经催过多次，要求赶快把房子腾出来，最后搬家的期限定在了1919年的年底。鲁迅回来，就是为了完成善后。树倒猢狲散，末世子孙把祭田卖了，祖坟不管了，祭祀也免了，各自拿了有限的金钱，营造安身立命的小窝。大家明白，今后已经没有什么祖业可以靠了。

老房子已经住了100多年，搬家无疑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消息传出去，大家都知道，又一个大户人家败落了，收旧货的商人蜂拥而至。笨重的家具没人要，大多送人，即使卖给亲戚朋友，也只收很少的钱。桂花明堂里的各种花草也都送人了，只留下一盆鲁迅当年从日本带回来的水野栀子。墙边的长条泥地里，还有一丛天竹，在寒风中倒显得风姿绰约，那是鲁迅的父亲当年亲手种的。

院子里人来人往，有来买东西的，有来搬东西的，也有来偷东西的。小堂前本还挂着一幅赵孟頫的画，画着一朵荷花、一片荷叶和一只鹭鸶。可是在某天早上起床后就不见了，鲁迅看到，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来帮忙搬家的是运水，也就是《故乡》中的闰土，鲁迅儿时的伙伴。他姓章，本名运水，因为八字上五行缺水，所以小名也叫阿水。鲁迅在写作时把这个名字稍微改了一下。

很多年过去了，儿时那个“闰土”已经备受生活摧残，苍老的脸上满是皱纹。这对鲁迅触动很大。家里不用的东西就让运水自己拿，运水只拿了两条长桌、四把椅子、一杆台秤，还有草灰做肥料，最后又要了一管板枪，“用来戳一戳西瓜田里的獾猪”。

鲁迅要做的主要是清理书籍和字画。绝大部分的书要运到北京去，木工师傅想到了运绍兴老酒的办法。做了12个木箱装书，然后用竹络把书籍络起来，这样书就不会松散。不准备带走的就卖掉，其中有很多名贵的字帖画谱。旧书店来了个伙计，把字帖画谱打包了两大担子，只给了10块钱。

最后处理的是家族档案，包括陈年的流水账、婚丧嫁娶的礼品簿、往来的书信，以及两大沓祖父的日记。这些都通通烧掉了。这些东西足足烧了两天。最后扔到火盆里的，是挂在大厅正梁上的两幅诰命，上面落满灰尘，有40多年没人动过了。这两幅诰命，是皇帝给鲁迅的曾祖母和祖母的封赠。

在祭扫过家族的墓地后，鲁迅带着母亲鲁瑞、妻子朱安和弟弟周建人夫妇最终告别了故乡。直到离开绍兴，他们才突然想起，祖父的三块乌漆金字的“翰林匾”，还挂在三个台门的仪门上。只能由它去了。

这一次搬家的经历，被鲁迅写到了小说《故乡》中。

这篇脍炙人口的作品流露了鲁迅少有的一丝乡愁。而这乡愁与留恋又随即被“闰土”的命运所摧毁，“多子、饥荒、苛捐、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最后，鲁迅终于明白，这故乡终究不属于他了。

封建大家族的败落，如同春雪融化一般，既缓慢，又势不可当。周家原籍汝南，自称是北宋理学家周敦颐之后。家谱上可以追溯的是，明朝正德年间，一个姓周的人迁徙到绍兴城内定居，后来繁衍出这一支。

到了清乾隆年间，周家已是本地大族，有良田万亩，当铺十几所。鲁迅祖父周福清就是个进士，做过正七品的朝廷命官。周家的衰败是在太平天国时期，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子孙不肖，坐吃山空。后代们大都没有正经营生，靠收祖先留下的田租过日子。读些书的还下场考功名，碰运气；不读书的，就是混日子，抽鸦片。卖完了祖田卖房子，最后就靠典当度日，气数已尽。于是大宅门里上演了一出出闹剧，成为鲁迅少年生活的底色。

周家流传着一个说法，可是没人能懂其中的意思。祖上怕子孙败落潦倒，所以在台门里埋藏了一笔金银财宝。埋宝的地方有一句口诀：离井一纤，离檐一线。族内闲人们整天琢磨这句话。有的说在明堂，因为有井也有房檐，也有的说在河边，还有的说是和太阳某个时辰照射的影子有关。后来子京公公开始在屋里掘宝了。就是因为得意太娘喝醉了酒，坐在床前的一把太师椅上说，看到眼前一道白光。子京公公就失心疯了一般，找工人在看到“白光”的地方挖。全台门的人平时不做事，都跑来看热闹。子京公公挖了一天一夜，什么也没挖到，最后还扭了腰。

鲁迅有房亲戚体弱多病，叔祖把所有的补药、草药都吃遍了，仍没有效果，便相信是有鬼。于是就经常请来道士、神汉捉鬼，披头散发，手拿宝剑，从房间到后园乱窜，胡乱挥舞，样子吓人。道士每次都说捉到鬼了，可还是照样生病，便说又有野鬼跑进来。于是再捉，捉来捉去，病还是不好。

当鲁迅开蒙学《鉴略》的时候，整个家族已无一丝生气，再无翻身的可能。台门还在，孔孟老庄犹存，族人却在抽大烟，落魄子弟在乡里游荡，喊着：“饿杀哉！饿杀哉！”传统家族以及所附着的文化，在少年鲁迅看来，仿佛是虚伪的笑话。

7岁那年，鲁迅要上学了。给他开蒙的是远房的叔祖父周兆蓝。他是个秀才，家里书多，鲁迅从他那里产生了对书籍的爱好。大约也是这时候，鲁迅得到一本长辈送的《二十四孝图》，一本介绍历史上和传说中24个著名孝子的事迹的伦理道德教科书。这些孝子的所谓孝行，许多都是矫情甚至怪诞的行为。鲁迅素来爱看书上的图画，可是对于这本有插图的书却很是厌恶。

少年鲁迅是一个有超常感受力的孩子，敏感而有逆向思维。《二十四孝图》是鲁迅儿时最早“一人所独有”的画图本子。看来看去，他发现做孝子简直有生命之忧。以至于看见给他讲故事的白发老祖母，都觉得像是个仇人。长妈妈给鲁迅讲美女蛇的故事。节末的教训是，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而少年鲁迅得出的结论，却是让他觉得人心险恶。

少年时代的这些思想火苗，与他后来的思想和创作紧密相关。这与台门里的虚伪颓败、荒诞不经，形成了他对传统的怀疑态度。

12岁那年，家里送他进“三味书屋”上学。这是全城号称最严厉的书塾，塾师寿怀鉴，字镜吾，“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鲁迅对他很恭敬，因为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寿镜吾的学费也比较高，一年分清明、端午、中秋、年节4个学期，每节银洋2元，要预先缴纳。

鲁迅的国学功底是在“三味书屋”打下的。幼时求学，已经能读到《孟子》，然后继续读《易经》、《诗经》、《书经》、《礼记》以及《左传》。这样所谓“五经”已经读完，加上“四书”，世俗即称“九经”。有志应考的读完“九经”也差不多了。鲁迅并不满足，难得在寿家读书，有博学的先生指导，便决心多读几部“经书”，包括《尔雅》、《周礼》与《仪礼》。

但是鲁迅的兴趣却绝不在这些儒家经典上，而是杂书、笔记和小说。这也与祖父周福清的教育方式有关。周福清对子弟的教育方法比较特别，思想也很开通。他不赞成读书要按照传统次序读，不需要从《大学》开始，先“四书”后“五经”地读下去，而主张先读《西游记》等杂书。周福清也并不坚持儿孙走科举正途，“认为读书不成，倒还不如去学做豆腐，还可以自立”。

祖父“科场案”发生后，鲁迅与周作人曾有一段乡下避难的经历，几个月中又接触了不少闲书，包括《红楼梦》和各种侠义小说。鲁迅先是把这时间用来影写小说书上的“绣像”。“绣像”就是工笔白描的小说人物画像。他用一种半透明的薄纸蒙在书上，一个一个描下来，所描下的《荡寇志》和《西游记》中的绣像，后来各装订成了一大本。

虽出身于科举读书家庭，但周氏兄弟读书都走的一条“从旁门入”的野路子，在自由广泛的阅读中得以横通杂学。这大大区别于传统的读书门径，最广泛地吸收多方面的文化滋养。按野路子读下来，鲁迅的视野也不一样了。按弟弟周作人的说法，他钻到古书堆里，摸到了“老虎爪子”，看到了许多仁义道德之外的残酷礼教。

他看《玉芝堂谈荟》知道了历代武人吃人肉；看《鸡肋编》知道了南宋山东义民以人肉干为粮；看《南烬纪闻》知道了金人的淫虐；看《蜀碧》知道了张献忠的凶杀；看《明季稗史汇编》里的《扬州十日记》知道了清兵的屠杀。他总结起来，说中国书上鲜红地写着二字曰“吃人”。

少年鲁迅的思维与知识结构，就是“绝不跟着正统派去跑”,“凡是‘正宗’或‘正统’的东西，都不看重”。鲁迅虽没有攻击过韩愈和朱熹，但也不受理学家们的影响，认为唐宋八大家都不值得一读，“桐城派”更不必提了。他的《诗经》是硬读的，喜欢的是《楚辞》，其次是嵇康和陶渊明、六朝人的文章、唐朝的传奇。鲁迅后来读了很多佛经，并非信佛，而是权当六朝文章去读的。

“颓运方至，变故良多。”很多年后，鲁迅这样总结家族的命运。所谓“颓运”，压倒周氏家族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祖父周福清的“科场案”。周福清本是周家最有出息的人物，会试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后来在北京做官至正七品的内阁中书。鲁迅的曾祖母于1893年2月病逝，祖父遵制丁忧，从北京奔丧回家。结果陷入了清末著名的“科场案”，被判“斩监候”。

祖父的入狱，是加速周家迅速破败的重要转折。家里不得不变卖家产，打通关节保住祖父的性命；家族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从官宦之家堕入罪犯之家。周氏兄弟也被送到母亲家族中避风头。周家台门的大少爷鲁迅，第一次睁开眼睛，便发现笑脸下的人情冷漠、世态炎凉。这一年鲁迅13岁，是一个敏感而自尊心极强的少年。

祖父下狱后，鲁迅的父亲很快就病了。父亲叫周伯宜，与祖父比起来，不过是个窝囊而苦闷的读书人，曾多次参加科考，结果只捐了秀才。周福清“科场案”后，这个秀才也被革掉。但他是个开明的人，对孩子较为通达。虽脾气有时暴躁，为人还是很好的。祖父下狱，而父亲很快又病了，最初的病状是吐血。转过年清明节前后，父亲仿佛要好了，但接下来又开始水肿。

周伯宜本是个旧式读书人，唯一的希望与人生寄托只在科举上，靠祖业维持生活，没有生存能力，最舒服的事情就是靠在床上吸鸦片烟。他生病后，脾气变得更加不好。秀才被革掉，无法去参加乡试。到了应考的日子，母亲鲁瑞就要把笔墨都藏起来，怕他伤心。病到后期，则更加乖戾。吃饭时，周伯宜往往把桌上的杯盘都扔到窗外撒气。当年请来给鲁迅父亲治病的是绍兴城内顶有名的医生。诊费是每次一元四角，不是个小数目，但是病却没有见好。

鲁迅对这一段历史的回顾，总是充满悲哀和怨恨的。病痛是他一生中的主题。父亲死于庸医，他本人身体也不好，少年时就经常牙痛，及至晚年死于日本医生须藤的误诊。他一生中得过两次危险的肺病，一次肋膜炎。

田地已经不能再卖了，不然家里都要饿肚子。于是，鲁迅开始跑当铺。周作人后来回忆：利息似是常年12%，期限18个月，到期付息，可以改票展期。对于一个自尊心极强而又敏感的少年来说，这恐怕是鲁迅最沉痛的一段记忆。当铺柜台高悬，气势压人，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是从污蔑中接了钱。”

1896年10月，父亲周伯宜去世了，才36岁。死前喊着：“呆子孙！呆子孙！”不知是说自己还是说族人。这时节，祖父还关在杭州府狱中。“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周作人曾讲述一件受欺的事情。那是1897年，新台门里六房开会，鲁迅代表智兴房，这次会议有些与智兴房的利益不符合的地方，鲁迅说需要请示祖父，不肯签字，叔祖辈的人便声色俱厉地强迫他，这字当然仍旧不签。

这位逼他签字的长辈就是为他开蒙的老师周兆蓝。鲁迅对他一直怀着敬意和好感的。可是一旦涉及利益问题，他也不免声色俱厉了。这事对鲁迅的刺激很深。少年的鲁迅经历了家族的败落，看到了精神的破产。而科场案与父亲的病，又使他痛切地感受到传统文化之下的伪善、愚昧和凶残，也就是鲁迅成年后多次说到的“世故”。他的故乡与家族无非又是病态中国的缩影，外表依旧庞大，但内部已经腐朽。

故乡之于鲁迅是个复杂的符号。他对古老的乡村社会留有美好的回忆，但又痛恨家族、礼教、中医所形成的传统怪圈。他怜惜故乡的民众，但又时刻为他们麻木的精神世界感到痛心。1898年，鲁迅揣着母亲变卖家产的8块银圆，离开绍兴前往南京水师学堂。此时，他对故乡的感觉恐怕更多的是绝望。他的出走仍被族人看不起和嘲笑，认为是去当一个卑贱的“摇旗呐喊的水兵”,“把灵魂卖给了鬼子”。

几年之后，鲁迅就乘坐邮轮前往日本求学，开始思考国民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