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教授中的教授”

一　书斋悠悠的黄金时代

1890年7月3日，清光绪十六年，位于湖南长沙的蜕园里诞生了一名男婴，正赶上中国农历的庚寅年，族谱上这一代子孙排到了“恪”字辈，于是，男婴取名为陈寅恪。那时，这个几代耕读，以考取功名为家族使命的大家庭还不知道，眼前这个男婴未来的命运虽然与科举无关，但他的名字将载入学术史，成为比官至湖南巡抚的祖父陈宝箴更著名的人物。

关于陈寅恪姓名中第三个字的读音，如果查询今天的字典，会发现这个字读“kè”，但陈寅恪本人遵照客家人乡音，自己念为“què”，陈寅恪的女儿称呼父亲的名字时也读“què”，民国的字典中也有这个读音。到如今，学者们大多都会称他为“陈寅恪(què)”。

1895年，已经64岁的陈宝箴升任湖南巡抚，在未来的几年中，他将在湖南推行新政，兴办时务学堂，使湖南维新风气大开。随他一同赴任的就有他的孙子，当时年仅6岁的陈寅恪。

陈寅恪从小喜欢安静，喜欢思考，每逢家里有喜庆事，孩子们都跑去凑热闹，往人多的地方钻，只有陈寅恪不见踪影。早年，陈家稍大的孩子和亲友子弟在家塾读书，陈寅恪很是羡慕，就常常在门外偷听，不仅如此，他见书就读，即使是在夜里，也常常点盏小油灯，偷偷在被子里读书。

陈寅恪后来也曾向友人讲述这段童年往事：“因龆龄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旧日既无电灯，又无洋蜡，只用小油灯，藏之于被褥之中……缩印本之书，字既细小，且模糊不清，对目力最有损伤。”透过这段童年记忆也刚好能够看出，青年时期陈寅恪因胃病中断留学，中年失明，这些身体上的疾苦早在童年就埋下了恶因。

甲午战败后，西学开始备受关注。从那时起，陈寅恪和他的兄弟姐妹也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可以说，陈寅恪及其兄弟姐妹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堪称同年人中最优秀、最时尚的。他们都接受了哪些时尚的教育？

当时，陈氏家塾的课程设计中，传统的经史依然是最主要的教学内容，但同时还加入了历史、地理、算学、格致、体操、音乐、图画等课程，可以说是中学、西学兼容并包。

陈氏家塾聘用的老师都是一流名师，当年在家塾读书的很多人后来都和陈寅恪兄弟一样或出国留学或投身学术，成为国内学术界或实务方面的中流砥柱。

在家塾学习一段时间后，1902年，年仅12岁的陈寅恪前往日本读书。在后来的十几年里，他辗转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国家留学。几十年的漂泊学术之路就此展开。

在这个过程中，他学习了诸多语言，然而对于陈寅恪到底懂得多少种语言，这始终是一个谜。

陈寅恪的受业弟子王永兴说他具备藏、蒙、满、日、梵、巴利、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拉丁、希腊等13种文字的阅读能力，台湾学者陈哲三说他还会突厥文、西夏文、波斯文。侄儿陈封雄则说他能懂14种文字，能说四五国的语言，能听懂七八种语言。但回国后的陈寅恪从未炫耀过自己的外语。他曾经的学生、中山大学的胡守为回忆说，在陈寅恪回国后填写的履历表上，“懂何种外语”一栏，只写着“德语”二字，可见他的谦虚和慎重。

十几年的留学生涯中，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的留学经历为陈寅恪的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思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9年初，陈寅恪刚到哈佛时，选择的是历史专业。后来，他想要学习梵文，以便将一些汉文佛经翻译成英文，于是他转入印度语文学专业，跟着哈佛大学教授兰曼学了两年梵文和巴利文。

在哈佛留学期间，陈寅恪认识了吴宓，由此开启了一段近50年的友谊。这也为陈寅恪回国后在清华任教埋下了伏笔。在吴宓眼中，年长他几岁的陈寅恪“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因而让自己“深为倾倒”。后来，吴宓在日记里分析了陈寅恪有过人之见识的来由，除了勤奋与聪慧外，与他出身世家名族也大有关系，耳濡目染之际，往往得潜移默化之果。

为何在顶级学府哈佛，陈寅恪只学习了两年就离开了？

原来在哈佛学习印度语文学、古典学和闪米特研究时，陈寅恪感受到哈佛的古代语言研究深受德国影响。德国是梵文研究水平最高的学术重镇。陈寅恪在哈佛的印度语文学系主任兰曼曾经去德国深造过，而哈佛的闪米特语言以及历史专业的课程更多使用的也是德文教材。

因此，陈寅恪跟随兰曼在哈佛上了两年学之后，1921年决定前往德国，进入柏林大学师从著名学者吕德斯教授学习印度学及东方古文字学，并在那里待了4年多。

学习了4年，为什么陈寅恪后来没有成为一名印度学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沈卫荣分析说：“如果要对陈寅恪这段留学时期给予一个学术定位的话，他并非是思想家或者哲学家，而是一位非常杰出的东方语文学家，或者比较语文学家。”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西方语文学的黄金时代，当时语文学不是现在的语言学，而是整个人文科学的总称，是一个研究语言文明中文学、哲学、历史、宗教的学科。陈寅恪在柏林大学学的“东方古文字学”，便是以东方地区发现的古代语言与文献为基础，来研究并重新构建已经“故去”的东方历史、宗教和文化传统。

陈寅恪回国后，在清华大学给学生们开设的课程是“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讲授的是梵、藏、汉文文献的比较研究，用的就是比较语文学的方法。

当时一无声望二无学位三无著作的陈寅恪是如何排除众议回国即到清华任教的？其实这与好友吴宓的力挺息息相关。

1925年，清华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其中三位分别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曾经的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之后著述等身的梁启超，以及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这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是大名鼎鼎。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

时任国学研究院主任，还是陈寅恪好友的吴宓后来回忆，他向校长举荐陈寅恪后，教务长表示反对。吴宓辩称：“陈先生前后留学十八年，其他人不过四五年。陈先生学问渊博，能与外国教授上下其议论，堪称学侣。”他还说，虽然陈寅恪没有正式著作发表，但仅凭他写给妹妹的一封信，“寥寥数百字，已足见其学问之广而深，识解之高而远”。

这封仅有几百字，后来却被广为引述的《与妹书》到底写了什么？

陈寅恪在信中说，自己研究梵文多年，最近对藏文颇有爱好，因为藏文与中文是同一语系，而藏文几千年来一直用梵文书写，很多藏语保留了梵语的读音，与汉语一对照，就知道以前的文献中哪里错了。从唐以后，汉人基本上没人懂梵语，他如今随便取一本《金刚经》，发现后面那么多汉文注释，大部分都是错的。因此他希望能用西方的学术方法，进行汉文和藏文的比较研究，以此补充唐、西夏时期的历史以及佛教思想史。

除了吴宓，梁启超当时也曾力荐陈寅恪，直言自己虽著作等身，“都不如陈先生这数百字有价值”。

清华国学研究院在当时开设的课程分“讲课”与“专题研究”两种，也就是说在普通讲课外，学生可以自选研究题目，由特定老师指导。

1926年9月，刚到国学院的陈寅恪开设的普通讲课题目为“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专题指导则包括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以及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

这份课程清单体现了陈寅恪受到的海外汉学的影响。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陆扬将它概括为“德国传统”，就是强调语言、语文学，认为研究历史脱离不了对古代文献的研究，对古代文明历史语言的研究。

有意思的是，从他开设的这些奇怪的课程中，也能看出陈寅恪好胜争强的心态。陆扬说：“陈先生是一个很自负的学者，好胜心也很强，而且他那个时候才三十岁出头还没结婚，他在中国这个完全是老辈学者的圈子里边，要体现他不一样的学养。”

自身学问精深，但对于程度不太够的学生来说，接受起来并不容易。他当时的学生姜亮夫回忆道：“陈寅恪先生广博深邃的学问使我一辈子也摸探不着他的底。他的最大特点是每一种研究都有思想作指导。听他的课，要结合若干篇文章后才悟到他对这一类问题的思想……听寅恪先生上课，我不由自愧外语学得太差。他引的印度文、巴利文及许许多多奇怪的字，我都不懂，就是英文、法文，我的根底也差。所以听寅恪先生的课，我感到非常苦恼。”

1927年6月，对于陈寅恪来说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王国维自沉颐和园。当天，陈寅恪写了一首七律哀悼，并为他撰写挽联。当天晚上殡葬后，研究院师生向王国维做最后的告别，二十几位学生行鞠躬礼，但陈寅恪到场后，行了三跪九叩大礼。几个月后，陈寅恪又为王国维写下一首七古长篇《王观堂先生挽词》，详细记述了王国维生平的学术际遇。在这首挽词的序言中，陈寅恪将王国维的死亡升华到殉传统文化。

王国维自沉两周年时，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师生在校内工字厅的东南角为王国维竖立纪念碑。陈寅恪又撰写了碑文，陈寅恪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段之后同样可用作夫子自道的文字，自此广为流传。

陈寅恪为何对王国维的死如此念念不忘？

这是因为两人在国学院的相处时间虽然短暂，事实上交往影响却非常深刻。陈寅恪自称与王国维之间的关系是“风义生平师友间”，两人在东方学的研究中更是同道中人。与陈寅恪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的俞大维，在回忆文章中曾说过：“王氏对寅恪先生的影响，是相得益彰的；对于殷墟文字，他受王氏的影响；对梵文及西域文字，则王氏也受他的影响。”

陈寅恪对王国维的哀悼，仅仅源于学问上的投契莫逆吗？结论似乎并不那么简单。在辛亥革命后，陈寅恪笔下屡屡出现“故国”的字眼，可以知道他多少有些遗民心态，这种心态尤其表现在挽王国维诗及联语中。当年胡适等人也谈到，陈寅恪有“遗少”的味道。

一为遗老，一为遗少，自此似乎不难理解陈寅恪与王国维之间的深沉情愫，也不难理解，为何在王国维的殡葬仪式上，陈寅恪会行三跪九叩大礼。但这并不妨碍两代学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陆扬说：“陈先生要显示的是，他是一个非常新的人，比很多人思想都要激进。但他个人一再表示：新不是表面的，可以是最传统的东西，但表现出来我的心灵是自由的。他认为文化形式很重要，一个人思想可以很新，但不能没有自己附着的价值体系。”

王国维自沉颐和园后不到两年，梁启超病逝，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失去两位，备受打击。因为种种原因，陈寅恪想要增聘的导师不能到任，后继无人的国学院，不得不在1929年下半年停办。陈寅恪自此改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历史学系合聘教授，并在哲学系开课，横跨文史哲三系。

回顾陈寅恪在国学院数年间的教学，尽管有人认为他的课程艰涩，其实影响不大，在陆扬看来，陈寅恪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开设了哪些课程，更在于“从学术的角度，开创了一个中国学术跟域外学术必须融合的模式。让大家知道研究蒙元史还要了解域外，研究突厥还要了解西方人对突厥碑铭的研究，包括像研究吐蕃和古代藏文之间的联系。在他之前没有人关注这些原始语文、古语文献，只有陈寅恪真正地开始研究，之后影响越来越大”。

有位著名学者曾概括陈寅恪早期史学研究的重点，说：“我们大致可以说，从1923年到1932年这10年间，陈寅恪的史学重点在于充分利用他所掌握的语文工具进行两方面的考证：第一是佛典译本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第二是唐以来中亚及西北外族与汉民族之交涉。”这些“塞外之史、殊族之文”，虽属于当时欧洲东方学中的显学，却也能清晰地看到陈寅恪早年所受晚清西北史地之学风的感染。

20世纪30年代初，陈寅恪逐渐将史学研究的重点转入“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也就是他说的“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

这次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有位著名学者分析认为，陈寅恪学术重心的转变与他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的追求不可分割。陈寅恪清楚，对于“塞外之史、殊族之文”的东方学而言，欧洲已经形成有规模的传统，后起者除了在某些“点”上寻求新的突破，很难取得典范式的成就。况且，王国维去世后，国内能与他讨论这类问题的知音很少。此外，在他看来，陈寅恪的史学转向与20年代末期流行于中国的两股史学思潮也不是没有关系的。

1929年5月，在给史学系毕业生的赠诗中，陈寅恪写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在诗中，陈寅恪感慨中国史学的衰落，致使史学系的毕业生纷纷要去日本进修中国史。学者考证，诗中田巴、鲁仲分别代表国内两派史学潮流，它们分别是胡适的“整理国故”一派和唯物史观学派。陈寅恪显然对这两派都有所不满，“1929年以后，他转入中国中世史的领域，一方面固然是‘不甘逐队随人’，故不惜向东方学告别，但另一方面则未始不是由于他要发愤自出机杼，以多方面的创获来示人以史学的‘真谛’”。

作为清末的世家子弟，陈寅恪对晚清历史异常熟悉，但他对此显然有所回避。一次，他对自己的研究生刘适说：“我对晚清历史还是熟悉的，不过我自己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要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

然而以诗证史，以沉痛家国兴寄为史为文，一直是陈寅恪的文章风格。他如何来平衡历史研究中的情感与客观？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陆扬说：“陈寅恪是一个历史中的人。研究历史的时候，他始终觉得自己既是历史的一部分，又是对历史的回应者，这两个角色在他身上始终是交融的。他对古人有‘同情之了解’，而非‘了解之同情’，前者是回到古人的世界，以他的喜怒哀乐构建他眼中的世界；后者是研究以后，发现我喜欢古代的人物。他在这方面极其冷静，在这个意义上，陈先生更符合我们今天的西方历史研究，而不一定是19世纪初、20世纪那套科学的办法。”

在清华园的10年间，陈寅恪大约发表了50余篇学术论文与序跋。他后来在战时发表的著作与文章，很多研究工作都已经在这一阶段完成。

如果不出变故，陈寅恪的一生可能都将在潜心治学中度过。但时代的风云变幻，远远超出当时人们的想象，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陈寅恪动荡起伏的后半生正式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