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三 法庭陈述及其他：他和同伴充满幸福的聚集地

（GYB006—Z—004）证人尹云英法庭外调查记录：

民国三十一年的春节是忙碌的，也是喜庆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向日本宣战，憋气了多年的中国终于脱掉隐忍的斗篷，正式向日本宣战了。开年后，二十六国《联合国家宣言》在华盛顿签署，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消息传来那天，从不饮酒的知堂激动地倒了一杯酒，站在先总理遗像前，仰头饮掉杯里的酒。

“中国的曙光，中国的曙光啊！”知堂颤抖着声音说。

经过十多年的争吵，英国同意印度独立，英印总督邀请刚刚就任中国战区最高长官的委员长春节期间出访印度，协商中印缅共同防御事宜，知堂是代表团随员之一。梅[1]当然要去。她从没表现出和苏西[2]抢第一夫人位置的欲望，但她比任何人都知道夫人外交对中国有多么重要。这一年，梅要做两件事，成为白宫尊贵的客人，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广泛会见世界妇女运动领袖，倡导中国妇女运动。委员长在印度要会见甘地、尼赫鲁和真纳[3]，梅则要会见潘迪特夫人[4]和奈都夫人[5]。奈都夫人是女诗人，名气不在泰戈尔之下，我翻译过她用英语创作的《神笛》和《折断的翅膀》，发表在《妇女杂志》上，梅读过，她约我去黄山官邸谈谈奈都夫人。

梅告诉我，两个月前的12月20日，陈纳德的援华飞行队在昆明首度迎战日军的轰炸机群，我方的P—40S战斗机把日寇的三菱KI—21型轰炸机打得落花流水。梅虽然已辞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可仍是空军之母，代表团从昆明出境前，她要宴请陈纳德和他的小伙子们，当面告诉他们，“当你们翱翔天空时，无异于用火焰在天空中写下一个永恒的真理，给全世界都看到，中国不可以征服。”梅已经要人去江西接千兰，她要带着“空军之花”去见那些空中英雄。

我高兴地从黄山官邸回到家，准备把千兰的事情告诉知堂。知堂在书房里和人通电话，在电话里和对方吵得很厉害，听上去，是青年军入缅作战的事情。我没有打扰他，回到客厅，一边倒水，一边把从梅那儿听到的“12·20”空战说给朱秘书听。

“国防物资供应部的人告诉我，运到国内的第一批P—40S战斗机有漱石的功劳，这孩子太不简单了！”我啜了一口水，喜滋滋地说。

朱秘书不看我，吞吞吐吐，说刚接到7战区长官公署发来的电报，漱石失踪了。我愣一下，问怎么回事。朱秘书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日，日本进攻香港，漱石为一批军用物资滞留在那里，没有出来，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我急了，失手掉落水杯。等知堂通完电话，我问他是否知道漱石的情况。知堂知道，而且知道香港战事期间，漱石去过军事代表使团陈策处请求帮助。可以确定，他和他的小组四人都在香港，还带着国防委员会四局一位负伤的少校。见我反应不过来，知堂简单解释，香港失陷，断掉了国内最后的战争物资供应线，国府非常震惊，比这个更糟糕的是，英、美、中对日宣战并未使形势向着中国一方好转，日军在南太平洋战场快速扩大他们的战果，美国人和英国人正在全面撤退，军事委员会正在调整作战态势。知堂安慰我，以漱石的怯懦性格，断不会主动参加作战，即使陷足香港，小心一点，不会有什么事情，要我再等等消息。

3月份过去了，漱石仍然没有消息。我不断和7战区联系，到了4月份，情况越来越糟糕，大量滞留香港的政府人员回到内地，漱石却没有音信，战区已经将他的小组列入失踪者名单。

我不能再和知堂讨论这件事。我知道他面子上过不去。我给南茜[6]打电话，打听香港的情况。日本人进攻香港第二天，她和苏西从炸烂的香港机场强行起飞，返回重庆。我真是晕了头，宋家人是丘吉尔和罗斯福的朋友，他们知道全世界发生了什么，但怎么可能知道一个小小国军中尉的事？

我绝望了。漱石可能在突如其来的战争中遇难，不然不会小组四个人，一个都没跑出来。

“听白殉国，以山亡命朝鲜，平蝶音信杳然，现在轮到漱石了。”我完全失控了，流着泪歇斯底里对丈夫喊，“郁家的孩子，总要留一个吧？”

我丈夫阴沉着脸，远远站在客厅的另一头，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头顶上是先总理肃杀的遗像。他喜欢站在那里，和遗像在一起。可遗像不说话，他们都不说话！

（GYB006—L—001）辩护律师冼宗白法庭陈述：

尊敬的庭上、审判官：

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六日，我的当事人滞留香港，19天后，他在大潭水库被捕，做了日军的俘虏。在此之前，他的小组其他成员全部战死，至少，他当时是这么认为的。

我的当事人被俘后，日军第228联队士兵立即炸毁了大潭水库供水设备，致使香港岛全面断水。正如我的当事人不知道他何以要承担D战俘营屠杀事件的指控，他也不知道，是否因为他的贸然行动促使仍在顽强作战的守军最终竖起白旗，他该对香港的失陷负责。

我的当事人被俘后，和几十名在黄泥涌山道被俘的印度战俘关在聂高信山脚下一座锡矿仓库里。日本士兵要我的当事人面朝下，双手抱头，趴在地上不许动。印度兵则不必，他们可以坐着，而且不用脱下上衣和鞋子。我的当事人趴在冰冷的洋灰地上，直到天大亮，日本士兵进来带俘虏们离开。一位戴眼镜的日军曹长对我的当事人说，印度人救了他，他暂时不会被杀死，因为上面有命令，印度兵只要投降就会得到优待，他们不会当着印度兵的面射击他的脑袋。

我的当事人被送进与圣士提反书院一墙之隔的赤柱拘留营[7]。港岛最后的激战正是发生在赤柱半岛上，拘留营中差不多关押进数百名被俘或放下武器的英军。当天下午，响彻港岛的枪炮声突然稀疏下来。到了晚上，我的当事人听说守军打出白旗，向日军投降了。

香港攻防战结束了，这个消息并没有给我的当事人带来太多的震撼，更多从赤柱炮台方向押来的战俘正在源源不断到来，很快把拘留营挤满。

12月27日凌晨，日军提审了我的当事人。这之前，他有足够时间考虑一些事情。

尊敬的庭上、审判官，正如你们所知，我的当事人有一个在战时最高军事机构担任要职的父亲，淞沪战争结束后，他父亲参与了国防建设计划和全面整军计划的制订，是《国防设施纲要草案》和《民国二十六年国防作战计划》的主要起草者。在由外交部推荐入职国防物资供应局时，我的当事人被要求背诵保密守则，其中一条是，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家庭情况。事情很清楚，对我的当事人来说，家庭背景是倒悬之患，不可言宣，严守秘密意味着他能为自己赢得更多活下来的机会。

在关进赤柱拘留营后的一天半时间里，我的当事人回忆了所有他能够使用的条件，他决定利用自己副官的家族背景应付日本人。

负责审问我当事人的是木翦少尉。我的当事人告诉这位军官，他是南洋人，家里的独子，家族做猪鬃生意，他在日本读过几年书，跟人学了点英语，一年前到广东收货款，被国军拉了差，在部队担任一般性传译工作，战争爆发前一周，他随绥靖公署一名副官入港看望公署余主任夫人上官贤德女士，因此滞留在香港。至于他为什么会在大潭水库被俘，他说了实话，他去那里试图修复坏掉的供水设备，以便人们不至于渴死，不然他没法交代他和他的小组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并且携带着武器。

木翦少尉的助手认真记下上述交代。我的当事人则非常关心另一件事情。

“你们的士兵说我会被杀死，是真的吗？”

“啊，抱歉，开战前的确接到命令，抓到的战俘都要杀死，”少尉有些不好意思地抻了抻脏兮兮的帽檐，“以后嘛，总督宣布投降了，杀死就没有必要了。”

审讯很快结束，木翦少尉让人给我的当事人取来一只装满干净水的水壶和几块饼干，叫卫生兵为他处理了胳膊和脖子上的伤口，然后客气地告诉他，他暂时还不能休息，他们有事情需要他帮助。

回复脱臼的胳膊费了一点力气，卫生兵差点没把我的当事人胳膊掰断，不过我的当事人被树枝划破的脖颈和几天前胳膊上留下的枪伤毕竟接受了正规处理。

我的当事人被带到另外一栋楼，那里正在审理原来关押在监狱里的犯人，为人满为患的战俘腾出营房。我的当事人和一名原监狱管理员被安排为两名日军军官当传译，处理华裔犯人。他很快看出日军处置犯人的原则：凡一般刑事罪，犯人当场释放；凡危害境内安全、破坏公共秩序、妨碍司法罪，犯人会被带走；凡妨碍市场、危害征税、侵犯他人财产、破坏公共卫生、私贩鸦片、风化罪等，犯人会被当场拖出去枪毙。

工作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才结束。日军特工送来几名亲日华人，这样，日本人就不再需要我的当事人了。

我的当事人没有听到殖民地总督在他被俘几个小时以后通过岛上电力不足的电台发表的圣诞文告广播。在他关进拘留营四天后，他见到了英军上尉卡罗尔·德顿·哈德罗。皇家海军绘图官德顿是我的当事人在殖民地驻军中的一位熟人，25日晚上，他随英军总司令部的军官们一起放下武器，执行投降令。他没有参加作战，身上很干净，只是换了一套土黄色热带作战服，这和他在其他场合穿着的白色宴会礼服、舞会礼服和佩戴流苏肩章的双排扣大衣样式有所不同，多少有点战争气氛。英军宣布投降后，三军司令部人员被羁押在驻地三天，有足够的时间计划未来生活。正式入营时，德顿上尉带上了装满袜子、餐盒、防蚊面罩、洗涤用具、剃须刀、羊毛套头帽、备用鞋带、饮用水消毒药片、应急口粮和巧克力的37版便携包，军官们大体和他差不多，都带着自己的行囊。

德顿告诉我的当事人，总督爵士的圣诞文告非常优美，充满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骄傲和乔治五世时代的伤感，与它鼓励士兵们坚持作战、守住港岛的悲壮内容极不相符；它让很多被退弹仓蹦出的弹壳烫得满脸伤疤的士兵泪流满面，继续向蜂拥而至的日本士兵射出一发发绝望的子弹，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香港在1941年圣诞节当天沦陷，占领军翌日举行了入城式，他们给圣士提反的信徒们送了一份大礼[8]，放假三天，庆祝新年。日军士兵们大肆抢劫奸淫，港九两地商铺被洗劫一空，数以千计妇女被凌辱。两名25日增援进港的日军士兵因为没有参加攻击战斗，有所不甘，相约去湾仔区街头杀人，方式是寻找百步外无法辨认性别者，预估男女，开枪射击，然后前往核查，若猜错性别，则由另一人力掴脸颊，再择目标竞赌，循环往复，直至其中一人认输。

关于香港最后沦陷的情况，我的当事人是听德顿上尉说的。

德顿上尉告诉我的当事人，25日早上，也就是我的当事人被俘几小时后，日军指使被日方控制的港府立法局议员萧尔德向马克·扬格爵士劝降，遭到爵士再次拒绝。日军遂于中午加强了对港岛各要塞的炮击和地面作战。爵士向英国殖民地部发电报，称香港进入市区巷战，守军已无扭转战局机会，他担心日军会采取屠城报复。当天下午，守军总司令玛尔特比少将通知爵士，北线阵地悉数失守，西旅已经瓦解，各要塞弹药不足，继续战斗下去已无意义。爵士听从了军事总指挥官的建议，宣布守军停止战斗，向日军投降，并于黄昏时分率守军最高指挥官渡海至九龙半岛酒店日军司令部向酒井隆司令官履行投降。

当可敬的总督在半岛酒店336室借着微弱的烛光在投降书上签下他漂亮的花体名时，赤柱一带仍有激烈的枪炮声传来。东旅残存的一部官兵不相信投降令，仍用赤柱炮台9.2英寸大炮猛轰日军229联队，继续抵抗进攻，直到27日太阳升起的时候，抵抗才最终结束。

更壮烈的抵抗发生在维多利亚湾海上。指挥官是中国海军少将陈策。

何塞·邦邦·桑切斯，菲律宾军事情报局中尉，他在日后成为我当事人的朋友。他告诉我的当事人，马克·扬格总督向日军投降前，给中华民国驻港澳总代表陈策将军打电话，告诉陈将军，守军决定放下武器向日军投降，询问陈将军的想法。

“我是中国人，决不向小鬼子投降。”陈将军平静地在电话那头说，“我决意突围，如果爵士的人有不愿投降者，请他们到海军码头等我。”

陈策将军放下电话，换上中华民国海军军服，点燃一支雪茄，手执柯尔特左轮手枪，大步下楼，走出银行，带着随员穿过下亚厘毕道，抵达海军码头，与皇家海军第2鱼雷艇队司令简地少校会合。

30多名英国军官已经等在码头上，他们当中有英国驻港情报处长麦道高中校、作战参谋高宁少校、空军司令敖福德少校、“知更鸟舰”舰长满地高少校、Z部队司令简道尔少校、高级警司鲁宾逊、米杜息营吉士特上尉和麦美廉上尉。

当总督和玛尔特比司令官渡海去日军司令部递交投降书的同时，突围部队也在陈策将军的率领下乘上快艇，强行穿过维多利亚海向鸭俐湾驶去，以便换乘事先等在那里的鱼雷艇逃亡出海。突围途中，陈将军的手腕被子弹击中，炮弹将他所乘炮艇轮机炸毁。陈将军负痛大骂，解下假肢，连同藏在假肢中的数万元美钞抛入海中，弃船跃入海水，在副官徐亨的帮助下，凭一手一足泅至鸭俐湾。

陈将军一行离开海军码头时，菲律宾人邦邦和一些国家的情报人员也在场。因为不会泅水，他们放弃了跟随陈将军突围的打算。放弃突围的还有先总理的保镖，著名的双枪将高翰先生，他送宋氏姐妹离港后，留下照顾宋家在港产业，到码头为陈将军送行。

菲律宾军情报官邦邦没有参加发生在新界、九龙和港岛上的18日战争。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本宣布菲律宾为敌性国，他在岛上四处躲藏，直到一个月后被华人警察在一所教会学校里抓住。

邦邦与我的当事人最早的接触是由一份传单引起的。

“我们是盟军了。”邦邦递给我的当事人一份传单，告诉他自己被俘前几天，英文报纸报道了同盟国建立的消息，“作为战俘，也许你们和我们略有不同。”

事后，我找到我当事人提到的那份传单样本，它们是12月28日日军入城仪式时由飞机投下的：

我大日本帝国皇军高举圣战旗帜，攻略香港之举，是为推翻白色人种侵略者的势力，通过有色人种的大团结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人和中国人有着几千年的友好关系，现在正要停止兄弟阋墙的愚蠢举动，紧紧携起手来，建设东亚新秩序。

我的当事人在赤柱拘留营度过了最初十几天惶惶不安的战俘生活。那段时间，不断有战俘被押解进拘留营，也不断有战俘逃跑。我的当事人尝试过逃跑，可惜他错过了机会。战俘逃亡事件引起了日方注意，赤柱拘留营新营长山下中佐走马上任后，下令射杀所有企图逃跑的战俘，我的当事人决定放弃这个打算。

我的当事人认识山下中佐。中佐战前是告罗士打酒店的日裔理发师，为人亲切，有一手不错的手艺，客人中有两任港督和英国远东情报处处长，没有人把这位温文尔雅、热爱文艺复兴艺术、按时到圣约翰座堂做礼拜的小个子东方理发师和间谍身份联系起来。

关于间谍问题，控方多次提到此事，并援引证人供状，辩方在此多说几句。

众所周知，自一战起，香港就是各国情报人员活跃之地，唯有日本国用心极深。阪田实盛的事情世人皆知，此人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大学读书，中日战争爆发后南下香港，与殖民地政府高官多有来往，和江海大盗也有不错的交情，私下联络三合会头目骆宾山以“天佑组”名义秘密组织“第五纵队”[9]。1940年5月，港英政府将阪田实盛逮捕，三合会竟协助他成功越狱。阪田实盛曾炫耀，不费一兵一卒即可夺取香港，此话并非吹大法螺，香港攻防战前数月，日本间谍部门“香港机关”冈田芳政中佐计划在10月份以“天佑组”成员制造混乱，冲击殖民政府管制，另以台籍日人谢文达指挥逾万河南土匪组成的“中华人民自治救国集团军”解放香港，该计划因未获东京批准而搁置。

旧历年后，维湾两岸各战俘营已经关押了10947名战俘，其中英军5072名，加军1689名，印军3829名，华人和混血士兵357名，另有约3000名欧美平民在3月份后将陆续关押进赤柱拘留营。

1942年1月31日，香港俘虏收容所正式成立，战俘总营指挥官德永德大佐下令对关押在赤柱拘留营的战俘进行疏散，英军战俘迁往深水埗军营，加军战俘迁往北角军营，印籍士兵迁往马头涌集中营，高级军官则迁往亚皆老街集中营，前港府官员送进赤柱监狱，拘留营腾出来关押敌对国平民。

我的当事人离开赤柱拘留营时，一大批港英官员和交战国平民走进拘留营。我的当事人看见一个熟悉的面孔，他是陈纳德少校的随员，美国人约瑟夫·艾尔索普，他们曾经在华盛顿见过面。约瑟夫滑稽地将几套衣裳穿在身上，头上戴着几顶摞在一起的帽子，毛毯围在脖子上，携带着大型旅行箱，和美国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走在一起，两人说着什么。更多人拖儿带女，带着所有能够带上的行李，这让我的当事人非常纳闷。他不明白，那些人为什么像是在搬家。日后他为自己的短视后悔。

燊岛示意图

我的当事人和一些战俘被押上日产大鼻子军车，离开赤柱，在维海南岸登上轮渡。战俘中有英国人、加拿大人、印度人、荷兰人，约五百人。

天气阴冷，街上有日军的广播车响着喇叭驶过，码头上挤满“归乡委员会”组织的返乡百姓。那些戴着毡帽和斗笠、梳着刘海和一字鬏绾发、穿着莨菪布衫和敞裆裤、脸上带着傻呵呵微笑的男人和女人，他们挑着担子，挎着细软，争先恐后挤上占领军征用的客轮，想要尽早离开沦陷区，回到内地老家。

轮渡绕过两艘耀武扬威的日舰，从打废在维海中的一艘英国军舰边上驶过，那是皇家海军唯一留港的“色雷斯人”号驱逐舰，桅杆上的米字旗和皇家海军旗已经被卸下，12月14日它突入维多利亚港，炮击日军船只，不幸触礁受损，还没来得及拖走。

船到九龙后，战俘们并没有被送进战俘营，而是被押上火车。战事结束后，粤港线被快速修复，火车站有大量返乡民众等待在那里，人们像听话的羊群，秩序井然，并无乱象。

我的当事人不知道，离他不远的深水埗码头，攻下香港的第38师团最后一个联队正在登上运兵船。该师团已于数天前调往荷属爪哇参加新的作战。那些让他彻底改变命运的军人，他们隔着午后弥漫的柴油废气，就此别过，再无交集。

火车过了深圳河，进入宝安县。战俘们被命令在深圳墟火车站下车，那里已经有一批英军和印军战俘在等待。英军战俘部分是三军司令部人员，部分是米德萨斯营和苏格兰营官兵，他们穿着杂乱，粗布常装、训练用军便服、海军常服、伞兵工作服、防水迷彩服、杂役工作服，什么样式都有。印度战俘属于旁遮普营和拉吉普营，着装相对统一，埃尔特克斯式热带短袖衬衫，高腰吊带斜纹布短裤，无趾长筒袜和MK式头盔，锡克教人包着厚厚的包头，很容易辨认。加拿大战俘最狼狈，他们抵港不足一个月，在港岛争夺战中抵抗最惨烈，除东旅部分官兵，差不多都在战场上被俘，没有携带私人用品，不少人还挂着彩。

我的当事人在人群中看见了德顿上尉和菲律宾人邦邦。几天前，他俩离开赤柱，转移到别的战俘营，现在他们又见面了。我的当事人高兴地向德顿招手，而德顿在喊一位同伴。那名英军战俘朝一边的蚝田跑，去找地方小解。押解的日军士兵叫那名战俘站住，战俘没站住。日军开枪，战俘一头冲进黑乎乎的蚝田里，不动了。

战俘队伍炸了。日军士兵连续向战俘脚下和头顶开枪。战俘们吓得抱着头蹲在地上。德顿不蹲，气愤地要找日军评理。我的当事人跑出人群，把德顿拉回队伍，告诉他，日本人认为投降是羞耻的行径，他们自己也不投降，士兵失去联络一星期以上，归队就要被枪毙。德顿吃惊地看着我的当事人。邦邦在人群中朝他俩看，菲律宾人很冷静，好像这事与他无关。

战俘被驱赶上等在那里的军车。车在颠簸不平的山道上行进，很快驶入热带森林。当汽车无法再往前行驶时，日军将战俘们驱赶下车，要求两人一列，每10人用绳子拴成一队，押解着他们在密林中徒步行走。

这里是花岗岩地质，赤红壤泥土，密林中生长着高大的湿地松、土沉香、红胶木和台湾相思树，越往前走，树林越密，腐叶没过脚脖，踩下去咕噜咕噜冒黑水。战俘们轮流用刀砍出一条路，在高木蔽日空气溽湿的丛林中走了整整三天。队伍曾经迷失了方向，绕出一段不短的距离，路上，一名印军战俘和两名加军战俘不慎掉下悬崖摔死，七名战俘因带着伤，力气耗尽，被押送的日军拖进丛林中处决。

第四天下午，邦邦凑近我的当事人，小声告诉他，队伍并没有走远，差不多有六成路是在兜圈子。大概日军也走烦了，把队伍带出丛林，带到海边，下令停下。

隔着狭窄的海峡，我的当事人看到了燊岛。那是一座美丽而幽静的离岛，岛上覆盖着茂密的原始植被，一大群鸟儿在树林上空盘旋。我的当事人并不知道，他将在这座岛上待满三年零五个月。

由于合议庭驳回了辩方二审开庭审理的请求，同时驳回了辩方直接证词原则和证人出庭接受控辩双方询问的申请，辩方的辩护意见和证人证词只能采取书面方式送达庭上，关于D战俘营的情况，请庭上参阅证人书面证词及法庭外调查记录。

（GYB006—Z—012）证人矢尺大介法庭外调查记录：

昭和十七年春天，德永德总营长来D营视察，大佐感慨地说，虽然是羁押战俘的地方，D营的风光可以和九州祖母山媲美，真是令人羡慕啊！

燊岛四面环海，西边隔海与吉澳群岛相望，南边隔海与西贡半岛相望，东边隔海与大鹏半岛相望，北边隔着一道狭窄的海峡与大陆相连，岛上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没有原住民。

D战俘营建在燊岛的东南角峡谷中，由清国水师兵营改建而成，防守外海的水军所城吧。明治三十一年，英人强租新界，借口辖区受到威胁，把驻扎该岛的一协清国官兵驱逐出岛，兵营弃用，日久荒芜。昭和十三年，21军攻击广东，第一登陆地点大亚湾离兵营不足两百町步。古庄干朗中将占领广州后，根据陆军省第12209号文件[10]建立战俘营，关押重庆军和华南反日匪徒。战俘营共六处，燊岛上的清国水师所城石料坚固，修缮起来容易，得以启用。燊岛地处宝（安）惠（州）之间，两地反日武装活跃，除驻扎深圳的酒井隆第38师团，淡水和惠阳分别驻有鹈泽尚信的第129师团和末藤知文的第104师团，警备力量不用担心。

昭和十五年，在21军基础上成立南方军，负责法属支那和香港地区作战。12月陆军省设立俘虏管理部，公布第1182号《俘虏收容所敕令》，战争爆发前命令加速扩建D营，以便关押英美联军战俘[11]。战争爆发后，我大日本南方军席卷英美联军，滇缅战场方面完全切断通往中国战场的补给线。军部预料，切断滇缅补给线数月后，影响将迅速达及中国，最终达到以征服中国来彻底解决大东亚圣战核心问题。就连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约翰·马格鲁德将军也预言，重庆政权会与大日本帝国缔结停战协议，让美国人独自留在战争旋涡中。

D营战俘示意图

D营占地10万坪，清国水师军营原有围墙坍塌，重新铺设了滚网，四角各有石筑城堡岗楼一座，大门在西北角，门外是峡谷森林。营内有一条溪涧，分出东西两营，西营16栋营房，东营28栋。营房由原木搭建，统一规格，长30坪，宽3坪。营区内建有操场，供战俘活动，战俘伙食、仓库和卫生科设在西南角，营区南头建有一排木制建筑，供战俘自治委员会管理战俘使用。西人战俘入营两年后，新添了一栋战俘医院，供战俘使用。我方管理区在谷地东北角，与战俘营隔着一道栅栏门。营区北边一栋石筑清军兵营，由警备队韩籍士兵和台籍士兵使用，日军分队兵营则设在我方管理区背后。

香港方面战俘到达营区时，本人在操场上等他们。本人身后站着战俘营主计阿部正弘中尉、陆军警备队副队长七海秋山中尉、军医寺野秋夫少尉、八朗太郎曹长和今正觉军曹，还有本人的勤务兵金在根。

入营过程真是混乱哪，战俘排队接受身份验证和登记、脱光衣裳进入装满石灰水的桉木桶消毒、照相、编号、发放营具。一名英军少尉坚持穿着内裤进入消毒木桶。今正觉军曹将他打倒在地，用脚踢他。少尉捂着小腹蹲在地上哭泣。

“喂，干什么呢？”八朗曹长不高兴地责备今正觉军曹，“没看见他生殖器小，害臊，所以不愿意脱光嘛。”

总营命令对英联邦战俘施以族群割裂，营房按英人、加人和其他国籍战俘分配。帝国没有向印度人宣战，印人不属于敌性人员，统统安排在通风朝阳的西区南头，这就是原因吧。

审问从下午开始，本人在军官组监察。审问官由重庆军战俘徐才芳担任，他是一名不苟言笑且毫无趣味的少校。英联邦战俘抵达D营前，营里只关押华俘，没有英文传译，担任英文传译的华俘是临时找来的，在山村教堂里做过杂役，会说几句“下雨了，神父”，“要我陪您去吗，神父”，完全听不懂英俘说什么，因此挨了徐才芳不少训斥。

天快亮的时候，他被带进来。验证了部队番号、军衔、职务，主要是和殖民地军队的关系，作为华人为什么会出现在战场上，战争期间携带的武器和动机什么的。审问双方同属华人，交流起来很顺利，无须传译，山村教堂杂役出身的传译憋了一夜，急匆匆出门去小解。

总营方面的预审纸记录，这位新入营者在帝国京大读过书，懂日语，而本人作为兵库县人，从来没有去过和兵库接壤的京都，因为祖上几代是养鹳户，听说京都二条城[12]御殿每逢重大祭奠日就有圣鹳鸣叫声传出，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感兴趣地和他交谈了几句。

“不是鹳，是黄莺。”他把身子转向本人，安详地换了日语回答，马灯干涸了，火苗没精打采，屋里很暗，看不清他的脸，感觉他的眼睛很明亮，“鸣叫声来自正殿前的杉木地板下面，提醒主人有外人入侵。”

“是黄莺啊，这可没想到。”本人显得有些遗憾，“可是，话虽这么说，换成鹳，不是也很好吗？”

“都是长长的喙，优雅的禽类，这么说，也可以的吧。”他犹豫了一下，大概觉得事物是人们心中那种样子最好，就算撒谎，也并不觉得脸红。

新入营者日语流利，让人印象深刻。不是吗，战俘中藏着这样的人物，就算德永德大佐知道了，也会吃惊吧？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他用日语谈论鹳，这件事情让审讯官不高兴，因此受到刁难。审问官向他提出一连串莫名其妙的问题，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就算作为D营主官的本人，也觉得有些过分。本人心血来潮，决定让有好感的新入营者脱离糟糕的同胞群体，于是打断审讯官的讯问，下令对新入营者做重新安置，战俘编号改为131号，从东区华俘营搬出来，搬进西区殖民地战俘营9号混编军官营房。

审讯官不懂日语，脸上透着警觉和茫然。出于不让审讯官尴尬的好心，新入营者把重新分配的话告诉审讯官。审讯官面有愠色，狠狠瞪了他一眼。本人对这个场面十分满意，就是说，可笑的重庆军少校在D营不是什么控制者，感觉对方侮辱了他，受到了损害，这正是本人的想法啊。

事情证明，本人做出的决定相当正确。

根据南方战情，D战俘营升级扩营，设在九龙科发道亚皆老街的战俘总营派来饭岛要人中佐担任本营主官，本人作为中佐的助手担任第一次官。

第二天下了一整天雨，饭岛中佐乘巡逻艇从海上抵达D营。中佐是英俊的美男子，青亮的光头，脸上干干净净，戴眼镜和雪白手套，为人相当有修养。他带来新补充的英文传译员桐山旗上、军医中川流香中尉、陆军守备队长冈下树虫少佐和一支来自岩濑的30人警备队，充实原韩籍和台籍士兵混编的警备小队。

随船还押解来几名高级军官战俘，英军艾伯特·摩尔·道格拉斯上校、加军保罗·格尔诺维茨中校和印军赛德·阿巴斯·哈里中校。

按饭岛长官要求，当天傍晚对D战俘营羁押的华俘和西俘分别做了训示。

中佐用日语为华俘做训示，桐山译员担任翻译，内容大致是，英美长期榨取亚洲，摢夺香港、新加坡、菲律宾、马来亚为彼等称霸东方之据点，日本与西洋文明冲突苦痛愈深，对西方反抗决心愈强，自不能屈服于英美强权，任十亿东亚人民陷落为奴隶。大东亚战争是自存自卫战争，日本身为东方盟主，决心拯救东亚各国命运，迅速铲除英美势力，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以此贡献于世界持久和平，亦不外乎源此崇高之精神。

“日华一体，是帝国同志，英美是日华宿敌。贵国政体变革，社会改良，向以日本为楷模，光绪帝戊戌变法之诏令，完全照抄《日本变革考》，孙文亦视日本为天然盟友，割发留须以敬日人。”饭岛中佐相当熟悉中国时局，对华俘表现出足够的客气，“观大日本帝国对华真诚措置，便知我国并无兼并贵国之心，而有禀呈八纮一宇之神旨，日临积雪，协助中国完成国民革命，实现独立自由新国家实体之志。”

华俘中最高指挥官钟上校竟然打断饭岛指挥官的训示，插嘴说：“中校先生不必废话，若真是日华一体，我们就不会关押在这儿了。”

饭岛指挥官相当机智，看了一眼对方，徐徐回答：“上校先生所言极是。帝国与重庆政府处于战争状态，实为痛恨重庆政府甘做英美走卒，自陷国民于涂炭之中，设无‘中国事变’之襄成，势将不能加速大东亚战争展开，若无大东亚战争，则亚洲各民族复兴良机断难造成。一旦重庆政府改邪归正，兄弟间争吵停止，战争即会结束，两国间前途自会充满光明。希望尔等矍然奋起，加入革新中国之阵线，携手并进，成为摧毁美英之共同战线之一员。”

中佐对新入营西俘的训话却很成问题，桐山传译员也表现得相当没有礼貌。

“天皇陛下在上，敝人饭岛要人，受命执掌香港战俘总营D战俘营，敝人当遵守圣旨，竭尽心力，无负使命。”

中佐干净的脸上挂着一丝精神故乡谦谦君子的微笑，对西俘使用英语，不用桐山传译员传译。可是，就算本人听不懂英语，从战俘们脸上的表情也能看出，纪伊半岛奈良地方的关西口音英语，恐怕是在对牛弹琴吧。

“诸位的福祉就是敝人的福祉，诸位在D战俘营的美好生活是敝人最大期许。不过，诸位作为皇军治下战俘，应慎守军人荣誉，善体圣战意义，对时局多做反省，革除故态陋习，在营中重新开始幸福的生活。敝人将以大和民族之同情心和伟大的武士道精神体恤善待，如有违反，无论国籍人种，当以军律严治，决不容恕。”

中佐似乎不太愿意在训示中表达暴力，回头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本人。本人心领神会，上前一步，厉声向战俘们宣布营规。具体地说，营规建立在连坐制上，战俘10人一组，作为军人，必须为战友行为负责，若有人违反营规或者逃跑，小组其他人将受到同等处罚。

D营之前没有羁押西俘，寺野传译官只懂中文，本人的话是用日语说的，涉及具体营规，要说，比指挥官对牛弹琴的训示更重要。本人说完之后，等待桐山传译员传译，可是，桐山懒洋洋往一旁看，没有下文，这是根本没把本人放在眼里，公然拒绝替本人传译的态度嘛。

战俘们小声交头接耳。一名军官战俘懂一点日语，有点拿不准地向几位高级军官翻译，显然把事情弄得更糟糕。这个时候，站在混合军官战俘队中那位新入营者犹豫了一下，把本人的话重新翻译给战俘们听。几名高级军官朝他点头表示谢意。本人摆脱窘迫，也感谢这位身世奇怪的华俘。至于西俘中的关键人物，他们大概正是那个时候开始注意到新入营者的吧。

“听说之前管理上过于乐观，华俘整天玩叶子牌，在雨地里互相搓背，动辄打架闹事，军人气节完全被玷污。”饭岛指挥官口气和蔼地对西俘们说，“现在，请诸位放弃太过浪漫的度假生活，把战友看成私有财产，别让小组中任何一名成员从眼前消失掉，敝人拜托了。”

美男子中佐磕响皮靴，恭恭敬敬向战俘们行礼。

这是本人在战争期间唯一见到过的日本军人向战败方官兵行礼。

（GYB006—Z—002）证人奥布里·亚伦·麦肯锡书面证词：

9号营房属于D营混合军官营房，在营区西头第一排第二列南端，由一栋木制房屋隔出三间，分别是7号、8号、9号营房。房间大约长40英尺，宽20英尺，比我家最小的储草仓都小，竟然挤了22个牛仔。

西区有16栋木屋，7栋木屋是军官和士官营房，另9栋木屋是士兵营房。7号和8号营房住着鹞鹰般的英国尉官和麋鹿般的加拿大尉官，6号、5号和4号营房住着乖僻邪谬的校官先生，1号、2号和3号营房是高级军官营房，分配给三位倒霉的长官。英军军衔最高的长官是艾伯特·摩尔·道格拉斯上校，他是上院议员，海外殖民地部特派大臣，战前五天从巴巴多斯抵达香港，还没来得及在告罗士打大酒店喝上一次东方风味的下午茶，就成了小鬼子的草料。加军军衔最高的长官是保罗·格尔诺维茨中校，皇家陆军工程总监，一个极负责任的老家伙，因为运输工具不足，加军增援部队的重型武器滞留在新加坡，他跑到香港来了解码头卸载情况，结果却在香港做了俘虏。印军最高长官是哈里·穆罕默德中校，远东军事观察团成员，50多岁的老头，患有严重的肺病，据说他是国大党争取的重要人物，英国人长期在他身边安排了情报人员。

至于D营美军最高长官，则是本人，海军上尉奥布里·亚伦·麦肯锡先生。

欧洲开战后，德国和英属殖民地间贸易完全中断，美利坚迅速取代德国成为中国和英国之后在香港的第三位重要贸易伙伴，贸易量快速上升到8.7，勇敢的奥布里·亚伦·麦肯锡上尉正是为了保护美利坚商人的利益才万里迢迢来到南太平洋。

我的军舰在九龙港检修锅炉，锚泊了10天，两名水手登岸后没有按时回舰，耽搁了两天。日本人攻入九龙时，贝克舰长下令放弃两名水兵，起锚突围，我舰以27节的航速冲向鲤鱼门峡口，却被英国佬埋设在峡口海底的铁链缠住。两艘停在峡口外的日军“大和级”战列舰向我舰发炮。我舰尚未还击，锅炉舱就被击中，失去动力，火控系统也中弹，只能等着挨宰。我从通讯室蹿上甲板，一名炮手稻田莺似的慌里慌张一头栽进我怀里，他的眼珠子在燃烧，接下来我发现，我的全身都是那家伙的肉酱。我看见前甲板14英寸主炮塔高高掀起，然后是我自己。我飞上了天，醒来时已经在海上漂着了。我在海里泡了两小时，被一艘商船捞起，好心人把我送进圣士提反野战医院，我在那里遇到一级军士长莱弗·卡迪尔和上等兵亚当·贾尼斯，全舰只剩下我们三个人。感谢上帝，我们捡回了一条命。

西区9号营房住着22个人，他们来自5个国家，怎么说呢，全是不受待见的下级军官。英国皇家海军扫雷艇上尉弗洛伊德·古柏·沃，一个红发苏格兰人，你得离他远一点，不然会被他的头发点燃；加拿大皇家来复枪营上尉安吉拉·哈克，快乐的音乐师，睡梦中都在哼哼卡农；荷兰皇家海军上尉范尼·戴恩，这小子有一只能砸晕海象的大鼻子，光凭这个我就佩服他；英国陆军中尉萨维兹·皮耶，长着一双斗鸡眼，我不明白，他那双无法聚焦的眼睛怎么能当气象工程师；警署副侦缉督察彼得·弗雷泽，留着苏格兰人著名的大胡子，可惜他没有一张福尔摩斯的钻石脸；菲律宾情报部门中尉何塞·邦邦·桑切斯，这个苏禄苏丹的后代又黑又瘦小，和他那命运多舛的国家一样，是个让人看不清心思的沉默者。

9号营房的负责军官是英国皇家海军卡罗尔·德顿·哈德罗上尉，二十多岁，身高六英尺，有着健康的阳光肤色，模样俊逸，要是留着口髭，他就是希腊解放者拜伦。可惜，我和德顿小子搞不到一块，这家伙仗着贵族出身，总带着一副威廉大帝的傲慢，直说了吧，我一点也不喜欢那个靠着撒谎夺了人家王位的杂种。

我喜欢中国人郁。我没进9号营房前就认识他。他很年轻，个头高高的，目光纯净，是个羞涩的小伙子。他是唯一知道美国是谁的军官。没的说，我们是兄弟。

9号营房最后一名成员是我，谁让我来得最晚。

“嗨，伙计们，谁能给我腾个位置，还是我把自己挂在屋檐上？”我挟着臭烘烘的毛毯和扎手的草席，拎着我的在圣士提反野战医院收集到的塞满财富的行囊，靠在9号营房门口，和屋里的军官们打招呼。

大家在各自的位置上向我招手。有两个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和我握手。郁冲我笑了笑，那之前，他在看几份皱巴巴的旧报纸。我问他有什么新闻。他心不在焉地说了一些，大致是日本人在新加坡继续挺进，英国人退进最后阵地，再就是一些中国战区的消息，匪首赵尚志在满洲落网，重庆派出第5军进入缅甸什么的，消息出自同盟通讯社和南京中央社，是日本人的口径。

郁主动帮我安置下来，在他的地铺边替我找了个牛栏。得，我入伙了。

9号营房里都是些怪家伙。德顿和古柏是在要塞中接到投降命令的，他俩和其他人一起，跑回兵营收拾私人用品，准备来一次临时决定的愉快度假。彼得19日以后就放弃了抵抗，带着他的警队退回警局，把街上的抢贼和冷枪致命的尸首留给炮弹，你猜那些家伙入营时带着什么？萨德侯爵的《索多玛的120天》[13]和《La Vie Parisienne》[14]。

日本人收走了他们认为对战俘有害的危险品，比如手表和金笔。军官们损失巨大，不过，那些小矮个倒是挺仁慈，把钞票和其他私人用品留给了军官们，看上去军官们的行囊并没有减少太多。

郁和别人不同，他是在战场上被人踢中屁股摁进草窝子里的，除了身上那套发臭的英国军装，什么私人用品也没有。我送他一条衬裤，一件衬衣，一把C套餐迷你叉具。我觉得对朋友就得这样。

英国人在为潮湿的营房和到处飞舞的昆虫抱怨，郁不太在意。郁是这样的人，他不像别的战俘，急于在陌生环境中建立各种有用的关系，以便往后的日子好过一点。他总是一个人靠在树皮斑驳的营房外，目光看着远处，一看就是老半天。我很奇怪，过去靠着他坐下，也向远处看。可是，那个方向除了枝丫虬曲的原始森林，什么也没有，看久了，那些沿着峡谷往山上长去的参天大树反而会迎面倒过来，怪吓人的。

我把疑问告诉郁。郁说，那是我的幻象，那些生长了数万年的树木，它们是泥土的俘虏，只能徒劳地往上长，哪儿都去不了，除非伐倒再带离这个地方，否则它们永远都不能离开。

郁像是在讲一个古老的寓言故事。他是个挺有趣的家伙。

怎么给你形容呢？D营是在砍伐后的峡谷森林中建造的，我们住的西区营房两个月前才抢盖起来，地面胡乱夯了几下，树木根须没有刨干净，峡谷里潮湿，一场雨后，树木的根须满处钻，湿气顺着气眼往上冒，一到夜里，人就像睡在水里。这还不算，森林是虫子的家园，营房的木墙上爬满密密麻麻的水蚤，一巴掌下去能拍出水渍，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昆虫兴奋地在屋里飞舞，它们喜欢人，张牙舞爪向你舞动短螯，在屋里待上一会儿，身上就会爬满肥头大耳的昆虫，入营没几天，每个人都被虫子蜇伤过。

东区的中国人介绍对付潮湿和虫子的经验，让我们把营房边的壕沟往深处挖，撒上一层石灰，屋里的地面也用石灰重新夯实。这个办法很管用，第二天，壕沟里就发现大量被石灰烧得乱窜的老鼠，还有几十条纠缠在一起的蛇，被杀死的虫子铺了厚厚一层，屋里的虫子明显少了一些。

这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这是战争，对吧？

我们到D营的时候，正是春意料峭时，天冷到让人觉得老天故意在和人作对。日本人给每个新入营的军官发了一床草席，一床满是霉味的粗糙毛毯，一块木板，人就睡在潮湿的木板上，夜里根本熬不过去。不久，有人害上了伤寒，发烧打摆子，还有人得了肺炎。士兵们更糟糕，连木板也没有，只好两人或三人挤在一起，保存体温，这个办法多少管点用，但日本人不让。

日本人很奇怪，他们好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漫长的战争史中，交战双方历来把战俘当作有价值的情报线索、外交筹码和宣传工具资源，可日本人却希望他们的栅栏里一个战俘也没有。他们宁愿和对手在战场上遭遇，捉对儿厮杀，彼此把对方变成尸首，也不愿意看到两个活着的战俘舒服地抱在一起睡觉。他们认为战俘那样做，有利用肢体互相教唆犯罪的嫌疑，下令战俘夜里不许相互搂抱着睡觉，违者将受到严厉惩罚。

高级军官们在酝酿成立联合战俘自治委员会。可敬的先生们认为，D营关押的战俘同属盟国，大伙儿应该联合起来，也许一个统一的委员会能够帮上战俘的忙。

英联邦军和国军高级军官们开会那天，郁被叫去了。高级军官们需要一位双方都信任的传译，据说郁有过良好表现，给高级军官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那次会议的情况，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英国人在上次世界大战时和日本人同样蠢，他们认为绅士不应该监视和逼迫他人，下令不许从德军战俘身上获取情报。这回他们学乖了，在高级军官会议上，摩尔上校首先向军官们介绍了英国在战俘问题上所做的伟大工作。两年前，德国人的“虎式”坦克和“容克”轰炸机掀开欧洲闪电战帷幕，几个月之内，超过300万英、法、荷、波战俘成为德军的囚徒。英国政府意识到，空军和装甲部队的大规模参战，使战俘大量出现成为常态，于是下令英国情报部门立刻设立一个机构，专门帮助战俘们逃离困境。人们现在知道了了不起的诺曼·克劳凯特，他被挑选出来担任这个机构的领导者，这项计划叫作“逃离猫爪的老鼠”。敦刻尔克大撤退[15]时，虽然有5万名英国士兵做了德军俘虏，刚刚成立的“MI—9”[16]却大显身手，营救出超过33万名怛然失色聚集在海滩上的士兵。接下来，“MI—9”开始训练前线的士兵如何在被俘后避免泄露机密，如何组织越狱出逃，遗憾的是，驻扎在远东的英国人没有来得及掌握这门重要的求生知识，香港战役中的绝大多数英联邦士兵没有采取逃亡行动，而是在投降命令下达后，主动前往指定地点，接受被俘虏的命运。D营的战俘应该被重新组织起来，学会并实施这项军事行动技能，这就是摩尔上校建议成立联合战俘委员会的目的。

“囚禁是不可以接受的，军官们需要建立一套严密的组织，教会士兵如何隐瞒重要身份、伪造证件、获取地图、贿赂警卫、利用特别的工程技术挖掘隧道，而士兵必须建立坚定的逃脱信念，不惜一切代价离开这里。”摩尔上校胸有成竹地指出，告诉我们的士兵，他们有可能被重新抓回这里，没关系，他们是被《日内瓦公约》[17]保护的对象，这项伟大的国际协定建立了对战俘人道主义待遇的准则，即使士兵在逃跑中被再度抓获，在禁闭室睡大觉的时间也不会超过三天。

中国的指挥官们十分绅士，他们耐心地听完摩尔上校的话，没有打断他。

摩尔上校说完后，中方马喜良中校向新来的盟友们介绍了D营的情况。

D营实行战俘自治管理，战俘们在营中的生活自行处理，接受日方监督。国军两年前成立了战俘委员会，由军衔最高的钟纪霖上校担任主管，马中校担任副主管，以下分军官营和普通营。军官营主持战俘营工作，设审讯科、教育科、指导科、监察科、治安科、组织科、编成科、卫生科、战俘调解委员会，管理普通营。普通营下设稽查班、处理班、鞋工班、缝工班、理发班、菜园班、病员班、炊事班。

日本方面也有相应的管理组织，设立了军需班、医务班、出纳班、庶务班和情报班，领导和监督战俘营。战俘委员会主要和军需班、医务班打交道。医务班管药品和器械。军需班又分资金部、衣物部和配给部，涉及战俘的物资分配，不过，食物和衣物严重匮乏，日方只有很少的配额。

说是战俘自治，实际上管理权控制在日本人手中。日本人从普通营16岁以下战俘中挑选人，负责大门以内的警卫和通信工作，他们收买了一些有汉奸倾向或者骨头软的战俘，强迫战俘委员会安排他们担任营区内的管理工作。日本人定下的营规非常严苛，兵科的人每天都会入营找碴，殴打和处死战俘的事情时有发生。D营前后关押的战俘不下一万人，主要是本战区国军战俘、国民政府地方官员、抗日武装战俘，另外还有一些中共辖下的游击队战俘，因死亡、外派劳工和转移，如今只剩下900多人。数量最大的一次转移发生在盟军战俘入营前十几天，新盖的西区16栋营房刚建完，兴亚院[18]华南联络部和华南劳工工会[19]就来战俘营招募海外劳工。战俘委员会获知太平洋战争爆发，推测招募的战俘会被送到各占领地服劳役，要求战俘们抵制转营，但仍有两千多名战俘因不堪营中生活在招工单上画了押，被劳工工会带走。

关于死亡情况。疾病、饥饿和自杀是战俘的主要死亡原因。D营曾经发生过两次暴动。一次由中共游击队组织的集体越狱造成，死亡30多人。一次由国军抗议造成，因警备队四名士兵伤亡，日方动用了机枪，并且在事后对战俘进行了死刑宣判，战俘死亡达54人。

关于逃亡情况，马中校特别给予了说明。在D营，逃亡不是童子军的恶作剧，而是一场噩梦。D营地处荒岛峡谷中，往北去大陆，要穿过两处原始森林和一处日军哨所，日方转移盟军战俘时故意押送战俘穿越原始森林，战俘死亡10人，就是给战俘警告。荒岛四面环海，没有船寸步难行，就算有船，香港沦陷后，海上成了日军巡逻队的控制范围，根本无法逃跑。D营历史上出现过27次战俘逃亡事件，116名逃亡者不是死在森林中和大海里，就是在逃亡过程中被追捕的警备队打死，或者抓回来处决，无一成功。以后日方规定战俘建立10人小组，凡小组中有人逃亡，没逃的人也要按逃亡人头处决，最严厉的一次是中共游击队方面四人逃亡，剩下六人全部被枪决。国军战俘委员会不了解《日内瓦公约》的情况，就算了解，也不会自讨没趣，他们下令战俘不得逃亡，同时要求游击队方面放弃无谓的逃亡，虽然没有得到游击队方面的允诺，但逃亡事件再也没有发生过。

简单地说，D战俘营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地狱般的现在。

“为什么不反抗？”格尔诺维茨中校有些生气，“你们是军人。”

马中校看了加拿大军官一眼，讲了一个故事。

D战俘营中曾经有两个兄弟和一个堂兄，姓鲍，来自一个家族，会武术。日本人知道以后，很感兴趣，提出要和三兄弟中武艺最强的那个比武。

“知道中国武术吗？”马中校问格尔诺维茨中校。

马中校告诉格尔诺维茨中校，比武的结果是，日本人输了，不是输一场，是三场。没过多久，和日本人比武的哥哥遭到报复，他在一次伐木劳役中被警备队监工找碴敲碎了后脑勺。

事情没有完结。日本人继续向剩下的两兄弟发出挑战。战俘委员会下令不许应战。但弟弟没有执行命令，他接受了日本人的挑战。他赢得了比赛。接下来，应战者换成了他泪流满面的堂兄弟。

“你能想到，傲慢的鲍家人知道接受挑战意味着什么，”马中校说，“但他们哭泣着选择了应战。每赢得一次比武，他们就会被杀死一个，他们一个都没留下来。”

格尔诺维茨中校沉默了。英联邦其他军官也不说话。

钟纪霖上校开口了。上校告诉联邦同行，上次世界大战，人们目睹了现代战争的开端，也目睹了古代战争骑士精神的结束，中国没有直接参加那场战争，但战争没有一天在华夏大地上停止过，中国军人很快学会了使用自己的智慧，他们更愿意选择在敌人的征服下战斗，尽管残酷，但能活下去。D营目前关押着967名中国战俘，352名盟军战俘，在中国战俘的黑头发中，棕色和栗色鬈发就像零星的几片岛礁，随时会被黑色的海水淹没。作为国军最高指挥官，钟上校请摩尔上校、阿巴斯中校和格尔诺维茨中校放心，他们是盟友，海水不会淹没岛礁。钟上校建议联邦战俘看好自己的10人小组，他们看似是10个人，却只有一条命，大家应该互相照应，尽可能避免出差错，不给鬼子殴打同伴和杀死同伴的借口，如果那样，等于自己也死了。上校还要求盟军警惕游击队的人，他们比鬼子更让人害怕。

在与同僚做过简单商量后，摩尔上校向钟上校表示了诚挚的感谢。

“人们希望活下去，战后返回祖国，与家人团聚。”摩尔上校礼貌地说，“联邦军队会努力与国军协作，不会违反营规。”

摩尔上校向中国军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他认为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政治主张及分歧不应该在战俘营中出现，他希望游击队方面能够参加联合自治委员会。

钟上校表示，游击队战俘的情况比较复杂，他们一部分是东江地区民间抗日武装，打个旗号出来混地盘，实际上很难分清阵营。另一部分是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宝边游击队和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这三支武装归共产党领导，在战区挂了号，国军承认。这部分战俘由一个叫肖子武的教导员领导，这个人非常固执和傲慢，拒绝与国军合作，而且比国军更早成立自己的战俘管理组织“士兵委员会”，成员由五名士兵和两名军官组成。

“国共渊源如此，希望盟方不必截趾适履，推门入桕。”钟上校平静地说。

鉴于D战俘营国籍成分发生变化，有中、英、印、加、美、荷、菲六国一方战俘，高级军官们一致同意，成立各方组成的联合战俘自治委员会，协调和统一管理战俘营，按各国武装编成、制度、条例、纪律、生活和宗教习俗进行分别管理。原国军和游击队营区为东区，英联邦军队和其他盟国战俘所住营区为西区，各营区伙食、内务和宗教自理，卫生、医疗、劳务分配和营区纪律统一管理。各方同意，D营联合战俘自治委员会主管由国民政府7战区第3预备师副师长钟纪霖上校、英国海外殖民地部特派大臣摩尔上校共同担任。英联邦印军赛德·阿巴斯·哈里中校、加拿大皇家陆军工程总监保罗·格尔诺维茨中校和国民政府广东靖绥署第17武装工作队队长马喜良中校担任副主管。英军扫雷舰舰长弗洛伊德·古柏·沃少校、加拿大皇家陆军补给和运输勤务队韦伯斯特·卡佛尔少校、印度军团炮兵部队指挥官马拉奇·安吉少校、国民政府第12集团军团政治处主任徐才芳少校担任自治委员会成员，负责军官科工作，协助副主管领导军官营和普通营。考虑到美、荷、菲国战俘中军衔最高的只是上尉，战俘极少，上述三国战俘不在委员会中担任职务，最高军衔战俘担任军官委员会成员。

联合战俘自治委员会确定：战俘营承认各武装部队原有体制，全体人员应遵守执行纪律的正确方法，指挥官履行以往的权力。鉴于违反日本管理方命令的人员可能遭到报复，引发严重后果，联合战俘自治委员会下达的第一个指示是，全体人员应严格遵守最高指挥官发布的命令，在大部分情况下，它们实际代表着日本人的直接指令；特别注意关于食品、个人和营区卫生的命令，特别注意防范滋事、寻衅、斗殴和偷窃的命令，特别注意防范战俘人员自杀的命令；没有指挥官允许，所有人员不得接近大门、岗楼和铁丝网，不得在管理区游荡；没有日方同意，军官或士兵不得离开营区；所有人员个人用品，只能保存寝具、衣物、书籍和私人财物，不得保留任何武器、军用地图、相机、望远镜、指南针和无线电装置；无论军官还是士兵，必须向遇到的日本军官和卫兵敬礼。

高级军官会议结束前，摩尔上校认为，御寒、防毒虫叮咬，配发防水胶布、御寒衣物和治虫药品，以及为战俘们制作床铺的事情必须尽快得到满足，应该成为联合战俘自治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同时，他无法接受日方对中、印、英三方采取不同的歧视性对待，尤其将维多利亚殖民地印度从大英帝国分裂出去，专门给印度人一间营房做清真寺，却故意不给英国人天主堂。他要求委员会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由委员会决定战俘营房的分配。

钟上校以自己的经验告诉摩尔上校，这样做不会有作用。三年来，国军和游击队分别与日方做过上百次交涉，基本没有奏效。

摩尔上校比较乐观，他认为国军的经验不足以说明情况，日本之前只在东亚作战，没有和西方发生战争，太平洋战争是个分水岭，日本必须考虑国际影响和限制，避免迁怒更多未在二十六国公约上签字的西方国家，新的战俘营长饭岛要人中佐上任，说明日方的小心反应，他坚持就上述问题向日方进行交涉。

两天后，发生了联合战俘自治委员会交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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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美龄（1898—2003），昵称May。

[2] 宋庆龄（1893—1981），昵称Susie。

[3] 卡伊德·阿扎姆穆罕默德·阿里·真纳（1876—1948），印度穆斯林联盟主席，巴基斯坦国创建者，首任总督。

[4] 维贾雅·拉克希米·尼赫鲁（1900—1990），印度民族领袖蒙蒂拉尔·尼赫鲁长女，印度首位内阁女性成员，曾任印度驻苏联和美国大使，联合国大会第一位女性主席。

[5] 萨路季妮·查托巴地娅（1879—1949），印度诗人，印度国民议会议长、妇女会议主席。

[6] 宋霭龄（1889—1973），昵称Nancy。

[7] 位于香港赤柱半岛，由赤柱监狱、圣士提反书院等建筑组成。

[8] 圣士提反节：为纪念基督教第一位殉教者圣士提反，中世纪时逐渐兴起捐款捐物赠送穷人，称节礼日。

[9] 日军在华人中收买和组织的情报人员，在日军进攻时从事侦察、骚扰、破坏和向导等策应工作。

[10] 日本陆军省《俘虏收容所临时编成要领细则》。

[11]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中国沈阳、上海、潍坊、香港、台湾，以及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泰国、威克岛、爪哇、朝鲜、日本等地建立盟军盟侨战俘营115座。

[12] 京都皇室建筑，1603年德川家康仿造唐朝长安城所建。

[13] 法国作家当拿迪安·阿尔风斯·法兰高斯·迪·萨德（Donatien Alphonse Francois de Sade，1740—1814）的情色小说。

[14] 《巴黎妇人》，20世纪初欧洲的一本情色杂志。

[15] 1940年5月，英法联军在法国东北部港口小城敦刻尔克组织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撤退行动，一周内撤出了33万人。

[16] 英国军事情报局第9处，成立于1940年12月，负责秘密援助德军占领区抵抗武装和受困受伤盟军，以及协助盟军战俘从德军占领地和战俘营中逃走。

[17] 一系列国际公约的总称，包括1864年的《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1906年的《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的公约》，1929年的第一公约和《关于战俘待遇的公约》。

[18] 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内阁设立的专门负责侵华事宜的机构。

[19] 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在中国设立的劳工招募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