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为何写颂词走“霉运”
一
在中国,但凡是个文人,或识得几个字,恐怕没有不知道柳永的。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国词史上婉约派的标志性词家。
可以说,每个男人的梦中都盘桓着一个抛却俗世浮尘、醉酣石榴裙下的“柳永”,每个女人的寝榻都希望有一个风情万种、怜香惜玉的“柳永”。
一读书便成“冬烘先生”的男人,女人不喜欢;一入仕便满脑壳揣摩“圣意”的男人,女人也不喜欢。大概也非男人本性。
很想在当代的文人或明星级别的艺人中,找一位与柳永差可比拟人物,拈须苦思多日,终不得其果。才情一流,颜值一流,还得有一流的“撩妹”功夫,这样的人儿真的打灯笼满世界去找,也难找出第二个。即便如《红楼梦》中的贾公子,虽有一副好皮囊,但也只是成天在裙衩间钻来钻去,一读书便两眼发直的纨绔子弟,更别说才情横溢了。
愚夫早就没了那份“风流”性情,面对一堆史料,居然也被柳永、柳三变、柳七爷迷住了,有了写几笔的冲动。怎奈写他的人实在太多了,网上一搜便有一堆写他的书。且一写他,原本文笔枯涩的,也忽地流光溢彩了。但将多种版本找来一翻,便发现疑云重重,以讹传讹、捕风捉影、真假混杂的所谓“趣闻轶事”太多,一个真实的柳永仍在云山雾海中。
如此说,似乎笔者打算著文还原一个真实的柳永?非也。我可不想吃这份苦,花太多的精力钩沉考校,为柳永驱除迷雾。此勾当还是留给对柳永有兴趣的老学究或专吃柳永饭的研究机构去完成。我只想写写我眼中的柳永。
有一个影响柳永命运的谜团始终纠缠着我,那就是如题所示:柳永为何写颂词却走“霉运”?写颂词走红运,才是一个预想中的因果关系,偏偏这个“因”和“果”超出了正常的推断,成了柳永一生中一个重要的拐点。本文试图将这个“?”拉直。最终拉直了没有,不知道。或许仍是一团雾,那就让它随风飘散。反正历史的山道上,塞满了这样的迷雾,有时化作雨水淋湿行人衣背,有时蒸腾为云在阳光下折射迷离之光……
面对它们,除了无奈,还是无奈。
二
柳永仕途本就不顺。历经科考五次落榜,才于景祐末年(1037),考中进士第三甲,授睦州团练推官,命运有了转机。
需要提请留意的是,柳永中进士是仁宗亲政后的第一次开科,而柳永因写颂词触“霉头”,也是因为仁宗。
柳永在“脱褐”步入仕途前,名气就已经很大。但这个“名气”对柳永入仕是起正向推动作用,还是反向拖曳作用,真不好说。他的名气显然不似王安石那样因一份万言书而震动朝野,而是因为“少有俊才,尤精乐章”[1]。不仅如此,柳永词名可谓唱响在京城内外的歌坊青楼,乃至一个寂寂无名的美伎,只要柳永为她写一首词,在词中植入歌伎芳名,该歌伎即会随着歌词传唱迅疾走红,原本门庭冷落的歌坊,也会变得门庭若市。通常求得柳永词的歌伎也会奉上一笔不菲的润格费。当然,有时在一宿“鸳鸯绣被翻红浪”之后,柳永也会丢下那包银子珠宝,潇洒地一挥手,迎着“杨柳岸”的“晓风残月”而去……
也有歌伎因柳永一首词而成为终身红颜知己的。如一位名虫虫的歌伎,成了柳永的妾。无论他得意还是落难,这位有情有义的虫虫一直伴随柳永至老迈归天。
在笔者看来,柳永的这种“名气”,在正统文人和高居庙堂的官员眼中乃雕虫小技,上不得台面的,甚至招来“诟病”;而柳永的词才,到了写科举策论时,也就成了短板。科举文需要的是引经据典、阐述“政见”,而“梨花一枝春带雨”这类词人艺术感觉显然派不上用场。因此柳七爷的五次落榜,也不能说考官有意跟他过不去。古代士人只有入仕一条道。将柳永逼入所谓的“正道”,经受身心双重煎熬,是历史局限造成的。如在当今,柳永可以成为受人仰慕的著名专业词家,没准儿还能拿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之类。这么说也并非胡思乱想。201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就颁给了美国歌手鲍勃·迪伦,引起世界哗然。鲍勃·迪伦主要靠歌喉出道,而柳永真正是文学天才。论文学才华,柳七爷肯定要甩鲍氏N条街,获诺奖也定然不会有争议。因此,柳永靠歌词创作就可以过他的风流倜傥日子,不必奔什么官道的。
史实证明,柳永压根儿也非“官场中人”。
一只本可自由飞翔的鸟儿,偏要扑腾翅膀为自己找一只笼子。
三
绕了一圈儿,该回到让柳永走“霉运”的那首颂词了。
柳永先任睦州团练推官,再移任余杭令,在宝元元年(1038)、52岁时,受到仁宗赏识,超擢为著作郎,授西京陵台令。也仅仅是一个从六品的官阶,专管皇家陵墓安全及祭祀之类小事务。这勾当听起来不怎么响亮,成天与那些阴气沉沉的亡灵为伴,偶尔搞点祭祀活动,与柳永性情太不相符了。不过,好歹这也是京官,而且品级比原先高了几个级别。任期满后改官太常博士,在太常寺任职,仍然是做些与祭祀有关的小事。
就在柳永56岁这一年(1042),他激情满怀地写了一首著名的颂词《醉蓬莱·渐亭皋叶下》进呈圣上:
醉蓬莱
渐亭皋叶下,陇首云飞,素秋新霁。华阙中天,锁葱葱佳气。嫩菊黄深,拒霜红浅,近宝阶香砌。玉宇无尘,金茎有露,碧天如水。
正值升平,万几多暇,夜色澄鲜,漏声迢递。南极星中,有老人呈瑞。此际宸游,凤辇何处,度管弦清脆。太液波翻,披香帘卷,月明风细。[2]
关于这首词的写作背景,以及如何得罪了仁宗皇帝,宋人笔记中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记载:
柳三变,景祐末登进士第。……后以疾,更名永,字耆卿。皇祐中,久困选调,入内都知史某,爱其才而怜其潦倒。会教坊进新曲《醉蓬莱》,时司天台奏老人星现,史乘仁宗之悦,以耆卿应制。耆卿方冀进用,欣然走笔,甚自得意,词名《醉蓬莱慢》。比进呈,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掷于地。永自此不复进用。[3]
这段记载的前数句,是说“入内都知史某”,同情柳永有才却久沉下僚,趁老人星出现(皇家视为吉兆),邀柳永应制写颂词,试图借此讨得仁宗欢悦,也许柳永的命运就彻底翻转。仁宗在政务之余,是喜欢听听小曲的,而且也听过很多柳永的曲子。有此契机,柳永尽心尽力,挥洒才情,一曲“甚自得意”的《醉蓬莱》稿成。谁料想史某有意帮忙做好事,反成“倒忙”;柳永的“甚自得意”却惹得仁宗勃然大怒,将其稿甩掷于地,吓得内史小官伏地捣蒜般磕头,额头要磕出血来。“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这个“渐”犯了什么忌?“笔记”作者未说,当代柳学专家简雪庵先生的解读是“皇帝病笃曰‘大渐’”[4]。这还得了?这个“渐”让皇上联想到身体的严重疾患,难怪产生微妙的“不悦”。“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真宗的挽词中有“俨时巡之仙仗,护川逝之宸仪。呜呼哀哉!攀鼎龙兮莫皇,瞻幄凤兮何有”句,这个柳七爷也忒大意了,能怪圣上面孔“惨然”吗?写活人连接到亡人,挨到谁也“惨然”。再看下文“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掷之地,永自此不复进用”。有了前面的“不悦”“惨然”,又再来一个“翻”字,直冲皇家大忌,无怪乎仁宗的心情坏到极顶了。
常言道,拍马屁拍到马腿上。这岂止是“拍到马腿上”?“拍到马腿”只是“拍”的位置不对,未拍到那个兴奋点上。在仁宗感觉中,柳永这是用榔头敲打甚或是用剑戳啊!柳永的官运不复有翻转之日,也就可以理解了。
简雪庵先生对柳永写颂词触犯仁宗,还有另一种解析。他认为:“柳永入京后写的歌功颂德之词多不胜举……却没有想到仁宗会不会听得腻味了,也没有想到物极必反。”[5]
简先生所言不无道理。入仕前,柳永写了大量颂扬歌伎的词。颂扬歌伎,写得再多,她们也不会腻。因为她们处于社会最底层,被大多数人视作玩物,得不到人格平等意义上的尊重。有这么一位词坛才子,曲尽她们的丽质娇美,只会让她们身价提升,开心感激。入仕后,柳永调转笔墨,大量创作颂扬皇上的词曲,完全没有意识到颂扬的对象与过去相比有云泥之别,一不小心就会“颂”出麻烦来,甚至“颂”掉脑袋。“颂”得太多,就成刻意阿谀奉承,容易被上司怀疑居心不良。皇上的耳畔本就颂音缭绕,如何把握时机、拿捏分寸、恰到妙处,这是一门比音律、词章更为复杂高超的艺术。而柳永欠缺的恰恰是音律、词章外的庙堂心机、狡诈、手腕、权谋。
《相逢何必曾相识》 苏金成
有词评家称:“仁宗谓不云‘波澄’,无论‘澄’字,前已用过。而‘太’为徵音,‘液’为宫音,‘波’为羽音,若用‘澄’字商音,则不能协,故仍用羽音之‘翻’字。两羽相属,盖宫下于徵,羽承于商,而徵下于羽。‘太液’二字,由出而入,‘波’字由入而出,再用‘澄’字而入,则一出一入,又一出一入,无复节奏矣。且由‘波’字接‘澄’字,不能相生。此定用‘翻’字。‘波翻’二字,同是羽音,而一轩一轾,以为俯仰。此柳氏深于音调也。”[6]
这又是一个书呆子。论音调,柳永自然是专家。用不着他在此卖弄一番。症结在于,这不是音调协和不协和,而是一个涉及皇上龙体安康、生死,大宋江山稳定的问题。政治错了,音调无所谓对错。
四
应该说,柳永主观上绝无要冒犯皇上的意图,也绝对不会想到某些词句会惹“翻”皇上。他失误的深层次因素在于,对当朝官家的经历、心理、个性、处事风格,缺少足够的揣摩和研究。为皇上写颂词,岂可不深自考量便率尔操觚?
仁宗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呢?先举一例。
景祐二年(1035),仁宗询问参知政事盛度:“王曾、吕夷简都力求退,何也?”时王、吕皆任相。盛度对曰:“二人腹心之事,臣不得而知,陛下询二人以孰可代者,则其情可察矣!”仁宗分别询问王曾、吕夷简,王曾推荐了蔡齐,吕夷简推荐了宋绶。仁宗索性就将这四人统统罢免了,而独留盛度。你看,就连宰相级别的官员,也琢磨不透仁宗的心思。仁宗在官员的调整、任用事宜上,表现得尤为敏感多疑。这个盛度,就比王、吕精明多了。[7]
仁宗赵祯在位42年,前13年由刘太后垂帘听政,实际执政近30年,是两宋执政时间最长,也是以“仁”著称、颇获史家好评的宋皇。元祐七年(1092),大臣范祖禹在《上哲宗乞法仁宗五事》中曰:“臣掌国史,伏睹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丰功盛德固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见者,其事有五:畏天、爱民、奉宗庙、好学、纳谏。仁宗能行此五者于天下,所以为仁也。”[8]仅就纳谏这一点,仁宗算得上是很有雅量的皇帝了。包拯任监察御史和谏官,在面陈谏议时,常常因挨得太近,唾沫星子喷到了仁宗脸上,仁宗用衣袖擦去口水,还会继续听他的高论。
但仁宗因童年特殊经历,对宫廷内外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欺上瞒下,又表现得特别警醒,乃至过度猜疑、敏感、揣度。在用人问题上一贯不按常理出牌,让他的贴身大臣也会发蒙。仁宗直到亲政时才获悉,他的生母不是刘太后,而是刘太后身边侍女李氏,已先刘太后死去。原因在真宗专宠妃子刘娥,要纳她为皇后,但刘娥肚子不争气,生不出孩子,就上演了借侍女李氏肚子生儿(仁宗)的鬼把戏,谎称己出,成功坐上皇后宝座,又垂帘听政十多年,过足了女皇瘾。这谎言居然被隐瞒了二十多年。就连仁宗生母李氏在刘太后身前死去,也成历史疑案。十有八九,刘太后动了手脚。李氏生病,刘太后派亲信“张怀德押医官”入侍医治,李氏“遽薨,年四十六”。[9]仁宗从未见过生母。可以想象,听闻此事会给身心带来多么沉重的打击?
面对这位既有“雅量”,又敏感多疑的官家,柳永采取一味颂扬的单向思维方式,摔跟头岂不是迟早的事?至于在颂词中“惟务钩摘好语,却不参考出处”,更属低级错误了。仁宗在怒掷柳词后发问:“有欲为之地耳!”质疑柳永进呈颂词动机不纯,有个人小九九,还真被他疑中了。在此案上,显然不该为柳永“鸣冤”,而仁宗对柳永“自此不复进用”的处罚并不为过。
如果某人因为精通音律、词曲,凭堆砌佳词丽句一味“歌功颂德”,还能混个“尚书”“知制诰”之类,绝非用贤任能的正道之举,仁宗在历史上的形象也要大打折扣了!
五
就在因《醉蓬莱》触犯仁宗本年岁末,柳永被移任苏州通判,离开京都。家眷仍暂留京城。后来的岁月中,柳永如同一枚被任意摆弄的“棋子”,几乎不停息地在旅途中颠簸。先后在苏州、成都、潭州、华州、杭州任地方小官。常常是到一地数月,席不暇暖,又颠踬于漫长的新的旅途,恐怕屁股要颠出老茧、一身老骨头也要被颠得散架了。
从这一时期柳永词中频繁出现的字句,可一窥其心境:
衰杨古柳,几经攀折,憔悴楚宫腰。(《少年游》)
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少年游》)
一望关河萧索,千里清秋。……岂知聚散难期,翻成雨恨云愁。(《曲玉管》)
江枫渐老,汀蕙半凋,满目败红衰翠。(《卜算子慢》)
游宦成羁旅。……刚断肠、惹得离情苦。(《安公子》)
……
真个是满目“败红衰翠”“雨恨云愁”啊!
幸好在舟车劳顿中,有苦中还能逗乐的虫虫伴随,让他在身心疲惫不堪时,时时获得精神和心灵的几许慰藉。
到了64岁、在杭州任上时,柳永一次饭后偶然想起前辈诗人孙冕致仕前写的一首诗,对人生有了顿悟,终于想提前了断这个折腾了他半辈子的“仕途”,不再在官场的“名缰利锁”里虚度时光。孙冕诗写道:“人生七十鬼为邻,已觉风光属别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谋泉石养闲身。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西河又见陈。寄语苏州孙太守,也须抖擞老精神。”[10]吟罢孙冕诗,柳永随即写《求致仕表》,半年不见动静,又呈《再求致仕表》,隔一年第三次上《求致仕表》……三次上表求致仕,均不见下文。至和二年(1055)四月,太守孙沔兴冲冲地告知:“圣上明鉴,诏耆卿兄回京。”柳永不信,孙沔又加重语气:“邸报已到府,哪能有误?只是尚不知任何差遣?”[11]此时的柳永五脏内不知道翻滚着的是酸、是甜、是苦,还是辣?夜半醒来,免不了要老泪纵横吧!
柳永69岁回京,未被差遣新的职位,第二年便“致仕”了。如果揣测一下,也许仁宗见柳郎中三次上表求退,心生恻隐,只是将他调回汴京安家罢了。没有直接批复他的《求致仕表》,也算是给他一个面子。于此细微处可见仁宗心机之深。
嘉祐五年(1060)五月,一代词人在京城遭逢大疫时与世长辞,享年74岁。临终前特别嘱咐,不要向亲友和当朝宰相发讣告。
有些野史笔记称柳永穷困潦倒死于僧庙,由歌伎凑钱安葬,是不符合史实的。实际情况是柳永由家人先寄葬于京郊,出殡时送葬的行列中自动加入了数不清着缟衣素服的歌伎,她们个个泪湿衣袖、哭声震天。相信她们的泪水中都浸透了真诚。大概王公贵胄也未必能享受到这份真诚吧!比之才华,柳永最为可爱处是他真心喜欢并尊重女性——当然是俏丽佳人,不问身世地位,而见其“蕙质兰心”。
他的至爱虫虫居然也于同一天随他而去。柳永一生有虫虫,不枉人世走一遭啊!
二十余年后,柳永子将其父墓迁葬于镇江。
长江无语东逝水,流淌着一代才人不朽的词魂。
在柳永走“霉运”时,又凸显其词人本色,新词佳曲如山泉喷涌。笔墨尤见洒脱、跳荡,气骨更显雄逸、硬朗。歌峰峦叠嶂,叹沧海桑田,颂美姬佳人,抒羁旅愁肠,咏患难挚情……才随墨舞,情缘笔跃,任性飞扬,不复有少年轻薄俗艳、入仕初颂圣媚态。连东坡先生也有点不自信地问玉堂幕士:“我词何如柳七?”东坡对柳词还有一段高评:“世言柳耆卿词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风霜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12]
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记载:“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有此柳永足矣!
后人有谁会介意柳郎中算几品官阶呢?
注释
[1]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全宋笔记》第二编(四)第90页,大象出版社2017年1月版。
[2] 《柳永词集》第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8月版。
[3]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八,《全宋笔记》第二编(四)第90~91页,大象出版社2017年1月版。
[4] 简雪庵《晓风残月·柳永传》第340页,作家出版社2016年10月版。
[5] 简雪庵《晓风残月·柳永传》第210页,作家出版社2016年10月版。
[6] 焦循《雕菰楼词话》,《柳永词集》第5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8月版。
[7] 《宋史》卷二百九十二,简雪庵《晓风残月·柳永传》第212页,作家出版社2016年10版。
[8] 陈胜利《弱宋》第1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版。
[9] 陈振《宋史》第1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版。
[10] 简雪庵《晓风残月·柳永传》第300页,作家出版社2016年10月版。
[11] 简雪庵《晓风残月·柳永传》第306页,作家出版社2016年10月版。
[12] 《柳永词集》第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