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
“天哪，是大流感，它来了！”

“我有只小鸟，叫恩萨。

我一开窗，恩萨飞了进来(1)。”

——1918年大流感期间的童谣

1997年5月，香港一名三岁男童死于流感。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每一年，在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健康的儿童死于流感，但是，这次的感染和以往不同。卫生官员查不出这个孩子是死于哪种流感病毒，于是给美国亚特兰大的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寄去了一份病毒样本。亚特兰大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发现，这种病毒此前从未感染过人类。几个月过去了，包括男孩的父母、亲戚、朋友和同班同学在内，没有其他人感染上这一罕见的流感病毒。不久后，疾控中心派出一组科学家来到香港开展调查。调查员们挤进了当地的一家菜市场，看到当地的农民现场宰杀和出售活禽，然后发现了他们一直寻找的东西——这种致命病毒的源头。(2)“当地人喜欢现杀的活鸡，”一名调查员说，“在冷水里浸一下就算洗过了。（有一天）我们看到一只鸡站在高处，在啄食，然后它身体微微前倾，慢慢地倒下，倒向一侧，就那么死了。血（从它的喙里）滴下来。那个场面太不真实，太诡异了，我从来没见过。”然后接二连三，更多的鸡染上了病。

感染东南亚禽类的流感毒株尤为致命，导致七成的鸡死亡。(3)1997年12月30日，为防止禽流感进一步蔓延到更多的人类身上，香港卫生当局下令扑杀了100多万只鸡，然而，这未能阻断病毒的传播。日本、越南、老挝、泰国、柬埔寨、中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相继发现鸡感染了禽流感。接着，新增18人感染禽流感病毒，其中6人死亡，死亡率达33%，这吓坏了当地的医生。（普通流感的致死率不到2%。）很快，病毒消失得无影无踪。卫生当局等着疫情在第二年卷土重来，但是它没有来，后一年也没来，再后一年还是没来。病毒静静地潜伏着，像是要伺机出动。

2003年末，距离首次禽流感暴发6年后，病毒重现东南亚。这次，卫生官员发现疫情变得更难控制。同样，一开始是鸡先感染，卫生当局据此做出反应，扑杀了数亿只鸡。然而这番努力无济于事，禽流感还是从鸡传到了鸭、鹅、火鸡和鹌鹑。然后轮到了哺乳动物：先是老鼠，然后到猫，再到泰国动物园的一只老虎，接着是猪，最后到人。截至2005年4月，共有97人感染禽流感，其中53人死亡，死亡率高达55%。

到2006年9月，禽流感已经从亚洲的鸟类扩散至欧洲、近东和非洲的鸟类。250人感染禽流感，这些人的居住地附近出现过病鸟，其中146人死亡。国际卫生官员害怕这次在东南亚暴发的禽流感会引发全球性流行病，即大流感。其中一人后来评论道：“时钟在滴答作响，只是我们不知道现在几点。”

卫生官员害怕流感大流行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大流感带来的毁灭性后果。1918年至1919年间暴发的大流感，史称“最后的大瘟疫”，5亿人感染(4)，占当时全球人口的一半。这种病毒几乎遍布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受的打击尤其严重。1918年10月，短短一个月内，便有40万美国人死于流感。一般来说，感染流感后最容易死亡的是病人和老人，但是1918年的病毒不同寻常，它杀死了许多健康的年轻人。仅仅一年后，二三十岁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便缩短了25%。1918年的大流感是人类医学史上最具毁灭性的传染病疫情，这轮结束后，全球死亡病例总数约5 000万至1亿，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5)相比之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死于艾滋病大暴发的总人数为2 500万。(6)

大流感避无可避。过去300年里，全球一共经历了10次这样的灾难，也就是每100年暴发三次，每个世纪都是如此。虽然大流感频繁地反复暴发，但是迄今为止，只有一个人成功地预测了一次大流感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这个人就是莫里斯·希勒曼。希勒曼出生于1919年8月30日，一个周六的早晨，当时正是史上最严重的流感大流行期间。他是家里的第八个孩子，爸爸叫古斯塔夫·希勒曼，妈妈叫安娜·希勒曼。（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强烈的反德情绪，于是希勒曼的父母把他出生证上Hillemann的第二个n删去了。）安娜和古斯塔夫是虔诚的基督徒，给所有孩子取的名字都来自艾尔西·丁斯莫尔笔下的英雄人物，这些有关基督教信仰的故事流行于19世纪末。莫里斯的姐姐叫艾尔西，哥哥们分别叫沃尔特、霍华德、维克多、哈罗德、理查德和诺曼。莫里斯·希勒曼的家在蒙大拿州，位于唐河（Tongue River）和黄石河（Yellowstone River）交界处的河岸上，靠近迈尔斯城（Miles City）。他在家里出生。

小莫里斯出生后，接生的顺势疗法(7)医生惊讶地发现还有一个孩子莫琳紧接着出生，但是她一动不动，似乎没了呼吸。医生拼尽全力抢救，用双手环托住孩子的背部，大拇指一下一下地按压她小小的胸膛，试图让空气进入她的肺部，但是无济于事。安娜·希勒曼躺在房间一角，静静地望着医生抢救她的小女儿。当听到孩子救不过来的消息时，她闭上双眼，一句话也没有说。第二天，8月31日，古斯塔夫埋葬了小莫琳。

分娩几小时后，安娜正抱着刚出生的儿子，突然间，她全身僵直，两眼翻白，口吐白沫，双臂和双腿一阵一阵不住地抽搐。这样的抽搐又发生了许多次。每次发作完，安娜都会昏迷不醒地躺在床上好几个小时。医生宣布安娜得了子痫。子痫是一种孕产妇特有的疾病，由大脑进行性的持续性肿胀引起。安娜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于是把丈夫古斯塔夫、古斯塔夫的弟弟罗伯特和罗伯特的妻子伊迪丝叫到了床前。她要求年纪较长的几个儿子留在自家农场，继续跟着古斯塔夫生活；女儿艾尔西以及年纪稍小的两个儿子理查德和诺曼去密苏里州同她的亲戚一起生活；刚出生的幺儿莫里斯则交由住在同一条街上的罗伯特和伊迪丝抚养。安娜可怜这对夫妻无儿无女，所以把小儿子过继给他们。生完孩子两天后，安娜·希勒曼随着她夭折的小女儿离开了人世。临终前，她提出最后一个要求。两天后，古斯塔夫实现了安娜的遗愿。他挖出莫琳的遗体，将她放入死去的母亲怀中，重新下葬。这场分娩，只有一条生命存活了下来，就是莫里斯。“我总觉得自己骗过了死神。”他说。

希勒曼被罗伯特和伊迪丝领走以后，虽然不和哥哥姐姐们（后来都回到了古斯塔夫身边）住在一起，但是仍旧会去古斯塔夫的农场，即河景苗圃（Riverview Garden and Nursery）帮忙。“有段时间，小偷和歹徒会逃来（我们的农场）以躲避迈尔斯城治安民团的追捕。”希勒曼回忆道，“高地上有一棵很高的棉白杨，树枝上到现在还挂着绞索。”他回想起了童年的农场生活：“有人愿意买的东西我们都卖：土豆、西红柿、卷心菜、生菜、萝卜、玉米、倭瓜、白干酪、处理干净的鸡、孵化的蛋、食用的蛋、南瓜。我们用甜高粱的秆扎扫把，耐用得不得了；我们去迈尔斯城做景观美化、修剪树木、给树喷药除虫，甚至帮妓院做过景观美化。（卖淫在迈尔斯城是合法的。）我们还种植物，多年生的、一年生的都种；通常在周日卖花给当地花店。分得清杂草和作物以后，我就下地了，从日出一直干到日落。采浆果、赶马回马厩、打水、喂鸡、捡鸡蛋、给鸡窝大扫除、铲鸡屎、摘豆子，都做。我只在夏天的几个月里干活，因为开学以后活物都给霜冻冻死了。”

“在蒙大拿，所有人都必须挣钱养活自己。”莫里斯·希勒曼的大女儿杰里尔回忆道，“这里是东部平原，生活非常非常残酷，酷暑严冬，鹅毛大雪从头顶飘过。我父亲四岁的时候就要出去卖草莓。大人告诉他售价，但是他卖不出去。时间一久，草莓变软，样子也不好看了，只能低价贱卖。回去以后，年仅四岁的他挨了重罚，并没有因为年纪小而得到轻饶。我父亲一路长大太不容易了。”(8)

希勒曼才长到十岁，就已经经历过多次险境，差点溺死，差点被疾速行驶的货运火车撞死，还得过白喉。“在蒙大拿，都是自己管自己，”他回忆道，“没人管你。黄石河汛期期间，洪水从山里泻下，冲倒树木，冲垮房屋。有一天，一个流浪汉坐着一条小平板船顺流而下。我和我哥哥用一块钱买下了他的木头小破船，然后我们顺着黄石河往下划，那感觉简直就像冲下瀑布，一头栽进尼亚加拉大瀑布一样。到处是被冲翻的白杨，还有各种垃圾和乱七八糟的东西一起往下游漂。我不会游泳，拼了小命才回到满是泥的岸上。”希勒曼跑回婶婶家，上气不接下气，浑身都是泥巴。他说了自己刚刚差点淹死。伊迪丝抬起头，盯了小莫里斯片刻，然后继续洗她的衣服，一句话也没说。“我婶婶是路德派教徒，”希勒曼回忆道，“她相信真正的死期是躲不过的。”

希勒曼还碰上过一桩倒霉事：一列货运火车在本不该出现的时间突然出现在唐河的一座窄桥上。“密尔沃基铁路有两趟火车经过迈尔斯城，一趟是从芝加哥到西雅图的奥林匹亚号，一趟是哥伦比亚号。每天早上，我们骑着自行车经过唐河上的一座小桥。每次上桥之前我都会往铁轨尽头张望，确认奥林匹亚号火车没有驶近。好了，有一天我们骑车过桥，骑到大约三分之二的地方，我的天哪，火车来了！那些混蛋竟然多发了一列货运火车来。当时，我和哥哥诺曼在一起。你知道的，刹停行驶中的火车大概要花掉100万美元，因为这会破坏铁轨。（驾驶员）一个劲地吹哨子，但是完全没有要刹车的意思。我回头一望，整座桥都在晃。我们拼命踩自行车，下桥的瞬间把车往地上一扔，往两边跳，离被火车撞上大概就差了那么一两秒钟。”

希勒曼八岁的时候，差点死于白喉引起的窒息。“小时候，有好几次我被宣布濒临死亡，都说我挨不到第二天早上。”

虽然被叔叔婶婶合法领养，跟着他们生活，但是希勒曼其实住得离亲生父亲很近，只有不到100码(9)的距离。他的生父是个谨遵教条的路德派教徒，希勒曼大为反对父亲信奉的保守的原教旨主义。“确实，蒙大拿人都很善良。气温跌到零下，大家会互相帮助，是一个很好的社区。教会维持法律和秩序，提供了一个社会结构把社会成员黏合在一起，这些在西部都很重要。整个社会正派而有序。但我就是没有办法全盘相信那些神话，也不想被教会的教条束缚。”童年时期的希勒曼从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里找到了慰藉，他把这本书读了又读。“我对达尔文着迷，因为教会强烈地反对他。”希勒曼回忆道，“我觉得这么多人恨他，他肯定有什么长处。”希勒曼读遍了所有他能找到的有关科学和科学伟人的读物。同蒙大拿州的许多小学生一样，希勒曼的偶像是霍华德·泰勒·立克次。

20世纪初，蒙大拿州西部的苦根谷（Bitterroot Valley）居民得了一种神秘的疾病，症状包括发高烧、剧烈头痛、肌肉疼痛、低血压、惊厥，甚至死亡。时任蒙大拿州州长约瑟夫·图尔请来霍华德·立克次寻找病因。立克次是中西部人，毕业于西北大学。他迅速从附近的博兹曼（Bozeman）召来了蒙大拿州立大学的学生帮忙。这批学生里有很多人后来死于这种疾病。立克次惊讶地发现，引起致命感染的元凶竟然是蜱虫身上携带的一种细菌。“他在当时的人们眼里就像神一样。”希勒曼回忆道。如今，这种细菌被称作“立克次氏体”，这一疾病被称作“落基山斑疹伤寒”。(10)

在迈尔斯城的卡斯特县高中念书期间，十几岁的希勒曼在杰西潘尼（J．C．Penney）百货商店找到了一份兼职，担任助理经理，帮“牛仔们给女朋友挑选雪尼尔浴袍”。在大萧条时期的蒙大拿州，这可是炙手可热的岗位，希勒曼未来的生活不成问题。但是他的哥哥建议他去念大学，别在百货商店工作。“迈尔斯城的人，如果头脑够聪明，会上康科迪亚学院（Concordia College），再上神学院，最后成为路德派传教士。但我不想走这条路。”于是，希勒曼申请了蒙大拿州立大学并得到了全额奖学金。1941年，他以班上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主修化学和微生物学。

毕业后，希勒曼想去医学院继续深造，但又负担不起。“我看不到任何去学医的希望，”希勒曼说，“在成为住院医生之前的所有费用都得自己承担。我上哪儿弄这笔钱？”于是，他申请了十所研究生院，想攻读微生物学的博士学位。“我本科念的是蒙大拿州立大学，那只不过是一所小小的农业学校。那些人看见蒙大拿的某个牛仔递交的申请信估计转眼就会扔进垃圾桶。”希勒曼的首选学校是芝加哥大学。“在西部人眼里，芝加哥就是美国的尽头。”希勒曼回忆道，“芝加哥就像麦加。芝加哥的好大学就是当时的学界中心。”结果他申请的十所学校都录取了他，而且都提供全额奖学金。“芝加哥大学申请上了，十所全部申请上了。你能信吗？我开心极了。”

芝加哥的生活不比农场生活轻松多少。“他当时体重138磅(11)，”希勒曼的妻子洛林回忆道，“一天只吃得起一顿饭。床上还有臭虫，他会在周围放好几块肥皂抓（臭虫）。”(12)芝加哥的学术圈风气也给希勒曼带来了许多挑战。希勒曼回忆道：“在芝加哥的学术体系里，教授的态度一般是：‘没事别烦我，有了发现再说。’”他几经周折才定下了一个研究课题，最后选择了衣原体。衣原体是一种性传播病原体。当时的科学家认为它是一种病毒。（美国每年有300万人感染衣原体，它会损伤输卵管，导致成千上万的女性不孕不育。）不到一年，希勒曼就发现衣原体根本不是病毒，而是一种细菌：很小，不常见，而且不同于其他细菌，衣原体只生长在细胞内部。正是基于这一发现，最终才有了衣原体的治疗方法。因为这项工作，希勒曼被评为“在病理学和细菌学领域取得最佳研究成果的学生”并获得了奖项。给他颁奖的是迈拉·塔布斯·立克次，正是希勒曼童年偶像的遗孀。“你看人生就是这么串联起来的：霍华德·泰勒·立克次！”希勒曼回忆道。

1944年，莫里斯·希勒曼来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那时，他刚刚完成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业，照例接下去应该进入学术精英阶层，成为一名教师或研究员。但是希勒曼想去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市（New Brunswick）的施贵宝（E．R．Squibb）制药公司工作。他的导师直截了当地叫他死了这条心。“我顶着巨大的压力离开了芝加哥。”希勒曼回忆道，“因为那个时候，芝加哥是生物学的学界中心，没有人毕业之后会去企业。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就相当于通报（进入科学界）。去业界找工作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希勒曼已经厌倦了学术界。“我要做什么呢？要么教书，要么做研究。我说我想去业界，因为对学术界我已经了解得够多了。我想学点工业管理方面的知识。我打农场来，在农场的时候营销和销售都得自己干。我想做些事情，想制造点实实在在的东西！”希勒曼的决定惹怒了一众教授，于是他们抬高了希勒曼的毕业门槛——增加了法语考试。“我花了六个月学法语，”希勒曼回忆道，“每天学10页哲学方面的法语外加100个习语和比喻，然后我通过了考试。”这下，希勒曼的导师们不得不作罢。“好吧，现在你可以去企业了。”他们说。在施贵宝，希勒曼学到了如何批量生产流感疫苗。

四年后，即1948年的晚春，希勒曼加入了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沃尔特·里德研究所（Walter Reed Institute）。他的任务是尽可能多地了解有关流感的一切知识，为预防下一次流感大流行做好准备。希勒曼充满自信，人高马大，相貌堂堂，他用他的智慧、脏话和幽默赢得了整个研究团队的尊重。

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研究所成立于1909年5月1日，旨在支持传染病研究——任何可能影响战争结果的传染病。(13)历史赋予了研究所这一使命。

在19世纪初，英国占领印度期间，三分之一的英军士兵死于霍乱。19世纪中后期的克里米亚战争和布尔战争期间，死于痢疾的英军士兵比战死的还要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数十万塞尔维亚人和俄国人感染斑疹伤寒，一种由虱子传播的细菌感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数千名美军士兵死于流感。

要说传染病影响战争的结果，没有哪场战争能与16世纪西班牙征服墨西哥的战争匹敌。仅凭400名士兵，埃尔南·科尔特斯就征服了拥有400万人口的阿兹特克文明。科尔特斯能打败阿兹特克人不是因为他的士兵更加勇猛（阿兹特克人是骁勇、高贵的战士），不是因为他特别擅长游说其他印第安部落支持自己（盟军直到确信科尔特斯一定会打赢才同意加入他的战斗），也不是因为他有更多的枪支和马匹（他的枪粗制滥造，马的价值也有限）。那他到底为什么赢了？究竟是什么让几百万阿兹特克人放下武器，乖乖地向区区几百西班牙入侵者投降呢？答案就是一种在欧洲已经流行了数百年却从未越过大西洋的传染病——天花。西班牙人入侵后不到一年，就有数百万当地人死于天花。阿兹特克人将这场瘟疫看作上天对他们的惩罚，确信侵略他们的人受到了神的庇佑。“在西班牙人信仰的神所展现的强大力量面前，围绕着古老的印第安神祇构建的宗教信仰、司祭制度和生活方式崩塌了。”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写道，“难怪印第安人会如此乖顺地接受基督教，并对西班牙人俯首称臣。上帝显然站在了西班牙人那边。之后每一场从欧洲（不久后多了非洲）舶来的传染病，都加深了这种教训。”

20世纪40年代末，有两个机构在监测全球传播的流感病毒毒株：一个是沃尔特·里德研究所，一个是位于瑞士日内瓦、刚成立不久的世界卫生组织。“我当时负责中央实验室，是帮助军队进行全球监测，以期尽早发现（大流行病）病毒。”希勒曼回忆道，“1957年，我们（一开始）都没监测到大流感，陆军研究所没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也没监测到。”

1957年4月17日，希勒曼坐在办公室里读报纸，看到《纽约时报》刊载了一篇题为《香港抗击流感疫情》的报道。(14)“文章里说，有两万人在排队看医生，其中不乏趴在妈妈背上目光呆滞的孩子。”公共卫生官员预计已有25万人感染病毒，占到全香港人口的10%。希勒曼放下报纸，嘴里念念有词：“天哪，是大流感。它来了！”

第二天，希勒曼给位于日本座间市的美国陆军第406医学综合实验室发去电报。在电报中，他要求当地工作人员弄清楚香港的情况。被派去调查的军医最终找到了一名生病的海军士兵——他在香港染上了该病毒，搭乘舰船回到日本后发病。军医让这名年轻士兵用盐水漱口，然后吐进杯子，希望能采集到病毒。

样本于1957年5月17日被送至希勒曼处。他花了五天五夜的时间，试图判断在香港传播的流感病毒毒株是否可能引起一次全球流感大流行。他所采用的方法是取一颗受精蛋，在蛋壳上开一个小口，将染病的海军士兵的漱口水注入鸡蛋。流感病毒马上开始在鸡胚周围的胚膜中生长。然后，他收集含有病毒的液体，并对其进行纯化，再将几百个美国士兵的血清加入其中，结果发现没有人有这种新病毒的抗体。（血清是血液中含有抗体的部分；抗体是由免疫系统产生的蛋白质，用以中和入侵人体的病毒和细菌。）随后，希勒曼又测试了数百个美国平民的血清，依然没有发现抗体。也就是说，他没有找到任何一个人的免疫系统有曾经对付过这种流感病毒毒株的证明。

为了证实这一发现，希勒曼将病毒样本同时寄给了世卫组织、美国公共卫生局（U．S．Public Health Service）和武装部队流行病学理事会流感委员会（Commission on Influenza of the Armed Forces Epidemiological Board）。每个机构都测试了全球各地的成人血清，发现只有一小部分荷兰人和美国人的体内有这种病毒的抗体。他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曾经经历过导致600万人死亡的1889—1890年大流感。引起1889年大流感的病毒当年迅速地神秘消失了。现在它回来了，却没人有抗体抵御它。

希勒曼清楚，他正在研究的这种流感病毒毒株完全有可能肆虐全球。他也清楚，遏止这种病毒的唯一办法就是研发出疫苗，而且必须得快。1957年5月22日，他发出了一份新闻通稿，声称一场新的大流感已经到来。“根本没有人相信我。”希勒曼回忆道，“（澳大利亚免疫学家）麦克法兰·伯内特给我打电话，他说你无法证明这个病毒有什么不同。（美国公共卫生局官员）乔·贝尔也不相信，问我：‘什么大流行病？什么流感？’这些人怎么能活得这么愚蠢？”

希勒曼进一步细化了他的预测。他不仅认为在香港传播的这种病毒——现在被称作亚洲流感——将在全球传播，他还判断，病毒将在1957年9月的第一周传到美国。(15)“当我发出新闻稿，说大流感会在学校开学的第二或第三天登陆美国时，基本上我就被当成了疯子。”希勒曼说，“但是它来了，如期而至。”

当希勒曼在《纽约时报》上读到有关香港暴发流感的文章时，病毒其实已经开始蔓延开来。1957年2月，中国西南地区的贵州省出现了第一例亚洲流感；3月，病毒蔓延到湖南省，逃难的人将病毒携带到香港；4月底，亚洲流感已经传播到台湾地区；5月初，到达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约有200名菲律宾儿童死于感染；5月底，病毒传到了印度、越南南部和日本。美国海军舰船上暴发的轻度流行最终将病毒传播到了全世界。希勒曼回忆道：“（海军士兵）在船上互相传染。他们在停泊港下船，进城和酒吧女郎厮混，最终将病毒传遍了远东。”

希勒曼已经证明了销声匿迹70年的亚洲流感已经卷土重来。时任美军流感委员会负责人的托马斯·弗朗西斯不相信希勒曼说的话，拒绝研发疫苗。希勒曼回忆道：“军队没办法说动流感委员会。他们把病毒毒株送去了弗朗西斯的实验室，他说：‘我们会看一看的。’我知道汤米(16)·弗朗西斯（有一天晚上）要去宇宙俱乐部（Cosmos Club，位于华盛顿特区）吃饭，所以我一早候在了门边的位置。他一走进来，我就说：‘汤米，我一定要给你看一样东西，否则你将铸成大错。没时间了。’他仔细看完了数据说：‘我的天哪，这是全球大流感病毒。’”

希勒曼将亚洲流感病毒的样本寄给了六家生产流感疫苗的美国企业。他估算，要挽救美国人的生命，唯一的希望是成功地说服企业在接下去的四个月里完成疫苗的生产以及分销。从来没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造出过流感疫苗。为了加快进程，希勒曼无视了美国最主要的疫苗监管机构——生物制品标准处（Division of Biologics Standards）。“我了解这个体系的运作方式，”他说，“所以我绕过了生物制品标准处，直接打电话给企业，推进这一流程。我和企业说，最重要的是告诉他们的鸡农，今年千万不要杀掉公鸡，否则就没有受精蛋了。”希勒曼知道，要生产数百万剂流感疫苗，每天需要几十万只鸡蛋。他养过鸡，知道农民一般会在孵化季快结束的时候杀掉公鸡。

正如希勒曼所预测的，1957年9月，亚洲流感从东西海岸同时登陆美国。实验室检测确认的首批感染病例出现在停靠于加州圣地亚哥（San Diego）和罗得岛纽波特（New Port）的海军舰船上。一个圣地亚哥姑娘在感染后去艾奥瓦州的格林内尔（Grinnell）参加了一场国际教会会议，这引起了疫情的第一次暴发。第二次暴发出现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福吉谷（Valley Forge）。“有一支从夏威夷来的童子军。”希勒曼回忆道，“他们乘坐火车，一路沿着西海岸回福吉谷。病毒在车上传开。（公共卫生官员）想尽了各种办法，譬如隔开车厢，但是那些孩子分布在全车的各个地方。等到了福吉谷，孩子们住进了隔离小帐篷，疫情才止住。”

制药公司于1957年6月生产出了首批亚洲流感疫苗。7月，疫苗接种开始。截至那年秋末，各公司共计4 000万剂流感疫苗投入市场。亚洲流感迅速传遍美国。据国民健康调查（National Health Survey）估算，1957年10月13日那周，全美共有1 200万人得了流感。几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就有2 000万美国人感染了流感。虽然1957年的大流感的死亡人数只是1918年那次的一个零头，但两次疫情却有着同一个令人悲伤的特点：病死的绝大多数是原本身体健康的年轻人。1957年的大流感期间，50%的感染者是儿童和青少年，其中至少1 000人死亡。

最终，1957年的流感大流行导致7万美国人死亡，全球死亡人数达400万。希勒曼的迅速行动拯救了无数美国人的生命。时任美国医务总监伦纳德·伯尼(17)表示：“因为疫苗的保护，数百万美国人免于感染亚洲流感。”莫里斯·希勒曼由于贡献突出，荣获美国陆军颁发的杰出服役勋章（Distinguished Service Medal）。“我接到通知，要在颁奖典礼当天早上10点到达白宫，带上妻子，还要系领带，简直了。”希勒曼回忆道。

如今，当年的单枪匹马战术基本很难复制。现在已经没有美国本土公司生产灭活流感疫苗了，向美国供应这类疫苗的三家公司总部分别位于法国、瑞士和比利时。监管疫苗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不可能被绕开。

2003年到2005年，也就是莫里斯·希勒曼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眼看着禽流感从香港向各地传开，情况和1957年相似到近乎诡异。而且他还注意到，同样是从鸡开始，传播到小型哺乳动物、大型哺乳动物，最后到人。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里，这个唯一精确预判到流感大流行的人又做出了一项预测——下一场全球大流感发生的时间。想要理解他的预测，需要先了解流感生物学的一些知识点。

流感这个词源于意大利的占星家，他们将这种疾病周而复始的出现归咎于天体的影响（在意大利语里，“影响”一词为influenza）。流感病毒最重要的蛋白质是血凝素，血凝素将病毒导入人体的气管细胞和肺部细胞。血凝素抗体能够阻断流感病毒与细胞的结合，病毒也就无法感染细胞。但是，流感病毒的血凝素不止1种，而是有16种之多。希勒曼是第一个证明了这些血凝素每年会发生轻微变异的人。基于这一发现，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预测——必须每年重新接种疫苗才能有效预防流感。“我能够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病毒会一直变异，一直变异。”希勒曼回忆道，“这也就解释了病毒为什么每年都会卷土重来。”

然而，流感病毒有时候会发生巨大的彻底的变异，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体内有抗体对付它。这种程度的病毒变异就可能会造成流感大流行。公共卫生官员担心，自2003年以来在东南亚传播的禽流感有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毒株。希勒曼却不以为然。禽流感病毒的血凝素是5型，又称H5，虽然确实可能引起严重或致命的人类疾病，但是非常罕见；而且H5病毒人传人的能力也极弱。1957年的亚洲流感从香港开始，病毒迅速地在人际间传播，约10%的人口被感染。1997年和2003年，当禽流感大量感染东南亚地区的鸡群时，却只有三个人被其他人感染，余下的人都是直接被禽类感染的。希勒曼推断，禽流感只有达到在人与人之间轻易传播的程度才会造成大流感。H5病毒已经流行了100多年，却从来不是高传染性病毒。希勒曼认为它永远不会具备高传染性。他指出，只有三种形态的血凝素曾经引起人类的大流行疾病，它们分别是H1、H2和H3。(18)

在希勒曼看来，可以依据过去的流感大流行来预测未来大流感的发生。(19)

1889年的大流感由H2型病毒引起。

1900年的大流感由H3型病毒引起。

1918年的大流感由H1型病毒引起。

1957年的大流感由H2型病毒引起。

1968年的大流感由H3型病毒引起。

1986年的一小波大流感由H1型病毒引起。

希勒曼从中发现了两个模式。第一，血凝素的类型按照H2-H3-H1-H2-H3-H1的顺序出现。第二，同一类型的血凝素引起的大流感的时间间隔总是68年——不是大约68年，而是正好68年。譬如，1900年和1968年是H3型，1889年和1957年是H2型。68年长到足够整整一代人走完从出生到长大再到死亡这个过程。“这与现代人的寿命长度是吻合的。”希勒曼说，“如果确实存在68年的循环规律，那么意味着宿主免疫可能需要下降到一定程度，过去的病毒才会重新进入人群并成为新的人类流感病毒。”按照这一逻辑，希勒曼预测，下一场流感大流行的致病病毒将是H2型，和1889年以及1957年的一样，时间则是2025年开始。他只是半开玩笑地说自己的预测“比诺查丹玛斯的预言集和《农民历》（Farmers' Almanac）(20)都要准”。2005年做出预测时，希勒曼已经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他说：“再过不久就能知道我究竟是对还是错了。我会看着的，要么从天上往下看，要么从地下往上看。”

---

(1)　在英文中，流感为influenza，与“恩萨飞了进来”in-flew-Enza谐音。——译者

(2)　对于东南亚禽流感起源的最佳描写见Kolata，Flu。

(3)　关于禽流感，参见：E．Check，“WHO Calls for Vaccine Boost to Prepare for Flu Pandemic,” Nature 432（2004）：261；T．T．Hien，M．de Jong，and J．Farrar，“Avian Influenza：A Challenge to Global Health Care Structure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51（2004）：2363-65；K．Stöhr，and M．Esveld，“Will Vaccines Be Available for the Next Influenza Pandemic？”Science 306（2004）：2195-96；R．S．Nolan，“Future Pandemic Most Likely Will Be Caused by Bird Flu,” AAP News，January 2005；M．T．Osterholm，“Preparing for the Next Pandemic,”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52（2005）：1839-42；K．Ungchusak，P．Auewarakul，S．Dowell，et al.，“Probable Person-to-Person Transmission of Avian Influenza A（H5N1）,”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52（2005）：333-40；A．S．Monto，“The Threat of Avian Influenza Pandemic,”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52（2005）：323-25；H．Chen，G．J．D．Smith，and S．Y．Zhang，“H5N1 Virus Outbreak in Migratory Waterfowl,” Nature 436（2005）：191；J．Liu，H．Xiao，F．Lei，et al.，“Highly Pathogenic H5N1 Influenza Virus Infection in Migratory Birds,” Science 309（2005）：1206；T．R．Maines，X．H．Lu，S．M．Erb，et al.，“Avian Influenza（H5N1）Viruses Isolated from Humans in Asia in 2004 Exhibit Increased Virulence in Mammals,” Journal of Virology 79（2005）：11788-800；“The Next Killer Flu：Can We Stop It？”National Geographic，October 2005；“Avian Flu：Ready for a Pandemic？”Nature，May 26，2005；D．Normile：“Outbreak in Northern Vietnam Baffles Experts,” Science 308（2005）：477，and“Genetic Analyses Suggest Bird Flu Virus Is Evolving,” Science 308（2005）：1234-35；D．Cyranoski，“Flu in Wild Birds Sparks Fears of Mutating Virus,” Nature 435（2005）：542-43；D．Butler：“Bird Flu：Crossing Borders,” Nature 436（2005）：310-11；“Flu Officials Pull Back from Raising Global Alert Level,” Nature 436（2005）：6-7；“Alarms Ring over Bird Flu Mutations,” Nature 439（2006）：248-49；“Doubts over Source of Bird Flu Spread,” Nature 439（2006）：772；“Yes，But Will It Jump？”Nature 439（2006）：124-25；M．Enserink，“New Study Casts Doubt on Plans for Pandemic Containment,” Science 311（2006）：1084。

(4)　此处疑似有误，1918年全球人口应有约17亿，据报道当时被感染者约10亿。——译者

(5)　关于1918年大流感，参见：Barry，Great Influenza；Kolata，Flu；R．B．Belshe，“The Origins of Pandemic Influenza：Lessons from the 1918 Viru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53（2005）：2209-11；J．S．Oxford，“Influenza A Pandemics of the 20th Centur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1918：Virology，Pathology and Epidemiology,” Reviews in Medical Virology 10（2000）：110-33。

(6)　关于艾滋病暴发，参见：“The Global HIV/AIDS Pandemic,”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April 11，2006。

(7)　18世纪起源于德国的整体医学体系，19世纪早期在美国得到推广。一种神奇的自然疗法，它治的不是病而是人，顺势疗法认为疾病的根源在“心”，故需要先疗愈“心”。顺势疗法是少数几个重视疾病心理根源的医疗体系之一。——译者

(8)　“The Vaccine Hunter,” BBC Radio 4，producer Pauline Moffatt，June 21，2006.

(9)　约91米。——译者

(10)　H．T．Ricketts，“The Transmission of Rocky Mountain Spotted Fever by the Bite of the Wood-Tick（Dermacentor occidentali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47（1906）：358.

(11)　约62.5公斤。——译者

(12)　“The Vaccine Hunter,” BBC Radio 4，producer Pauline Moffatt，June 21，2006.

(13)　McNeill，Plagues.

(14)　“Hong Kong Battling Influenza Epidemic,” New York Times，April 17，1957.

(15)　关于1957年的疫情，参见：S．F．Dowell，B．A．Kupronis，E．R．Zell，and D．K．Shay，“Mortality from Pneumonia in Children in the United States，1939 through 1996,”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42（2000）：1399-1407；J．R．Schäfer，Y．Kawaoka，W．J．Bean，et al.，“Origin of the Pandemic 1957 H2 Influenza A Virus and the Persistence of Its Possible Progenitors in the Avian Reservoir,” Virology 194（1993）：781-88；N．J．Cox，and K．Subbarao，“Global Epidemiology of Influenza：Past and Present,” Annual Reviews of Medicine 51（2000）：407-21；Y．Karaoka，S．Krauss，and R．G．Webster，“Avian-to-Human Transmission of the PB1 Gene of Influenza A Viruses in the 1957 and 1968 Pandemics,” Journal of Virology 63（1989）：4603-8；L．Simonsen，M．J．Clarke，L．B．Schonberger，et al.，“Pandemic versus Epidemic Influenza Mortality：A Pattern of Changing Age Distribution,”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178（1998）：53-60；D．F．Hoft，and R．B．Belshe，“The Genetic Archaeology of Influenza,”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51（2004）：2550-51。

(16)　托马斯的昵称。——译者

(17)　此处似有拼写错误，据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官网，其全名是Leroy E.Burney，任期为1956—1961。——译者

(18)　关于希勒曼的流感研究，参见：M．R．Hilleman，R．P．Mason，and N．G．Rogers，“Laboratory Studies on the 1950 Outbreak of Influenza,” Public Health Reports 65（1950）：771-77；M．R．Hilleman，R．P．Mason，and E．L．Buesher，“Antigenic Pattern of Strains of Influenza A and B,” Proceedings of the Society for Experimental Biology and Medicine 75（1950）：829-35；M．R．Hilleman，E．L．Buescher，and J．E．Smadel，“Preparation of Dried Antigen and Antiserum for the Agglutination-Inhibition Test for Influenza Virus,” Public Health Reports 66（1951）：1195-1203；M.R．Hilleman，“System for Measuring and Designating Antigenic Components of Influenza Viruses with Analyses of Recently Isolated Strains,” Proceedings of the Society for Experimental Medicine and Biology 78（1951）：208-15；M．R．Hilleman，“A Pattern of Antigen Variation,” Federation Proceedings 11（1952）：798-803；M．R．Hilleman，and F．L．Horsfall，“Comparison of the Antigenic Patterns of Influenza A Virus Strains Determined by in ovo Neutralization and Hemagglutination-Inhibition,” Journal of Immunology 69（1952）：343-56；M．R．Hilleman，and J．H．Werner，“Influence of Non-Specific Inhibitor of the Diagnostic Hemagglutination-Inhibition Test for Influenza,” Journal of Immunology 71（1953）：110-17；M．R．Hilleman，J．H．Werner，and R．L．Gauld，“Influenza Antibodies in the Population in the USA,”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8（1953）：613-31；M．R．Hilleman，“Antigenic Variation of Influenza Viruses,” Annual Review of Microbiology 8（1954）：311-32；H．M．Meyer，M．R．Hilleman，M．L．Miesse，et al.，“New Antigenic Variant in Far East Influenza Epidemic，1957,” Proceedings of the Society for Experimental Medicine and Biology 95（1957）：609-16；M．R．Hilleman，“Asian Influenza：Initial Identification of Asiatic Virus and Antibody Response in Volunteers to Vaccination,” Proceedings of a Special Conference on Influenza，U．S．Department of Health，Education，and Welfare，August 27-28，1957；M．R．Hilleman，F．J．Flatley，S．A．Anderson，et al.，“Antibody Response in Volunteers to Asian Influenza Vaccin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66（1958）：1134-40；M．R．Hilleman，F．J．Flatley，S．A．Anderson，et al.，“Distribu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Asian and Other Influenza Antibodies in the Human Population,”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58（1958）：969-74；C．C．Mascoli，M．B．Leagus，and M．R．Hilleman，“Influenza B in the Spring of 1965,” Proceedings of the Society for Experimental Biology and Medicine 123（1966）：952-60；M．R．Hilleman，“The Roles of Early Alert and of Adjuvant in the Control of Hong Kong Influenza by Vaccines,”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41（1969）：623-28。

(19)　M．R．Hilleman，“Realities and Enigmas of Human Viral Influenza：Pathogenesis，Epidemiology and Control,” Vaccine 20（2002）：3068-87.

(20)　在美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每年出一版，深受农民信任，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农民。出版者宣称，他们的独家方程是用许多天文学因素而非占星术来做预测的。——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