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叙事人

在跟随H．F.那些离题的、倒退的模式时，读者也有某些导航的事情要做。我们跟随他穿街走巷，进入死亡之屋，来到坟坑的边沿——在时间中进退，从这个故事到那则谣言，从这种恐怖到那种希望。《纪事》中找不到任何直截了当的东西——而这恰恰就是它形式上的魅力。当我们意识到这些复杂的、起初或许是令人恼火的叙事模式（H．F.开始讲一个故事只是为了扔下它讲另一个故事，可却一再地回归）精确复制了瘟疫自身的模式，起伏消长，旋转升腾，以及H．F.自身的肉体模式——隐退到自己屋里，冲到街上，无休止地来回游荡，急忙赶回屋内，这个时候这些模式就颇为美丽地展示出来。他在讲述故事时重演他的行为；他讲述故事的方法解释他的行为。

H．F.的一个最为显著、难以忘怀和坚持不懈的顽念便是“封闭房屋政策”。一旦有人确诊患上瘟疫，市政官员便将屋里的每个人强行隔离起来。本人作为一名担任公职的市民，受到委派监督房屋封闭，他当然是必须执行法律。但是作为一个人，看到和瘟疫牺牲品一起被锁闭起来的那些人事实上被判处某种死刑，面对这种恐怖他禁不住战栗发抖。“要把这类屋子里的人用过的诡计记录下来，”H．F.说道，“得要花上一点儿篇幅，他们让雇来看守的人闭上眼睛，蒙骗他们然后逃走，或者是将他们摆脱。”而实际上，H．F.确实是花了一点儿篇幅——每一次尝试为官方立场辩解之后，他都要急忙说上一段离题话做调剂，讲述某个人的逃跑，某个人逃避这种强制性的幽闭恐怖症，通过十足的自暴自弃、怨毒或怯懦……或是通过某类艰苦卓绝的壮举，战胜这种恐怖。

从H．F.整个正式的隐退到正式的宣言，自始至终他都意识到：“也要考虑的是，由于这些都是没有门闩和插销的监狱，而我们通常的监狱都装有这些物件，于是人们把自己从窗口放落下来，甚至当着看守的面”。他念念不忘同情那些无奈被关闭起来的人，而且细细地打量各种各样的逃跑手段：“有些人家有花园和围墙或栅栏，把他们跟邻居；或是跟院落和后房隔开；而这些人通过友情和恳求，会获得许可，翻过这些围墙或栅栏，于是从邻居的大门口出去”；所有H．F.的建筑意象——他的窗户、门径和街道——都是同时作为封闭和逃逸之可能性的意象运作的。我们不太熟悉室内的细节；我们只知道是什么将他们围拢，是什么挡住他们的通道，而且还放他们出去，送他们上路。每一次讲完逃跑之后他都要说，“但我回过头来”或“我再来”对隔离检疫的必要性做出某些思考。有关绝望的个体故事不断挤压着有关公益的官方故事。

叙述大约到了三分之一的地方，H．F.注明道：“我自己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两兄弟和他们的亲戚”。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没有回到这个故事，与此同时主要是在细究隔离检疫的利与弊，他自身的自我封闭以及被封闭的那种难以容忍，把对大坟坑的可怕迷恋当作中心。他记录他“在整个最初那段时间里都在街上自由自在地游逛，虽说也没有自由自在到那种程度，好让我自己跑到明显的险境中去，除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在我们埃尔德盖特教区的教堂墓地里挖大坑；那是一个可怕的坑，而我无法抑制我的好奇心要跑过去看上一眼”。注意这个连词：“而我无法抑制”。为什么不用“但是”？因为两种冲动是连在一起，而不是分开的。这跟他在城里留下来的理由完全相关——不是因为他需要照看店铺（大量店主离开了城市）；不仅仅是因为他用《圣经》占卦指出了那个方向，当时他随便翻开《圣经》寻求指导——他痛斥别人那种傻乎乎的“土耳其式”的宿命论；而是因为他本质上是个观察家，那种要为自己去看见和测定的人：“可是尽管我把我的家庭［他的仆人们］禁闭起来，我可没法克服那种难以满足的好奇心，让我整个儿待在自身范围内；而尽管我一般都是胆战心惊地回家，可我还是难以约束。”

H．F.终于回到（两次）他那三个人——一个是“面包师傅”，一个是“造船工人”，还有另一个是“小木匠”的故事：“我是说，这让我回过头去讲述那三个穷人，他们离开瓦平流落在外，不知何去何从”。经过一番短暂的离题话，谈某些蒙昧市民的“昏睡和笃定”，还谈杀死狗和猫的可怕的必要性，然后他“回头［又来］讲我那三个人”。他们现在变成了他的故事——因为接下来的三十页他们占据整篇叙事中最长的持续内在的故事。这三个足智多谋的工匠找到一条出去的路。在一个幽闭恐惧症的文本中心，他们提供了线性情节的短暂纾解：他们在乡下徒步旅行，他们发明鲁滨逊·克鲁索式的居所，他们与心怀敌意的当地人谈判，而且他们破除规范。这段插入的叙事是以某些人的一段简要介绍结束，他们“弄到披屋、谷仓和外屋住进去”，其他人则“在田野上和树林中给自己建造小小的茅棚和隐居所，就像隐士住在洞穴里”——在这个幽闭恐惧症的文本中提供更多的出口，更多的想象性隐退的空间。三个人的故事给H．F.提供了有关存活下去的最伟大的富于希望的故事，而它给读者提供了最为熟悉的叙事模式。

然而笛福不肯让我们安歇得太舒服了。文本接下来的空间切口便是刻在门上的几句话，这扇门靠近那些隐逸茅棚中的一座：

啊，惨哪！

我们两个都要死了，

　　可悲，可悲。

乡村的自由不过如此；这篇死亡警告书提醒我们这个故事可能会以别的方式结束。这部“长篇小说”没有简单的答案。不管它所保有的一致性是什么，都存在于H．F.和他的封闭房屋及逃跑的故事之间的那种矛盾之中：死亡存在于门窗和街道两边，存在于城市的两端，存在于非此即彼的决定带来的后果之中。这是一个街道和坟坑都撒满尸体的世界，可是一个喝醉酒的吹笛手却恰恰是在运尸车上醒过来叫嚷，“可我还没有死，对吧？”瘟疫让死亡公开嵌入我们的生活，比我们通常允许得还要多，除非是在我们自己独特的故事之中。到头来越来越多的人康复；可是叙事人却被他自己的文本提前埋葬：“注意：本篇纪事的作者，正是埋葬在那块地里的，这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他姐姐是几年前埋葬在那里的”。而这恰好是在H．F.宣布自己战胜瘟疫之前的那几页，“把十万人的生命一扫/而光；而我却活了下来！”笛福为他的叙事人所选用的叙事模式，利用“两者都…/…和…”（both/and）的矛盾：每一个形象，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事实，在两个方向之间摇摆，允许相互抵触的解释。这个文本——满是事实，满是文献——在种种对立和难题之上将它自己精心规划。这个文本，如同接二连三的征象，必须被阅读。瘟疫教会H．F.和伦敦市民如何去阅读；文本教会我们如何去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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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辛西娅·沃尔，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副教授，著有《王政复辟时期伦敦的文学和文化空间》（剑桥，1998年），编有贝德福文化版的亚历山大·蒲柏《秀发劫》（1998年），并与J.保罗·亨特合编有贝德福文化版的《十八世纪英语文学选》（待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