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清代的田赋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清代的田赋。田赋是根据土地所有而课征之税，按照田地面积与相应之科则计算税额，以户为单位进行征收。在包括清代在内的任何农业社会，田赋都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民众最主要的赋税负担。然须注意的是，在传统中国的语境下，完纳田赋是基于王朝国家对于编户齐民的人身支配，不同于近代西方赋税征收中的公法规范与同意原则，尽管这一色彩至清代已渐趋淡化。[1]

从赋役制度的演变来看，清代田赋制度的基本框架是从16世纪明嘉靖、万历年间的“一条鞭法”改革开始形成的。[2]明初朱元璋建立的里甲赋役制度，将人户按籍编入里甲，通过十年大造一次的黄册登记各户下的人口、财产，确定户等，作为编派赋役的依据，其本质是一种等级户役。在此制度下，政府的运作建立在严格的人身控制基础上，大量依靠劳役与实物征发。在该制度下，编户齐民完纳税粮，也属当差之一种。这不仅是因为民众纳赋是基于国家的人身控制，也因为他们不仅需要承担田赋正额，还需负责田赋的催征、经收与解交。田赋制度的运作呈现出“赋中有役”的特征。至明代中期，里甲制度的运作出现很大的问题，在国际、国内社会经济变动的大背景下，一条鞭法改革应运而生。

从明中后期的一条鞭法到清前期的摊丁入地，总体趋势是赋役的合并、税制的简单化，以及用银缴纳。其中的重要契机，是16世纪美洲、日本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进入王朝的财政运作。这使得政府的收支可以用白银作为统一的价值标准来进行预算，并据此征收定额的赋税。编户的赋役负担，经历了由等级户役向定额化的土地税的演变过程。由明初依据户等（由人丁、土地等决定）纳粮当差，到“一条鞭法”后转变为按照土地（或粮额）与人丁缴纳地银与丁银，至“摊丁入地”后，更简化为只需按照土地所有缴纳地丁银。相应地，在征收层面，直接输纳与官征官解制度逐渐确立。康熙至雍正年间，自封投柜、三联串票等制度成为清代田赋征收的定章，反映出官民直接征纳、减少中间环节的基本设想。

明中后期至清前期赋役的银纳化、定额化与税制简单化，也使得财务行政方面高度集权于户部的管理体制成为可能。[3]清初中央政府通过《赋役全书》等册籍的编造、奏销与解协饷制度的建立，将地方各级政府的赋税收支纳入其直接管控之下。州县政府征收的田赋收入，除解送京师及协拨他省的起运部分，另有留充地方经费的存留部分，但两者并不等同于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顺治、康熙年间，在强大的军费压力下，存留经费一再被大幅削减，提充军饷之急需。地方政府经费无着，遂造成亏空正项、私征火耗之泛滥。雍正年间推行耗羡归公，将额外私征之火耗裁减归公，固定充作养廉银与公费，由此为地方各级政府提供了相对充足的行政经费，也调整了中央、地方之间的分配格局。至18世纪前期的雍正年间，随着各类定章、经制的确立，清代田赋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经搭建完毕。

在清代的官方文献中，田赋常被称为“维正之供”。“维正之供”原作“惟正之供”，典出《尚书·无逸》，宋以降多解作常贡正数。称田赋为“维正之供”，其内涵大致包括：田赋是国家财政中最重要的部分，其额数是固定的，征解俱有经制。因其为度支所系，关系匪浅，小民应竭力全完，官员应勉力催征，不可使其缺额，致影响国家俸饷之支放、王朝大政之运作。

作为维正之供，田赋在有清一代始终是中央政府的首要财源。在道光末年（1850）以前，田赋在各项税收中占有支配地位，占国家财政收入的70%以上。据王业键先生统计，乾隆十八年（1753）的田赋收入（包括地丁钱粮与米粮的正额、耗羡与浮收）为白银5421.4万两，占清朝财政收入的73.5%。汤象龙先生估计，在鸦片战争（1840）以前，每岁地丁钱粮（包括正额与耗羡）为3550万两，仅此一项即占货币岁入的73.2%，此外另有米粮800万石，则是全部的实物岁入。咸同以降，清朝的财政收支结构发生剧变，厘金、洋关税等新财源出现，田赋的增长速度不及其他税种，其重要性有所下降。但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据王业键先生估计，田赋岁入增至10241.7万两，仍占清朝财政收入的35.1%，尚居收入栏之前列。[4]而在整个清代，田赋也是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要收入。州县政府的公私经费主要取资于田赋附加税/盈余。其中的部分，又由州县官以“规礼”“摊捐”等形式呈送各上司，故州县以上各级衙门（尤其是道、府、两司）也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田赋盈余。即便在咸同以降，田赋盈余在州县等地方政府收入中的重要性，也较少因国家财政结构的变动而下降。因此，在清代任何一级政府的收支中，田赋（正项、附加税）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本研究使用的田赋概念，与清代税目中的“田赋”一项略有不同。雍正年间摊丁入地改革后，田赋的主体是指以货币形式征收的地丁银。广义的田赋，也包括与地丁银一并征收的漕项、杂赋（各类租、课）、屯饷，以及以实物形式征收的米粮。清代文献中也称为“地丁钱粮”“正项钱粮”。本研究所谓田赋，除以上概念外，也包括清代税目中的“漕粮”，即于江、浙等有漕八省征收的本色米、麦、豆，起解北京、通州，以供八旗兵丁口粮、官员俸米及皇室食用。作为“天庾正供”，漕粮对于京师的供应具有重大的意义。故围绕漕粮运京，形成了庞大的漕运官僚系统与复杂的漕运制度。

解运层面的巨大差异，造成地丁钱粮、漕粮在清代分属不同的税目。如民初贾士毅称：“漕粮本包括于田赋之内，所以与地丁别为二者，以地丁向系征银，而漕粮则由地粮内派征本色、依水次之便而运输者也。”[5]也就是说，在征收层面，二者同为按亩征收之土地税，且在各有漕省份，漕粮与地丁钱粮中的米粮统征分解，并无区别，后者常称“南米”（以示并不北运，留支本省兵米）。对于有漕省份的地方官而言，地丁、漕粮皆系按额起解之正供，其盈余也同属本地的重要财源。正因如此，时人常将二者并称。“钱漕”“丁漕”“条漕”这些官私文献中的常见术语，说明了二者在时人眼中的共性。同治初年，冯桂芬与李鸿章论江苏减赋称，“田赋以米为主，而银次之，减银不减米，民不感也”，又称，“浮勒闹漕皆因米而不因银”。[6]冯氏籍隶苏州吴县，是当日最具代表性的经世派士人，咸同年间数次筹划、推动江南的田赋改革。在他看来，“米”（漕粮）与“银”（地丁）同属“田赋”。且在财赋重地江苏，漕粮之负担重于地丁，影响也较后者更大。

另一方面，在清代中后期，漕粮、地丁钱粮在实际征解中的差异也在不断缩小。自18世纪末，由于地方各级经费的结构性匮乏，漕粮、米粮的私行折征逐渐成为各地惯例，以银、钱征纳之比重越来越大。咸丰军兴后，漕粮河运制度趋于瓦解，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五省漕粮奏准以折色征解。光绪二十七年（1901）起，除江苏、浙江海运100万石外，其余漕粮一律以折色征解。同时，各省米粮也因旗、绿营的逐渐裁撤，改以折色征解。也就是说，19世纪后半期，漕粮、米粮的征解与地丁银渐趋一致，普遍改为货币形式。如晚清河南有漕州县，“多以地丁为上忙，漕粮为下忙”，足见二者在征纳中的合流。该省清理财政局员因此认为：“（咸丰七年）漕粮改折以来，征收之名与实不符，故并漕粮与地丁统属于田赋可也。歧丁、漕而为二，徒滋名目耳。”[7]这很能反映清季之人的认识，他们多认为地丁、漕粮二者存在相当的共性，应合并征收，以符赋税简单之原则。清季各省编纂《财政说明书》之时，多将二者共同归入“田赋”项下。因此，本研究探讨的田赋也属广义概念，其主体是地丁银与漕粮。

以上对于田赋的界定是基于税目，至其构成，则包括正项及附加税。所谓正项，包括地丁正额与耗羡，漕粮、米粮之正米与耗米。雍乾年间，各类耗银、耗米经奏准定额后，其地位等同于正额。简言之，田赋正项属于额定的、经制的财政收入。但州县在钱漕征收中，普遍按照当地惯例私行加征，或在正项基础上加征，或按高于银、米市价的折价征收。自耗羡归公之后的18世纪后期起，借附加税获取钱漕盈余已成为普遍现象。但因田赋盈余在地方各级经费中的重要性，这些不合法却合乎地方惯例的附加税通常被官民所默许，它们并不被简单地视作“浮收”。基于惯例的附加税尚属隐性之加征，而四川自咸丰军兴后为筹措军饷随粮带征之“津贴”“捐输”，则是清代显性的田赋附加税之开端。庚子以降，各省为筹措新案赔款、新政经费，普遍随粮加征“亩捐”“粮捐”，显性之加赋扩展至各省。以上各种以地丁、漕粮正额（或地亩）为标准的附加征收，均在本书讨论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