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

第一节 古希腊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

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同时也是西方教育思想的摇篮。如同任何时期、任何民族的教育思想一样，古希腊教育思想的产生和变迁也是特定时间空间条件下的产物，是古希腊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古希腊教育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社会因素发挥的实际作用是不尽相同的。大体说来，在古希腊教育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哲学是教育思想萌芽的土壤，古希腊教育思想是在哲学的母体中孕育的。在古希腊教育思想发展的中期阶段，民主制度在雅典等城邦的确立，是推动古希腊教育思想进一步成型的直接动力。在后期，作用于古希腊教育思想发展的社会因素则是多方面的，希腊（特别是雅典）经济实力的空前强盛，奴隶主民主政治的鼎盛，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城邦面临的巨大危机，以及希腊文化的繁荣，都对这个时期教育思想的变迁产生了重要作用。只有从变化的观点出发，多方面地考察社会因素的作用机制，才能真正把握古希腊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古希腊教育思想。

本节将着重探讨古希腊教育思想萌芽时期和体系化时期对教育思想形成和变革发挥主要作用的社会要素。这两个时期相当于希腊历史的古风时期和古典时期。

一、教育思想萌芽时期的希腊社会、文化

（一）希腊民族的形成

古希腊是在长期的历史变化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当时的希腊并不限于欧洲巴尔干半岛南端，即现在希腊的这块地方，而是指现在欧、亚两洲交界处的爱琴海地区。它包括后人命名的希腊半岛、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地区（爱琴海东岸），以及爱琴海上的岛屿和它南部的克里特岛。在希腊文化开创之前，它所在的爱琴海地区早已有了历史悠久的文明。希腊文化及其哲学、教育思想就是爱琴文明发展的产物。爱琴文明历史上分为公元前3000—前1400年的克里特文明和公元前1400—前1100年的迈锡尼文明两个时期。到公元前1100年左右，爱琴文明趋于衰落。

到了荷马时代，即公元前9—前8世纪，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西岸基本上连成一个整体，形成了具有固定地域和共同方言的三个民族的人——埃奥里亚人、爱奥尼亚人和多利亚人。当时，在这三个民族的内部，各个民族和部落仍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彼此之间还以部落的形式发生关系，并不存在统一的“希腊人”的观念。随着社会特别是经济的发展，到公元前8—前6世纪，希腊各城邦奴隶制已经普遍确立和繁荣起来，打破了原来氏族和部落的独立的经济地位，形成了以奴隶制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共同的经济关系。同时，希腊城邦之间及其内部的政治关系开始超越原来各部落之间及三个民族内部的血缘关系。这样，在长期的共同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中，三个民族和各部落的界限逐渐被打破，形成了统一的希腊民族。

在希腊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反映统一民族特点的宗教、文艺和奥林匹亚运动会也逐渐形成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希腊人只有部落神、氏族神和家族神，还没有民族神。《荷马史诗》描述了希腊特有的神和神话，赫西奥德（Hesiods）进一步加以系统化，建立了神谱，并将神谱同希腊民族联系起来，出现了民族神。希腊人还塑造了一个具有强烈希腊民族色彩的神阿波罗（Apollon），被供奉在德尔斐（Delphi）神庙。阿波罗本是埃及和小亚细亚都崇拜的太阳神和农业神，只是各民族有不同的说法而已。在《荷马史诗》中，阿波罗地位不甚突出，但后来逐渐成为希腊的民族神，并且是城邦的建立者和保卫者。阿波罗神和德尔斐神庙成为统一的希腊民族的象征。

与此同时，反映统一民族特点的庆典节日及音乐、诗歌等也陆续产生。这些不仅促进了希腊共同文化的发展，而且使希腊人认识到自己既是本城邦的成员，又是希腊民族的一分子。特别是从公元前776年开始，全希腊召开四年一次的奥林匹亚竞技会。它是全希腊规模最大的聚会，对统一希腊民族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也成为希腊各城邦共同采用的纪元标准之一。希腊哲学家及教育家的生平年代都是以此为依据的。经过这样长期的变迁和发展，统一的“希腊人”终于出现了，他们就是创造古代希腊哲学和教育思想的主体。

（二）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

公元前8—前6世纪，希腊各地先后出现了城邦，逐步建立了城邦奴隶制的经济政治制度。由于希腊境内山峦重叠，不能提供建立地区性帝国所需的地理条件，古代希腊并没有像东方那样较早出现统一的王国或帝国，而是实行统治区域狭小、各自独立的城邦制度。所谓城邦，就是由一个中心城市，加上邻近的乡村结合而成的一个国家，“小国寡民”是城邦制度的显著特征。城邦制度并不是古希腊所独有的，近代考古发掘资料证明，世界各地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时，都存在过类似希腊的城邦小国。但由于古希腊的城邦制度存在时间长，和其他地方相比，它发展得最典型、最充分。

由于希腊全境各地区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城邦国家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在公元前5世纪以前，希腊大陆的科林斯、麦加拉和小亚细亚西岸的米利都占有重要地位，那时的斯巴达和雅典还未崛起。希腊的城邦制度为希腊科学和哲学的兴盛提供了重要条件。

在西亚和埃及，宗教和僧侣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在西亚，工商业者往往依附于神庙经济，未形成一个独立的阶层。与工商业发展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也直接受宗教或祭司集团的控制。在埃及，祭司们拥有大量耕地，拥有自己的城市、军队、船只和行政机构。他们不仅有严密的组织、机构和制度，而且控制了意识形态，不允许与教义相矛盾的思想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的思想难以冲破宗教的束缚而自由地发展。

古希腊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在希腊，神庙固然拥有自己的土地，但数量很少，且从属于所在的城邦。祭司只从事宗教活动，不参与政事，不能控制思想，他们始终超脱于党派和城邦之间的斗争。即使是全希腊的宗教中心——供奉阿波罗的德尔斐神庙，祭司们也只是负责收集各方信息，以便为各方求神谕的人们做出准确的预言，以显示阿波罗的神灵。

在当时的希腊，工匠的地位也与西亚和埃及不同，他们不受祭司和神庙的控制，是独立的生产者，可以在各城邦自由往来，这就为他们成为工商奴隶主创造了基本的前提和条件。这样，在工商贸易发达的地方，首先是在小亚细亚西岸以米利都为代表的伊奥尼亚城邦，出现了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工商业奴隶主。他们不受宗教势力控制，反对旧的习惯势力，反对土地贵族的统治，要求扩大公民权。这些工商业者既拥有独立的地位，又没有保守性，而且具有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他们就可能摆脱宗教神话的控制，用积累起来的知识去认识世界。这是古希腊思想文化兴盛的重要社会原因。

与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各城邦形成了不同的法律制度、教育制度、伦理规范和生活方式。除了共同的希腊宗教外，还出现了各城邦自己的守护神及庆祝活动，如雅典的雅典娜守护神和泛雅典娜节日，科林斯的宙斯大会和海峡赛会等。各城邦独立自主，相互竞争，容易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并促进文化的共同繁荣。在城邦内，哲学家可以从事哲学探讨，也可以从事政治活动，并且可以在不同的城邦活动来往。但各个城邦提供的条件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单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城邦，由于人们固守在土地上，眼界狭隘，墨守成规，不利于人们认识的发展。像斯巴达那样实行军事生活方式和军营方式的教育，更阻碍了思想的发展，而像米利都、雅典这类城邦，注重手工业、商业和海上贸易，人们眼界开阔，保守性较少。而政治上的民主制比贵族制、寡头制更有利于人们的创造活动，所以，古代希腊的思想一般都产生在伊奥尼亚人的城邦。

（三）自然哲学的兴起

教育思想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产物。人类的认识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只有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才能产生教育思想。早期教育思想是在哲学的母体中孕育的，而在哲学产生之前，人们主要是采用形象的思维方式去解释世界，那就是神话。所以，哲学是从神话中产生出来的。哲学产生以前有一个史前阶段，即神话阶段，古希腊哲学也不例外。

纵观古希腊哲学，它有着自己的发展线索。这一基本线索就是从探索世界本原问题开始而又始终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为什么古希腊哲学一开始就提出了世界本原问题？这是与古希腊神话分不开的。在古希腊哲学产生之前，古希腊世界就广泛流传着关于世界创生的完整神话传说：宇宙最先是混沌，从混沌中分化出天空和大地，天空和大地也就是父亲和母亲，他们所生的孩子是最高的神，然后繁衍了各诸神及后代；诸神代表日、月、星辰等自然物，再往后甚至连正义、命运、善恶、战争等人们所能认识的各种社会现象都归结为神的作用。很显然，希腊创世神话已把宇宙中的一切事物的产生和变化都归结为混沌这个终极原因。随着野蛮时代的结束和文明时代的开始，创世神话并未真正解决的世界起源问题，落到了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家身上。只是创世神话中的“神”被早期哲学家提升为哲学的世界本原问题。可见希腊哲学一产生就提出世界本原问题并不是哪个哲学家兴之所至，而是希腊创世神话影响的结果。

奥菲斯（Orpheus）教关于灵魂的看法对古希腊哲学有一定影响。奥菲斯教尤其崇拜狄奥尼修斯（Dionysos）。狄奥尼修斯既是酒神，又是收获之神。狄奥尼修斯在隆冬肃杀之际去世，到春天复生，意味着生对死的胜利。每到收获季节，希腊人庆祝狄奥尼修斯的活动是狂热的，人们开怀畅饮，高歌狂舞，享受着一年辛勤劳作的果实。奥菲斯教主张狄奥尼修斯是人的灵魂或心灵部分，人也有肉体、感官及欲望。人带有原始的罪恶，必须通过“净化”来赎罪。净化的方式有：用泉水洁身、戒食、禁绝杀生和血祭等。通过“净化”，灵魂在轮回转世中变得纯洁，从而得到解脱，复与诸神同在，享受至福。奥菲斯教“圣徒”的灵魂经过“净化”，因而是不朽的、永生的。人们所谓肉体的生，实际上是灵魂的死。因此，肉体是灵魂的坟墓。灵魂相继被囚禁在植物或动物体内，直到最后通过人的灵魂净化，而摆脱生的轮回；至于那些不可救药的灵魂，只能被罚永远堕落在凡间事物的泥潭中。奥菲斯教的这种永久的、不朽的、高踞于肉体之上并且可以与肉体分离存在的灵魂的思想，以及灵魂轮回的思想，对毕达哥拉斯学派、爱利亚学派，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思想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神话对古希腊哲学的影响是双重的。古希腊哲学既是在神话文化的启迪下，又是在与神话文化的斗争中兴起的。希腊神话主要记叙在荷马和赫西俄德等人的著作中。特别是《荷马史诗》在希腊世界广为流传，是希腊世界道德教育的主要材料。它描写的是希腊人攻陷特洛伊城的英雄业绩，但将地上的英雄和天上的诸神结合在一起，使神也有和人一样的残酷、贪婪、欺诈、淫乱等特性。《荷马史诗》将当时流传的各种神话传说集中在一起，塑造了相互限制、相互嫉妒、相互争斗的许多神。自然哲学家反对这种拟人神，而提倡理性神。按照他们的观点，“存在”是唯一的，如果神真正存在的话，那他必须是圆满统一的；从思辨的观点看，说有许多相互争斗的神，是荒谬的；从宗教道德方面讲，这种观点是亵渎神灵的。赫拉克利特（Heraclītos）毫无畏惧地说，荷马应当被赶出诗人之列并遭鞭笞，因为他曲解了神性。色诺芬尼（Xenophanēs）提出了一种摆脱一切神话和拟人思想局限的神性观点，认为神既没有人的外形，也不具有人的特性。神是与人完全不同的存在，神是全知全能的。

希腊哲学是在对神话文化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诞生的。泰勒斯（Thalēs，约前624—约前547）第一次以物质性的水作为万物的本原，意味着哲学从神话中分离出来，标志着哲学的产生。最初的哲学虽然从神话中分离出来，但又摆脱不了宗教神话的影响。泰勒斯认为万物都是有灵魂的。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的本原——“永恒的活火”就是神。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哲学、数学和天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又将哲学、科学和宗教混在一起。爱利亚学派的先驱者色诺芬尼提出了“理性神”。直到巴门尼德（Parmenidēs）提出“存在”的概念，哲学从神话的分离才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巴门尼德的“存在”概念是抽象的，是靠理性的逻辑论证得到的，它是哲学的而非神话的产物。

自然哲学的兴起标志着希腊人逐步摆脱了神话思维方式，进入对世界的理性认识，为希腊哲学、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希腊教育思想的萌芽提供了土壤。另外，自然哲学特有的对世界的认识方式也直接影响了希腊人对教育问题的思考方式。如前所述，自然哲学是从探讨万物的“始基”为出发点的。这种力求穷尽事物本原的思维方式，事实上也正是古典时代希腊人探讨政治、伦理和教育问题的思考方式。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特殊性，决定了希腊教育思想不同于罗马的基本特征。

二、教育思想体系化时期的希腊社会、文化

公元前5世纪前期是希腊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在短短几十年间，希腊世界，特别是雅典发生了全面的、根本性的变化。这同样反映在古希腊教育思想的发展中。正是在这个时期，古希腊教育思想迅速实现了从萌芽时期到体系化时期的转变。

（一）“希腊的学校”

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古希腊的大多数城邦与东方专制帝国波斯进行了一场殊死战争，史称希波战争。这场战争以波斯的失败而告终。自此，希腊进入了以雅典为中心的古典时代。这是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民族在政治和文化上取得辉煌成就的时代，也是古希腊教育思想逐步进入体系化的时期。

在希波战争的第一阶段（公元前500—前479年），希腊军队在斯巴达的领导下抵抗侵略并取得胜利，但随着波斯军队从希腊本土的撤走，斯巴达人退出了战争。这是因为长期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斯巴达人不懂得工商业者的要求，没有认识到海洋的作用。而一直注重发展海外贸易的雅典人，则不失时机地利用胜利形势，继续领导各城邦对波斯的战争，把战争推向希腊境外。公元前478年，以雅典为核心，成立了包括200多个城邦的联合同盟，雅典人利用这一工具向外扩张，取得爱琴海的控制权，到公元前449年，最终打败了波斯。雅典帝国进入强盛时期。雅典的经济繁荣为其民主政治提供了充分的基础，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又为文化的繁荣创造了物质前提，为本邦及从外邦来的各种人才创造了施展才华的条件。雅典进入了哲学、科学、文艺和教育空前兴盛的时期。雅典奴隶主的民主制，是希腊文明的伟大成就之一。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自梭伦（Solon）改革奠定基础，中经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改革扩大成果，至公元前461年厄菲阿尔特（Ephialtēs）的改革而最终确立。厄菲阿尔特被刺之后，伯里克利（Periclēs）成为民主派的领袖。公元前461—前429年的长达32年的伯里克利时代，是雅典历史上最繁荣和最强盛的时代，也是雅典民主制发展到顶峰的时代。

雅典民主政体有三个主要机构：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与民众法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公民大会。在伯里克利时代，公民大会发展成定期举行的最高权力机构，每月召开3～4次，凡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都可以参加。公民大会以投票方式决定城邦的所有重大的事情。此外，对雅典民主政治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国家公职人员都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并受到公民大会的监督，若不称职，随时可以罢免。公职人员卸任时要做述职报告，若发现有渎职或犯罪行为，要追究法律责任，直至被判处死刑。在雅典城邦，言论自由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凡是公民，在公民大会上都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各种建议，批评公职人员。因此，公民大会上充满了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辩，有力地显示了民主政治对思想自由的开展所具有的催化作用。

伯里克利在其著名的阵亡将士国葬典礼的演讲中曾对雅典的政治制度做过说明。他指出：“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正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的……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的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1]

古典时期的希腊，特别是雅典，正处于一个价值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这个时期受到挑战。在荷马时代，人们以英雄为榜样，在战场上表现得最勇敢的人也最受尊重。在公元前8—前6世纪的奥林匹亚运动会上，体育竞技的优胜者获得最高荣誉。但到了公元前5世纪的泛雅典娜（Athēnē）节时，所有雅典公民都能参加社会生活，当时不仅有战车赛、徒步竞走、火炬竞走，还有歌队合唱、朗诵讲演比赛等，反映了从英雄时代单纯注重竞技到古典时代已经扩展到注重文化和精神的变化。雅典和斯巴达的标准不同，斯巴达仍保持传统观念，认为勇敢（骁勇善战）的人是最值得尊重的，雅典却以智慧和参加政治活动的能力作为衡量一个公民优劣的主要标准。一个好公民应该能发表演说，能言善辩，有处理好城邦和家庭事务的能力，这需要智慧——正如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中指出的：“我可断言，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我可断言，我们每个公民，在许多生活方面，能够独立自主；并且在表现独立自主的时候，能够特别地表现温文尔雅和多才多艺。”[2]

伯里克利认为一个好公民应该多才多艺、独立自主、关心政治、温文尔雅、谈吐平稳、遵守法律等。要培养这样的公民，教育自然成为重要的事情。伯里克利高度重视提高雅典公民的素质，大力扶持学术和文化的发展。他不仅扩大民主的基础，采取切实措施使广大下层公民参与政治活动，而且大力兴办雅典的文化事业，并为外邦人来雅典办学和传授知识创造条件。当时学者名流如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德谟克里特（Dēmocritos）、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等哲学家和索福克勒斯（Sophoclēs）、欧里庇得斯（Euripidēs）、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ēs）等戏剧作家活跃在雅典的文化领域。雅典人的文化水平迅速提高，雅典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领域都成为希腊世界的中心。

雅典公民不但靠本邦的奴隶与外邦人养活，而且大量盘剥盟邦。雅典虽然以城邦拥有的财富供养了2万名脱离生产的官吏和战士，但主要依靠的还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一边从事生产活动，一边参加政治和军事活动，充当战争的主力。雅典郊区阿提卡的农民，像阿里斯托芬在其剧本中所描写的那样，大多拥有一座小庄园，它一边是葡萄园和菜园，另一边是农田，附近还有一片小树林是放牧和养蜂的场所。农民每日早出晚归或在田间劳动，或去赶集，或到城里参加公民大会和看戏等。他们为这种小康生活和城邦生活感到自豪。对雅典公民来说，如何保持他们这样一个奴隶主城邦的霸权地位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因此，伯里克利高度重视文化和教育的繁荣，一方面是顺应历史的潮流，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持雅典的民主政治和雅典城邦的统治地位。当时雅典教育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教育公民成为城邦合格的领导者。所以，当时希腊各地的学者荟萃雅典并不是偶然的。伯里克利的周围聚集了希腊的一大批精英人物，一些富有之家也往往成为智者的讲习之所。随着民主制的发展，学习诉讼、辩论和演说，学习法律和公务成为当时雅典公民追求的时尚。那些想获得重要职位，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富家子弟就专门请人教授这些知识。伯里克利也曾将他的两个儿子托付给普罗塔哥拉教授。即使是一般公民也需要懂得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以便被卷入诉讼时做防身之用，或者担任公职时恪尽职守。这就为当时智者派的活动提供了土壤。智者活动也适应了当时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随着民主制的确立，公民个体本位的精神文化也逐渐成长起来，个体不仅通过工商业经济和民主政治确立了自己的自由度，而且在精神方面也走向自由。个体开始摆脱团体的权威，寻求个体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在思想文化领域蔓延，出现了众说纷纭的思想流派。这种精神的最集中体现就是普罗塔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该命题标志着个体本位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确立。在智者看来，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标准，每个人都是一个尺度，就看你如何将你的意见讲得令人信服。这就需要学习辩论的技巧。

叶秀山认为：“智者学派是伯里克利时代的哲学上的镜子。古代自然哲学家以科学精神武装了自梭伦以来的雅典民主制整个时代，到伯里克利时期，除了这种科学精神以外，还有智者学派鼓吹的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而从科学精神到这种政治上、道德上独立精神的过渡环节，则是留基伯（Leucippos）、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独立的、物质的原子，运用到社会中，也就是人格的、个人的独立。雅典民主制下的公民，就像一个个原子，有自己的独立意志，以独立、自由的身份参加到这个社会中来，从而永远保持自己的个人的独立性。这就是早期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所鼓吹的感觉主义、相对主义的社会实质。”[3]

智者作为一个全新的学派，既是雅典民主制的产儿，又反过来反映了这种民主制的基本精神。他们对雅典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智者所传授的修辞学、辩论学，只注重逻辑、语言形式，注意推理的力量，让人信服；而在雅典，只有使人信服，才能推行自己的主张，而不能靠暴力或命令强制执行。在公民大会上、陪审法庭上可以看到人们慷慨陈词、唇枪舌剑的场面，伯里克利就是这样一位民主领袖，修昔底德所记载的他的几次演说辞，就是早期智者精神的具体运用。可以说，智者学派代表了雅典城邦上升时期思想与文化教育的主流。

雅典人开放的观念、勇于破旧立新的心态为雅典文化教育的兴盛提供了重要的条件，这与斯巴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的斯巴达虽与雅典一样是希腊世界的霸主，但一直是封闭的农业经济，政治上实行贵族统治，人们的观念没有多少变化。斯巴达实行二王制，就是由它的两个最有势力的氏族代表实行统治。最高政治机构是长老会，根据来库古（Lykourgos）的立法，公民大会事实上无效，全部权力属于终身任职的60岁以上的长老。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贵族专制是极其保守的。全部不足2.5万人的斯巴达人统治着人数20倍以上的希洛人和边民。城邦规定全体公民必须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禁止公民使用金银，严禁经商，不许智者去传播知识等。斯巴达的男人沉默寡言，衣着俭朴，终年不穿鞋，整天在军营受训；为了生育健康的孩子，斯巴达的妇女也要学习竞走、搏斗、投标枪和掷铁饼等。斯巴达实行的公餐制和弃婴场一直维持到公元前4世纪。在这种社会里，新的思想观念是难以产生和得到传播的。公元前7世纪，抒情诗人提尔泰乌斯（Tyrtaeus）为斯巴达人写的战歌，从建立城邦起唱到希波战争，一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时还在唱。

雅典却完全不同于斯巴达。雅典城邦从形成到繁荣并不是原有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的延续，而是工商业经济取代了农业经济，民主制取代了贵族制，新的观念取代了传统的观念。海外贸易、希波战争和殖民运动使雅典人同外部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外邦人和外族人不断往来于雅典，人们的眼界开阔了。公元前432年，伯罗奔尼撒同盟召开大会。在会上，科林斯代表慷慨陈词，批评斯巴达人的守旧精神，剖析雅典人的性格，将二者做了鲜明的对比。

“你们（指斯巴达人——引者注）从来没有想到过，将来会和你们作战的这些雅典人是怎么样的一种人——他们和你们多么不同，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啊！一个雅典人总是一个革新者，他敢于下定决心，也敢于把这个决心实现。而你们是善于保守事务的原况，你们从来没有创造过新的观念，你们的行动常常在没有达到目的的时候就突然停止了……他们果决，而你们迟疑；他们总是在海外，而你们总是留在家乡。因为他们认为离开家乡愈远，则所得愈多，而你们认为任何迁动会使你们既得的东西发生危险……至于他们的身体，他们认为是给他们的城邦使用的，好像不是他们自己的一样。但是每个人都培养智慧，其目的也是要给他的城邦做一点显著的事业。如果他们做什么事情而没有成功的话，他们认为他们所有的一切完全被剥夺了；但是如果他们的事业成功了的话，他们就认为这种成功和他们将要做的事业比较起来，就不算什么了。如果他们做一件事情没有成功的话，他们马上把他们的希望放在另一个方面，以弥补这个损失……所以他们一生的时间都是连续不断在艰苦、危险的工作中度过的，很少享受他们的财产。他们把假期看作履行一种义务，他们宁愿辛苦地劳动，不愿和平地安宁。一言以蔽之，他们是天生不能自己享受安宁的生活，也不让别人享受安宁生活的。”[4]

科林斯人的这段话说明了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具有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雅典人敢于打破传统观念，创造新的生活和新的观念，也能以开放的心态容纳希腊各邦各方面的人才。这正是古典时代希腊世界的思想文化中心在雅典而不是在斯巴达的重要原因。智者敢于破除旧的观念，和雅典的这种社会条件直接相关；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孜孜不倦寻求真理，也是和这种条件分不开的。

（二）民主政治的危机

雅典的繁荣不仅以本邦的经济发展为基础，而且还是建立在对盟邦的经济剥削和政治控制基础上的。雅典一半左右的财政收入来自提洛同盟各邦的贡赋。它既要控制盟邦，又要和斯巴达争夺霸权，和科林斯、麦加拉争夺海上控制权。科林斯和麦加拉为与雅典争霸，便和斯巴达结盟。种种矛盾的激化终于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爆发。战争以雅典失败而告终。雅典的失败除了一些特别原因，如雅典发生大瘟疫，个别将领的无能和冒险等外，同盟诸邦的叛离和大量奴隶的逃亡使雅典的经济和军事都发生了很大的困难，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战争加剧了雅典内部政治斗争，导致发生政变。这场长达近30年的战争，不仅使雅典衰落，而且导致整个希腊世界的衰落。以后的一个世纪，希腊的经济虽有所发展，但再也无法恢复其鼎盛时期的景象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境内萧条，海上交通和贸易受阻，并发生严重粮荒，大批公民破产沦为乞丐。在普遍性的危机中，明显的两极分化出现了。雅典的民主制是与它的经济繁荣密切相关的，它主要依靠同盟的财富养活2万多名脱离生产的公民；战争失败，同盟解体，城邦无法养活这么多人。而他们自己早已脱离生产，靠政治生活，政治上无所依托，他们就成为流浪汉。因此，作为雅典民主制基础的经济繁荣已经过去，民主制也从繁荣走向了衰落。公元前411年，由安提丰（Antiphon）等人领导推翻了民主制，建立“四百人议会”，实行寡头制。但第二年就恢复了民主制。公元前405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前夕，雅典又由“三十僭主”统治，但不到一年时间就被以塞拉绪布罗（Thrasybulus）为首的“十人委员会”推翻。公元前403年再度恢复民主制。公元前402年，皮索多鲁（Pythodorus）任执政官，重新修改了以前的民主制度，恢复薪俸和津贴。一直到亚里士多德时代，雅典实行的是皮索多鲁修订的民主宪制。

客观地讲，雅典及其他一些城邦虽然不断有民主派和贵族派之间的斗争，但基本上还是民主力量占优势，实行民主政治。但民主制的确是衰落了，这种衰落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民主派的领袖堕落、变质为蛊惑者、煽动家（demurgogue），“demurgogue”这个词本来没有什么贬义，只是“平民领袖”和“群众领袖”的意思。伯里克利以后的平民领袖不像他们的先辈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那样主要关心的是人民和城邦的利益，他们往往以自己个人或集团、党派的利益为行动准则，无视城邦法律，采用欺骗和煽动手段激起民众的偏激情绪，以便排挤、打击对方。这种手段在希腊伦理规范中是不正派的，所以他们被称为“蛊惑家”。最早被称为“蛊惑家”的是继伯里克利之后被称为民主派领袖的克莱昂（Cleon），以及在他以后的毫无原则而又很博学、长于雄辩的阿尔基比亚德（Alciabiades）。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四卷第四章中，将民主政体分为五种，前四种都以法律为依据，第五种是最坏的，它由蛊惑家操纵，置法律于不顾。他说：“第五种民主政体的最后裁判不是决定于法律，而是决定于群众，他们的命令代替了法律，这种情况是由蛊惑家造成的。在以法律为依据的民主政体中，最好的公民占据首位，那里没有蛊惑家；而在法律不是最高权威的地方，蛊惑家就产生了……蛊惑家将一切事情招揽到公民大会，用群众决议发布命令以代替法律的权威。因为群众是听他们的，他们就代表群众的意志左右国政。这样的民主政体实在不能不受到指责，因为在那里，法律没有权威，可以说没有宪法。”[5]蛊惑家从表面上看同历来的民主领袖一样，他们也很重视公民大会和陪审团的作用，但实际上他们是把这些民主机构变成他们争权夺利、打击异己的工具。

另一方面是作为民主制基础的公民日益失去生活自主，成为靠城邦养活的“糊涂而又任性的老头子”（阿里斯托芬语）。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雅典破产公民日益增多，失去生活保障的公民对政治生活失去兴趣，政治家为了吸引民众参加，不得不采用津贴的办法，甚至竞相提高津贴费。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执政官竞相提高津贴吸引民众参加政治活动，由这样的公民参加表决，或投豆子或举手呐喊，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公民们失去了伯里克利时代的政治热情，或者不参加政治活动，或者将参加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仅仅作为取得津贴维持生活的手段。乡村的农民不再因为要得到一点津贴到城里参加公民大会了，公民大会成了城市无产阶级高谈阔论的场所，甚至连陪审法庭，由于经济原因，也只有老弱病残或不务正业者才去任职了。在《骑士》一剧中，阿里斯托芬通过一位将军试图劝服一个卖香肠的人去夺取职位，嘲讽了民主制度。

卖香肠的人：告诉我，像我，一个卖香肠的人，怎样才能成为那样的大人物？

将军：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你已经具备了一切应有的条件——卑贱的出身，受过在市场中买卖的锻炼，蛮横无理。

卖香肠的人：我想我还不够格。

将军：不够格？看来你似乎有一颗非常好的良心。你父亲是一位绅士吗？

卖香肠的人：老天爷做证，不是的！全家老小是无赖。

将军：幸运儿！你要担任公职的话，已有一个多么好的开端啊！

卖香肠的人：可我几乎不识字。

将军：唯一麻烦的就在于人什么都知道。适于做人民领袖的不是那些有学问的人，或者诚实的人，而是那些无知而卑鄙的人。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绝好机会。[6]

在民主政治鼎盛时期，公民的义务被视为神圣的。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变化，雅典人的伦理道德也普遍堕落了。柏拉图的一些对话反映了当时雅典人的思想情绪。《理想国》第2卷中格老孔（Glaucon）说：“大家都想满足自己的欲望，做坏事都是被强迫的。每个人都认为正义对他自己没有好处，只要能做坏事，他就会去做。因为每个人都相信，对他个人说从不正义得到的利益要远远超过从正义所能得到的。主张这种理论的人坚持了这一点，如果有人有这样的权力拒绝为非作歹，就要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最大的傻瓜，虽然当面还称赞他。大家这样互相欺骗，因为害怕吃亏。”[7]“所以他们会说：苏格拉底啊，无论是神也好人也好，他们给不正义的人安排生活远比为正义的人所安排的要好得多。”[8]这便是雅典一般公民从战争的后果，从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得出的有关正义和利益、真理和善恶的结论——正义者吃亏，不正义者得利，只要有利可图，一切在所不惜。

面对雅典城邦的衰落、民主政治的蜕变、伦理道德的败坏，以及智者运动所造成的后果，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挺身而出，竭力寻求一条新的出路。他们一方面高举理性主义的大旗，反对智者的感觉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强调“认识你自己”，去追求永恒的本质的存在，去寻求真正的“正义”和“善”。这成为他们追求的中心目标。另一方面，他们对雅典的民主政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要通过对善和正义的普遍真理的认识，培养一批真正有智慧的政治家作为统治者。他们认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知道什么是正义和善，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生活，这样他才能建立一个理想国家。人们也要真正认识自我，致力于灵魂的改善，追求真正的美德，过一种有价值的生活。这也就是他们“哲学王”的政治设计和教育理想。

（三）价值观念的变化

从古典时期开始，希腊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以往哲学家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自然，他们主要探讨什么是万物的本原，宇宙万物是如何从本原演化而来的。而到了古典时代，哲学家研究的对象则从自然转向了人和社会，开始探讨什么是正义以及城邦和法律是如何产生的等问题。文德尔班在《哲学史教程》中认为以智者为标志，希腊哲学和科学“走上了人学的道路，或者说走上了主体性的道路：研究人们的内心活动，研究人们的观念和注意力”[9]。这种转变既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哲学发展的自身逻辑。

随着政治经济的进步，人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认识到自己是社会活动的主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人的命运是由神安排的，只有神才是一切活动的主人。在《荷马史诗》中，神是社会活动的主角，人只处于被支配的从属地位。在特洛伊战争中，虽然英雄们做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但他们是受奥林匹斯山上诸神摆弄的，一切活动最终不得不听命于神。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体现的都是神的意愿，诸神才是战争的真正主角，人不过是他们的工具和依附者。

而希罗多德（Herodotos）在《历史》中描述的希波战争，尽管其中不乏占卜和预言，但是战争的主体都是人，双方均没有神的参与。战争的胜负完全取决于双方的力量、机智和勇敢。公元前490年，马拉松之战取得胜利，是因为雅典统帅的果断、迅速，及时抓住战机，乘波斯占压倒优势的骑兵尚未赶到的时候，用重装步兵猛击波斯的弓箭队和步兵，使敌军大乱，获得胜利。公元前480年，萨拉米海战的胜利是由于雅典人听取了塞米司托克勒（Themistocles）的建议，奇迹般地建造了200艘最先进的三列桨战舰；还由于战略指挥正确，广大水手的优良素质和勇敢。战争使希腊人认识到，命运不是神掌握的，决定命运的是人自己的努力。

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许多希腊城邦先后发生了程度不同的政治变革和立法运动。这些改革冲击了原来习以为常的社会关系和伦理风俗，同时也触及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人们的利益，迫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这些社会问题。和前期人们热衷于探讨万物本原及宇宙本原等命题相比，当时的人们更关心社会问题，包括社会法律乃至风俗习惯是怎样形成的，正义的原则是什么，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善恶等问题。人们已开始从重视自然转向重视人本身了，哲学探讨的中心问题也必然向这个方向转移。另外，哲学的转变也是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早期自然哲学家继承了神话文化，即宇宙万物是怎样形成的，一直以追寻宇宙万物是从哪里来的，探讨事物的本性、本质为目标。哲学家们不但用各自的哲学原则去解释自然现象，而且用来解释社会现象。毕达哥拉斯学派用数量关系说明社会领域的正义、秩序、意见、婚姻等，赫拉克利特用火的纯度和干燥来说明人的聪明，恩培多克勒（Empedoclēs）用爱和恨说明人与人之间的离合等，这些思想到公元前5世纪已显得陈旧了。到了古典时代，反思领域扩大了，反思的层次深化了。随着经济发展和政治的变革，哲学家们也卷入了社会运动之中，他们开始研究认识本身问题、伦理问题、政治制度问题等。哲学家已开始把目光从对象转向主体，从客观转向主观。他们开始注重哲学的实际用处，企图说服群众按照他们的理论来改造城邦，并用他们自己的哲学理论来培养统治者。在这种情况下，哲学研究开始从以自然为主转向以人和社会为中心。

（四）教育实践的变迁与教育思想的演化

教育实践是教育思想形成的直接原因，如果说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为教育思想创造了外在条件，那么，教育实践的变化则是教育思想演变的内在基础。这一点在古希腊教育思想发展中得到了具体的证实。

古希腊教育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荷马时代，并在公元前8—前6世纪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古希腊教育的真正繁荣是从希波战争后才开始的。正是由于智者学派的出现，在希腊产生了最早的职业教师，教育在平民中得到进一步普及，教育的内容、方法等进一步制度化和正规化。教育实践的发展，教育与社会生活联系的加强，在一定意义上正是教育本质规定性的不断外化的展现。这便为人们对教育现象的认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从而直接促进了教育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古希腊教育思想的发展受益于教育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不断提高。民主政治为普通公民在政治生活及其他方面取得成就、施展才干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产生了教育、训练的需要。这样，教育就成为社会流动的重要力量。教育在社会中地位的不断提高，引起了人们对教育事务的关注，进而进行理论上的探究。古希腊教育思想的繁荣与教育功能的演化是直接相关的。与此相联系，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也成为推动人们认识的力量。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希腊世界面临的不仅是政治危机、道德危机，而且是教育危机。社会形势使古希腊教育原有的一系列问题、矛盾集中地暴露出来了。因此，社会的改造必须同时改造教育。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表明，他们对当时的教育问题是具有清醒认识的。他们的某些教育思想正是革新教育的设想。教育实践对古希腊教育思想的作用更具体地表现在：教育实践本身的状况、制度、组织、内容，乃至内含的基本精神，都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制约着教育思想的形成。荷马时代以来，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希腊教育逐步形成了一套体制、组织，同时形成了其特有的内在精神。所有这一切，都或多或少地成为希腊教育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或者说，古希腊教育思想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教育实践状况的再现和描述，是对教育实践的理论总结。古希腊教育家的许多重要教育思想都直接反映了希腊（特别是雅典）教育的实践，例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教育体制的主张，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由教育的思想，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