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不仅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本身也是历史的，经历了一个从发生到发展，从不成熟到成熟，从零散到系统的演化过程。根据教育思想的具体形态的不同，这个过程可以划分为4个阶段：早期的古希腊教育思想，古希腊教育思想的确立，古希腊教育思想的体系化，古希腊教育思想的广泛传播与古罗马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一、早期的古希腊教育思想

早在《荷马史诗》中，就已经有了关于教育的记载。史诗直接记述了希腊英雄阿喀琉斯（Achilles）的教育情况。阿喀琉斯有两位教师，一位是喀戎（Chiron），一位是富尼克斯（Phoenix）。喀戎是半人半马的怪物，是神的儿子，以智慧和医术著称。他教阿喀琉斯各种知识和技能，如打猎、马术、掷枪、弹琴、医术等。自阿喀琉斯幼年起，富尼克斯就精心教育他。后来他自豪地对阿喀琉斯说：“是我把你教育成这个样子的。”赫西俄德在他的著作《工作与时日》中，记载了不少自己对兄弟的教诲。

这些记载涉及教育的许多方面（如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及教学方法），对以后希腊（特别是雅典）的教育颇有影响，但上述关于教育问题的文字带有直接的经验性质，主要是对教育的现象描述，只能视作古希腊教育思想的原始表达。

古希腊教育思想的真正开端是在公元前6世纪。之所以在这时产生了最早的教育思想，主要是因为希腊哲学的兴起。希腊哲学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即探索自然界变化与发展的普遍原因和原则。哲学的兴起，直接促成了古希腊教育思想的发展。以自然界为思考对象的自然哲学的兴起对教育思想产生的影响，主要不在于关于教育现象的具体主张和观点，而在于对教育现象的认识方式和思想方法。具体言之，自然哲学的兴起标志着希腊民族的思维水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使人能够摆脱或超越直接经验形式的束缚，使关于对象的认识上升到理性，并赋予认识结果普遍性的理论思维的形式。只有当一个民族“学会”运用理性进行思考，才有可能真正产生关于教育现象的思想、理论。

希腊哲学最早出现在当时希腊最为繁荣的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地区，这里诞生了以泰勒斯为代表的米利都学派。他们的学说结束了传统神话对于世界的感性把握，而专注于探求世界万物背后恒常的东西。此后的希腊思想家在前哲开辟的理性主义道路上继续寻求隐藏在现象世界之中的本原和秩序。

几乎与米利都学派同时代的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所提出的教育主张，涉及古希腊教育思想的许多基本问题，蕴含了古希腊教育思想发展的一般倾向。这一学派的理论核心是把数当作万物的本原，并主张灵魂不死、灵魂轮回。他们的哲学首先是追求一种生活方式，即追求永恒解脱、超脱轮回的途径。由此，他们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净化灵魂，教导人们根据和谐的数的要求各司其职，从而保持完美的社会秩序。这种重视灵魂净化的和谐思想，对后来古希腊教育思想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

毕达哥拉斯把数当作世界的本原，认为人的灵魂是与宇宙、与神相通的，三者之间共通的东西就是万物本原——数。正是因为有了数的共通性，灵魂才可以认识万物，也只有通过数的概念，人类才能把握万物的本质；反之，数的概念及最能反映数的和谐的领域如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也通过这种共通性来影响人的灵魂，使之净化。因此，毕达哥拉斯学派把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以及体育和医学当作主要的教育内容。

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对教育问题的把握不是直观的，而是对普遍性问题的理性把握。毕达哥拉斯教育主张的提出，标志着古希腊教育思想的产生。从此，希腊教育思想开始了它的发展历程。

继毕达哥拉斯之后，色诺芬尼进一步发展了理性主义的观念。他对以荷马和赫西俄德为代表的传统宗教观念、价值标准和风俗习惯进行了批判，并强调智慧，认为智慧是一种美德，而智慧就是关于神的知识。但是，他认为神并不主动地昭示于人，人要自己去探寻，去逐步认识神。色诺芬尼认为，感觉是不可靠的，人只有通过理性思维才能超越变幻的现象世界，深入事物背后，去接近永恒的真实——神。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理性思维才能认识关于神的真理，获得智慧。而通过感官知觉，人们只能把握关于事物的表面现象，这样获取的知识只能称为“意见”，意见是变化的，是不可靠的。

色诺芬尼的思想促进了古希腊教育向人文化、世俗化方向的发展，具有思想启蒙的色彩。虽然色诺芬尼对教育问题的涉及面不如毕达哥拉斯那样广泛，但他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内容，如对传统教育价值观的批判、知识与道德的关系、真知与意见的对立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以后的智者学派、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产生了影响。

就这样，在哲学思维的推动下，人们对教育现象有了更加深刻的理性认识，产生了早期的希腊教育思想，从而开创了希腊乃至整个西方教育思想发展的历史。但同时也应看到，早期自然哲学家，包括毕达哥拉斯和色诺芬尼，并没有把教育当作一个专门问题进行研究，他们的教育主张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古希腊教育思想的真正确立是在公元前5世纪。

二、古希腊教育思想的确立

公元前5世纪，希腊社会的巨大变化及希腊哲学从自然哲学向社会人事哲学的转变，对教育产生了新的要求，并促成了古希腊教育思想的真正确立。这种标志就是智者派和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

智者派在对社会、政治、道德等与人们现实生活直接相关的重大问题进行探索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教育问题的思想见解。在智者那里，希腊哲学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不同于以往以研究自然本原为主体的自然哲学，他们开拓了以研究人和社会为中心的新的领域。尽管每位智者不一定有完整的思想体系，甚至不一定做过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彼此之间也不一定有一致的观点，但是，共同的职业、共同的治学内容和共同的时代要求，赋予智者共同的思想倾向和价值观念。着眼于现实，追求眼前对自己有用的、能够实现的目标，置价值考虑于真假问题之上，这是他们的共同特点。由此提炼出的以价值目标为核心的感觉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论是他们的哲学思维的最高准则。

在智者派看来，一切知识、真理和道德都是相对的，都有赖于具体的认知者，没有客观真理，只有主观意见。由此，普罗塔哥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16]，以个人作为判断的唯一标准，实际上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朴素的人本主义的价值倾向。这在当时具有极大的思想启蒙的作用。

智者不仅在希腊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希腊教育实践和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种种原因，智者们关于教育问题的论述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在现有史料中，只有普罗塔哥拉、高尔吉亚等人的教育论述被较多地保留下来。他们已经认识到教育与政治、道德具有密切的关系。普罗塔哥拉指出：“一个合理的国家的所有公民，包括坏的公民在内，比起一个既无文化，也无正义，也无法律，更无使公民养成公正习惯的强制力的国家的公民来，都要更好、更正直。他们的这种优越性归功于他们国家的法律、教育、文化。”[17]由此，普罗塔哥拉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教人学会从事政治活动的本领。这适应了当时民主政治活动刺激公民提高自己的素质和文化修养的要求，促进了古希腊教育的发展。

为实现他们的教育目的，智者们把修辞学、论辩术、文法作为他们的主要教学科目。这既开辟了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又扩大了教育内容的范围，西方教育史上沿用长达千年的“七艺”中的前三艺（文法、修辞学、辩论术），正是由智者派首先确定下来的。这些教育内容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对于发展民主政治、革新道德风俗观念都具有积极的启蒙作用，但也有它的消极作用，特别是到了后期，发展为诡辩术，损害了民主政体，败坏了社会风气。

总的来看，古希腊教育思想探讨的基本问题，希腊教育思想的一些基本范畴、命题、原理，在智者的教育思想中已有所触及，智者的教育思想已经指出了希腊教育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方向。不过，智者派的教育思想虽在形式上完整一些，但并未系统化。从智者派较为完整的教育思想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体系化教育思想之间，还需要一个过渡的中间环节，这个过渡是由苏格拉底完成的。

和智者差不多同时的苏格拉底，一方面，和智者一样顺应历史潮流，主要研究人和社会的问题，特别是致力于伦理道德问题；另一方面，他坚决反对智者的感觉论和怀疑论，反对他们的相对主义，大力倡导理性。正是苏格拉底响亮地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口号，倡导哲学变革，将教育主张建立在牢固的理性主义的基础上。

苏格拉底认识到，转折时期的希腊社会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保持社会稳定并进而振兴社会，这首先涉及领导人的品质，从而引发出政治家的培养问题。因此，他提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合格的政治专业人才，并由此而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知德统一论。苏格拉底把美德和知识等同起来，通过知识的客观性、普遍性来推出道德的普遍性与确定性，以此来反对“道德即情感、欲望”和“任何事物都有两种正相反的说法”的相对主义原则，以及“强权就是正义”的非道德原则，为道德规定了一个共同的不变标准。同时，“美德即知识”也明确肯定了理性知识在人的道德行为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起了一种理性主义的道德哲学。在苏格拉底所处时代，提出知德统一的见解，对于破除贵族阶级的道德天赋理论，也有着明显的进步意义。

从知德统一的观点出发，苏格拉底进而提出了德行可教的主张，从而肯定了教学与道德教育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认识到道德的知识基础，也为道德教育的实践找到了一条重要途径。知德统一的主张在希腊以后的教育思想的各个历史时期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从中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叶，通过传授一定的知识对下一代进行道德教育，一直在道德教育理论中占主导地位，而这一主张的理论基础就是知德统一论。

为了有效地传授知识，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苏格拉底创立了“精神助产术”。他认为，教师的任务并不是直接向学生传授具体知识，而是通过问答、交谈或辩论的方法消除错误与模糊的认识，寻求正确的答案，从而获得真正的知识。这种方法有助于激发学生积极思考、判断和寻求正确答案的积极性。

在希腊教育思想的发展进程中，苏格拉底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于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了柏拉图，更重要的是，他总结了包括智者派在内的许多思想家的教育主张，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理论抽象，使前人关于教育的见解、主张理论化，从而为古希腊教育思想的体系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思想工具。因此，可以说在古希腊教育思想史上，苏格拉底发挥着承前启后的转折性作用。

三、古希腊教育思想的体系化

古希腊教育思想发展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基本上有了独立的体系，进入了体系化时代。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思想，继续探讨世界的本原和人生的理想。苏格拉底对于“善”“美”等人生和教育追求的最高目标并没有明确的定义。柏拉图提出了“相”和相论，将世界分为可感世界与可知世界；提出了以实现“正义”和“善”为最高目标的“理想国”的设计，把教育作为建立“理想国”的主要途径。

柏拉图主张通过教育把个人的发展与社会联系起来，通过城邦教育促使个体全面发展。国家的兴盛有赖于公民的素质，而教育必须适应组成国家的各类人的需要和潜力。柏拉图认识到，教育的责任是巨大的，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柏拉图提出教育的最高目标就是培养“哲学王”。在关于“哲学王”的教育中，柏拉图提出了相对完整的教育主张，这种教育是以“灵魂转向说”为认识论基础，指出“灵魂转向”就是要使人从专注现实可见世界的种种变动事物转变到去认识可知世界中的真实存在，一直达到最高价值的“善的相”。而这种“灵魂转向”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实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柏拉图设计了一套理想的课程，即在学习体操和音乐这两门课程之上，还必须学习5门课程：算术、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天文学、谐音学。最后学习辩证法，成为“哲学王”。应该讲，柏拉图提出了包括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过程、教育方法在内的相对完整的体系化的教育思想。

亚里士多德继承并发展了柏拉图的教育思想。亚里士多德发展了柏拉图的灵魂学说，不但提倡理性，而且认识到感性在人的认识中的地位与作用。他把灵魂分为植物灵魂、动物灵魂、理性灵魂，并将教育的阶段和教育的内容建立在他的灵魂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和谐发展教育的思想和教育适应自然的思想，提出了自由教育思想。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的本质在于理性，而理性只有通过求知才能获得。从人的本性来说，人不只是追求知识，还追求幸福，追求快乐，追求欲望等。但亚里士多德认为，求知是人的最根本的本性，人的其他追求只能从属于这一本性。所以，人应以获得知识为最大的幸福和快乐。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还认为，真正的求知活动只是出于爱好知识，并无其他目的。那么，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知识呢？这种知识应是关于最高原因和最普遍知识的最高智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种最高智慧就是哲学。

在希腊，米利都学派以来萌芽、成长的希腊理性精神，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始成正果。“人是理性的动物”，这是亚里士多德对希腊精神的最高概括。并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把理性精神融入他们的教育思想中，提出了改善灵魂、发展理性，使人得到全面、完美、和谐发展的理想。古希腊人第一次理解并表达了这一思想，这是留给西方世界的伟大遗产。耶格尔[18]谈到这一成就时曾言：其他的民族造就了神、鬼和国王，唯有希腊人造就了人。

四、古希腊教育思想的广泛传播与古罗马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在希腊化[19]时期，由于亚历山大大帝和罗马的扩张，希腊人被迫到处流亡。希腊人每到一地就办起学校，传播希腊文化。公元前272年，罗马人占领了希腊在意大利半岛的殖民地塔伦顿（Tarentum），许多希腊人被作为奴隶带到罗马，其中，希腊著名的文法学家安德罗尼库斯（Livius Andronicus）也被胁迫到罗马。在罗马，他被分派到学校教书，从此，罗马有了最早的希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他发现罗马学校的课本内容十分贫乏，于是就动手把《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记》翻译成拉丁文。《奥德修记》立即成为罗马学校的重要课本，成为《十二铜表法》以外的补充读物。这样，古希腊文化教育便在罗马得到初步传播。与此同时，一些外交使节和商人也充当了希腊文化的传播媒介。一些罗马青年先后到雅典等希腊城邦留学，也成为传播希腊文化的重要力量。

希腊文化和教育的广泛传播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罗马文化的形态，而且促进了罗马教育的新发展。这一时期，罗马的私立学校不断出现，许多希腊教师也纷纷到这里授课讲学，学校教育开始在罗马发展起来，形成罗马传统的家庭教育与希腊式的学校教育并存的局面。不过，这时的学校教育，范围还很小，其教育对象也仅仅限于上流社会的少数青年。罗马对希腊的最后征服，直接促使希腊文化教育进一步传播。希腊的哲学、文学、艺术、科学和教育成为古代文明的公共财富，被广泛介绍到罗马。希腊人遍及世界，变成了世界的导师。罗马人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正像罗马诗人贺拉斯所说：“被征服的希腊人征服了他的粗鲁的征服者，并把各种学说介绍给有乡村气的拉丁人。”但这并不意味着罗马人只是将希腊文化教育简单地移植到罗马及被其征服的广大地区的土壤上。实际上，罗马人在学习、借鉴和广泛传播希腊文化教育的过程中，结合本民族的实际需要，提出了富有特色的教育思想，进而影响了西方教育思想的演化进程。

罗马教育的希腊化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这就构成古罗马教育思想的萌芽，以及形成与发展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古罗马教育思想的萌芽。

公元前3—前1世纪，为罗马学习、借鉴希腊教育的时期，也是古罗马教育思想的萌芽阶段。在这个时期以前，罗马人已仿照希腊建立了卢达斯（小学）。公元前3世纪，希腊人在罗马建立了希腊文法学校（中学）和希腊修辞学校（高等专业学校），教师主要是希腊人，教科书是从希腊学校引进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育目的也都受到希腊教育的影响。由于当时罗马没有大学，希望继续深造的青年先后到雅典等地的希腊大学留学，学习希腊的文化科学。他们深受希腊文化的熏陶，并致力于传播希腊文化和教育。希腊文化教育的引进不仅丰富了罗马教育的形式和内容，而且对罗马的教育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个转型时期，希腊教育的影响必然与当时盛行的罗马教育传统发生直接的冲突。一些罗马人认为，希腊文化、教育和生活方式的传入，严重损害了罗马人的生活和道德规范，破坏了罗马的文化和传统。在他们看来，罗马传统的美德是罗马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本着爱国热情，坚决抵制希腊文化教育的影响。公元前173年，元老院以宣扬享乐主义为由，下令驱逐了两名伊壁鸠鲁派教师。12年后，元老院又发布禁令，禁止希腊哲学家及修辞学家在罗马居住。

与此同时，希腊文化教育的引进及其与罗马文化教育传统的冲突，引起人们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和探讨，从而促使罗马教育思想萌芽。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加图、瓦罗等人。

从现有的文献史料来看，古代罗马最早关注教育问题并尝试写作教育著作的人物应首推加图。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 Censorius，前234—前149）是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历任罗马执政官和监察官等高级公职。他同时也是一位作家、演说家，用拉丁文撰写了《起源》《论农业》和《道德格言》等著作，并发表了演说100余篇，是拉丁散文的奠基者之一。在罗马教育史上，加图同样具有一定的地位。他曾写过一本对自己儿子的教育集，反映了其教育思想，可惜没能保存下来。但是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一书中转述了加图关于子女教育的观点和实践。

加图把子女教育视为头等大事。他的儿子出生之后，主要由其妻子亲自喂养。他一旦有空，也来亲自照顾儿子，如陪着妻子给儿子洗澡等。待儿子开始懂事，他就把儿子置于自己的管教之下，教他读书。当时加图家中有一个曾当过教师，精通文法的奴隶，但加图认为，让他的儿子给奴仆责骂，或者由于学习迟缓而让奴仆拧耳朵是不对的。于是他自己担当起家庭教师的重任，亲自给儿子教授文法、法律[20]，以及各种必要的课程；同时教儿子掷铁饼、骑马、拳击、游泳，进行军事体育锻炼。出于对儿子进行爱国主义和传统美德教育的需要，他还亲手用正体字写了一部罗马史，使儿子不必出门就能了解和熟悉自己的祖先及他们的传统习俗，并学习罗马民族的传统美德。此外，加图还非常注重身教，严格要求自己在子女面前如同在神面前一样，绝对不使用有失体统的言辞，并且绝对不和子女一同入浴。[21]

显然，加图实施和推崇的是罗马的传统教育。他追求的教育理想是培养罗马的合格公民。他认为，合格公民应具有传统道德品质，通晓讲演、法律、历史、医学、农业、军事等实用知识和技术，体魄健全，行为举止庄重、得体。教学方法以实际活动及言传身教为主，以课本教材为辅。

在希腊文化教育大规模传入罗马之际，加图为了维护罗马的文化传统，极力抵制希腊文化教育的影响。他指出，罗马人过去击败了大希腊、西西里和希腊本土的联合反抗，但被输入了希腊文明，使之征服了罗马人。罗马远征军带回了希腊艺术品、书籍、学者、教师、家奴、装饰、习尚，以及各种奢侈品和大量财富，使罗马人向追求舒适、悠闲、安逸和个人主义方面发展，而集体主义精神和克勤克俭等罗马传统的道德风范遭到削弱和背弃。正是出于这种担心，他于公元前155年，建议元老院将来讲学的两名希腊哲学家驱逐出罗马。不仅如此，加图还撰写了一部名为《起源》的历史著作，呼吁罗马人注意传统道德已处在危殆的边缘，提醒罗马人要爱护自己民族的传统美德，莫忘公民职责和尚武精神。不过，加图并不是完全否定和排斥希腊文化教育。他接受罗马起源与希腊神话的联系，承认一些意大利人来自希腊。他不喜欢雅典人的浮夸巧辩，但自己潜心研究雄辩术，热衷于演说，雄辞善辩，成为罗马的著名演说家。据西塞罗说，在加图去世100多年后，他的150多篇演说辞仍保留下来。他的《起源》一书中收入了自己多篇演说辞。

总之，加图在教育上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实施和保持罗马的传统教育。他通过自身经历，具体、详细地描述了罗马当时盛行的家庭教育。他的有关论述反映了罗马传统教育的形式、内容和方法。

古代罗马百科型学者和教育家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前116—前27）则与加图不同，他所关注的是学校教学内容的问题。他学识渊博，在语言文字、历史考古、哲学、自然科学、农业等多方面都有研究，著作多达数十种、上百卷，可惜只有少量保存下来。主要著作有《古代史》《训练九篇》和《学科手册》等。

《训练九篇》（Discip Linarum Libri IX），又称《教育九卷》，共分九卷，是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瓦罗在该书中分别阐释了当时文法学校盛行的“自由七艺”——文法、修辞学、逻辑学、算术、地理、天文和音乐。此外，还着重讨论了医学和建筑两门学科。《训练九篇》长期作为文法学校的重要教材，其写作方式对以后许多罗马作家的创作产生了影响，从而掀起了“百科全书运动”。昆体良的12卷本《雄辩术原理》，便是该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

《学科手册》（De Lingua Latina），亦称《拉丁语论》。瓦罗在该书中将拉丁语中的词分为可变格的词和不可变格的词，还讨论了纯粹拉丁语的奇格的词尾变化形式，确定了规则动词变态体系，为拉丁文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长期作为拉丁文法学校的标准教科书。

综上所述，加图和瓦罗关于教育的见解，还只是具体、局部和描述性的，而不是对教育普遍性问题的理性的认识与分析。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罗马仍处在从罗马传统的家庭教育向学校教育的转型时期，两种教育制度并存，学校教育制度还未完全确立起来。

第二阶段：古罗马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公元前1世纪—476年，为罗马将希腊教育本土化或拉丁化的时期，也是古罗马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阶段。在这个时期，希腊文化教育大规模传入罗马，从根本上影响了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教育观念。在这种情况下，加图式的抵制方式显然不可能产生任何实际效果。罗马人在希腊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具有罗马民族特色的学校教育制度，罗马的文化教育传统与希腊的文化教育逐渐融合在一起。现实促使罗马的思想家们进一步认识希腊文化和教育，并寻求一种既能保持固有的传统，又能接受高度发展的希腊文化教育的合理方式，从而促使罗马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这个阶段教育思想的突出特点是，对教育现象的认识已逐步过渡到理性把握和反思的水平，标志着古罗马教育思想的真正形成与发展。当然，罗马这个阶段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以前一阶段所取得的思想成果为基础的。该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西塞罗、昆体良、塞涅卡和普鲁塔克等。

西塞罗和昆体良着重阐述了雄辩家的教育问题。雄辩术起源于希腊，在共和早期，雄辩术就从希腊传入罗马，并在罗马公民的政治和社会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到共和晚期，雄辩术进一步成为人们从事政治活动和进入国家领导层的工具，因为当时只有雄辩家才有希望跻身于罗马的统治阶层，进而成为官运亨通的新贵族。于是，以培养雄辩家为目的的高等专业学校——修辞学校，便蓬勃发展起来。罗马教育逐渐从培养农夫—军人的教育转向培养雄辩家—政治家的教育。罗马教育的这种重大转变，直接促成古罗马教育思想的新发展。西塞罗不仅是罗马雄辩家的佼佼者，并且在理论上较系统地论述了雄辩家应具备的素质及其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反映了当时罗马高等教育的理想和罗马教育传统的巨大转变。西塞罗的教育思想不仅真实地反映了这种巨变，而且在理论上进一步阐明要把雄辩家培养成既深受希腊文化熏陶，又具有罗马传统道德、精通法律和军事、具有实际工作能力、举止庄重得体的全面发展的人，从而在理论上成功地将罗马文化教育传统与希腊文化教育影响成功地融合在一起。西塞罗的教育思想对教育现象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认识与分析，标志着罗马教育思想的真正形成，并促进了以后罗马教育思想的发展。罗马进入帝国时期以后，罗马皇帝独揽大权，政治家只需奉旨办事，已不能对国家的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自己的主张。雄辩术失去了过去就政治问题发表演说，进行辩论或影响公众舆论的作用。人们只是在法庭上还需要雄辩术进行控告与辩护，于是雄辩家变成了辩护师或律师。昆体良所论述的雄辩术原理就是关于培养优秀雄辩家——律师的理论和方法。他突破了西塞罗局限在高等教育的范围内讨论雄辩家的培养问题，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了罗马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实践经验，提出从未来雄辩家咿呀学语开始教起，直到成为一个合格的雄辩家的一整套教育理论，在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对近代教学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塞涅卡系统探讨了道德教育，包括道德教育的目的、途径、方法等。此外，他还论述了关于雄辩术教育、教育方法、学习方法等许多重要的教育问题。其中包含了对罗马教育的反思和探索，具有明显的理性特征，因此，应把塞涅卡的教育主张视为从西塞罗教育思想发展到昆体良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

与昆体良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普鲁塔克所关注的不是雄辩家的教育问题，而是普通教育问题。他强调对儿童必须进行德育、智育和体育，使他们成为品德高尚、学识渊博、身体健康的罗马优秀公民。这是由于普鲁塔克出生于希腊，受教于著名希腊学者阿谟尼乌斯，青年时期曾广泛游历雅典等希腊历史名城，深受希腊文化的熏陶。因此，在普鲁塔克的教育思想中，希腊文化的因素要大于罗马传统的因素。这是他的教育思想不同于西塞罗、昆体良等人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但由于受晚期斯多葛主义的影响，他们的教育思想也有一些相同的地方。普鲁塔克的教育思想表达了罗马人把新一代培养成全面、和谐发展的优秀公民的要求，对古代罗马的教育实施产生了实际的指导作用。

随着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产生和广泛传播，特别是325年基督教被罗马帝国尊为国教以后，宗教精神日益渗透到学校教育中去，世俗的古罗马教育开始逐步衰落，古罗马教育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逐渐建立起以基督教神学为理论基础的经院主义教育思想体系，并在欧洲封建社会中统治了一千多年。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兴起，古代希腊、罗马的教育思想才重新受到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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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30页。

[2]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33页。

[3] 叶秀山：《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7页。

[4]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50页。

[5]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0～192页。

[6]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15页。

[7]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7～48页。

[8] 柏拉图：《理想国》，第50页。

[9]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97页。

[10] 此处采用多数古典史家承认的瓦罗的说法。

[11] 公元前462年，保民官哈尔撒提议编纂成文法，遭到贵族坚决反对，直到公元前451年才由贵族组成十人团，制定法律。公元前450年共编出12个法表，刻在铜板上予以公布，故称《十二铜表法》。

[12] 该法案的主要内容是：①已付债息一律作为偿还本金计算，未偿还部分分3年归还；②占有公有地的最高限额为500犹格；③取消军政官，重选执政官，两个执政官之一须为平民担任。

[13] 按李维的说法，此法通过于公元前326年；按瓦罗的说法，则是在公元前313年。

[14] 按照全书的体例，有关基督教及其教育思想集中在第三卷介绍，故本卷将有关内容省略。

[15] 罗马文法主要包括语法和文学两部分。罗马的学生首先学习希腊和拉丁语法，主要目的在于正确无误地使用语言。掌握了基本语法之后，开始学习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希腊文学包括《荷马史诗》和其他希腊作家的作品，拉丁文学主要包括西塞罗等人的著作。学习文学的目的在于培养罗马青年对文学风格的欣赏能力，以便拓宽视野，开阔思路。

[16] 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名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5页。

[17] 赵祥麟：《外国教育家评传》第1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18] 近代西方研究希腊文化的德国著名学者。他认为《理想国》的核心就是谈教育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体现了柏拉图教育思想的根本精神。耶格尔的代表作是《潘迪亚：希腊文化的理想》。

[19] 希腊化源出希腊文hellenizein，本意为“说希腊语”或采取希腊人的言行模式。希腊化时期，在史学上通常指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前356—前323）开始东征，到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这段历史时期，希腊文化走出本土疆界，广泛传播，并与地中海沿岸各国经济和文化互相交流、影响并融合为统一的文明。关于希腊化时期结束的时间，历史上有不同的分法，有的以政治标准来衡量，分到公元前146年或公元前30年；有的则以文化教育的标准来衡量，分到476年。我们这里采用了后一种分法。

[20] 指《十二铜表法》。

[21]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