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古代史》译序

经过八年的集体努力，《剑桥古代史》中译本14卷19分册终于开始陆续出版发行了。抚弄这部鸿篇巨制，感慨作者的高瞻与博识，译者的真诚与执着，出版者的远见与魄力，当然还有国家重视文化建设的大背景助力，特别是国家社科基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基金的有力支持。

《剑桥古代史》是剑桥大学出版社自1902年以来出版的三部区域断代史之一，另两部是《剑桥中世纪史》与《剑桥近现代史》，我国学界习称之为剑桥三史。这三部巨著问世以来，在国际历史学领域一直是同类著作的翘楚，就其权威性、科学性、前沿性、综合性和学术影响而言，至今无出其右者。归纳这三套史书广受学界欢迎的原因，不能不提到最早面世的《剑桥近现代史》的编写与出版群体。没有他们最初的努力，就不会有今天三十多部洋洋大观的剑桥断代史、区域史、国别史、专史的集成，当然也不可能有读者手中的这套中译本。

1896年3月11日，剑桥大学法律史教授麦特兰德（F.W.Maitland，1850—1906）、古典学教授杰克逊（H.Jackson，1839—1921）向剑桥大学出版社董事会提议编写剑桥史书并得到董事们的认可。但起初的建议者和董事会成员都希望编写一部范围更为广泛的著作，如《世界史》或《通史》。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阿克敦勋爵（Lord Acton，1834—1902）受邀主持编写工作后，说服董事会把范围缩小至近现代史，因为那不仅是他熟悉的领域，而且是他认为史料最为充分、成书条件更为成熟的选题。

他邀请英语世界的学术带头人参与编写，为整个工作制订了必须严格遵循的基本原则，即19世纪史学客观主义或实证主义原则的著名表述：“我们的方案要求所有的作者不能显露他所属的国家、宗教和党派”，“我们将力避发挥不必要的议论或拥护某一立场。撰稿者要懂得，我们不是处在西经30度而是在格林威治的子午线上，我们所编写的滑铁卢战役必须使得不论法人、英人、德人与荷兰人阅后都能感到满意”。

这种客观中立的治史原则虽然在历史写作实践中难以彻底贯彻（人毕竟是倾向于主观的动物），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所有撰稿人的认同与遵守，并深刻影响到后来展开的剑桥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编纂，成就了剑桥史的盛名。这三部大书后来成为西方史学关于一定时空范围内的世界史的最新资料与最新诠释的权威之作，被世界各国历史学科及其他相关学科图书馆列为基本藏书，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工具书的性质，也因此使剑桥史书与牛津辞书一道成为英国出版界与学界的骄傲。这一切与开创者阿克敦制订的基本原则存在着必然联系。

但阿克敦本人并未看到《剑桥近现代史》（1902—1912年）的出版，他在该书第一卷问世之前便不幸辞世，继续主持剑桥史编写工作是同代的另一位客观主义的大史家伯里（J.B.Bury）。他先是主编了《剑桥近现代史》的姊妹篇《剑桥中世纪史》（1911—1936年出版），又与库克（S.A.Cook）、阿德考克（F.E.Adcock）等教授合主编了12卷本的《剑桥古代史》（1924—1939年，另有5卷图表）。

《剑桥古代史》的本意并不是要叙述整个古代世界的历史，而是西方文明的古代史。而叙述古代西方文明，就不能不提近东史，如伯里所说：西方文明的源头无法到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蛮荒森林中去发现，只能到埃及和西南亚文明中寻求。所以《剑桥古代史》把埃及和西亚文明的历史纳入书中，这就确定了《剑桥古代史》的空间范围。

由于早期史学研究方向的局限，《剑桥古代史》第一版仍以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为主题，经济史、社会史基本处于作者的视野之外（除了第5卷涉及少量经济史的内容），且因书成众手，全书内容与观点的统一存在一些瑕疵。进入20个世纪50年代，随着西方史学的显著发展，剑桥三史的内容已落后于学科的进步，剑桥大学出版社启动了《剑桥近现代史》第二版的编写，同时带动了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改编。1961年，新版《剑桥古代史》编写工作启动，1970年先期完成的个别卷印行，全部14卷19分册至2005年全部出齐，可谓40多年磨一剑，内里的含辛茹苦可知。

新版《剑桥古代史》在书名上是新剑桥三史中唯一没有冠以“新编”（New）字样的一部巨著，但这不等于它没有“新”。相反，其新意在书中无处不在，全面反映了古代史学科六十多年的进步和时代特点，其中包括大量新增的经济史、思想史、文学艺术史、社会史及妇女、奴隶、低下等级社会成员的内容，编年范围也自旧版的4世纪延伸到6世纪，即古代晚期。更值得一提的是新版编写方针的转变，它把适应一般读者需要的旧版改变为面对史学专业的读者，包括古代史的研究生和其他史学领域的专门人才，因此大大提升了整套书的学术性，即使缩小了读者面也在所不惜。这也是它为何附有详尽的注释，对存在争议的问题进行不厌其详的交代的原因。概言之，这是一部经得起较长时间检验的学术著作。

然而，学术分量的增强也加大了翻译的难度。尽管主持各分册翻译的学人皆是世界古代史领域的专家，不仅熟谙英文，许多人还熟悉或较为熟悉诸如象形文、楔形文、古希腊文、拉丁文等专业所需的死语言，既是自己负责的卷册的译者，也是该卷册的质检员；但吃透原文并能将它们转化为准确流畅的中文仍然是一件艰苦备尝的工作。此套书中有太多的复杂语境和历史文化背景，太多的艰涩人名和地名，太多的只有在实物和现场才易理解的分析与说明，这一切要求译者具有广泛深入的背景知识与语言能力。整个翻译过程都是译者不断学习、切磋、商议与不断纠错的过程。以中外译名对照表为例，仅仅推敲5万多个译名的正确音译便消耗了译者集体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为了一个词的正确译法，教授们往往吵得不可开交，争得面红耳赤。有时某个卷册的译者遇到一句一词的障碍，几天都难以通过，当时的痛苦与煎熬宛如分娩的难产。迄今整个翻译工程已经持续了四年，如这部皇皇巨著编写时遇到的情况一样，总体上仍看不到竣工的尽头。鉴于此，我们只能依循原版编写者的做法，完成一本并认为大体成熟了一本，便先出一本。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多处发现原作者的笔误，并在译文中加以指出。但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比原作者高明，因为人不是神，总有主观与客观的局限，如学力的局限，知识背景的局限，纯粹的“信达雅”只是翻译工作者的“一个高贵的梦”（a noble dream）。我们只能尽力而为，争取自身最大限度的译文通顺、似真度和雅致。由于难于做到绝对的真，我们在翻译过程中难免要加入主观的因素，因此这个译本的疏漏之处与原作者的疏失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诚挚地期待读者对译本提出改进意见。

参与此项工程的各卷册主持人名单如下：

第一卷第一分册：《导论与史前史》

汪连兴教授（苏州科技大学历史系）

第一卷第二分册：《中东地区早期历史》

刘健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第二卷第一分册：《中东与爱琴地区约公元前1800—前1380年》

吴宇虹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研究所）

张强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研究所）

第二卷第二分册：《中东与爱琴地区约公元前1380—前1000年》

李政教授（北京大学外语学院）

第三卷第一分册：《巴尔干半岛史前史、中东与爱琴海世界公元前10—前8世纪》

王以欣教授（南开大学历史系）

第三卷第二分册：《亚述帝国与巴比伦帝国以及近东其他国家公元前8—前6世纪》

拱玉书教授（北京大学外语学院）

第三卷第三分册：《希腊世界的扩展公元前8—前6世纪》

黄洋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

第四卷：《波斯、希腊与西地中海地区约公元前525—前479年》

张强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研究所）

第五卷：《公元前5世纪》

郭小凌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第六卷：《公元前4世纪》

晏绍祥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第七卷第一分册：《希腊化世界》

杨巨平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第七卷第二分册：《罗马的兴起至公元前220年》

胡玉娟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王大庆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第八卷：《罗马与地中海世界至公元前133年》

陈恒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第九卷：《罗马共和国末期公元前146—前43年》

裔昭印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第十卷：《奥古斯都帝国公元前43—公元69年》

宫秀华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

第十一卷：《帝国盛期70—192年》

金寿福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学院）

第十二卷：《帝国危机193—337年》

徐晓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叶民副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第十三卷：《晚期帝国337—425年》

陈仲丹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

第十四卷：《晚期古典世界：帝国及其继承者425—600年》

祝宏俊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

宋立宏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

在本书开始付梓之际，我对以上合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对汪连兴教授在全书翻译规则的设定与译名统一方面所做的突出贡献表示高度的敬意。在这里还应感谢项目总负责人武寅研究员对翻译工作的指导和支持，感谢赵剑英、曹宏举、郭沂纹、魏长宝、王茵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领导、有关编辑和工作人员以及所有关心、支持这套书翻译与出版的人。

在翻译工程刚刚启动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在读研究生朱毅璋、刘衍钢、张轶、陈超、宋新泉、陈钗、白树军参与了译名的整理筛选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并祝福这些年轻的学人在工作岗位上一切顺利。

是为序。

郭小凌

2019年7月15日于北京京师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