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马可·波罗时代

中国和欧洲处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北方的大漠千里黄沙无人烟，除了蒙古人的铁骑外，历史上很少有人越过。相隔就有眺望，眺望是一种幻想，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欧洲和中国通过那仅有的联系相互地遥望和幻想。

在中世纪有一个人来过东方，他就是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在西方关于东方的游记中，没有任何一本游记的影响能和《马可·波罗游记》相媲美，这位因东方而致富的百万富翁从此成为整个西方家喻户晓的人物。《马可·波罗游记》的魅力何在？为什么它在中世纪牵动了那么多西方人的心？我们必须将其放在西方认识中国文化的历程中加以考察。

马可·波罗是威尼斯富商尼科洛·波罗之子。在他出生后不久，其父和叔叔马泰奥曾到过蒙古帝国的钦察汗国经商。后因钦察汗国的别儿国和伊利汗国的旭烈兀之间发生了战争，他们俩在回国途中偶遇旭烈兀派回元朝的使臣，便阴差阳错地随着使臣到了元大都，见到了忽必烈。后受元世祖之托，他们担任了元朝派往罗马教廷的特使，忽必烈希望他们从罗马带回100个精通各类学问的传教士。1271年，马可·波罗随着父亲和叔叔，带着罗马教廷给忽必烈的复信，踏上了重探契丹之路。历经千险万苦后，他们终于在1275年到达元大都，受到元世祖的欢迎。从此，三个人在中国住了下来，一住就是十七年。元世祖喜欢聪明伶俐的小马可，邀他一起狩猎，一起品酒，还派他做元朝的外交使臣、地方官员，马可·波罗可谓官运亨通。

1289年伊利汗国的阿鲁浑丧妻，派使者来元朝求婚，想娶一个真正的蒙古公主。忽必烈将卜鲁罕族的阔阔真公主选中，当阔阔真公主随使者返回伊利汗国时，马可·波罗一行三人也随公主返回欧洲。1291年，他们从泉州起航，经南海、印度洋、红海到达阿拉伯半岛。告别阔阔真公主后，三人从陆路返回家乡。

1296年在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海战中，马可·波罗作为战俘被投入狱中。狱中的孤独和郁闷使他和早在狱中的比萨小说家鲁思梯切诺（Rusticiano）很快成为朋友。马可·波罗周游东方的故事一下子吸引了鲁思梯切诺，两人都感到相见恨晚。于是，一个讲一个写，一部轰动世界的东方游记就这样在1298年很快完成了。

《马可·波罗游记》的出版使他名声大噪，不久便以多种文字出版。此书成为“世界一大奇书”，马可·波罗也成为世界第一号游侠。1324年马可·波罗去世。

《马可·波罗游记》共分四卷：第一卷记载了马可·波罗诸人东游沿途见闻，直至上都止；第二卷记载了蒙古大汗忽必烈及其宫殿、都城、朝廷、政府、节庆、游猎等事，自大都南行至杭州、福州、泉州及东地沿岸及诸海诸州等事；第三卷记载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诸岛屿、非洲东部；第四卷记载君临亚洲之成吉思汗后裔诸鞑靼宗王的战争和亚洲北部。每卷分章，每章叙述一地的情况或一件史事，共有229章。书中记述的国家、城市等地名达一百多个，而这些地方的情况综合起来有山川地形、物产、气候、商贾贸易、居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及至国家的琐闻佚事。《马可·波罗游记》是西方认识中国历程中里程碑性的著作，它是第一部全面、深入介绍中国的游记。“他的书为西方人对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含浑、笼统的了解提供了一线光芒……”[45]

西方学术界的主流一直认为这本书是真实可靠的，尽管有些不实之言，但他们一直把《马可·波罗游记》作为研究蒙古帝国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文献。[46]近年来否定这本书的真实性的观点再次出现[47]，作为学术研究这是正常的现象。笔者认为从学术上来看，这本书所记录的内容基本上是属实的，如杨志玖先生所说：“马可·波罗书中记载了大量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人物活动和风土人情，其中大部分都可在中国文献中得到证实，随着研究的深入，还可以继续得到证实。其中不免有夸大失实或错误等缺陷，但总体上可以说是‘基本属实’的。”[48]杨志玖先生早在1941年就第一次从中国文献中找到和《马可·波罗游记》完全对应的文献，证实了马可·波罗来华的真实性，当年向达先生认为杨志玖的文章为“《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提供了可靠的证据”[49]。根据学者们的研究，《马可·波罗游记》中确有不实之词，但书中所记载的大量元朝历史大都可以在历史文献中找到对应之处，一个人如果没到过中国，不是亲身经历，几乎不可能写出这样的内容。所以如杨志玖所说：

不管马可本人和其书有多少缺点和错误，但总起来看，还是可靠的。他的书的真实性是不容抹杀的。他对世界历史和地理的影响和贡献也是应该承认的。他是第一个横穿亚洲大陆并作出详细记录的人，对中国的内地和边疆，对亚洲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社会情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土特产品、轶闻奇事，一一笔之于书，虽朴实无华，但生动有趣。在他以前和以后来华的西方人留有行纪的也不少，在文采和对某一事件的记叙方面也许远胜于他，但像他这样记事之广、全面概括的著作却绝无仅有。[50]

如果同《马可·波罗游记》以前的游记相比，《马可·波罗游记》在对中国的介绍上有两点是十分明显和突出的。

第一，该书对元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做了详尽的介绍。

在马可·波罗时代对中国介绍最详细的是鄂多立克的游记，但如果将《马可·波罗游记》的游记和他的游记比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鄂多立克的游记都无法和《马可·波罗游记》相比。如对大都城及大汗的介绍，鄂多立克仅用了5页纸，而马可·波罗却用了14章43页的篇幅。

《马可·波罗游记》详细地记载了元代两次重大的内部政治斗争，一次是乃颜的叛乱，一次是阿合马事件。马可·波罗对这两次事件都做了较为详细的报道。他描绘了平叛乃颜的战斗及将乃颜处死的过程，而他所讲的阿合马事件和《元史》的记载基本相符（参阅《元史·许衡传》）。另外，马可·波罗对元代的政治制度、军事体制的介绍都十分详细。

例如，元代的政治制度是行省制，驿站制和漕运制也是元代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对这三种制度都做了详细的介绍。《马可·波罗游记》明确指出，当时元朝共有十二个行中书省，全国有驿站一万多个，有驿马三十多万匹[51]。他对瓜州在元朝漕运系统中的地位给予了明确的说明：“朝中必需之谷，乃自此地用船由川湖运输，不由海道。”[52]他对元朝时的驿传制度极为赞叹，认为大汗在这一切事物的管理方面，比起其他皇帝、君主或普通人都更为出类拔萃。而这点并不夸张，因为元代的中国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它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早、最完备的“站赤”制度。

第二，该书对元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做了详尽的介绍。

《马可·波罗游记》中专有一章介绍了元朝的纸币。纸币成为元代人们经济生活中的必需，“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行。臣民位置虽高，不敢拒绝使用，盖拒用者罪至死也”[53]。根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公元1260年元朝开始发行纸币，有以文计算和以贯计算的两大类近十种不同面值的纸币。

在讲到汗廷的宫殿时，他说：

君等应知此宫之大，向所未见。宫上无楼，建于平地。惟台基高出地面十掌。宫顶甚高，宫墙及房壁满涂金银，并绘龙、兽、鸟、骑士、形像及其他数物于其上。屋顶之天花板，亦除金银及绘画外别无他物。

大殿宽广，足容六千人聚食而有余，房屋之多，可谓奇观。此宫壮丽富赡，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于此者。顶上之瓦，皆红黄绿蓝及其他诸色。上涂以釉，光泽灿烂，犹如水晶，致使远处亦见此宫光辉。[54]

马可·波罗对大汗每年的节日庆典的介绍非常具体，不是亲身参加者，不可能如此记述。研究游记的专家沙海昂认为他的记述与当时中国著述所记相符。甚至连大汗的私生活他也了如指掌，如大汗从弘吉剌部每年招来美女，“命宫中老妇与之共处，共寝一床，试其气息之良恶，肢体是否健全。体貌美善健全者，命之轮番待主。六人一班，三日三夜一易”[55]。仅此，便可知他对宫廷了解之深入。

到目前为止，《马可·波罗游记》是外文文献中对元代中国记载最为详尽的历史文献，虽然有不少地方有夸大之词，记载有不实之处，但他的绝大多数的记载都可在中国历史文献中得到证实。他的游记不仅为中国学者提供了研究元史的一手文献，也为当时的欧洲展现了中国的真实画卷。

马可·波罗在中国居住了十七年，足迹几乎踏遍中国，他到过哈密州、肃州、甘州城、涿州、太原、关中、成都、建都州、金齿州、叙州、新州、临州、淮安、高邮、泰州、扬州、瓜州、镇江、苏州、福州、泉州等地，这样他对中国的报道在内容上已经大大突破了元代的时空，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文明和文化的一种报道，这种广度是同时代人所没有的。鄂多立克也曾介绍中国江南的富人生活，但篇幅十分有限，根本无法和马可·波罗相比。他讲到西安城时说：“城甚壮丽，为京兆府国之都会。昔为一国，甚富强，有大王数人，富而英武。”[56]在讲到杭州南宋的宫殿时，他说：

（这）是为世界最大之宫，周围广有十哩，环以具有雉堞之高墙，内有世界最美丽而最堪娱乐之园囿，世界良果充满其中，并有喷泉及湖沼，湖中充满鱼类。中央有最壮丽之宫室，计有大而美之殿二十所，其中最大者，多人可以会食。全饰以金，其天花板及四壁，除金色外无他色，灿烂华丽，至堪娱目。[57]

作为一个商人，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民俗十分感兴趣。他说鞑靼人用十二生肖记年，显然，这实际上说的是汉人的一种风俗。他还提到利用属相来算命，这种风俗在中国早已有之。他在游记中多次提到汉人的丧葬礼俗：“人死焚其尸，设有死者，其亲友服大丧，衣麻，携数种乐器行于尸后，在偶象前作丧歌，及至焚尸之所，取纸制之马匹、甲胄、金锦等物并尸共焚之。”[58]。在游记中他还多次介绍中国各地的饮食，从蒙古的马乳、骆驼奶，到南方的甜米酒、药酒、葡萄酒，各类饮料他都提到；他既参加过宫廷的国宴，也参加过民间的“船宴”，上至王宫贵族的饮食，下到民间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他都做了描写。他的这些描写展现了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但是，在赞扬中国人的孝道时，他“从未提及孔子、老子、庄子、孙子、墨子、孟子的名字，甚至也未曾提起朱熹的名字，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对汉语一窍不通，但同时，他对哲学思想又是何等的无动于衷……”[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