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钱锺书诗学方法研究三十年
1948年,钱锺书1的重要诗学著作《谈艺录》由开明书店出版。也许时局的不平静造成了学界的不平静,又或许钱氏当时的名气的确还没达到后来万众瞩目的程度——总之,除了少数批评声音之外2,这本在朋友圈中深受赞誉与期待的著作3,基本没有引起当时学界的太多注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宋诗选注》(1958),虽一度引起笔墨之争4,然而其主流最多可称之为一种肤浅的回应,算不得严肃的研究与批评。可以说,国内较成规模的钱锺书诗学研究是从1979年《管锥编》出版前后开始的,1984年《谈艺录》补订本的出版则更添助力,直至达到20 世纪90 年代的研究高潮。自1980年《读书》杂志发表钱锺书研究的系列文章以来,三十多年间,相关学术论文至少已达数千篇,重要著作出版了数十本,而博士论文也已经有了十多篇。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钱锺书作为研究对象,无疑是一种冒险。一方面,钱著博大精深,常使后人深感学力不济,有宝难寻;另一方面,前人的多年耕耘也使得后来者很难在这方学术矿藏上轻易找到新的开采点。然而,换个角度看,也正是钱著的体大思深对后人造成了难以抗拒的持续吸引力;而前人研究成果的积累,或许可予后学以襄助,使之部分地弥补自身学力之缺憾。此外,在经历了20世纪末的“火热”与21世纪初的“余热”后,近年来学界对“钱学”的认识和评价开始整体回归理性轨道5,这或许也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反思契机,使一种疏离的思考具备了可能6。
钱锺书的著作究竟有无系统性? 这是数十年来“钱学”研究界聚讼纷纭的热点问题之一。否定的一方认为钱锺书“继承了中国学人的传统欠缺”,缺乏“体系性建构的能力”,只不过“在细节上有较大贡献”7;肯定的一方则强调,虽然钱锺书本人拒绝建立“钱学体系”,但其著作中却存在着“统一的理论、概念、规律和法则,存在着一个相互‘打通’,印证生发、充满活泼生机的体系”8。笔者认为,钱著有无体系的问题不应奢望仅凭某一特定视角的观察即得出一个全局性的结论——那样的认识多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式思维的产物,而应多方加以审视、考量,具体地展开分析判断。可以说,这个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唯一的答案。如果仅从著述形态上来看,钱著的确显得比较“零碎”和“分散”,更像是作者本人兴之所至的随手点评,与维柯《新科学》、黑格尔《美学》那样筋脉豁张、头头是道的大部头著作完全不一样。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从钱著的思想、内容入手对其加以考察,则也不难发现“钱先生的著述也并不全然是散杂无章”的,“在作者心中,丰富的思想是汇为一体的,只是在写成文字时才由不同环境发为不同议论,散见在各处”。9为此,舒展从“钱学”涉及的问题域出发,分别以思辨论、人事论、创作论、赏析论、文论等五大论域重组钱著,选编出足足六大册《钱钟书论学文选》10;张文江则从钱著的内在思路及其文献结构出发,对“钱学”的学术系统加以精当解析11;21世纪初也有年轻学者对钱锺书诗学思想的系统性作出了自己的论证12。同样,当我们选择从方法论角度入手审视钱锺书诗学时,钱著中潜在的筋骨脉络也将如解剖学图片一般清晰可辨。在笔者看来,以“理趣”与“游戏”为特征的理论形态、以“解人”为目标的主体建构、以“批判性理解”为核心的多元考辨模式、以“思转自圆”为鲜明特征的诗学论述逻辑——这四大方面的有机结合所勾画出来的,恰是一幅钱锺书诗学方法的完整图谱。而深入探索、揭示这幅图谱的具体特征,便是本书最主要的任务。
一、方法论与20世纪中西学术
(一) 诗学、方法、方法论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本书所涉及的“诗学”“方法论”都是不折不扣的“宏大概念”(macro-concept)。这样的概念总是以其自身界定的复杂性、生长流变的多样性以及传播理解的争议性给使用者带来巨大挑战。无论“诗学”还是“方法论”——甚至包括与“方法论”紧密联系的“方法”,都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它们需要的可能是研究者一生的思考与探索。然而,由于这几个概念直接关涉本书具体材料的选择与研究范围的设定,更与本书论点的形成及笔者对“钱学”的理解密切相关,因此,在进一步探讨之前,有必要就其做一基本界定。当然,由于上文提及的原因,这个界定注定只能是简单的、阶段性的。
1. 诗学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诗学” (poetics)一词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含义也发生过多次变化。13 大致说来,“诗学”在西方经历了四次较大的内涵转变。就其原初意义而言,“诗学”的指涉领域并不仅限于后世文类学意义上的“诗”,而指某一行业——包括诗歌在内——的通用型“技艺、技巧”14;到亚里士多德时代,“诗学”成为以戏剧为中心,兼及诗歌(主要是史诗)的“关于诗的艺术本身”的理论研究15;受《圣经》寓意阐释的影响,中世纪的“诗学”最初偏重“文论”之义,后来则特指作诗的“技艺”——即诗歌写作方法与技巧16;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与俄国形式主义者的影响下,“诗学”逐渐成为广义文学理论的代名词——比较诗学学者借此将其界定为“文学的概念、原理或系统”17;而20世纪末以来,这一概念似乎又回归了其原初时代最为普泛的意义维度,“几乎用来指代一切人类活动,以至于再也不仅仅意味着‘理论’了”18。
与西方“诗学”曾两度泛指人类所有活动的情况不同,中国学术史上关于这个概念的讨论始终没有偏离文艺领域。不过,其内涵在不同时代仍经历了数次转变。在唐代以前,“诗学”基本上特指“《诗经》研究”,是一门围绕《诗经》展开的专门学问。自唐代开始,“诗学”有了“诗歌创作技巧”的含义,并进而分指“一段时期内诗歌创作的总称”“诗歌的创作实践与技巧”“对诗歌自身的理论研究”等三重意蕴。19 进入20世纪,在“西学东渐”与传统学术现代转型的大背景下,现当代学者关于“诗学”的理解开始出现分野:一方面,有学者自觉继承传统诗学观,将“诗学”概念的有效范围严格限定于诗歌领域,在此基础上或取唐以前的“学问说”——如董乃斌认为诗学是“关于诗歌的学问,或者说,以诗歌为对象的学科领域”20,或坚持唐以后的“创作技巧”与“理论研究”定位——如袁行霈等关于“‘诗学’就是指关于诗的理论与品评”的强调21;另一方面,也有学者积极利用20世纪西方诗学思想,尤其是西方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思域的成果,赋予传统“诗学”概念以现代意义——如乐黛云认为:“现代意义的诗学是指有关文学本身的、在抽象层面展开的理论研究。”22这一界定不仅将诗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文学全体,而且将其研究方式明确为抽象的理论研究,其主张与20世纪西方学界的主流诗学观已几无二致。
从以上简单梳理中可以发现,中西学界的“诗学”概念其实一直处于“被界定”的过程之中。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当今时代,这个概念不仅难以获得一个一致认可的统一定义,其所指有时甚至变得宽泛无边。这就要求每一位研究者首先就其给出一个自己的界定,否则很容易引发误解。从上述梳理来看,“诗学”定义中的分歧主要集中于以下两点:其一为研究方式,即——诗学究竟是理论探讨还是某种具体技艺? 其二为研究范围,即——诗学究竟是仅限于诗歌,还是可以推广到一般文艺领域? 就中西诗学史的主流而言,将“诗学”视为某种制造技艺或创作技巧的观点均较为早出且倡导者比较小众,从理论角度对其进行把握遂逐渐成为中外学者的共识。如中国现代两部诗学名著《中国诗学大纲》(杨鸿烈,1928)和《中国诗学通论》(范况,1930)虽以继承传统诗学观为主,但也已经超出所谓“诗法”的囿限——前者明言在“归纳排比”中国古代诗学材料时援引了“欧美诗学家研究所得的一般诗学原理”23,后者则以“规式”“意匠”“结构”“指摘”四要素重组古代诗学,同样表现出鲜明的理论建构倾向24。而在著名的《文学理论》中,西人韦勒克和沃伦更是直接将诗学看作其所谓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的四大组成部分之一。25 因此,自现代以来的中西诗学探索中,理论思辨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基点已成为学者们不约而同的选择。至于诗学探索是否可以延伸至广义的文学领域这一点,争论似乎主要发生在国内而非国外。毕竟,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写作原本就是以戏剧为中心完成的;前文提及的西学名著《文学理论》中,韦勒克和沃伦也已将诗学直接理解为狭义的“文论” ( literary theory)。26 相反,由于标示着“诗话” “词话” “曲话”头衔的海量传统诗学资源的存在,也由于现当代文论体系中“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法的长期通行,中国学者在“诗学”对象的定位上反而长期陷入以诗歌为主和指涉全部文学体裁这两大倾向的对抗之中。那么,在21世纪的学术语境中,究竟哪一种倾向更加符合时代的选择? 又或者说,二者是否可以统一于21世纪的诗学探索之中? 陈跃红于21世纪初提出的观点为上述问题提供了启发。在《比较诗学导论》一书中,他重申并进一步发展了乐黛云教授关于“诗学”的看法,将其定义为“在抽象层面上所展开的关于文学问题的专门研究”27,不久又据此提出了当代比较诗学研究应从“文类学诗学”向“文艺学诗学”转变的著名主张。28 这一方面对传统诗学观的价值及其当代坚守者的工作给予了公正的认可,另一方面则顺应世界诗学发展的潮流而大胆倡导一种超越诗歌领域的宽广视野,从而为中国传统诗学在一个更为宽广的舞台上发挥自己的价值提供了新的可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文学问题的专门研究”这一界定实际上为“理论研究”之外的文学探讨打开了“诗学”的大门,与此同时,“在抽象层面上”“展开”的强调则为这些类型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限定,从而有效避免了诗学探索的印象化与情绪化——这无疑为当代诗学研究开拓了新领域、提供了新思路。从中西诗学史上大量的研究实例来看,文学的理论问题以及已有的、与此相关的研究——即理论批评——固然是常见的讨论对象;但实际上,如何在学理层面将具体的文学文本解读纳入诗学领域,同样成为不少中外学人思考的重点。就中国古代文论的许多研究者而言,对传统诗学观的坚持并非固执,而是出于对古代诗话中鉴赏品评文字价值的发现与尊重;同样,作为世界上首部比较诗学专著的作者,厄尔·迈纳(Earl Miner)在强调比较诗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为文学理论( theories of literature)的同时,也忍不住提醒读者多多注意自己“对那些富于个性的诗作的鉴赏”(appreciation of individual poems)。29 这些都说明具体作品的评点品藻有理由成为诗学探索的一个组成部分,所缺的不过是一个学理上的保障而已。陈跃红“在抽象层面上”展开研究的提法,或可成为这方面一个行之有效的依据。
正是在综合吸收前人观点及上述相关思考的基础上,笔者尝试着在此提出自己对于“诗学”的理解。笔者认为,根据其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诗学”大致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以作品的理论解读为中心的鉴赏品评、以抽象的文艺问题为中心的理论探讨以及以其他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为讨论对象的对话批评。简而言之,所谓“诗学”,指的是与文艺相关的理论探讨、批评对话和灌注着理论精神的作品品评。从这一理解出发,钱锺书关于抽象的文学理论问题的研究及其以诗歌为主,兼涉小说、戏剧(曲)、散文等各类文学作品的“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30,都将成为本书的考察对象。
2. 方法
自17世纪笛卡尔(René Descartes)提出方法论问题以来31,“方法”与“方法论”就一直是学者们致力澄清的两个概念。“什么是方法”这个问题看似简单,然而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许多人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却常常模糊不清,从而生发出种种不同理解。德国学者阿·迈纳( Albert Menne)从康德(Immanuel Kant)对“方法”的定义(“方法意谓如何能够完全地认识一个客体的方式”)开始,一口气列举了弗赖斯的“方法意谓与必要规则相联系的行动方式”等不同学者的七种不同定义,足见“方法”理解的多样性。32 黑格尔则将“方法”看作“主体方面的某个手段”,而“主体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相联系”。同时,“在真理的认识中,方法不仅是大量的已知规定,而且是概念的自在自为的规定性”33。这实际上是将内在的认识与外在的行动一起统一到了“方法”之中。在《小逻辑》中,黑格尔的这一意图更加明显:“方法并不是外在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方法与内容的区别,只在于概念∙∙的各环节,即使就它们自身、就它们的规定性∙∙∙来说,也表现为概念的全体。”34这∙∙∙∙个意见应该说是对方法的较为全面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者对此也有间接的呼应。比如胡经之、王岳川将“现代意义上”的“方法”理解为“从实践上、理论上把握现实,从而达到某种目的的途径、手段和方式的总和。方法的本质在于,它一方面是联结主客体的中介,同时,它不仅是一个中介物,而且可以作为独立存在的研究对象,即超越这一中介,达到对本体的把握”35。
在上述学者探讨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可以就“方法”做一个综合理解。具体说来,即:“方法”是在主体认识论基础上形成并付诸实施的,具有明确实践意图的程序、方式或手段。具体到“钱学”中,本书所谓的“方法”指的是钱锺书为实践自己的某种学术主张或表达自己的艺术见解而采用的具体研究方式。以对钱著中“连类”方法的考察为例:在本书的探讨中,不仅必须回答连类“是什么”“怎么做”“怎么样”等问题,对这一概念本身的反思及隐藏于其后的主体意图的考索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3. 方法论
与“方法”相比,中外学界对“方法论”的理解显然更为多样化。保加利亚学者Л.但格曾将方法论在20世纪的四大定义归纳如下:“一、关于方法的学说;二、关于方法的哲学学说;三、世界观原则的体系,或世界观原则应用于认识和实践;四、某一科学所运用的方法的总和。”在简要辨析了“制定方法论的概念”所需要回答的问题之后,这位学者将“方法论”界定为——由“世界观原则”和“运用专门科学方法的一般原则和规则”相互联系而组成的“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36,显然是将通行的第三、四种定义做了某种程度上的整合。阿·迈纳从普遍方法论的角度出发,认为方法论即“探讨以获得科学认识为目的的方法”的“方法学说”,它“不是严格的形式科学,而是实用科学”,也就是说,“它给人某种行动指示,说明人应该怎样树立自己的认识目的,应该使用哪些辅助手段,以便能够有效地获得科学认识”37,突出了方法论的实践指导意义。麦奎根(Jim McGuigan)则从“方法”与“方法论”的比较中表明自己的立场,在“方法与程序有关,方法论则是研究工作的概念性基础”38的观点中,反映出来的是其对方法论理论价值的强调。与麦奎根相似,赵宪章对“方法论”的定义也是在与“方法”的联系中完成的。在他看来,“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方法’”“是从不同的视角认知和把握对象,从而得出不同理论观点的思维原则”,而“研究它们的基本形态和特点的理论就是方法论”,“方法论其实就是关于方法的理论”。39 胡经之、王岳川等学者也将“方法论”定义为有关“方法”的理论,但进一步申明“方法”意味着“一定的本体论或世界观原则在认识实践过程中的运用”,由此强调了方法论与“世界观”或“本体论”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40
虽然我们很难将上述学者的“方法论”定义熔铸成一个完整概念,但从其论述重点来看却可以发现以下三大相通之处:其一,对“方法论”作为一个“理论体系”的强调;其二,对“方法论”与“世界观原则”或“本体论”之联系的强调;最后,对“方法论”所具有的实践指导意义的肯定。据此,我们或可将“方法论”理解为与某种世界观及学科本体论紧密联系、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并以方法的探讨为中心的理论学说。而本书中所谓的“钱学”方法论,则是指钱锺书据以阐明自己对文艺本质的认识并彰显其独特审美理想与价值关怀的、由一整套文艺研究方法构筑而成的理论体系。
这样,在分别就“诗学”“方法”和“方法论”三个概念做出大致界定后,便可以就本书的题旨做一个简单说明。所谓“钱锺书诗学方法”,是指钱锺书在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对话及具体作品的理论鉴赏过程中所采用的、反映其自身独到的文艺见解,彰显其独特审美理想与价值关怀的研究方式。以这些具体研究方式的探讨与实践为核心所形成的一整套理论体系,便是本书中所谓的“钱锺书诗学方法论”。与其诗学本体论一样,“钱学”方法论也是一个“潜体系”而非一目了然,需要人们以种种具体方法为中心,进行必要的追踪、勾勒与概括。本书的研究即循此目标而展开。
与动辄标榜“钱学”方法的唯一性且对其顶礼膜拜的做法相反,笔者认为,钱锺书诗学方法的形成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深广的学术史根基和鲜明的时代特征的。 20世纪中外学人在方法论领域的垦拓就像一面镜子,一方面映现着钱锺书诗学方法的形成与发展,另一方面又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明亮而生动的背景。
(二) 方法论与20世纪中国学术
无论从其生命轨迹还是主要著作的发表时间来看,钱锺书均属20世纪熟谙中西学术的学人群体。就学术史的发展而言,20世纪的中国学界正处于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过程之中。西学东渐,逼使传统学术以他者眼光重新拷问自身价值;而近代民族屈辱史所带来的亡国灭种危机,更令严肃的近现代学人生发出一种与生俱来的文化使命感。戊戌前后至20世纪前半叶,各种理论、学说、“主义”争奇斗艳。然而,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无论是改良与革命之争,还是中学、西学的体用之辩,最终拷问的都绝不仅是理论本身的自洽,而是理论付诸实践的现实可能性。或许,正是在这一相似的治学背景下,对方法论的孜孜探讨和自身治学方法的高度重视,便成了近现代学人的共同标识之一。
早在1916年的《国民浅训》一书中,服膺“科学精神”41的梁启超便已经展开了对中西“研究学问之法”的整体思考,初步流露出以西方科学方法扫除传统学术之弊端,进而求取“精密”之研究的学术取向。42 到晚年讨论如何“治国学”这一话题时,梁氏仍将“做学问的方法”与“做人的方法”并举43,而1926年则干脆于南开大学开课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明诏大号方法对学术研究的重要作用。在为学界贡献了晚年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44——的同时,梁氏最终完成了其对“方法”与“科学精神”的等量齐观:“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智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45在梁氏感召下,吕思勉、钱穆等学者也相继出版了有关方法的学术著作,历史研究领域对方法的重视一时蔚然成风。46 不过,公开倡言方法最力、实践最勤的恐怕非胡适莫属。除了在演讲等公众场合不时鼓吹方法的重要性之外,胡适发表于各类报刊的文字也始终不离治学方法的思考,由其亲自审定的四卷本《胡适文存》的第三卷甚至可称为“方法论专辑”47。的确,从1919年发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到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大学做“治学方法”的演讲,胡适终其一生都在钻研方法并反复强调其重要性,力图建立一套熔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与清代考据学于一炉的方法论体系,方法几乎成为胡氏学术的标签之一。有学者据此直言:“讨论胡适的学术贡献而不涉及其终生提倡的‘科学方法’,那是不可思议的。”48无论胡适对“科学方法”的理解有多少值得商榷之处,其“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49之于20世纪中国学界方法论探索的影响已经无法抹杀。
梁、胡之外,其同代学者王国维也在著名的《红楼梦评论》等著作中,展示出一种从西方哲学角度透视本土文学、力图融合古今学术之长的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方法诉求。陈寅恪对王氏治学方法的三大概括——“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50,堪称知言。事实上,这三大特征也完全可以用来概括陈氏自己的学术方法。后人最熟悉的自然是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著作中所展示的以诗证史的治学门径。刘梦溪称之为“笺诗证史”,并进而将其概括为建基于“中国文化本位思想”上的“打通文史、追求通解通识”51,基本上抓住了陈氏方法的精髓。此外,赵元任为“如何描述一个大方言群”所提供的“方法上的范例”52及其有关理论和方法之间关系的探讨53、对各种语言学“现代方法” (modern methods)作用和演变的介绍54;吴世昌结合瑞恰兹(I. A. Richards)的“六步分析法”对诗歌中语音的研究55及其于传世名著《红楼梦探源》(On the Red Chamber Dream)中所标举的“探源”法56,晚年对原型批评、心理分析甚至比较文学等西学方法的介绍与运用等57;鲁迅的建立在对清儒家法的继承与革新基础上的文学史研究方法;顾颉刚的历史学方法;郑振铎在文学研究中从进化论到实证论又到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尝试与总结;朱光潜对西方文艺心理学方法的引进与开拓;程千帆的诗学方法论;王瑶对文学史研究科学方法论的探讨及王元化古今、中西、文史哲三“结合”的古代文论研究等,都是启迪后学的优秀学术成果,只是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再一一遍举了。58 毫不意外,前代学林的“方法热”也感染了后代学者。于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当西学再度大规模涌进中华学界之际,国内学界很快便于80年代中期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方法论大讨论。自然科学方法论向人文领域的移植是否可行、有何利弊、如何操作?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各种西方诗学方法是否可以与中国文艺研究的实践“无缝对接”? 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与回答至今余响犹存。就学者们如此广泛的方法热情与丰富的方法论实绩而言,20世纪或许称得上中国学界“方法的世纪”。
(三) 方法论与20世纪西方学术
对西方学界来说,20世纪几乎是一个“批评的时代”59。这一百年中,西方文艺理论界所涌现的流派之驳杂、论争之激烈、更新换代之频繁,均远超之前任何一个世纪。不过,从庞德的“意象主义”到索雅的“第三空间”,其间的各种学说虽然“乱花渐欲迷人眼”,却也并非没有内在联系。朱立元以“人本主义”“科学主义”之“两大主潮”与“非理性转向”“语言论转向”之“两个转向”对其加以宏观概括60;张隆溪则直接指出,西方“20世纪的文评”的共同特征,乃是“从社会科学各科吸取观点和方法,成为一种独立的学科”61。的确,从世纪初的意象派文论开始,20世纪西方诗学就表现出了对方法的高度重视。在颇有意象主义“宣言”性质的《回顾》一文中,庞德首先提出的便是诗歌创作的方法问题,申言“直接处理”的重要性。62 俄国形式主义者们则在吸收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二元对立式的方法论。63 后来的英美新批评派(New Criticism)在方法论上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 “新批评”将文学作品视为一个“有机整体” (organic wholes)64,要求研究者具有科学精神,破除“意图谬见”(the intentional fallacy)和“感受谬见” (the affective fallacy)65,又构筑了一整套诗歌分析的概念体系,如“细读”( close reading)、“悖论” ( paradox)、“反讽” ( irony)、“张力” ( tension)、“含混/复义/朦胧”(ambiguity)等66,完整地建立起了一个诗学方法论体系。由于新批评派成员多为任教于大学的教师,其学术实践也相应地“提供了一种便捷的教学方法”67,使其在欧美学院中大受欢迎并占据主流地位30年之久,这恐怕也是新批评数十年来在中国学界影响深远乃至胜过其在西方学界的继承的一大缘故68。对于现象学批评来说,现象学哲学“还原”方法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虽然现象学还原的方法使得现象学批评在方法论上具有“唯心主义”特征69,然而其给予诗学研究的启发却不容抹杀,英伽登(Roman Ingarden)的诗学实践便是明证,而其《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 ( The Cognition of the Literary Work of Art)一书探讨的正是“认识文学的艺术作品要经过哪种或哪些过程,有哪些可能的认识方式以及我们可以期待从这种认识中得到什么结果”这样的方法论问题70。大约从40年代末50年代初开始,人类学研究的影响开始渗透到诗学领域,直接催生了以弗莱(Northrop Frye)为主要代表的原型批评,为诗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而弗莱的方法论也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戴维·库克(David Cook)专门研究了弗莱方法论与《圣经》和宗教及维柯等前辈学者的关系71,弗莱文论的编辑者罗伯特·德纳姆( Robert Denham)则著有《弗莱的批评方法》72一书,专门对其进行探讨。至于结构主义,在特里·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看来,它“本身即表明一种研究方法”,乃至“可被应用于从足球赛到经济生产方式等完整的对象系列”。73 话虽然说得有些夸张,却也不是没有道理。在20世纪各种各样的理论学说中,结构主义的确是最容易与其他流派发生交融的一种,或许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霍克斯把“结构主义”看作“关于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并将其与符号学纳入了同一论述框架。74 具体来说,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叙事学都存在着交叉关系。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巴尔特(Roland Barthes)将结构主义定义为“一种活动”,认为这个活动包括“分割”和“明确表达”两大“典型动作”,“活动”的最终目的则是“制造意义”。75 对诗学研究而言,这个论述具有明显的方法论意义。在其另一重要文章《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巴尔特则从“语言”“功能”“行动”“叙述”“叙事作品的体系”五个方面详细阐述了自己对结构分析的看法76,方法论意识表现得就更加明显了。同样的,叙事学的重要代表巴赫金除了在名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以“复调”小说理论为诗学研究别开天地之外77,还写有《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78和《史诗与小说——长篇小说研究方法论》79以及未完成稿《人文科学方法论》等著作80,直接探讨诗学方法论问题。此外,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和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解释学实践、姚斯(Hans Robert Jauss)的以“接受美学”命名的文学史研究方法论、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的文字反思、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影响即误读”、杰姆逊(Fredric Jameson)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分析、格林布拉特( Stephen Greenblatt)的文化诗学以及特里·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理论等,都是既重视方法的钻研而事实上亦确有重要方法论价值的探讨,颇开一时风气。总的说来,就西方诗学界而言,20世纪虽然是一个理论的黄金时代,但也未尝不是一个方法论探讨的自觉时代。
(四) 方法论与“钱学”
通过对20世纪中西学界方法论研究情况的简单梳理,可以发现方法论问题已经成为中西学者普遍关注与积极探索的学术热点。作为20世纪学贯中西的一代学人,钱锺书同样对方法论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在笔者看来,钱氏之诗学著述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出与方法论探索的深切联系:
首先,对方法的重视几乎贯穿于钱氏全部著述之中,整个钱著具有明显的方法论关切。虽然钱锺书并没有构筑一个外显的方法论体系,也很少如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那般时时就自己的方法来一番夫子自道,然而,钱著中却可以频频看到作者关于诗学方法重要性的强调,甚至不时出现有关具体方法的或间接、或直接的介绍与提点。比如,《谈艺录》中的著名论述——“妄企亲炙古人,不由师授。择总别集有名家笺释者讨索之,……以注对质本文,若听讼之两造然;时复检阅所引书,验其是非”81,便不仅就自身的读书方法自曝枢机,也为研究者如何阅读原典提供了某种方法镜鉴。《管锥编》开篇《周易正义》第一则介绍了“古之哲人”为避免文字之“害意”而选择的“以言破言”的方法:“即用文字消除文字之执,每下一语,辄反其语以破之。”82至于《七缀集》中关于方法的论述就更为直接和明显了。比如《中国诗与中国画》中对古代“南”“北”两个地域与两种“思想方法或学风联系”的考察梳理83,《读〈拉奥孔〉》中对汪中提到的“诗文里数目字有‘实数’和‘虚数’之分”的重要“修辞方法”由“数”至“色”的推而广之84以及莱辛所谓“富于包孕的片刻”的分析考辨85,《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中介绍中世纪所谓的“奥卡姆的剃刀” (Occam’s razor)的“削繁求简”的思想方法等86。值得注意的是,钱锺书在《谈艺录》等文言文著述中对方法的强调往往是侧面的,而在《七缀集》等白话著述中则大多采用了直接讨论的方式。
其次,钱锺书“谈艺”的许多具体论述本身即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它们如同水中之盐一般融入钱氏诗学,既体现了钱著本身的具体价值,也充分显示出“钱学”的当代意义。《管锥编·周易正义》第一则即涉及对古代学术方法的反思。例如,在批评张尔岐《蒿庵闲话》中对“易之三名”之“滋惑”时,钱氏这样写道:“盖苛察文义,而未洞究事理,不知变不失常,一而能殊,用动体静,固古人言天运之老生常谈。”87虽然是就《周易》之义理辨析发论,却未尝不可视为对诗学研究者之有力提醒,即考察文本意义的同时不可忽略“事理”的体察。而《谈艺录》第19则提到沈钦韩《王荆公诗集补注》中对《半山诗注》的作者李璧之苛责时所发的议论——“惜矜心盛气,勇于自信,每有李注未误,而妄事纠弹,如‘阳焰’、‘乾愁’二注是也。且志在考史,无意词章,繁文缛引,实尠关系”88,则一方面对沈钦韩“矜心盛气”的研究态度表示不满,另一方面也对其过分偏重“考史”以致“无意词章”的喧宾夺主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这既为当代研究者在诗学探索中如何拿捏自身情感的问题提出了警示,也为文学史方法的运用提供了镜鉴。假如翻阅钱氏的白话文著述,类似的论述更是随处可见。《中国诗与中国画》第五节末提到在研究古代乃至“古今”“历代”文评时,应该学习孟子的“知言”——“把古人的一时兴到语和他的成熟考虑过的议论区别开来,尤其把他的由衷认真的品评和他的官样套语、应酬八股区别开来”89,教人以论据收集的方法与原则;《读〈拉奥孔〉》开篇那段著名的关于“理论系统”和“片段思想”的论述90,提醒研究者不应忽视零散然而却很有价值的“片言只语”;《诗可以怨》结尾部分“我们讲西洋,讲近代,也不知不觉中会远及中国,上溯古代。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的著名论断91,阐明了当代诗学跨文化、贯古今、跨学科的必然性与必要性;而《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和《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92,则几乎通篇饱蘸着方法论意识,可以说是钱锺书最具代表性的方法论阐述。
可见,方法论问题不仅未像某些论者所言那般遭到钱锺书的忽略,反而是其一贯重视的问题之一。钱氏诗学著述中丰富的方法论思想,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最为切实的基础与依据。
1 时至今日,钱锺书姓名的简体字写法仍未统一,主要分歧在于:第二个字究竟应当写作“钟”还是“锺”? 笔者认为,在2013年以前,由于“锺”作为简体字尚未得到权威机构的认可,故而钱氏姓名的简体字宜写作“钱钟书”。但随着2013年6月18日新版《通用汉字规范表》的公布,“锺”作为“鍾”,尤其是人名中繁体字“鍾”所对应的简体字的合法性已经确立。因此,自2013年下半年开始,钱氏姓名的简体字以写作“钱锺书”为宜。一字之差,不仅涉及现代汉语发展的宏观路径与钱锺书研究的基本问题,而且直接影响相关文献的检索与整理。为此,本书在正文(包括正文中的引文)中将钱氏姓名统一写作(或调整为)“钱锺书”,但对参考文献标题中原作者的相关写法则不加改动,以便资料的核查。
2 从搜集到的资料来看,《谈艺录》出版前后学界的反应均较为平淡,与之相关的专论难得一见,阎简弼1948年年底发表于《燕京学报》上的书评成了当时的重要资料。文中作者对《谈艺录》虽有多方肯定,但也一口气排出了其“疏于辩正”等七大问题。参阅阎简弼:《〈谈艺录〉》,《燕京学报》1948年12月,第271-283页。
3 在《谈艺录》正文前的“小序”中,钱锺书揭示此书的写作动机之一便是受友人冒效鲁“咳唾随风抛掷可惜也”一语的“撺掇”。而冒效鲁也有“回思谈艺欢”等诗句回忆《谈艺录》撰述期间钱锺书与友畅谈之意气风发,足见此书在朋友间引发的激动情绪。分别参见钱锺书:《谈艺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页;冒效鲁:《叔子诗稿》,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38-39页。另,以下所引《谈艺录》文字,除特别标明之外均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仅注书名与页码,以避冗赘。
4 可参阅龚刚的相关梳理。见龚刚:《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年,第26页,注①。
5 “钱学”概念在学术界有两种理解:其一指钱锺书的全部学术成果,如陈子谦《钱学论》中的指称;其二指有关钱锺书其人其文的研究,如王水照认为:“‘钱学’即‘钱锺书研究’”,可参阅王水照:《记忆的碎片——缅怀钱锺书先生》,见王水照:《鳞爪文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页。本书对“钱学”取第一种理解,而将上述第二种理解称为“‘钱学’研究”。
6 这一“疏离”感也是钱锺书对诗学研究主体提出的基本要求之一,本书第二章将就此详加论述。
7 王晓华:《钱钟书与中国学人的欠缺》,《探索与争鸣》1997年第1期,第17-18页。
8 王水照:《记忆的碎片——缅怀钱锺书先生》,见王水照:《鳞爪文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页。
9 张隆溪:《走出文化的封闭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18页。
10 舒展选编:《钱钟书论学文选(第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年。
11 张文江:《钱锺书传——营造巴比塔的智者》,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12 许龙:《钱锺书诗学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该著是在作者2004年同名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出版的。
13 杨乃乔教授对中西语境下“诗学/poetics”的多重含义有过详细的梳理介绍,此处不再赘述。参阅杨乃乔:《论中西学术语境下对“poetics”与“诗学”产生误读的诸种原因》,《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106-111页。
14 Hawkins, Joyce M. , and Robert Allen, eds. The Oxford Encyclopedic 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118.
15 亚理斯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罗念生、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3-6页。
16 陆扬:《欧洲中世纪诗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174页。
17 Miner, Earl. Comparative Poetics: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4. 引文为笔者自译。下同。
18 Preminger, Alex, and T. V. F. Brogan, eds. The New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929. 引文为笔者自译。
19 “诗学”的这三层意思出自刘耘华教授的归纳。参阅刘耘华:《中西文化差异与比较诗学方法论建构的若干问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3 期,第86-87页。
20 傅璇琮等主编:《中国诗学大辞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页。
21 袁行霈、孟二冬、丁放:《中国诗学通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页。
22 乐黛云、叶朗、倪培耕主编:《世界诗学大辞典》,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序”第4页。
23 杨鸿烈:《中国诗学大纲(第二版)》,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自序”第1页。
24 范況:《中国诗学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1页。
25 Wellek, René, and Austin Warren. Preface. Theory of Literature. By Wellek and Warre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9. v. 引文为笔者自译,下同。另,韦勒克和沃伦“文学理论”的其他三要素分别为:“批评”(criticism)、“学术”(scholarship)和“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
26 Ibid.
27 陈跃红:《比较诗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页。
28 陈跃红:《回到自身的学术处境和问题意识》,《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1期,第31-32页。
29 Miner, Earl. Comparative Poetics: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6-7.
30 钱锺书语,出自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文。见钱锺书:《七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7页。以下所引《七缀集》除特别说明外均为此版本,只注篇名与页码,以避冗赘。
31 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32 阿·迈纳:《方法论导论》,王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8-9页。
33 转引自列宁:《哲学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9页。
34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27页。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35 胡经之、王岳川主编:《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页。
36 Л.但格:《唯物辩证法是一种普遍的方法论》,谦如译,转引自《国外社会科学》1981年第12期,第36页。
37 阿·迈纳:《方法论导论》,王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6-7页。
38 吉姆·麦奎根编:《文化研究方法论》,李朝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前言”第2页。
39 赵宪章:《文艺美学方法论问题》,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页。
40 胡经之、王岳川主编:《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页。
41 参阅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节“永历康熙间”,《新民丛报》1904年汇编本,第454-508页。
42 参阅梁启超:《国民浅训》第十二章“不健全之爱国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转引自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页。
43 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时事新报·学灯》1923年1月23日。转引自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页。
44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45 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科学》1992年第7卷第9期,第863页。
46 吕思勉的《历史研究法》1945年曾由永祥印刷馆出版,参阅吕思勉:《史学四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前言”第2页;钱穆的著作1961年初版于香港,参阅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序”第2页。
47 胡适本人在这一集的“自序”中说:“这几十万字,除了卷一和卷九发表我的一点主张之外,其余七卷文字都可算是说明治学方法的文字。”参阅胡适:《胡适文存 叁》,北京:华文出版社,2013年,“自序”第1页。
48 陈平原:《胡适的文学史研究》,见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16页。
49 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见胡适:《胡适文存 壹》,北京:华文出版社,2013年,第271、290-292页。
50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第219页。
51 参阅刘梦溪:《陈寅恪的学术创获与研究方法》,见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45-149页。
52 参阅赵元任:《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叶蜚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序”第1页。
53 参阅袁毓林主编:《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和发展——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19页。
54 Chao, Yuen Ren. 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159-193.
55 参阅吴世昌:《诗与语音》,《文学季刊》1934年1月创刊号,第263-276页。又见吴世昌:《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一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第223-252页。
56 Wu, Shichang. On the Red Chamber Dre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中文版参阅吴世昌:《红楼梦探源》,见吴世昌:《罗音室学术论著(第四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57 参阅吴世昌:《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一卷)》,北京:中国文艺联会出版公司,1984 年,第204-216页。
58 由王瑶构想、设计并由陈平原继承实施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课题,主要着眼点之一便是现代学者的研究方法,作为成果出版的两本著作中均有大量关于近现代学人方法论的介绍与研究。详见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59 见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7页。
60 参阅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2 -9页。
61 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8页。
62 庞德:《回顾》,郑敏译,见戴维·洛奇编:《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册)》,葛林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07-113页。
63 作为俄国形式主义者主要代表之一的艾亨鲍姆在《“形式方法”的理论》一文中,虽然一开头就摆出一个撇清“方法”与“方法论”关系的架势,比如“所谓‘形式方法’,并不是形成某种特殊‘方法论的’系统的结果,而是为建立独立和具体的科学而努力的结果”,强调形式主义方法的灵活性,然而他所谓的“形式方法”却仍然不可避免地滑入科学实证主义的怀抱,最终成为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代表之一。参阅艾亨鲍姆:《“形式方法”的理论》,见茨维坦·托多罗夫编选:《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蔡鸿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9-57页。
64 Eliot, T. S.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 Selected Essay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34. 23.
65 Leitch, Vincent B. , ed.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New York: Norton, 2001. 1374-1387.
66 参阅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中国学界对ambiguity一词有“复义”“朦胧”“含混”等几种译法,这里的“含混”采用赵毅衡教授的翻译。
67 Eagleton, Terry.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2005. 43.
68 赵毅衡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新批评研究史时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几乎没有一本‘文学概论’之类的书不单辟一章讨论新批评,西方的文学概论书籍大多数只是在‘形式论’一节中讨论新批评派。中国文论书籍的特殊做法是新批评在中国影响的明证。”参阅赵毅衡:《新中国六十年新批评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144页。
69 Eagleton, Terry.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2005. 49.
70 英伽登著作英译者鲁恩·安·克劳利和肯尼斯·R.奥尔森语。参阅罗曼·英加登:《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陈燕谷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英译者序”第5页。
71 Cook, David. Northrop Frye: A Vision of the New World. Montréal: Ctheory Books, 2001. 26, 35.
72 Denham, Robert. Northrop Frye’s Critical Method, University Park: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73 Eagleton, Terry.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2005. 87.
74 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8页。
75 罗兰·巴尔特:《结构主义—— 一种活动》,袁可嘉译,原载《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2期。见伍彝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年,第468、470页。
76 罗兰·巴尔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张裕禾译,原载《外国文学报道》1984年第4期。见伍彝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年,第473-505页。
77 M.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
78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二卷)(周边集)》,李辉凡、张捷、张杰、华昶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8-343页。
79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年,第505-545页。
80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四卷)(文本对话与人文)》,白春仁、晓河、周启超、潘月琴、黄玫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76-392页。
81 《谈艺录》,第68页。中间引者略。
82 钱锺书:《管锥编(1-4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2页。以下所引《管锥编》文字除特别标明之外均为此版本,仅注书名与页码,以避冗赘。
83 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见《七缀集》,第10页。
84 钱锺书:《读〈拉奥孔〉》,见《七缀集》,第40-42页。
85 同上书,第48-56页。
86 钱锺书:《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见《七缀集》,第179页。
87 《管锥编》,第11页。
88 《谈艺录》,第188页。
89 《七缀集》,第26页。
90 同上书,第33-34页。
91 同上书,第129页。
92 分别参阅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92-109页,第116-134页。以下所引《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文字除特别标明之外均为此版本,仅注书名与页码,且书名缩写为《人生边上》,以避冗赘。
二、钱锺书诗学方法研究小史
钱氏全面的方法论关切必然引起学界的重视,相关研究很早便已出现。上文已经提及,国内规模化的“钱学”研究实际上起步于1979年《管锥编》初版的问世,而钱锺书诗学方法的研究则大致与其发展同步。纵观近三十年来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情况,大致可以“四个阶段”和“两大主潮”加以概括。前者包括初始期、发展期、论争期、沉潜期四个不同发展时期,后者则指“打通说”“阐释循环说”两种主流认识。1
(一) 初始期(1979—1986)
在《管锥编》正式出版之前,钱锺书的好友郑朝宗即已首倡“钱学”。21979年《管锥编》问世前后,郑氏又在厦门大学招收《管锥编》研究方向的硕士,为早期“钱学”研究培养了一支生力军。 1980年和1986年,他在《文学评论》上先后发表两篇文章,均从方法论角度对《管锥编》《旧文四篇》和《谈艺录(补订本)》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成为钱锺书诗学方法研究领域早期的重要文献。前文中,郑氏认为《管锥编》的方法不同于“比较文学”,而是追求“天地间”共同“诗心” “文心”的“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其最大特点是“突破了各种学术界限,打通了全部文艺领域”,紧接着对钱锺书所“打通”的领域做了简单概括3;后文则认为《谈艺录》中蕴藏着“三种精神”,这三大精神分别对应着各类具体的批评方法,即与“批判精神”相对的“充分说理”和“坚持两点论”,与“求实精神”相对的“理论上除妄得真、化虚为实”和“事实上推本穷源、博稽详考”,与“攻坚精神”相对的“研几穷理、钩玄抉微”和“中西比较、触类旁通”。郑氏一再强调,“这‘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十个字可以概括钱锺书的全部批评方法,同时也表现出他与其他批评家不同的一个特点”4。两篇文章分别从宏观、微观层面在“钱学”方法研究领域做出了垦拓,具有示范性意义。郑朝宗的学生陈子谦则强调“钱学”的基本方法乃是辩证法。在《试论钱锺书“以实涵虚”的文艺批评》一文中,作者已对钱锺书的辩证法进行过初步分析5,1983年在《试论〈管锥编〉文艺批评中的“一与不一”哲学》一文中,又分别从“相反相成”“一贯万殊”“有无相生”三个方面分析了“一与不一”这一哲学命题支配下《管锥编》中所体现的对立统一辩证法6。
此时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尚有《读书》杂志上发表的钱锺书研究系列文章,如马蓉关于《管锥编》的研究以及赵毅衡、张文江和孙景尧等学者从比较文学角度对《管锥编》和《谈艺录》所做的解读等。
(二) 发展期(1987—1999)
1987年3月16日,郑朝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钱锺书于1979年写给自己的两封书信。由于其中一封信里出现了钱锺书的夫子自道——“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in the usual sense of the term,而是求‘打通’,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以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7,“打通”一时间成为“钱学”研究领域的高频词,而“打通”说的发展期与钱锺书诗学方法论研究的发展期也几乎重合。
1989年,黎兰在研究《宋诗选注》的一篇文章中较早引用了钱锺书书信中的“打通”说8,开启了“打通说”的建构史。文章主要着眼于钱锺书的修辞旨趣和文艺鉴赏方法,隐隐强调了“打通”在这两个方面的体现,并将“阐释之循环”视为其表现之一。之后的不少研究者都延续了这一思路。 1992年,季进著文将“阐释之循环”拔高至“钱学”整体描述语的地位——“整个钱氏著作系统,是一个纵横上下交叉综合研究与微观宏观本末循环研究相整合的立体的、辩证的‘循环之阐释’”,钱氏方法特征即“由‘打通’而至‘圆览’”。9 虽然作者强调了“打通”的方法论功能,但此文并未就本身即具方法特征的“阐释之循环”与“打通”的概念交叉问题展开讨论。可以说,这篇文章第一次彰显了“打通”和“阐释之循环”两大概念在“钱学”方法领域中潜在的指涉之争。此一“冠名权”之争引起了学界对“打通”本身的反思,王大吕的《“中西会通”与钱钟书的文化“打通说”》一文便是这一反思的成果。王氏从近代思想史的角度入手,参照“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人对西学的“中西会通”态度,认为“‘打通说’与‘中西会通’的一脉相承是显而易见的”。由于“鲁迅先生在本世纪初即明确认识到‘中西会通’的不可取”,因此,钱锺书力主“打通”实为一种无奈之举,“打通”也“难免有牵强附会”,其文化“打通说”只是“审美的真理”,不可“以学术目之”。10 文章结论虽有武断之嫌,对“打通”的分析却不无道理,甚至颇为发人深省。如果说王文所引起的不安是直接的,那么李洪岩、胡晓明两位学者针对钱锺书与陈寅恪“诗史之争”进行的讨论则侧面反映了人们对于“打通”的疑虑。李氏认为,陈寅恪的“以诗证史”作为具体方法是可行的,但作为方法论则“有它说不通的地方”,钱锺书“觇人心、征人情”的诗歌研究才是可信的方法。11 而胡氏则引入“范式”概念对陈、钱学术进行分析,认为陈寅恪开创了“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的方法,而钱锺书则开创了“一种以语言学、心理学、哲学和艺术学配合以说诗的学术方法”,两大范式虽有某种“隐含”之争,但其实各有创辟,在诗学探索方面均体现了一种学术的智慧。12 李、胡二氏在文章中几乎都没有提及“打通”,但其讨论的中心——“诗”“史”结合的问题却显然反映了“打通”学科的诉求。既然“打通”并非钱锺书的“专利”,我们何以将其确定为钱氏方法的总体特征? 既然同为“打通”,却出现了几乎截然相反的两种取向,那么“打通”的实际操作性是否应当重新认识? 可惜的是,此类疑问只是昙花一现,并没有得到进一步展开,学界很快又转入对“打通说”的正面建构之中。1998年钱锺书辞世之后,敏泽撰写长文《论钱学的基本精神和历史贡献——纪念钱钟书先生》,再次将“打通”确立为钱氏“一生的学术旨趣和追求”,并且从“打通各个人文学科之间的藩篱”“打通中西”“打通古今”三个方面解析其义。13 同样,党圣元也继续强调“打通”的重要性,认为钱锺书的学术方法包含两个方面的特点:其一为“‘打通’古今、中西以及人文学科各科之间的樊篱,融通观之”;其二则是“注重从具体的人文现象的考辨与阐释中总结出具有规律性的哲理、文心,以及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方法析解问题”。14 这样一来,钱锺书诗学方法研究初始期和发展期的成果得到了整合与总结,为下一步的发展打下了必要的基础。而“打通说”也力压“阐释循环说”成了“钱学”方法论的代名词。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已有学者尝试以“阐释之循环”来对“钱学”方法进行整体描述。15 此外,胡范铸关于钱锺书现象学方法的研究16和胡河清对钱锺书著述方法的溯源辨析17,也都是此阶段中能成一家之言的重要成果。不过,就此时学界的整体情况而言,“打通说”的优势地位却是一目了然的。
(三) 论争期(2000—2007)
进入21世纪后,“钱学”方法论研究领域最大的特征即“阐释之循环”与“打通说”的潜在论争。 2001年,李洲良在一篇文章中从钱锺书关于“‘易’之三名”的阐释出发,认为“阐释之循环”具有“现代方法论”意义,是钱氏“治学思想与方法的具体体现”18——这一观点显然对“打通说”的支持者们提出了挑战。 2003年,张文江在一篇散论中也对“打通”展开反思并连续提出三个问题:“如何打通文史哲?”“打通的方向如何?”“打通中西文化在什么层面上?”在深入分析钱著中有关这三个问题的回应之后,作者据实指出了“钱学”某种程度上的局限性。19 笔者认为,张文是较早注意到“打通”一词本身固有缺陷的一篇重要文献。同年,何明星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打通”和“阐释之循环”间的关系做出界定,认为“‘打通’也是‘方法’”,“是《管锥编》以诠释人生为宗旨所形成的‘诠释循环’方法的一个方面”20。无论其对于《管锥编》主旨的理解是否恰当或论述是否合理,此文将“打通”从“钱学”中的主导地位降至“阐释之循环”的从属地位的意思是显而易见的。此后,李清良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更加集中地讨论了钱锺书著作中的“阐释循环”。文章从“总纲”“学理依据” “运行机制与具体方法”等方面详细梳理了“阐释循环”在钱著中的表现和作用21,在后来的一本专著中,李氏又补充论述了钱氏“阐释循环”的“四个层面”22。这样一来,“阐释循环”作为钱氏文学阐释学乃至整个钱氏学术著作特征和方法论的地位得到了体系性的建构,“打通”几乎转变为“阐释循环”的一个出发点甚至注脚。“阐释循环说”的支持者们可以说取得了突破性的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在“打通说”与“阐释循环说”暗战的主流之外,学界对钱锺书具体诗学方法的探讨同样取得了不少成绩。如龚刚从中国文学研究现代转型的角度对钱锺书在学术著作“科学性”与“审美性”之间“维持难以维持的张力”的特点与方法所进行的研究23,杨义关于钱锺书学思过程“会通”“慧悟”“创化”“三大境界”的论述和对钱氏“消解-剥离-沟通”的“基本的学术方法”的归纳24,刘阳关于钱锺书“以言去言”范式下的“言说的互见”和“言说的断章”这“两点方法论意义”的揭示和对钱氏“反体系”的方法论反思25,刁生虎继李洪岩、胡晓明两位学者之后对陈寅恪和钱锺书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的比较等26,都是本阶段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此外,本时期也有学者直接否定“钱学”方法论的存在。例如,在200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刘皓明从彻底否定“钱学”出发否定了钱锺书方法论存在的可能性。刘氏将钱锺书与卡夫卡笔下的“绝食艺人”画等号,从批判钱锺书“完全没有历史感”出发,认为《谈艺录》《管锥编》中不存在“解释学的方法”,钱著中“勉强可以算作方法论或理论的东西是一种肤浅的形式主义和新批评派的混合,然而又没有这两者所特有的对文本的严格分析”。27 与刘氏此文相比,龚鹏程的批评显得理性一些。龚文以对《宋诗选注》的讨论为核心,认为钱锺书方法上的问题在于“参稽史料、毛举细事,而不见大体”,而这是因为“基本上他并没有发展出一个自己真正对宋诗的整体观点,去统摄、照明、解说他所运用的材料;以致鸡零狗碎地堆了一堆可资谈助的小东西”,既缺少“大判断”,“论学”又“往往显得‘不当行’”。28 我们认为,对“钱学”提出商榷与批评是值得赞赏的、必要的研究方式之一,但这样的讨论必须始终以学理为依托,以事实为基础,而不应感情用事地一通杀伐,以致尽作“海行言语”。
(四) 沉潜期(2008年至今)
与前一时期的风起云涌相比,这一时期的“钱学”方法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退潮迹象。表现之一是发表在重要刊物上的文章数量大为减少,其二则是富于新意的论述较难一见。宏观把握“钱学”方法的文章主要有赵一凡的《钱锺书的通学方法》。此文仍持“打通说”,独到之处在于从钱锺书的受教育经历入手分析了“打通说”的生成,力图赋予此说的出现以某种历史必然性。作者进而将钱氏具体方法分门别类为六种“总揽全局之大法”和六种“专司布局谋篇、修辞炼字”的“小法”。29 分类不可谓不细,然而分类的标准却似乎显得有些随意和不大统一。就微观层面的研究而言,这一时期出现了较多针对“钱学”具体方法展开的研究,比较突出的有项念东对钱锺书解诗方法的研究30和何明星关于钱锺书“连类”方法的探讨31。但总的说来,此一时期的研究与前三个时期相比有着较大落差,即便与同期其他方面的“钱学”研究成果相比也相对黯然,钱锺书诗学方法的研究进入了名副其实的“沉潜期”。
需要指出的是:1979年至今,“钱学”方法研究领域始终存在着一条特殊的研究路径,即比较文学路径。纵览30年来学者们在这一路径上的耕耘,代表性的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981年,赵毅衡发表《〈管锥编〉中的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一文,将“钱学”方法视为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范例。32 1986年,乐黛云在《中国比较文学的现状与前景》一文中,将《管锥编》视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复兴的标志,进而指出:“《管锥篇》最大的贡献就在于纵观古今,横察世界,从‘针锋粟颗’之间总结出重要的文学共同规律。也就是突破各种学术界限(时间、地域、学科、语言),打通整个文学领域,以寻求共同的‘诗心’和‘文心’。”此外,作者还分别分析了《管锥编》对比较文学各个方面所做出的“独到的建树”,如有关“渊源和影响的研究”“双向阐发”研究和“交叉学科/科技整合”研究等。33 1993年胡亚敏探讨了“钱学”的比较诗学特质,指出:“‘打通’乃钱锺书比较诗学方法的精髓之一。这种‘打通’不仅表现在文学范围内地域、时代、文类诸界限的打破,而且推向整个文化领域,体现为各个学科门类的汇通。”所以,钱锺书的“打通法”“是对以往仅强调事实联系的比较文学的超越”。34 2006年,何明星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了《〈管锥编〉诠释方法研究》35一书。此书为国内第一部以“钱学”方法为直接研究对象的专著,其最大特色在于将钱锺书诗学方法界定为以“对话”为特征的“循环诠释”。不过,何氏的观点后来似乎略有变化。他不再强调“阐释之循环”的“总纲”地位,转而从“打通”的角度探讨钱锺书比较文学研究的特质,提醒学界注意“打通”最重要之处在于“拈出新意”,认为钱锺书“以‘打通’方法所进行的学术实践”,一方面“为解决可比性问题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另一方面则“赋予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崭新内涵”。36这一认识上的变化尤其值得重视。总的来说,比较文学界对钱锺书诗学方法的探讨是踏实的、成绩突出的。
整体来看,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相关研究与中国大陆学界基本保持一致,主要观点也大同小异,但有些研究者独特的入思路径与细腻的体察方法值得重视与借鉴。如香港学者李贵生的《钱锺书与洛夫乔伊——兼论钱著引文的特色》一文,虽然在对钱锺书诗学方法论的界定上同样采取“打通说”,却能够借美国思想史家洛夫乔伊( Arthur O. Lovejoy)的“观念史学”概念对“打通”施以烛照。在对中西两大学者的研究方法详加比勘之后,李氏指出:“洛氏的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说明打通说的一个理论问题:打通的判准何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为学知止,打通之余须知有不可打通的情况”的意见37,可以说是对前述张文江就“打通”所提问题的呼应和某种程度上的回答,的确能发大陆学界之所未发。台湾学者中,黄维樑与季进的观点大致相同,即将“打通”与“圆览”视为钱氏方法论的两大重要特色。黄氏对“打通说”的推进之处在于:在大陆学者反复强调的“中西”“古今”“学科”三大“打通”之外补充了第四种情况,即“事物内里和外表打通”,同时又将钱锺书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打通”具体化为“中西文学理论、现象打通”“不同时代的文学理论、现象打通”“不同文学类型(genre)打通观照”和“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内里和外表打通”四大层面38,分析可谓细致。汪荣祖在分析钱锺书史学贡献时同样注意到了“阐释之循环”这一方法在钱著中的普遍性,并从“个体与整体间的循环”“古今间之循环”和“史实与理论间之循环”三个方面加以细致解读;同时又对钱锺书有关“诗”“史”的论述——“诗具史笔”“史蕴诗心”详加辨析,强调谨慎对待“诗”“史”之间令人深思的复杂关系——“诗与史本质有异,而两者复有互惠之谊,既可会通,又不可尽通”。39 这些都是对钱著落到实处、颇具功力的解读范例。
国外学者在“钱学”方法方面的研究,大致是从1961年夏志清( C. T. Hsia)《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发表之后开始的。虽然夏氏在“钱锺书”一章开头即提到钱氏发表在英文刊物《天下月刊》和《书林季刊》上的散文及1948年出版的《谈艺录》,其论述重点却是《围城》。或许是受夏氏对《谈艺录》的保留态度与其对钱锺书小说的极力推崇的影响40,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学者主要倾向于对作为作家的钱锺书进行研究,极少对其诗学著述展开探讨。直到1982年胡志德(Theodore Huters)的《钱钟书》一书出版,这种局面才开始有所改变。在这部著作中,胡氏在研究《围城》及钱氏其他的散文、短篇小说之外,也集中研究了其早期的批评文章和《谈艺录》。在诗学方法论问题上,这位汉学家认为,钱锺书虽然常常表现出渴望继承传统却又大量吸收、运用迥异于传统的西方理论的矛盾,其根本倾向却是借助西学而革新传统,因而采用的常常是“跨文化比较”的方法。据此,他认为钱氏1932—1965年所写的批评文章虽然范围广泛,却可以从中“辨别出一个内核”,即“中国文学传统与西方理论间的关系”和“这一传统与中国文学在一个社会、思想动荡的时代延续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41 与国内很多研究者将《谈艺录》视为“无体系”的札记不同,胡志德认为《谈艺录》隐含着一个“中国古典诗学的主体”的“正题”。此外,他还特别指出了《谈艺录》将“论证严密、指涉极广的论析”与“较有抒情意味的因素”融合在一起的论说方式。42 可以发现,胡氏在宏观视角上是与国内学者的“打通说”莫逆冥契的。 1982年后,欧美学界关于钱锺书诗学的研究再次归于沉寂。究其原因,一则欧美学者仍然大多倾向于将钱锺书视为小说家,缺乏对其文艺批评著作进行研究的自觉性;二则《谈艺录》《管锥编》的文体的确给相当多的西方学人造成了阅读和理解的困难。十多年后,《围城》的德语译者莫芝宜佳( Monika Motsch)率先开始了对《管锥编》的研究,其《〈管锥编〉与杜甫新解》一书甚至得到了不大喜欢被人研究的钱锺书本人的肯定。43 这一著作在“钱学”方法研究领域的主要贡献是对“逐点接触法”与“回顾法”的发现和概括。就前者而言,作者认为《管锥编》虽然在中西文化、文学之间以及人文学科之间“创造了许多新的关联”,但是这种方法并非“比较”,而是“逐点接触”,其关键点在于:在《管锥编》中,“‘主题’将永远不可比较,而只可借助一个共同的触点将它们联系起来”。至于后者,莫芝宜佳则借用萨特(Satre)《存在与虚无》中的术语“回过头来自我鉴赏”(regard regardé)加以说明,强调“‘回顾’的目的在于从一个新的视角去观察初始时的思想”。44 这两个概念的提出对“钱学”方法研究都具有重大价值。 1998年,美国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Egan)选译出版了《管锥编》中的65则条目,进一步扩大了该书在西方学界的影响。正如哈佛大学出版社编辑所言:“选译自钱锺书《管锥编》的这65 篇文章,使这部有皇皇四大本的读书笔记巨著,第一次有了有代表性的英文译本。”4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艾朗诺在译本前写有一则长篇导言,其中甚至翻译了钱锺书1979 年致郑朝宗先生的那封著名信件中论及“打通”的部分,并进而对“打通”进行了自己的阐析。46 虽然其主要观点与国内学者基本一致,但作者对于具体概念的翻译和理解仍然为我们重新审视“打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艾朗诺后来又发表了辨析钱锺书学术方法与清儒治学方法的论文47,显示了这位学者对“钱学”方法的持续关注。可喜的是,近年来西方一些青年学者也开始关注“钱学”方法问题,如意大利的狄霞娜(Tiziana Lioi)便以钱著中的意大利引文为中心,对钱锺书的“比较方法”进行了具体的探讨48,昭示了“钱学”方法在21世纪西方学界依旧不减的吸引力。总而言之,国外学者关于钱锺书诗学方法研究的数量虽然不算太丰富,却为我们推进这一研究提供了不容忽视的域外参照系及研究思路上的启发,从而为我们寻求新的突破提供了又一方坚实的基础。
1 正如在下文的分析中将会看到的那样,试图对复杂多变的研究史做时间节点清晰的分期,其实是有违学术史真实动态的,因为再客观的分期都将遭遇某些特殊材料的挑战。此处的分期只是以相关重要文献的发表年代为节点,力求大处着眼,追踪钱锺书诗学方法论研究主潮的翻涌,以求论述的方便。具体时间段的划分并不意味着笔者认同材料梳理的绝对化。
2 参阅《钱锺书研究·发刊词》,见钱锺书研究编辑委员会编:《钱锺书研究(第一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1页。
3 郑朝宗:《研究古代文艺批评方法论上的一种范例——读〈管锥编〉与〈旧文四篇〉》,《文学评论》1980年第6期,第53-54页。
4 郑朝宗:《再论文艺批评的一种方法——读〈谈艺录〉(补订本)》,《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第99-111页。
5 陈子谦:《试论钱锺书“以实涵虚”的文艺批评》,见《文学评论》编辑部编:《文学评论丛刊(第十四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45-167页。
6 陈子谦:《试论〈管锥编〉文艺批评中的“一与不一”哲学》,《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第175-193页。
7 郑朝宗:《〈管锥编〉作者的自白》,《人民日报》1987年3月16日,第八版。一年后,郑朝宗又将此文编入散文集《海滨感旧集》出版,更进一步促成了此说的传播,见郑朝宗:《海滨感旧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24-125页。
8 黎兰:《文人的手眼——〈宋诗选注〉的一个特色》,见钱锺书研究编辑委员会编:《钱锺书研究(第一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113页。
9 季进:《阐释之循环——钱钟书初论》,《阴山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第1-10页。
10 王大吕:《“中西会通”与钱钟书的文化“打通说”》,《探索与争鸣》1993年第2期,第60-65页,(转)第28页。
11 李洪岩:《关于“诗史互证”——钱钟书与陈寅恪比较研究之一》,《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第48-53页。
12 胡晓明:《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第67-73页。
13 敏泽:《论钱学的基本精神和历史贡献——纪念钱钟书先生》,《文学评论》1999 年第3期,第43-59页。
14 党圣元:《钱钟书的文化通变观与学术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第180-197页,(转)第208页。
15 如1990年,何开四在其硕士论文的基础上进行增补,出版了《碧海掣鲸录——钱钟书美学思想的历史演进》一书,其最大变化在于增写了《管锥编》“循环阐释论”一章,尝试从解释学角度论证“循环阐释”对于“钱学”方法的重要性。见何开四:《碧海掣鲸录——钱钟书美学思想的历史演进》,成都:成都出版社,1990年。
16 参阅胡范铸:《钱钟书学术思想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55页;胡范铸:《现象:观察活动与观念体系的根本起点——钱钟书学术思想与艺术思想研究之一》,《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5期,第100-106页。
17 参阅胡河清:《钱钟书与清学》,《晋阳学刊》1991年第2期,第95-100页;胡河清:《钱钟书的文章家法》,《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2年第4期,第175-181页。
18 李洲良:《“易”之三名与“诗”之三题——论钱钟书〈管锥编〉对易学、诗学的阐释》,《黑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第71-74页。
19 张文江:《钱钟书:营造巴比塔的智者》,《社会科学报》2003年6月26日,第006版。
20 何明星:《〈管锥编〉诠释方法研究》,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第45-46页。讨论“打通”与“阐释之循环”关系的内容后发表于学术期刊,见何明星:《主体的多边对话与诠释循环——〈管锥编〉诠释方法研究之一》,《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23-24页。整部博士论文于2006年出版,见何明星:《〈管锥编〉诠释方法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8-99页。三年中作者的观点基本没有变化。
21 李清良:《钱钟书“阐释循环”论辨析》,《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第43-49页。
22 李清良:《熊十力陈寅恪钱锺书阐释思想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41-147页。
23 龚刚:《变迁的张力:钱钟书与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型》,《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3期,第108-121页。
24 杨义:《钱钟书与中国现代学术》,《文汇报》2004年4月4日。
25 刘阳:《以言去言:钱钟书文论形态的范式奥蕴》,《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5期,第20-28页。
26 刁生虎:《陈寅恪与钱钟书学术思想及治学方法之比较》,《史学月刊》2007年第2期,第90-103页。
27 刘皓明:《绝食艺人:作为反文化现象的钱钟书》,《天涯》2005年第3期,第171-177页。
28 龚鹏程:《近代思潮与人物》,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90-402页。
29 赵一凡:《钱钟书的通学方法》,《艺术百家》2008年第5期,第64-69页。
30 项念东:《由“诗艺”向“诗义”的透视——钱钟书的解诗方法》,《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102-105页,(转)第110页。
31 何明星:《钱钟书的“连类”》,《文艺研究》2010年第8期,第47-54页。
32 赵毅衡:《〈管锥编〉中的比较文学平行研究》,《读书》1981年第2期,第41-47页。
33 乐黛云:《中国比较文学的现状与前景》,《中国社会科学》1986 年第2 期,第203 -205页。
34 胡亚敏:《钱钟书与比较诗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 年第4 期,第201 -208页。
35 何明星:《〈管锥编〉诠释方法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36 何明星:《钱钟书比较文学研究的特质》,《学术研究》2010年第11 期,第149 -154 页, (转)第160页。
37 李贵生:《钱锺书与洛夫乔伊——兼论钱著引文的特色》,《汉学研究》2004年第1期,第381页。
38 黄维樑:《刘勰与钱锺书:文学通论——兼谈钱锺书理论的潜体系》,见汪荣祖编:《钱锺书诗文丛说》,中坜:“中大”出版中心,2011年,第267-268页。
39 汪荣祖:《槐聚说史阐论五篇》,见汪荣祖:《史学九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86-203页。
40 Hsia, C. T.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432-460.
41 Huters, Theodore. Qian Zhongshu.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2. 13-36. 中译本参阅胡志德:《钱钟书》,张晨等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第20-52页。引文基本采用中译本,略有修改。
42 同上书,英文本第37-69页,中译本第59-99页。
43 参阅钱锺书为莫芝宜佳著作所作的“序”,见陆文虎编:《钱钟书研究采辑(2)》,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扉页”。
44 莫芝宜佳:《〈管锥编〉与杜甫新解(第2版)》,马树德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5-30页。
45 参阅Qian, Zhongshu. 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Ed. and trans. Ronald Eg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书封题词。或陆文虎:《美国学术界读到了怎样的〈管锥编〉? ——评艾朗诺的英文选译本》,《文艺研究》2005年第4期,第68页。
46 艾朗诺在“导言”中主要分析了“打通”本身包含的“从通常不会一起出现或被讨论的不同文本中找到相通或相似的东西,建立意料之外的关系”、将“对立或矛盾的”对象并置一处、将相似但不相同的对象并置一处的多重含义,以及“打通”的“用西方作品或术语对中国古代思想或文学的某些方面提出新的看法”和“研究语言、美学原则或思想的共同倾向”的多重目的。参阅Qian, Zhongshu. 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Ed. and trans. Ronald Eg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7-22. 中译文可参阅艾朗诺:《〈管锥编〉英文选译本导言》,陆文虎译,《文艺研究》2005年第4期,第60-62页。
47 参阅艾朗诺:《脱胎换骨——〈管锥编〉对清儒的承继与超越》,见汪荣祖编:《钱锺书诗文丛说》,中坜:“中大”出版中心,2011年,第211-225页。
48 Lioi, Tiziana. “In Other’s Words—The Use of Quotations in Qian Zhongshu’s Comparative Method. ”见陈跃红、张辉主编:《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第二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8-145页。
三、“打通说”与“阐释循环说”献疑
作为钱锺书诗学方法研究宏观层面的两大标志性成果,“打通说”与“阐释循环说”数十年来一直占据着学界主流。客观地说,在这两大主潮自身发展与潜在论争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极富创见的科研成果,它们在概述钱著方法论形态、解析钱氏具体诗学方法以及发见其在当代中西交汇语境下的诗学意义等方面均作出了重大贡献,既有力地揭示了钱锺书诗学方法的具体价值,也从侧面论证了“钱学”方法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而,正如钱氏“谈艺”时常常强调的那样,就任何研究对象而言,“尊之”者有时恰恰又是“困之”者。1 由于前述成果的存在,人们往往习惯性地将其视为“打通说”和“阐释循环说”正确性的毋庸置疑的证明,相对忽视了对概念范畴本身的深入反思。事实上,以“打通”与“阐释循环”对钱锺书诗学方法进行整体概括均存在某种局限性,而不少有价值的成果的出现有时恰恰是以对这两大概念框架的突破为前提的。总的来说,“打通说”和“阐释循环说”的问题在于:前者虽然注意到了对钱著整体情况的考量,却忽视了对“打通”概念本身的反思和钱著特质的发掘,因而很难真正将钱锺书诗学方法与20世纪其他学人的方法区别开来,因而失之于“泛”;后者立足于钱氏阐释实例并进而阐发、辨析其与西学的异同之研究取径原本极具价值,却试图以此局部特质推而广之以囊括钱氏方法的全部特征,实则缺乏对钱著整体的细心体察,以偏概全,故而失之于“妄”。
(一) “打通”:方法还是目的?
长期以来,在钱锺书学术方法研究领域,“打通说”始终占据着优势。所谓“打通说”,简单说来即认为“钱学”方法的最大特征乃是“打通”的观点。它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蔚为大观,并最终取得了“钱学”方法研究的中心地位。由于钱锺书本人在一封论及自己学术方法的信中提到了“打通”,早期“钱学”研究者几乎无不强调“打通”对于“钱学”方法的重要性。一时间,“打通说”论者似乎找到了不容置疑的立论依据,“打通”也被反复渲染成“钱学”最具启迪性的方法。然而,当我们跳出“打通说”的思维框架并转而审视“打通”这一概念本身的时候,新的问题却油然而生:作为对“钱学”方法进行整体概括的术语,“打通”的合法性究竟从何而来?“打通”真的切合“钱学”方法的特质吗?
1. 从“打通”到“打通说”
“打通”这个词与钱锺书学术之间的联系,建立于钱氏1979年就《管锥编》的一些问题回复郑朝宗的那封著名信件。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将这封信的相关部分全文摘录如下:
《管锥编》第三、四册尚未送来,入手必补呈,较散叶便于翻阅。拙著承示欲拂拭之,既感且愧。幸勿过于奖饰,只须标其方法,至于个别条目,尽可有商榷余地。前日得西德汉学家Helmut Martin(华名马汉茂)书,言计划撰Der Chinesische Literatur Kritiker Chien Chung-shu 一书。弟因自思,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in the usual sense of the term,而是求“打通”,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以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弟本作小说,结习难除,故《编》中如67-9,164-6,211-2,281-2,321, etc,etc,皆以白话小说阐释古诗文之语言或作法。他如阐发古诗文中透露之心理状态(181,270-1),论哲学家文人对语言之不信任(406),登高而悲之浪漫情绪(第三册论宋玉文),词章中写心行之往而返(116),etc,etc,皆“打通”而拈出新意。至比喻之“柄”与“边”,则周先生《诗词∙ ∙∙ ∙∙∙∙∙例话》中已采取,亦自信发前人之覆者。至于名物词句之考订,皆弟之末节,是非可暂置不论。2
除公开发表这封书信之外,郑氏还特别拈出“打通”一词作为“钱学”之关键——“这里最关键的是‘打通’二字,钱先生的真学力、真本领主要在此”,并将其视为阅读《管锥编》的指针——“《管锥编》一书包罗万有,面对着这庞然大物,的确会使人感到目迷五色,不知该从何处下手去认识它。但我想读者倘紧紧抓住‘打通’二字为线索泛览全书,就一定能逐渐看清其基本精神”3。在《研究古代文艺批评方法论上的一种范例——读〈管锥编〉与〈旧文四篇〉》一文中,郑朝宗再次强调:“作为一种新的文艺批评,《管锥编》的最大特色是突破了各种学术界限,打通∙∙了全部文艺领域。”4几乎同一时期,乐黛云也著文指出,《管锥编》最大的贡献在于“纵观古今,横察世界,从‘针锋粟颗’之间总结出重要的文学共同规律。也就是突破各种学术界限(时间、地域、学科、语言),打通∙∙整个文学领域,以寻求共同的‘诗心’和‘文心’”5。
1987年以前,钱锺书这封书信似乎一直没有公开。直至当年3月16日,郑氏将其在《〈管锥编〉作者的自白》一文中发表,随后又收入自己1988年的著作《海滨感旧集》中,此信的内容逐渐广为人知。在黎兰等学者早期探讨的基础上6,季进于1992年发表了《阐释之循环——钱钟书初论》一文,为“打通”向“打通说”的“飞跃”打下了基础。文章虽然以“阐释之循环”描述“整个钱氏著作系统”,却以“打通”作为钱氏“考古学式的”方法之概括,指出由“‘打通’而至‘圆览’”为钱氏方法特征:
“打通”说也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也不是钱锺书思想中先在的观念,它同样生成于人文科学彼此系连,交互渗透的宏阔文化背景,融合了心理学、语言学、渊源学、媒介学、文化人类学、原型批评等多种批评方式,只不过彼此之间已如溶水之盐,达到“有我无我、在我非我”的境界。因此,与其说“打通”说受到这些批评方式的影响,不如说与这些批评方式具有精神上的共鸣性。7
这样一来,“打通说”一方面具备了自身生长的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又与西方20世纪诸种批评方法实现了融合与共鸣,在历史生成与现代生长两方面都建立起自身的血脉,“打通说”的确立便顺理成章了。季进对“打通说”的建构还不止于此。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作者进一步指出“打通”在创辟钱氏独特“话语空间”的过程中“穿越学科,融化中西,使鲜活、灵动的文化现象与文化话语以本然的、甚至零碎的状态,重新建立起了在历史空间中原本就存在的某种内在联系,显现出深藏于话语背后人类普遍的审美心理和文化规律”的巨大作用8,实际上是将其与钱锺书“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一说建立了紧密联系9,从而更增强了“打通说”的方法论合法性。
1994年,陈子谦有感于某些学者“言必称‘打通’” “而于‘打通’要义则不甚了了”10,遂于《钱学论(修订版)》中辟专节“《谈艺录·序》与‘打通’说”为“打通说”正义。陈氏认为:“钱学方法论思想,即钱锺书治学撰述的目的和方法,在《谈艺录·序》里已发凡立则”,而且该序中已明确揭示了“钱锺书的两个‘打通’说:中西打通,南北打通,各学科打通,各学派打通”。
至于“打通”的原委和可能性,陈氏则借钱锺书语分别概括为“可‘供三隅之反’,可‘征气泽芳臭’”与“‘心理攸同’,‘道术未裂’”。陈氏指出,“打通说”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早已由钱锺书写入序中:首先,“钱锺书在充分肯定我们民族的智慧的同时,要求眼观八方,化古今中外为无町畦”;其次,鉴于我国历史上学派林立,既“互相攻伐”却又“互相利用”的情况,“钱锺书在充分认识到各家之‘异’的同时,要求见‘异量之美’:‘亦扫亦包’、‘高举遍包’、‘兼容并包’”,“从而‘万物皆备’”;最后,在古人“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和孟子“心”可同乃因“理”“义”可同的思想基础上,钱锺书进一步发挥为“‘心同理同’之前提是‘物同理同’”,并“数十年如一日”“求天下‘共同的诗心、文心’”。11 陈氏最后总结说:
总之,事理、文理、心理、哲理,无不可通。钱锺书也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古今通、中西通,并且是没有“通人之蔽”的“打通”论者。大至通于殊方异域,上下古今,小至通于一技一艺,一喻一境。所有这一切,在钱学方法里,“打通”而能“圆通”,“方览圆闻”而又“思转自圆”,无偏枯,不固陋。
我认为,这才是钱学方法论之“打通”说。这才是钱锺书求天下共同诗心文心的“终极目的”与根本方法。12
这样一来,“打通说”作为方法论得到了较为体系化的论述,“打通”也基本完成了从一个普通双音节词向煌煌“钱学”方法论代名词升级的自我建构。后来持此说的学者大都只是在诸如“打通”的范围之类的具体问题上为此说做细化工作,整体上几乎都没有超出上述学者对“打通说”的界定。
2. “打通说”之蔽
通过对“打通”到“打通说”演变史的粗略考察,我们可以感受到“钱学”研究者们对“钱学”方法论价值的高度自觉和一贯重视。学者们的孜孜于思和默默垦拓,也令后学深受启迪,油然感佩。然而,当我们尝试着跳出“打通”所划定的思维框架,并转而反思这一概念本身时,“打通说”的局限性便令人惊讶地一一浮现了。
(1) “打通”的合法性质疑
此处所谓的“合法性”,是指以“打通”作为钱锺书诗学方法的宏观描述是否符合钱氏本人意见以及钱著独特性的问题。事实上,在“钱学”方法研究初期,虽然“打通”这个词在很多论文中不断出现,当时的学者却并未以之作为“钱学”方法论的代名词。前文引述过的郑朝宗、乐黛云等的相关论述中虽然都提到了“打通”的重要意义,然而一旦涉及“钱学”方法论的讨论,两位学者却不约而同地引用了“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这一钱氏本人的表述。例如,乐黛云在指出钱著“打通”之特色∙∙后这样写道:“钱锺书在探索这些共同规律时从来都是从具体文学现象出发,而不作演绎的推理。”13显然,作者特别强调“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而非“打通”对于钱锺书方法的重要意义。“打通”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实际上开始于钱氏信件发表之后。或许,人们正是因为钱锺书本人在信中同时提到了“打通”与“方法”而开始将之与“钱学”方法论建立联系的。然而,钱氏的本意果真如此吗?
钱著本身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通过对《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等著作以及《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两部文集中论学篇章的考查,我们发现“打通”一词似乎仅出现过两次:
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口、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14
章实斋《文史通义·文德篇》云:“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内外,犹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尝就文词之中言其有才有学有识犹有文之德也。”这是人化文评打通内容外表的好注脚。15
显然,第一例中的“打通”讲的是人的官能感觉在经验领域的融通,与治学方法几无瓜葛;第二例中的“打通”虽然具备某种方法色彩,却不仅匆匆一笔带过,其本身也是就“人化文评”这个研究对象而发,并未将其明确标示为自己的研究主张。换句话说,除了致郑朝宗的那封私人信函之外,钱氏几乎没有在任何学术著作中明文提及“打通”与其自身学术方法的关系。
这样看来,“打通说”的倡导者们将“打通”确立为核心概念的直接依据,就是钱锺书写于1979年的那封信。那么,钱氏在信中是怎么写的呢?
弟因自思,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in the usual sense of the term,而是求“打通∙∙”,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以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16
从语言学角度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很难分析的句子。如果我们提取句子主干,则钱氏此处向郑氏传达的句意为:“弟之方法”“是求打通”。在这个句子中,充当系动词“是”的宾语的,并非人们通常理解之“打通”,而是“求打通”这一动宾结构(词组)。在这一表述中,“打通”显然是作为一个目标而非方法出现的。书信中下文所述亦可佐证此一判断。在强调“求打通”之后,钱锺书列举了自己“以白话小说阐释古诗文之语言或作法”等几种具体的“谈艺”方法,篇幅之大颇易使人将这些具体方法与上文提及的“打通”画等号,然而钱氏紧接着的概括——“皆‘打通’而拈出新意”,再次道出了作者本意。如果继续咬文嚼字的话,那么此处对连词“而”的语言学理解又一次成为诠解此信的关键。如果视“而”为承接连词,即将此句理解为“(以上)都是‘打通’从而拈出新意”,则自语义上而言,视“打通”为方法并无不可——事实上不少“打通说”的支持者们也似乎正是这样理解的。然而如此一来,“打通”与“拈出新意”的重要性便判然有别了,即“拈出新意”似乎比“打通”更为重要,书信后文中钱氏略显自得的“亦自信发前人之覆者”一语对此更添强化效果。这一引申对“打通说”支持者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拈出新意”比“打通”更重要,那么为何还要死守“打通”这一概念而不干脆以前者取而代之? 笔者认为,从钱氏书信的上下文来看,将“而”字看作并列连词——即将该句理解为“(以上)都是‘打通’并且拈出新意”似乎更为妥当。“皆‘打通’而拈出新意”一句在此信中实居于语义枢纽位置,它对上总结“打通”的重要性,对下则与后文“发前人之覆者” (亦即“拈出新意”)相呼应。对钱氏而言,“打通”与“拈出新意”唇齿相依、彼此交融、难分孰轻孰重——这一点也是与全部钱著所表现出的学术旨趣相一致的。假如我们这一判断可以成立,那么,由于“拈出新意”更多属于目标范畴,根据并列连词的一般语法规则,与其并置的“打通”也就相应地归属于学术目标之列了。《谈艺录》中的有关论述亦可为我们的这一判断提供证据:“吾辈穷气尽力,欲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17此处,“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即所谓“打通学科”——显然是钱锺书所追求的学术目标,而“穷气尽力”这部分所指涉的才与方法有关。郑朝宗对钱锺书的意思是理解得非常透彻的——正因为“打通”乃是钱氏孜孜以求的学术目标,所以它在“钱学”中的确占据重要地位,是钱学之“关键”、《管锥编》的“线索”和“最大特色”;然而“钱学”方法却只能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18也只有在将“打通”视为“钱学”目的的前提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何这一对“打通说”而言极重要的概念却几乎难得在钱氏学术著作中见到一次——一位学者的学术目的是什么以及该目标是否达到的问题原本最好留给读者去分析、评判,而不需要作者本人在文中过分强调。
也许引入西方学者的相关论述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钱锺书原意的理解。1998年,美国汉学家艾朗诺教授选译了《管锥编》中的65则文字并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此书的导言中,艾朗诺选译了钱氏致郑朝宗书信的主体部分。在翻译此信之前,艾氏专门介绍了这封书信的有关情况:
In a letter describing his aims in Limited Views, written shortly after the work was published, Qian Zhongshu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this technique and coins a phrase to characterize it.19
如果译为中文的话,此句大意是:“《管锥编》出版后不久,钱锺书在一封描述此书所力求实现的目标(aims)的信件中,强调了这一手法的重要性,并自创一个词语来对其进行概括。”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所谓的“一个词语”确乎即为“打通”,句中将“打通”视为钱锺书对某种“手法”的“概括”这层意思也比较明显。然而,如果我们考察上下文,会发现这句话中的“这一手法”(this technique)实际上是就此导言前文中提到的钱锺书“关注特例而拒绝理论系统”与“把属于不同领域与传统的论述并置一处而赋予其新意”这两大“原则”(principle)而言。这种在“原则”与“手法”之间的摇摆态度让人很难断言艾朗诺对于“打通”的方法属性是真正认可的。反之,导言的这位作者对“打通”的某种隔膜甚至不信任感倒是因“自铸伟词” (coin a phrase)的说法而有所流露。在艾朗诺看来,钱锺书之所以给郑朝宗写这封信,主要原因不是要交代自己的“方法”如何,而是说明自己在《管锥编》写作中的诸目的(aims)。如果说在这一句中艾氏对“打通”是否可以被视为钱氏方法的意见尚不明朗的话,那么其对“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in the usual sense of the term,而是求‘打通’”一句的翻译则明确表达了自己对于“打通”的看法:
The method I have used in Limited Views is not “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usual sense of the term[ Qian’s English]. Instead, my aim is to “strike a connection” (da tong).20
如果将译者的注释[Qian’s English]去掉,再把这部分英文译回中文的话,则变成:“我在《管锥编》中使用的方法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莫如说,我的目的(aim)是‘打通’。”在这里,作为宾语的“打通”所对应的主语被明确为“目的(aim)”一词。与原信相比,艾朗诺的翻译似乎更能清楚地表达出钱锺书的本意,充分显示了这位汉学家出色的汉语语感。
有趣的是,2005年艾朗诺的这篇导言在国内学界被翻译发表,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很好的“参观”文献。在中译文中,艾朗诺介绍钱锺书信件的第一个句子被拆开翻译如下:
《管锥编》出版后,钱锺书曾用文学语言强调其方法的重要。……[引者略]钱锺书在致学者郑朝宗的信中曾阐释他的方法,有关段落是:……[引者略]21
引文中加着重号的部分都是中译者所添改的内容。我们看到,在添改的第一处,中译者不仅将“自创”这个中文语境下多少有些不利于“打通”的说法换成了“用文学语言强调”,而且将“一个词语(即‘打通’)”直接替换成了“其方法的重要”。在第二处添改中,则不仅将“目的”一词换为“方法”,同时又以更能体现写信人(钱锺书)重视程度的“阐释”一词代替了程度较轻的“描述”。虽然中译者声明,译文曾经艾朗诺“校阅” “订正”甚至加以某些“相应改写”,却并未注明其“订正”尤其是“改写”之处何在。22 无论如何,中译文的添改有利于支持“打通说”而英文原文更倾向于强调“打通”作为“目的”的特点,这已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有些令人尴尬的是,艾氏对钱锺书信件的解读似乎更接近钱氏本人的意思。
总而言之,以上分析当可说明钱锺书本人是更愿意将“打通”视为治学目的而非“方法”的,他所说的“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以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也只是这一目的的细化,“打通”一词作为“钱学”方法论描述概念的合法性并不太充分。
(2) “打通”的语义复杂性
当然,一个概念是否适合作为某位学者治学特征的描述,往往是通过学界学理上的论证决定的,并不一定必须经由学者本人提出或审定。例如,虽然钱锺书在不少场合——如上文摘录的信件里——多次表示反对将自己列入“比较文学”阵营,比较文学界却经过数十年的具体分析和反复论证令人信服地揭示了钱著中所体现出来的比较文学研究特质,甚至据此消除了钱锺书对于比较文学学科曾有的误解。于是,几乎不受钱锺书“待见”的“比较文学”这一概念就此与“钱学”建立起了无可否认的联系。那么,这种情况是否也适用于“打通”?
“打通说”的倡导者们数十年来所努力的,正是希望赋予“打通”概念以类似的学术血肉。然而,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一努力却是不大成功的。如上文所述,在对“打通说”的建立作出重要贡献的两位学者中,季进不得不增加“圆览”一词以补充“打通”本身的缺陷,即认为钱氏方法论为“‘打通’而至‘圆览’”;而陈子谦从方法论意味着“目的和方法的完全一致,宣言和行动的完全一致”的认识出发23,一方面将“两个‘打通’”称为“钱锺书求天下共同诗心文心的‘终极目的’与根本方法”,另一方面却又从《谈艺录·序》中拈出郑玄的“旁行以观”进行了篇幅较大的分析,甚至认为“‘旁行以观’作为方法论来看,其精神和两个‘打通’说毫无二致”24。笔者认为,陈氏的论述恐怕最能表明“打通”这一概念本身的局限性。一者,陈氏判断“方法论”何以成立的思路是有道理的,却并未具体分析“打通”为何能够兼有“目的”与“方法”这两重指涉;二者,“旁行以观”的引入其实多少也暗示了陈氏本人对“打通”概念的某种不满意。至于其他学者所孜孜不倦论述的所谓“打通”的范围包括“打通中西”“打通古今”“打通各学科”等,则最多可以归入“打通”的外延举证而非内涵建设。这样一来,“打通说”的尴尬便一目了然:其最可依恃的立身之本不是成功的学理论证,而仅仅是钱锺书的一封私人信函;更加尴尬的是,这一依恃竟也几乎建立在对此信函的“误读”之上!
人们当然可以说,“打通”既可以是目的,也可以是方法,是目的与方法的合一——正如上文所举的陈子谦的观点一样。25 然而,这一点对“阐释循环”来说或许行得通,就“打通”而言却难以成立。原因在于,“阐释循环”作为诗学范畴原本便产生于阐释学实践与方法建设的过程中,与生俱来地带有诗学方法的色彩;后来经海德格尔引向哲学阐释学领域后又具备了鲜明的自为目的性,从而成长为一个系统化的方法论范畴;而“打通”这个词本身的语义复杂性却使其很难与具体化、明晰化的方法原则相切合。
首先,作为一个现代汉语词语,“打通”的外延过于模糊和宽泛。
通过对“打通”的词源考证,我们发现艾朗诺所谓的“自创一词”或曰“自铸伟词”并非没有根据。这个词并不见于古代汉语,大型汉语工具书《辞海》《词源》等都难觅其踪影,只有《现代汉语词典》中能够查到。其词典义被阐释为“除去阻隔使相贯通”,并随即举了“把这两个房间打通”和“打通思想”两个具体运用的例子。26 可见“打通”的对象既可以是具象的,也可以是抽象的,钱锺书所谓的“打通”自然属于后者。该词典的中英双语版中对“除去阻隔使相贯通”使用了“get through; open up”这样的翻译27,英文词组的外延同样广阔无边。正因如此,“打通说”论者们所津津乐道的“打通中西”“打通古今”“打通学科”,甚至也包括“打通”“艺术创作与学术研究”28在外延上就实在太过宽泛,一旦将其用于“钱学”方法论的概括便很容易产生以下疑问:在方法的实践层面,“打通”究竟该如何予以落实?
关于这一问题,早有张文江的三大诘问为证:“如何打通文史哲?”“打通的方向如何?”“打通中西文化在什么层面上?”29由于以“打通”作为方法缺乏行之有效的操作性,一旦以此为据考察处处强调“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的钱著,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就连钱锺书自己也似乎难以自圆其说甚至不甚了了! ——这样的结论当然是有违钱氏本意的,因为钱锺书本人对“打通”几乎从未目之以“方法”。而如果连作者本人都无法从方法的角度说“通”这个“打通”,那么出现“一般论者也只知将中西打通,将人文科学各学科打通,到底怎么个通法,谈者则模糊影响,甚而误入‘旁通之歧径’”这样的结果也就实在无法避免了。30
如果我们进一步将“打通”的历史考察纳入分析范围,则又一个疑问将随之而生:“打通”作为一种治学特征是钱锺书所独有的吗?
王大吕等学者关于“打通”的分析对此做出了否定的回答。虽然王氏将“打通说”称为“审美的真理”未免偏激,但根据他的梳理我们却可以发现:“打通中西”的思想及实际操作的确早在明末知识分子中间就已经开始了。之后,从徐光启到李鸿章、康有为等,虽然各有其政治、文化方面的倾向性,然而“中西会通”却已经落实于其著作甚至行动之中。31 显然,如果我们将陈寅恪、赵元任等近代以来游学欧美的学人也纳入讨论范围的话,这个“打通中西”的学者名单还将进一步扩大。
虽然钱锺书说过“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与古今中外为无町畦”32以及“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渗透,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这样的话33,但“打通古今”和“打通学科”这两点早在中国古代就已经成为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谈艺录·序》中提到的东汉郑玄已可为代表,而钱锺书所推崇的章学诚也是如此。至于现代学者,则李洪岩、胡晓明、刁生虎三位学者关于钱锺书和陈寅恪“诗”“史”观的讨论34,也已侧面说明陈寅恪在“打通学科”(亦包括“打通中西”)方面同样不容忽视。此外,尚有学者论及所谓“三个‘打通’”方面徐复观等学者所作出的与钱锺书相似的贡献。35 就打通“造艺意愿与学术研究”而言36,钱锺书的同时代学者中持有此论者也许并不太多,然而一旦放眼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同样不在少数。中国学者中,无论是古代的刘勰还是钱锺书师长一辈里的王国维均可谓此中翘楚;至于西方学者,则钱氏早在《作者五人》一文中便加以推崇的“山潭野衲”(Santayana)37及20世纪的萨特、艾柯(Umbert Eco)等也必定榜上有名。
既然古今中外诸多学者在“打通”的各方面都作出了与钱锺书类似的贡献,那么再以“打通”为中心极力地为“钱学”方法树立一个所谓的“打通说”,是不是就属于重复建设,且缺乏必要的区分度与说服力了呢?
其次,即便我们能够找到上述问题的解决办法,“通”字本身语义的多重“并行”甚至“歧出”,也将极大干扰人们对“打通”的理解。
首先来看《汉语大字典》对于“通”字的释义。字典中详尽列举了该字的27个义项,其中与“打通”有关的至少包括以下8项:①到达;通到;②贯通;③流通;交换;④交往;交好;⑤开辟;疏通;⑥沟通;接通;⑦连比;连接;⑧共用;互通。38 如此众多“并行分训”的义项一旦“同时合训”39,则“打通”之具体所指便将坠入云山雾水之境。在这种情况下勉强视之为注重实践的方法,自然很容易叫人无所适从。这正是张文江发出“打通的方向如何?”“打通中西文化在什么层面上?”等问题的原因之所在。 “打通”究竟是要得到一个彻底“贯通”的结果,还是只需要到达“连比”的地步就可以了? 这样的问题“打通”本身根本无法回答。
如果将古代汉语中“通”字的释义也考虑进来,则“打通”给现代读者造成的理解困难将更加巨大。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通”的释义非常简单:“达也。”段玉裁注曰:“通达双声。达古音同闼。禹贡:达于河。今文尚书作通于河。按达之训行不相遇也,通正相反。经传中通达同训者,正乱亦训治、徂亦训存之理。”40这样一来,“打通”便同时具备了“通”与“不通”两类完全相反的意思——这在方法层面上几乎不具备可操作性,因而是某些坚持视“打通”为方法的研究者所无法接受的。所以有学者说:“正因为通兼有不通的意思,钱锺书的‘打通’到底是什么意思就确乎难以说清了。”41而当蔡田明在《〈管锥编〉述说》中引入“通”的多重语义解读“打通”时42,更有人对此嘲讽道:“又把‘打不通’、‘不打通’和‘打通’相对并提,令人想不通。”43
实际上,这样的指摘是没有多少道理的。段玉裁对“通”所使用的训诂方法,正是《管锥编》开篇便集中说明的“正反互训”——即以“不通”训“通”,恰如《管锥编》分析过的郑玄以“不易”训“易”之例。从钱锺书的相关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是非常欣赏古汉语语境下这种“并行或歧出之分训得以同时合训”的释义境界的。44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钱氏在自己的学术著作尤其是《谈艺录》《管锥编》中也有主动追求这一目标的鲜明倾向。笔者认为,这种“通”与“不通”浑融一体的“打通”才是钱锺书的本意所在,钱氏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将“打通”确立为自己的学术目标而非“打通说”所谓的“方法”的。以下两个事例或许可以进一步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佐证。
其一出自钱锺书与周振甫讨论修辞的一封书札。钱氏写道:
修辞与通常之文法有异,重言稠叠而不以为烦,倒装逆插而不以为戾,所谓“不通之通”。45
这里,钱锺书已经明确使用“不通之通”来表达其对“通”之“歧出”两义的兼收并取,信中钱氏对修辞中“通而不通”的境界之肯定也是明显的。
另一个事例则与“通人”的辨析有关。张隆溪提到,在听说有人为《管锥编》中的思想未能发展成系统的理论而感到惋惜时,钱锺书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不是学者,我只是通人。”46从上下文语境来看,钱氏自称“通人”显然是谦虚之论,则此“通人”更多当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所谓之“通人”。一方面,章氏在指出“通人”之间识见亦有高下偏全之分的同时,对“通人”有过正面论述:“通人之名,不可概拟也,有专门之精,有兼览之博。各有其不可易,易则不能为良;各有其不相谋,谋则不能为益。然通之为名,盖取譬于道路,四冲八达,无不可至,谓之通也。亦取其心之所识,虽有高下、偏全、大小、广狭之不同,而皆可以达于大道,故曰通也。然亦有不可四冲八达,不可达于大道,而亦不得不谓之通,是谓横通。横通之与通人,同而异,近而远,合而离。”47另一方面,又于书中不止一次对“今之通人”提出批评,例如在谈到归有光的《史记》标识本时说:“归震川氏取《史记》之文,五色标识,以示义法;今之通人,如闻其事必窃笑之,余不能为归氏解也,然为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尝不可资其领会;特不足据为传授之秘尔。”48不过大有深意的是,张隆溪却引王充《论衡》和葛洪《抱朴子》中的论述来对“通人”进行解读,并认为葛洪对“通人”的解释才是“确解”,而“钱锺书先生也正是这样博富的通人”。虽然张氏是出于对钱氏的敬仰和钦佩而选择了“通人”的“正”解,但他关于“钱先生说他不是学者,实在是似谦实傲之言”的判断49,则可以说道出了钱锺书对“通人”的完整理解——“通人”本身便是融诸种可能性甚至矛盾于一身的复杂个体。否则,人们将很难相信,在著作中不止一次引用过《论衡》《抱朴子》的钱锺书会不知道张隆溪所拈出的“通人”之“正面”含义。在这里,“通”的“正”“反”两义“同时合训”似乎又再次出现了。
通过以上两大层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打通”的确不太适合用来概括“钱学”方法。钱锺书本人的意见和钱著的实际情况都告诉我们,就“钱学”而言,“打通”更宜被视为一种世界观而非方法论,它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目标而非具体方法,“打通”概念本身的局限性也决定了它不具备成为方法论描述语的资格,更不用说“打通”原本并非“钱学”所独具的特色。与早期学者所宣扬的集方法与目的于一身的“辩证法”等概念不同,“打通”在方法的实践层面具有不容忽视的重大缺陷。“打通说”首先“误读”了钱锺书的信件,又未能充分意识到“打通”这个词本身语义的宽泛、模糊和内在冲突使其并不适合用以描述某种“方法”,这恐怕正是其一直无法取得真正突破,甚至反而造成人们对“钱学”的诸种疑惑的症结所在。也许,当我们尝试着将“打通”仅视为“钱学”目的或某种研究意识而非以方法苛求之时,会更有可能跳出某种研究框架的预设,从而真正把捉钱氏文字背后的真义,进而实现对“钱学”独特价值的发掘。
(二) “阐释循环说”:理论的“放大”及其有效性的消解
从“打通说”的发展史中可以看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即倡导者于理论建设中时时借助“阐释之循环”以补足自身的论述。或许正是由于“打通”的概念局限性使其容易遭遇或流于空泛或失之模糊的论说尴尬,因而不得不借助更具实践效果的“阐释之循环”对其加以具体化。的确,就其作为方法论概念的合理性而言,“阐释之循环”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首先,从词汇本身来看,作为西方诗学概念的“Hermeneutic Circle”(阐释循环)50,从一开始便具有明确的方法论意义。早在施莱尔马赫(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和狄尔泰( Wilhelm Dilthey)以其为核心概念建立近现代意义上的阐释学理论之前,德国语言学家阿斯特( G. A. Friedrich Ast)就已经赋予了这个概念具体运用时的“精神统一”原则,同时也早已强调了“部分-整体”这一“阐释循环”的基本运行层面。后来从施莱尔马赫到狄尔泰的诸多学者无不紧扣“方法论”视角对这一概念进行夯实、丰富与发展51,因而使其始终饱含着明确的方法指向与实践品格。经过翻译进入汉语语境之后,“阐释循环”的这一特征也没有削弱。因此,与“打通”本身固有的局限性相比,“阐释之循环”作为钱锺书诗学方法的描述似乎更具理论的自洽性。
其次,从概念史的角度来看,与“打通”几乎属于钱锺书本人自铸之“伟词”、缺乏具体而明确的概念阐释史相反,“阐释之循环”具有悠久的历史,几乎可以追溯至作为古典阐释学的源头之一的“圣经阐释学”。在宗教改革转向《圣经》文字研究的过程中,阐释学理所当然地面临着一个如何应用的方法论课题。在探索过程中,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等人将古代修辞学在追求“科学解释”时所订立的整体与部分关系原则挪用于阐释学领域,将其发展成一个“文本解释的一般原则”。用洪汉鼎的话说,这个原则即“文本的一切个别细节都应当从上下文即从前后关系,以及从整体所目向的统一意义即从目的去加以理解”52——也就是后世所谓的“阐释学循环”。在阿斯特等人正式对其命名并理论化之后53,这一术语又自然地“进入现代阐释学领域”54,依次经过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众多不同时代学者的建设与发展55,最终成为一个具有丰富历史性的理论概念。
最后,从概念自身的诗学“活性”来看56,“阐释之循环”比“打通”更具理论活力与发展空间。在“打通说”的发展史上,我们看到更多的往往是在“打通”的适用范围等外延性问题上反复甚至重复的论述,这样的探讨直接造成了一种表面热闹,实则长期缺乏真正推进的虚假繁荣现象。而“阐释之循环”固有的实践品格使其不得不随时应对变化中的时代和对象所提出的具体阐释要求,因而具有一种命定的自我反思性与内在生长性,从而在自我质疑、论辩、更新中不断趋近当下诗学实践。在西方阐释学史上,施莱尔马赫的“阐释循环”具有浪漫主义方法论特征,狄尔泰的“阐释循环”则有着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色,而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阐释循环”又具有哲学本体论色彩57,正是这方面的明证。具体到“钱学”方法研究中来说,则几乎所有“阐释循环说”论者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回答钱氏“阐释循环”与西方阐释学的关系问题,而何明星对李清良“阐释循环说”提出的商榷及其本人关于钱氏阐释学思想的辨析58,可以说是“阐释循环说”内部反思的典型案例——这样的反思与论辩对于“阐释循环说”的发展无疑是良性的。
通过以上两大概念的比较可以看出,“阐释之循环”的确具有“打通”所无法比拟的方法论价值。因此,以之概括钱锺书诗学方法,至少在概念层面上来说是有其合法性的。接下来需要追问的是,“阐释循环”是否称得上钱锺书诗学方法的特质?
概括说来,“阐释循环说”指的是以源自西学的概念“阐释之循环”为钱锺书诗学方法特征的一种观点。它从钱锺书关于“阐释循环”的一些具体论述出发,借助西方阐释学的理论,试图以一种中西交汇的视角重新审视钱锺书诗学方法,揭示其当代意义。这样的探索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对身处“全球化”语境的诗学研究者而言尤其富于启发性。然而,一个域外诗学概念是否真的能与“钱学”方法“若合符节”? 在“阐释循环”游走于异质文明之间时,其具体所指是否会发生变化? 这些问题在“阐释循环说”的支持者中似乎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由于夸大西学术语的阐发、建构功能,相对忽视了概念演变的历史性及其内涵的复杂性,缺乏对“理论旅行” ( the traveling of a theory)过程中变异情况的深入考察59,“阐释循环说”虽然为学界提供了新思路和富于启迪的个案研究,却在钱著整体特征的探讨上不无遗憾地陷入了以偏概全的理论泥潭。事实上,任何一个诗学概念都必然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阐释循环”同样无法溢出自身的理论有效半径。当人们试图以一个有着特定倾向的西学术语统摄丰富多样的“钱学”方法时,“阐释循环”就已经走向了理论“放大”的窘境。
1. “阐释循环说”的建立
早在《管锥编》面世之初,即有学者在讨论钱锺书学术方法时注意到钱锺书提到的“阐释之循环”。不过当时人们对这一舶来语似乎并未特别重视,更愿意使用“交互往复”之类的概念概括钱氏方法。60 20世纪80年代中期,孙景尧在分析《管锥编》时尝试将“阐释之循环”与“科技整合研究”(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相结合,倡导建立一种“循环综合研究方法”61,可以说为“阐释之循环”走向方法论建构打开了一扇窗。不久,黎兰又将“阐释之循环”视为钱锺书“打通”方法的具体表现之一62,标志着这一概念正式进入“钱学”方法论论域。不过此时的“阐释之循环”被视为“钱学”中的众多概念之一,尚未脱颖而出。
“阐释之循环”在“钱学”研究界崭露头角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时期,宋秀丽从训诂学方法的角度对其进行的分析和季进将其与“打通”加以综合的努力都较为引人注目63,不过此时更具代表性的学者为何开四与张隆溪。前者以西方阐释学为理论参照,分别从“语言内涵”“整体观”和“辩证思维”三个方面分析钱锺书“循环阐释”的特点,认为它“体现了钱先生分见两边,通观一体的整体观及生动的辩证思维”,呼吁重视钱锺书的“解释学理论和实践”。64 后者同样以西方阐释学,尤其是伽达默尔的理论与钱锺书所理解的“阐释之循环”相对照,认为这两位学者都看到了方法的局限性并强调审美经验的具体性。65 张、何观点的相似之处在于:通过比较钱锺书笔下的“阐释之循环”与西方阐释学的相应术语,认为钱氏“阐释之循环”与西方阐释学思想血脉相通;而对二者间可能的差异问题,两人则几乎均未涉及。
“阐释之循环”真正获得方法论意义而成为一“说”,大约是进入21世纪之后的事。李洲良认为,钱锺书“将中国古代思辨哲学与西方现代阐释学相互打通而获得了‘阐释之循环’的现代方法论意义”66,因而特别强调中国古代思辨哲学对钱氏学术方法的贡献,表现出鲜明的本土立场。何明星则认为,《管锥编》的方法乃是“以诠释人生为宗旨所形成的‘循环诠释’方法”,并将学界普遍认同的“打通”方法看作阐释循环方法的一个方面。67 这样,一直占据“钱学”方法论研究主导地位的“打通”便降至“阐释循环”体系中的从属地位了。不过,此论毕竟是针对《管锥编》而提出来的,“阐释循环”是否可以推至整个钱著仍有待进一步论证。
2007年前后,李清良实现了对钱锺书阐释思想研究的系统化,标志之一正是“阐释循环说”的建立。在李氏看来,钱锺书“‘阐释循环’论”的总纲具有融合中西阐释思想、“不断推进的多层循环”、以把握“事理” “心理” “文理”为目的、坚持“通观明辨”的辩证法等四个特征,在会通“阐释文本及作者全部作品”、风气与传统、各学科文献、不同文化等四个层面运行,强调突破各种界限以获得更大语境,通过“相看”增进理解、增添新意义,其具体方法包括“合观”“连类”等。作者还进一步指出,钱锺书“阐释循环”的精神在于“力图从各个方面、各个层面来圆融通透地把握对象”68。这样一来,“阐释循环说”既获得了理论“总纲”,又明确了适用范围,并且拥有独特的运行机制和与之相应的具体方法与“精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阐释循环”作为“钱学”方法论的地位至此也基本确立了起来。
通过对“阐释循环说”发展史的简要回顾可以发现:虽然其支持者们在诗学立场上存在本土与西学之别,但将其归入西学渊源,进而以西释中阐析“钱学”的观点形成了主流;另一方面,支持者们在将“阐释循环”视为方法论范畴这一点上均无异议。那么,“阐释循环”是否具备“钱学”方法论性质?“阐释循环说”所谓的“阐释循环”是否与西方诗学的“Hermeneutic Circle”别无二致? 在回答这些问题前有必要对西方阐释学史上的“Hermeneutic Circle”做一梳理。
2. “阐释循环/Hermeneutic Circle”与西方诗学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诗学范畴,西方阐释学史上的“阐释循环”始终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在整体与部分的往复考察中探寻意义。然而,其理论指向与应用范围却几经变换,至今未曾停止。
19世纪初,德国语言学家阿斯特赋予了阐释循环“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具普遍性的形式”69。在阿斯特看来,“一切理解和认识的基本原则就是在个别中发现整体精神,和通过整体领悟个别;前者是分析的认识方法,后者是综合的认识方法”,整体和个别之间相互制约,构成一个“和谐生命”,而二者之间“彼此结合和互为依赖”的双向阐释过程即所谓的“阐释循环”。70 阿斯特将“阐释循环”视为“分析”与“综合”两种方法的整合,为这一概念打上了鲜明的方法论烙印。不过,与后来很多学者的观点不同,阿斯特认为“阐释循环”并不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而是如许多具体认识过程一样有其终点。71
阿斯特之后,施莱尔马赫继续强调“整体↔部分”的双向循环,又通过“精神”(psychological)、“预先假定”(presuppose)等概念突出主体在“阐释循环”中的地位,点明了这一循环中“精神”和“技术”,亦即主体和客体两大维度。72 施氏不仅将“阐释循环”用于语法阐释中,而且也用于心理学层面。73他特别强调将阐释学建立在“对话”基础上,而其有关“阐释循环”的理解正是在“对话关系”的强调中形成的。有学者指出:“施莱尔马赫把理解的问题不仅跟本文的阐释,而且跟人们生动的对话联系起来, 对‘解释学循环’作出了比他的前人更加具体的描述。”74立足对话关系使施氏看到了克服循环的任意性的必要,其相应的做法即“将循环限定在个人生活的整体”,限定在“书写文本和作者的个性上”。75
在狄尔泰看来,“阐释循环”“也重现于个别作品与其作者的精神气质及其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它同样也复现于这部个别作品对其所属文学类型的关系中”。76 在承认作者的精神对理解和阐释的重要性的同时,狄氏力图将阐释纳入历史主义方法论范畴中,倡导一种“历史理性主义批判”。77 正如有学者分析的,狄尔泰这么做“不仅是为历史认识找寻认识论基础,而且也是为精神科学找寻认识论基础”,狄氏由此走向了对“精神科学”的强调。最终,在狄尔泰这里,阐释学发展为以“理解”和“解释”为核心的“精神科学”的一般方法论78,而他所谓的“阐释循环”也相应地带上了方法论色彩。
虽然狄尔泰提出了历史批判的问题,但其阐释循环却因“精神科学”概念的含糊不清及其“历史主义”的“反历史主义”矛盾而缺乏明朗色彩。79 到海德格尔的时代,这一循环甚至遭遇了“恶性循环”之讥。80 然而海德格尔认为,正确的做法是积极投入这一循环,因为它“包藏着最源始的认识的一种积极的可能性”。在海氏看来,阐释循环昭示了阐释学历史传统的存在,具有存在论的积极意义。阐释循环对意义的追求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意义结构”,而“意义现象”恰恰是植根于本体论的。81 这样,阐释循环由方法论向本体论的转型便由海德格尔这里开始了。
“阐释循环”在伽达默尔手中又有了新发展。自狄尔泰以来,阐释循环应如何面对历史就始终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课题。与狄尔泰从生活的历史性出发,进而从认识论角度建立“精神科学方法论”的努力不同,海德格尔率先从本体论角度重新审视历史问题,但他对主体的过分强调遭到了“非理性解释”的质疑。82 伽氏认为,所谓“整体”并非“历史的全部意义”,而“只能理解为相对的”。83 通过“效果历史”这一著名术语,伽氏最终解决了历史在“阐释循环”中的应用问题。所谓“效果历史”,简单说来,就是要求“将一个人自己的处境上升到意识的高度,以‘检察’它处理文本或传统的方式”。 “效果历史”是不受阐释者支配的,亦即所谓的“与其说历史受意识支配,不如说意识受历史支配”。84 伽氏的阐释循环拒绝“整体”的给定性和阐释的即时性,主张理解是一个“不断地从整体到部分又从部分回复到整体”的过程,阐释循环的任务就是“在同心圆中扩大被理解的意义的统一性”。85
帕尔默(Richard E. Palmer)在谈到阐释循环时,曾借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概念指出:“一部文学作品总是携带着与自己的理解相关的语境;阐释学中一个根本问题便是个人视域如何与作品视域相融合的问题。”86伽氏所谓的“从整体到部分又从部分回复到整体”,正是要求阐释者在“效果历史”原则指引下,将传统与个人的“前理解”带入具体对象的阐释之中,通过与对象紧密相连的“前见”的“视域融合”而达到正确理解。值得注意的是,伽达默尔眼中的阐释对象已不仅仅是施莱尔马赫的“本文”或狄尔泰的“社会历史生活”,几乎囊括一切生活现象。87 这无疑实现了阐释循环真正的一般化与普遍化。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西方阐释学的“阐释循环”并非固定不变的概念,其具体内涵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之中。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阐释循环虽然总在“‘整体-部分’的辩证关系中”展开,却经历了“语法、心理、生命和存在这样几个环节,由外向内,由表及里,层层递进,逐步扩大,最终实现了从方法到本体的嬗变”,因此,阐释循环“既有认识论、方法论意义,同时又具有本体论意义,它是立体的、全方位性的”。88 显然,西方诗学中的“阐释循环”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且多变的复杂范畴,并不只限于方法论领域。因此,在借用这一概念对钱锺书诗学进行分析时,便不能不加区别地将涉及多重意蕴的“Hermeneutic Circle”与钱氏所谓的“阐释之循环”简单画等号,也不能笼统地以其阐发钱氏诗学,而应根据具体文本对两者谨慎加以验证,寻找其理论契合点。
3. 危险的旅行:从“阐释循环”到“循环阐释”
当然,强调“Hermeneutic Circle”的丰富内蕴并非拒斥借用和吸收这一西学范畴,而是为了确保跨文化理论阐释的有效性。这就使我们再次回到萨义德提出的“理论旅行”问题上。“理论旅行”形象地描述了理论跨越时间和空间进行传播与获得接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常常暗含着“旅行”中的理论与其接受域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其自身在新的时空语境中也将发生一定程度上的改造甚至变异。89 从这个角度来讲,在汉语语境下将内蕴丰富的“Hermeneutic Circle”化简为单一的方法论范畴并加以运用,似乎也属于理论旅行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阐释循环说”是怎样使生长于西方诗学领域的“阐释循环”完成其“理论旅行”而应用于“钱学”研究领域的呢?
可以肯定的是,“阐释循环”从西方阐释学界向钱锺书研究界的“旅行”,所带来的绝不只是概念的新鲜感,更是一个重要的比较诗学课题。从比较诗学的角度来看,某一理论范畴进入一个异质文化语境并最终获得认可与吸收,一般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况:其一为接受方全盘袭用并基本保留其原汁原味,例如“结构主义” ( structuralism) 、“外部研究” ( the extrinsic study) 、“内部研究” ( the intrinsic study)等概念在国内学界的接受;其二为部分吸收、部分以本国诗学资源进行补充、发展和改造,形成与外来术语同形异质的概念新形态,比如新批评的“张力”概念在国内的接受90;其三则是以本国固有的诗学资源对外来概念进行阐发,或赋予外来概念以本国诗学特质及精神,或激活本国诗学传统中的对应概念,最终实现外来诗学范畴的“归化”——比如有学者致力于建立的“中国解释学”中的“解释学”概念。就“阐释循环”在“钱学”研究领域的应用而言,其接受情况主要表现为后两种形态。
以中国传统理论重释阐释循环的学者可以以李清良为代表。李氏认为,钱锺书的“‘阐释循环’论”“不可能直接来自于西方阐释学”,它“首先是对孟子、王安石、苏轼、薛蕙等人相关说法的继承与发挥,然后才是与西方阐释学的沟通与融合”,是“中国学术追求‘会通’之学的一个突出表现”。91 客观地说,李氏所谓的“‘阐释循环’论”主观建构的痕迹是比较明显的——作者首先预设了钱锺书“‘阐释循环’论”这一体系,接着按图索骥以证明这一体系的存在,似乎并未意识到钱氏既未建设过这个所谓的“论”,钱著中也并未给予“阐释循环”过多重视的事实。不过,李文的观点虽值得商榷,其寄望于将阐释循环定为“国产”、以本国古典诗学资源替换西学术语内核的良苦用心却跃然纸上。
李文的绝对化倾向引发了“阐释循环说”内部的讨论,何明星便撰文指出,钱锺书的“阐释循环”一方面受到古代阐释方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有意识地借鉴”西方阐释学并将二者相结合的结果。92 这一观点成为“阐释循环说”的主流认识。耐人寻味的是,许多倡导者在对“阐释循环”加以应用时不约而同进行了细微调整,即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阐释循环”置换为“循环阐释”。93 表面看来,这一变化仅仅是调整了“阐释”与“循环”两个词语的位置,整个词组的意义似乎并未发生大的变化,然而其所造成的强调对象的变化却不应忽视。在汉语语境下,从“阐释循环”到“循环阐释”常常暗含着一个从强调“阐释”到强调“循环”的意义取向上的微妙变化。从上文对西方“阐释循环”发展史的梳理中可以看出,整体与部分的“循环”几乎是从古到今未变的“常量”,“阐释循环”之所以经历了一个由认识论到方法论再到本体论,由“恶性循环”到积极“循环”的发展,完全是历史上各位学者的不同“阐释”所致。可以说,西方“阐释循环”概念的意义架构恰是“阐释”而非“循环”所赋予的。
上述“钱学”研究者则在以“循环阐释”替换“阐释循环”的过程中,不期然地将论述焦点转移到了“循环”上。这很容易令人想起中国古典哲学、诗学中有关“循环”的丰富思想与论述。例如《老子》中就有“反者道之动”的说法,陈鼓应解释为“道的运动是循环的”94;《吕氏春秋》论音乐时也有“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莫不咸当”的刻画95;《文心雕龙·时序》更有“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枢中所动,环流无倦”这样关于文学史的形象描述96。与古典哲学思想和诗文理论相呼应,古代诗歌创作中也出现了“回文诗”这一特殊的循环式诗体。“钱学”研究者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向对“循环”的强调,或许正是本土诗学对外来术语的某种或被动防卫或主动包容的应对性重释力量所致。那么,为什么中国学者对“阐释”的关心会退居第二位? 或许是中国传统学术悠久的阐释历史所致。一如我们在漫长的经典注疏史中所看到的,“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所强调的,往往是“注”的方式即“怎么注”的问题,至于“注”这一行为本身则天经地义,无须再作强调。有学者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史就是一部注经、解经的历史, 无论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都表明了某种诠释立场。”97中国学者在古典诗学传统的影响下早已形成了强烈的“阐释”意识,因此具体到“阐释循环”的问题上,其更为关心的也就不是阐释本身,而是如何阐释的问题。
从“阐释循环”到“循环阐释”的调整近乎不动声色地实现了对外来诗学概念的本土重释。无论这一做法是自发的还是自觉的,都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诗学传统的强大力量。不过,虽然从比较诗学的角度来说,某种诗学理论或概念范畴在跨文化“旅行”过程中产生视点的偏转,甚至反转都不足为奇,但“循环阐释”却并不属于这类情况。因为,“阐释循环说”的众多支持者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改造而来的“循环阐释”概念是否具备充分的学理性? 事实上,只要跳出中西理论焦点的“暗斗”,转而专注概念本身,我们是不难发现“循环阐释”的弊端的。除非我们时刻提示“循环阐释”与“阐释循环”的内在关联,否则就很难阻止人们将“循环阐释”与逻辑学中的错误方法——“循环论证”——混为一谈。至少,人们也将在如何区分“循环阐释”与“循环论证”这个问题上一头雾水。这无疑是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为了“阐释循环”的本土化而将其改造为“循环阐释”;另一方面却必须在使用新术语时,时刻强调其异文化渊源。如此一来,“循环阐释”这样的改造又有何必要?
中国学者在理解、接受异文化诗学范畴时,理应从本土诗学传统出发,力争对异域学说融会贯通,乃至做出一定改造,以中国智慧丰富世界诗学资源。“阐释循环说”虽然是在对此加以践行,但其将“阐释循环”置换为“循环阐释”的策略却值得商榷,这一“理论旅行”的背后暗藏着有悖学理和逻辑的危险。
4. “阐释循环”与钱锺书诗学方法
倘若放弃“循环阐释”这一有缺陷的概念,代之以更为严谨的理论术语,那么,将“阐释循环”视为钱锺书诗学方法的总体特征是否就不会再有争议了呢? 钱著本身给出的答案似乎仍是否定的。
“阐释循环说”论者常引以为据的是《管锥编》中的下述一段:
乾嘉“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指。虽然,是特一边耳,亦祗初桄耳。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词”),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文”);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 ( 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者是矣。 《鬼谷子·反应》篇不云乎:“以反求覆?”正如自省可以忖人,而观人亦资自知;鉴古足佐明今,而察今亦裨识古;鸟之两翼、剪之双刃,缺一孤行,未见其可。98
仅从这一段文字来看,钱锺书在此讨论的显然是如何追踪文本意义的问题。细加辨析,这段话大致包含四层意思:第一,介绍清代“朴学”考察文意的方法,并指出其片面之处——“是特一边耳,亦祗初桄耳”;第二,提出对清儒方法的补充意见,即:考察文意不能只循“字→句→篇→全书”这个单一路线,同时也应循“全书→篇→句→字”加以反向考辨,将正反两个方向的分析结合起来;第三,在考察具体文本时,也不能忽略对作者叙述风格、当时流行的文风和体裁等的全面审视,把对文意的探讨延伸至文外的社会语境;第四,通过以上三方面的综合、动态考察,才能够“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这一方法与西方的“阐释之循环”非常相似。
显然,上述四层意思有一个共同指向,即“全书之旨”——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文本意义”。可见,钱锺书此论的核心乃是如何正确把握文本的意义,并非“阐释循环说”论者所谓的建构一个“阐释循环”方法论——这一西学概念不过是其所引入的参照对象而已。那么,钱氏为什么要引入“阐释循环”概念? 从全文语境来看,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补充清儒单一研究思路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强调文本意义分析的整体性和动态性要求——即是说,一个文本的意义不是经过简单追踪就能把握的,需要进行反复多次的整体考察,在运动中接近其真实的内核。
这一判断是否符合钱著实情? 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做进一步分析。
首先,如果将这段文字还原至《管锥编》语境下便可发现,钱锺书在此讨论的是结合全文语境对具体文本进行理解和分析的问题,“阐释之循环”是作为这个论析过程中的重要例证而提出,实为整则札记中讨论的第二级问题。在有关“阐释之循环”的引文之前,钱锺书先从杜预对《左传·隐公元年》中“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一句的注释出发,谈起了字义理解的复杂性。钱氏认为,杜预将“不暱”解释为共叔段“不亲”庄公是错误的,所谓“不暱”指的其实是共叔段周围的人不愿依附于他本人,其判断依据正源自对上文“厚将得众”与下文“多行不义”的具体考辨。但钱锺书并非简单指出杜预之误,而是从这个错误产生的原因出发进一步引申,提醒人们句法格式与语句意义之间的复杂组合关系,最终概括出“不×不×”句式中“因果句”和“两端句”两大类型。99 在借助佛典中的相似句式再次进行分析之后,钱氏指出:“故祗据句型,末由辨察;所赖以区断者,上下文以至全篇、全书之指归也。”100接下来又援引王安石“考其辞之终始,其文虽同,不害其意异也”一段话,赞为“明通之论”,并将其与孟子“不以文害词,不以词害志”和《庄子·天道》中的“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相提并论。101 而在连续列举晁说之、苏轼、顾炎武等的相关论述之后,钱氏意犹未尽,继续以《孟子·梁惠王》和《列女传·齐管妾婧》中的“老老”“幼幼”“少少”为例,强调古代典籍中“文同不害意异”,因而“不可以‘一字一之’,而观‘辞’( text)必究其‘终始’( context)耳”。钱氏认为,不同文本中广泛存在的“字义同而不害词意异,字义异而复不害词意同”的现象,要求解读者绝不能“以一说蔽一字”,而应回到具体语境加以分析。102 如此反复论析之后,接下来才出现前引那段“阐释之循环”的论述。在这之后,钱氏又结合戴震经学方法中虽能“分见两边”却未能“通观一体”,以致“自语相遏”的问题,将佛教经文与“阐释之循环”再次捉至一处,认为阐释循环与佛经所谓“一切解即是一解,一解即是一切解”的精神相通。103 无论在上述哪段论述中,钱锺书对文本整体语境的强调都是显而易见的。 “全篇、全书之指归”“考其辞之始终”“观‘辞’(text)必究其‘终始’ (context)”“通观一体”等,无一例外都在强调整体考察的重要性。虽然钱氏在提及“阐释之循环”时也谈到了“大”-“小”“本”-“末”等有关部分与整体关系的问题,其本意却是强调“整体”而非“局部”的价值。这与“Hermeneutic Circle”对“整体”和“局部”的同时强调是有所不同的。
其次,从整个钱著来看,钱锺书对西方诗学的“阐释循环”概念尚未欣赏到要借其创立所谓“‘阐释循环’论”的地步。在对《管锥编》进行修订时,钱锺书曾就“阐释之循环”这一节进行过两处“增订”。其中,第一处只就“阐释循环”的概念史增加了一个注释,而且似乎更倾向于将其定位于修辞学领域104;第二处则论述较为详细:
“一解即一切解、一切解即一解”与“阐解之循环”均为意义而发。当世治诗文风格学者,标举“语言之循环”(philological circle),实亦一家眷属。法国哲学家谓理解出于演进而非由累积:“其事盖为反复形成;后将理解者即是先已理解者,自种子而萌芽长成耳”。“先已理解者”正“语言之循环”所谓“预觉”、“先见”(anticipation,Vorsicht)也。105
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认为“阐释之循环”的目的是追求“意义”;二是将其与法国学者梅洛 庞蒂(M. Merleau-Ponty)所谓的“语言之循环”合观,点出“理解”对于“阐释之循环”的重要性。前一点与钱氏对追踪“全篇、全书之指归”的强调相一致,并不令人意外;后一点却一边引入“语言之循环”,一边又援引年轻辈的庞蒂的说法而直接越过对“阐释循环”贡献更大,也更具代表性的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前辈学者,则着实令人诧异了。考虑到钱锺书对于“语言的狡黠”的一贯警惕106,这一不太符合常规的选择或许说明:对钱氏而言,“阐释循环”的主要价值是其在语言解读方面所给予的启发和帮助。而就钱著整体情况而言,除了在“隐公元年”这一节的讨论中出现之外,“阐释之循环”也几乎不再出现于他处。这样看来,虽然“阐释循环”这一诗学范畴得到了钱锺书的肯定,但在“钱学”中似乎并不像某些倡导者所鼓吹的那么重要,倒是近年来有学者提出的“同异关系辩证方法”更能道出其真谛。107
此外,“阐释循环说”以“循环阐释”置换“阐释循环”所表达出来的对于“循环”的重视,同样与钱著不甚相符。通观钱著,我们甚至可以说:钱锺书对论证过程中的“循环”与其说是提倡,毋宁说是警惕的。早在年轻时代讨论王充《论衡·对作篇》时,钱氏便已分析指出其中“以言之美恶取决于所言之真妄”的“循环论证”错误。108 虽然通过循环考察可以帮助读者在反复推敲部分与整体的基础上更全面地把握作品,但“循环”本身的“周而复始”却也带来了逻辑上循环论证的可能性——正如王充将论证的结论变成了论证的前提。因此,在钱锺书对“阐释循环”的理解中,与“循环”相对应的“交互往复”不过是阐释的第一步,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义解圆足”,即是说,“循环”并非重点,更重要的是对文本意义的全面把握。在《管锥编》的有关讨论中,无论是对鬼谷子“以反求覆”的援引,还是“自省可以忖人,而观人亦资自知;鉴古足佐明今,而察今亦裨识古”的议论,其目的都是为阐释过程引入一种辩证思维,从而最大限度地防止阐释者迷失于“循环”之中——这与“阐释循环说”的支持者们对“循环”的强调显然相反。
综上,“阐释循环”在钱著中有其特定的应用范围、意义和理论重心,就“钱学”而言并不具备整体的适用性;而“阐释循环说”论者的理论重释与改造也并不能充分适用于钱著的实际。“阐释循环”虽然勾勒出了“钱学”方法论某一侧面的特征,具有一定的诗学价值,却仅仅是煌煌钱著的具体特征之一,试图以之概括整个钱锺书诗学方法论的做法恐怕有以偏概全之嫌。
当源于西方诗学的“Hermeneutic Circle”被引入钱锺书诗学方法论研究时,有关这一概念的三种不同理解便开始交织在一起,即:西方诗学的“阐释循环”、钱锺书眼中的“阐释循环”与“阐释循环说”论者的“阐释循环”。西方学界的“阐释循环”并不仅限于方法论领域,而是具有丰富的内涵且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之中,它的理论重心在于“阐释”。钱锺书理解的“阐释循环”与其西学内涵较为接近,强调根据整体性原则,通过字义解析而对文本意义进行具体、准确的动态把握,不过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深入透彻地发掘文意,因而其理论重心同样落在“阐释”而非“循环”上。“阐释循环说”论者所谓的“阐释循环”则经过了一番跨文化重释与改造,将理论重心调整到了“循环”一端。这原本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比较诗学个案,然而新术语“循环阐释”本身的学理缺陷不仅使这一重释暗藏危险,同时也削减了术语改造的意义。
“阐释循环说”虽然描述了钱锺书诗学方法论的某些特征,然而其笼统理解并过分拔高西方阐释学及“阐释循环”在钱著中作用的论证方式却是不妥当的。“阐释循环”概念丰富多样的西学指涉很难,也不应该直接而不加区分地挪移至“钱学”之中。“阐释循环说”借西方诗学理论对钱著进行阐发的思路无可厚非,其紧扣本土诗学传统的立场与相关的论述策略对比较诗学研究而言也具有参考价值,但是,其倡导者在某种程度上对钱锺书的有关论述进行了过度阐释,忽视了钱著本身这一最重要的评判标准,最终导致了概念的混淆与理论的放大,陷入偏离对象本身言说对象的学理之蔽。“阐释循环说”所导致的理论有效性的缺失警示我们,既不可对概念囫囵吞枣、盲目夸大其理论功效,又不可堕入外来诗学概念的理论框架而对“钱学”做草率切割。或许,只有以西学为参照而非立论基点,立足于“钱学”本身,通过对煌煌钱著的具体、深入分析来追踪、勾勒、概括钱锺书诗学方法论,才是真正可靠的研究路径。
以上我们大致梳理了国内外三十多年来有关钱锺书诗学方法的研究,并就“打通说”和“阐释循环说”这两大主流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我们的献疑与商榷意见并非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否定,而是希望就钱锺书诗学方法研究提出新的思考路径。“打通说”和“阐释循环说”所暴露出来的问题除了与“打通”和“阐释循环”在概念层次上的局限性有关之外,实际上也反映了研究者在整体思路上的某种理想化倾向——即希望找到一个宏观概念,一劳永逸地解决对宏富深湛的钱锺书诗学方法进行概括的这个大问题。
这样的研究方式显然是自德国古典主义哲学以来那种围绕特定核心概念构筑理论大厦的思路的延续。其长处是观点集中、主旨明朗;缺点则是极易抹杀材料的丰富性或忽视问题的复杂性——除非研究者本人既能像上帝一般洞悉一切,又能如圣人一般“克己复礼”,完全不受主观情绪的干扰。从《管锥编》开篇对黑格尔有关汉语的汗漫大言的批判来看,这一研究方式所期待的那种完美研究者是不存在的。如果说,在18、19世纪,由于人类认识水平和知识传播的有限性,这样的思考方式还能够表现出较大的价值与魅力的话,那么进入全球化时代,随着人类知识爆炸和信息传递的极速化与普遍化,依旧希望以唯一的既定概念概括诸如钱锺书诗学方法一般丰富、多样的理论思想的做法就几乎变成了一种神话——或许这也是钱锺书坚决回避在其著作中构筑所谓的理论体系的原因之一吧! 不过,在笔者看来,建构一个理论或学说体系本身无可厚非,甚至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系统化的思考有助于形成一个天然的反思机制,从而对理论系统中的每一部分起到一种“自检”作用,最终达到纠谬、修正的效果,增强观点与认识的可靠性。关键问题是如何构建这个系统。应该说,钱锺书对“系统”的拒斥更多是出于对那种“为系统而系统”的空疏建构方式的反感,而非直接否定系统本身。就钱著自身而言,我们很难想象钱氏洋洋洒洒上千万言的著述、笔记全是毫无关联的意到笔随、即兴评点的产物,更不用说钱著中还有“参观”“别见”等大量明显发挥串联、系结作用的词语为证。钱锺书的诗学方法也是如此。虽然并没有提出一个系统的方法论,但钱著中不仅大量出现有关方法的论述,而且这些论述本身也是互相联系、层级分明的。不过,“打通说”和“阐释循环说”的局限性启示我们,这些多层次、多样化的方法论思想很难全部统摄于某一个概念的框架之内,而只能从其所属的具体层面入手分别加以归纳和整理。
因此,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梳理钱锺书诗学的方法论思想,发见其各个层面的理论关键词,进而寻绎其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最终实现对钱锺书诗学方法论的整体把握,便成为我们研究过程中的总体思路,而其间每一环节的具体任务则构成了本书的主要研究目标。为保证这一研究目标的有序实现,本书在结构上大致做出如下安排:
第一章从诗学形态入手,力争通过方法论的外部形态直接把握钱锺书的诗学方法。本章主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钱锺书诗学形态具有怎样的特点?这些特点是如何形成的? 它们与方法论之间有何联系?
第二章从主体建构层面对钱锺书诗学方法展开探讨,主要回答下述问题:从方法论角度来看,钱锺书对主体的关注有哪些方面的表现? 在诗学主体的建构方面有哪些具体追求?
第三章是本书的核心部分,主要探讨钱锺书诗学的批评模式问题。本章讨论的主要问题包括:钱著中存在一个怎样的批评模式? 这一模式建立在何种理论基础之上? 该模式在具体的诗学实践中是如何实现的? 有何特点?
第四章从论述逻辑层面对钱锺书诗学方法进行分析,力求把握钱著逻辑层面的独特性,将分别就钱锺书论述逻辑的结构与实践中的具体表现进行探讨。
笔者认为,钱锺书诗学方法的“潜体系”正是上述四大层面的有机统一。就其外部形态而言,“钱学”方法表现出“析理论世”的鲜明特点,而以“理趣”和“游戏”为突出表征;从主体层面来看,这一体系对主体建构的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提倡研究者向“解人”的理想目标进发,表现出对“博通”“疏离”“胆识”“精审”与“活法”等五大主体原则的自觉重视;在批评模式上,钱锺书往往循着“质疑-考证-比较-引申”的流程展开,继承并发展了古典诗学中的“连类”与“涵泳”方法,既通过创建多元视域、倡导“文本中心”以确保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又高度重视研究者本人的揣摩与体悟,力争就对象展开多元、反复的考辨;在论述逻辑上,这一方法体系则以“思转自圆”为中心,通过“步步为营”的线性结构和“同异互现”的网状结构,构筑起了一个潜在的、独具特色的逻辑系统。析理论世的诗学形态、“解人”谈艺的主体建构、多元考辨的批评模式、思转自圆的论述逻辑,共同演绎了钱锺书诗学方法的“四重奏”。
1 钱锺书在谈到赵翼对陆游的推崇时指出,前者仅凭后者在少数场合宣扬所谓“性理”便认为其在诗歌创作上“得力性理”,浑然不察后者在更多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对“道学”的无视,不懂得“诗人口头兴到语,初非心得”,故而“尊之适所以困之”。见《谈艺录》,第324-326页。钱著中类似论述还有很多,如《谈艺录》第50 则中的“尊之适所以贱之”等,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2 郑朝宗:《〈管锥编〉作者的自白》,《人民日报》1987年3月16日,第八版。此信又于1992年发表于《钱锺书研究》。罗厚辑注:《钱锺书书札书钞》,见钱锺书研究编辑委员会编:《钱锺书研究(第三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第298-299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3 郑朝宗:《〈管锥编〉作者的自白》,《人民日报》1987年3月16日,第八版。
4 郑朝宗:《研究古代文艺批评方法论上的一种范例——读〈管锥编〉与〈旧文四篇〉》,《文学评论》1980年第6期,第54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5 乐黛云:《中国比较文学的现状与前景》,《中国社会科学》1986 年第2 期,第203 -204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6 参阅黎兰:《文人的手眼——〈宋诗选注〉的一个特色》,见钱锺书研究编辑委员会编:《钱锺书研究(第一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113页。
7 季进:《阐释之循环——钱钟书初论》,《阴山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第7页。
8 季进:《论钱钟书著作的话语空间》,《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第115-116页。
9 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见钱锺书:《旧文四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7页。或见《七缀集》,第7页。其中原句修改为:“我想探讨的,只是历史上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
10 陈子谦:《钱学论(修订版)》,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690页。
11 陈子谦:《钱学论(修订版)》,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694-697页。
12 同上书,第699页。
13 乐黛云:《中国比较文学的现状与前景》,《中国社会科学》1986 年第2 期,第203 -204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14 钱锺书:《通感》,见《七缀集》,第64页。
15 钱锺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见《人生边上》,第132页。
16 郑朝宗:《〈管锥编〉作者的自白》,《人民日报》1987年3月16日,第八版。又见罗厚辑注:《钱锺书书札书钞》,见钱锺书研究编辑委员会编:《钱锺书研究(第三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第298-299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17 《谈艺录》,第76页。
18 参阅上文所引郑朝宗论文,此处不再赘述。
19 Qian, Zhongshu. 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Ed. and trans. Ronald Eg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5.
20 Ibid.
21 艾朗诺:《〈管锥编〉英文选译本导言》,陆文虎译,《文艺研究》2005年第4期,第59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22 相关信息见译者“附识”。同上,第64页。
23 陈子谦:《钱学论(修订版)》,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700页。
24 同上书,第697-699页。
25 同上书,第690页。党圣元也认为:“‘打通’古今、中西以及人文学科各科之间的樊篱,融通观之,既是钱学方法论的特点之一,也是钱氏的研思目标。”参阅党圣元:《钱钟书的文化通变观与学术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第180-197页,(转)第208页。
26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36页。
27 《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第351页。
28 季进:《论钱钟书著作的话语空间》,《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第115页。
29 张文江:《钱钟书:营造巴比塔的智者》,《社会科学报》2003年6月26日,第006版。
30 陈子谦语。见陈子谦:《钱学论(修订版)》,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690页。
31 王大吕:《“中西会通”与钱钟书的文化“打通说”》,《探索与争鸣》1993年第2期,第60-63页。
32 钱锺书:《徐燕谋诗序》,见《人生边上》,第229页。此序一度佚失,后经郑朝宗无意中发现并抄录下来而得以保存。
33 钱锺书:《诗可以怨》,《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第21页。又见《七缀集》,第129页。
34 分别参阅李洪岩:《关于“诗史互证”——钱钟书与陈寅恪比较研究之一》,《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第48-53页;胡晓明:《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第67-73页;刁生虎:《陈寅恪与钱钟书学术思想及治学方法之比较》,《史学月刊》2007年第2期,第90-103页。
35 参阅王守雪:《“打造”与“解构”——徐复观与钱钟书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不同范式》,《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第84页。
36 季进:《钱锺书与现代西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33页。
37 钱锺书:《作者五人》,见《人生边上》,第290-291页。 “山潭野衲”之译名尽显钱锺书翻译的机趣,这位西哲的名字今天多译为“桑塔耶那”或“桑塔亚纳”。
38 汉语大字典编纂委员会编纂:《汉语大字典(九卷本)(第二版)》,武汉:崇文书局,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4100-4101页。
39 《管锥编》,第4页。
40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1-72页。此书为经韵楼藏版《说文》影印本,标点及着重号均为笔者所加。
41 王大吕:《“中西会通”与钱钟书的文化“打通说”》,《探索与争鸣》1993年第2期,第28页。
42 蔡田明:《〈管锥编〉述说》,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第49页。虽然同样将“打通”视为“手法”,但蔡田明是国内较早看出“打通”“有边有界”而不可随意“逾越”的学者之一,可参阅此书第49-51页。
43 白克明:《评〈管锥编述说〉》,《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第65页。
44 《管锥编》,第3-14页。
45 罗厚辑注:《钱锺书书札书钞》,见钱锺书研究编辑委员会编:《钱锺书研究(第三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第308 页。又可参阅《管锥编》,第247 -251 页与《谈艺录》,第505-507页“补订”中钱锺书的有关论述。
46 张隆溪:《走出文化的封闭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16页。
47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89页。
48 同上书,第289页。
49 张隆溪:《走出文化的封闭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年,第216 -217页。
50 “Hermeneutic Circle”一词的中译,钱锺书用的是“阐释之循环”,国内阐释学研究者一般用“解释学循环”“阐释学循环”“诠释循环”等,“钱学”研究者多使用“阐释循环”。这些概念的意思是一样的,只是具体的译词不同。本书正文中对上述译词的使用原则为:笔者自己分析论述时,使用“阐释循环”,不加双引号;引用阐释学研究者的说法时,统一使用“阐释学循环”并加双引号;引用“钱学”研究者的说法时,统一使用“阐释循环”并加双引号;借用钱锺书的说法时,使用“阐释之循环”并加双引号。
51 参阅E. H. 舒里加:《什么是“解释学循环”》,曹介民、杨文极摘译,《哲学译丛》1988年第2期,第69-74页。阿斯特的有关论述也可参阅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7-68页。
52 参阅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第39页。
53 格朗丹认为“阐释循环”概念在阿斯特那里才得到了“第一次也是最普遍的( most universal)形式”。见Grondin, Je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Trans. Joel Weinsheim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65. 中译本可参阅让·格朗丹:《哲学解释学导论》,何卫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11页。钱锺书也认为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者为阿斯特,见《管锥编》,第281-282页。
54 SchÖkel, Luis Alonso, and José Maria Bravo. A Manual of Hermeneutics. Trans. Liliana M. Rosa.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88. 73.
55 参阅E. H. 舒里加:《什么是“解释学循环”?》,曹介民、杨文极摘译,《哲学译丛》1988年第2期,第69-74页。
56 此处对生物学术语“活性”的借用旨在表明,某些诗学概念本身即蕴含着从其对立面进行反思的空间与可能,体现出钱锺书常常强调的“相反相成”特性,因之往往具有强大的理论活力。
57 Grondin, Je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Trans. Joel Weinsheim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63-123. 中译本参阅让·格朗丹:《哲学解释学导论》,何卫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08-196页。
58 何明星:《钱锺书“诠释循环”与西方诠释学的关系辨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61-65页。
59 Said, Edward W. “Traveling Theory. ”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By Edward W. Sai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226-247.
60 马蓉:《初读〈管锥编〉》,《读书》1980年第3期,第43-44页。
61 孙景尧:《关于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思考——〈管锥编〉〈攻玉集〉读后偶记》,《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第48-49页。
62 黎兰:《文人的手眼——〈宋诗选注〉的一个特色》,见钱锺书研究编辑委员会编:《钱锺书研究(第一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113页。
63 分别参阅宋秀丽:《〈管锥编〉的训诂理论与实践》,《贵州大学学报》1991 年第4 期,第35-40页;季进:《阐释之循环——钱钟书初论》,《阴山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第1-10页。
64 何开四:《碧海掣鲸录——钱钟书美学思想的历史演进》,成都:成都出版社,1990年,第237-250页。
65 参阅张隆溪:《自成一家风骨——谈钱钟书著作的特点兼论系统与片段思想的价值》,《读书》1992年第10期,第90-93页。
66 李洲良:《“易”之三名与“诗”之三题——论钱钟书〈管锥编〉对易学、诗学的阐释》,《黑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第72页。
67 何明星:《〈管锥编〉诠释方法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7-98页。该书是在作者200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
68 李清良:《熊十力陈寅恪钱锺书阐释思想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39-151页。
69 格朗丹语。见 Grondin, Je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Trans. Joel Weinsheim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65. 中译本可参阅让·格朗丹:《哲学解释学导论》,何卫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11页。
70 弗里德里希·阿斯特:《诠释学(1808)》,洪汉鼎译,见洪汉鼎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7页。有英译者将本段核心语句译为“一切理解和认识的基本法则为:在个别中发现整体的要义,同时在整体的语境中把握个别”。可参阅 Grondin, Je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Trans. Joel Weinsheim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65. 中译本参阅让·格朗丹:《哲学解释学导论》,何卫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11页。
71 阿斯特指出:“个别预先假设整体观念、精神,而这观念、精神通过遍及个别整个系统而塑形自身于活跃的生命,最后又再返回到自身。随着精神这种向自身原始存在的返回,解释的循环结束了。”参阅弗里德里希·阿斯特:《诠释学(1808)》,洪汉鼎译,见洪汉鼎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72 Schleiermacher, Friedrich. Hermeneutics and Criticism and Other Writings. Trans. Andrew Bowi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09. 引文为笔者自译。
73 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80页。
74 E. H. 舒里加:《什么是“解释学循环”?》,曹介民、杨文极摘译,《哲学译丛》1988年第2期,第70页。
75 参阅Grondin, Je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Trans. Joel Weinsheim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74-77. 中译本可参阅让·格朗丹:《哲学解释学导论》,何卫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24-129页。
76 狄尔泰:《诠释学的起源》,见洪汉鼎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90页。
77 参阅Grondin, Je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Trans. Joel Weinsheim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84-85. 中译本可参阅让·格朗丹:《哲学解释学导论》,何卫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39-141页。
78 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98-110页。
79 同上书,第117-119页。
80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王庆节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78页。
81 同上书,第179页。
82 参阅E. H. 舒里加:《什么是“解释学循环”?》,曹介民、杨文极摘译,《哲学译丛》1988年第2期,第71-72页。
83 Gadamer, Hans-Georg. Foreword to the Second Edition. Truth and Method. By Gadamer. Trans. Garrett Barden and John Cumming. New York: Sheed and Ward, 1975.ⅹⅹⅲ. 引文为笔者自译。中译本参阅汉斯 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84 Grondin, Je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Trans. Joel Weinsheim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10-115. 中译本可参阅让·格朗丹:《哲学解释学导论》,何卫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77-183页。
85 Gadamer, Hans-Georg. Truth and Method. Trans. Garrett Barden and John Cumming. New York: Sheed and Ward, 1975. 259. 中译本参阅汉斯 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年,第373页。另外第一句的译文还可以参阅殷鼎(译自德文):“理解永远是由整体理解(解释者的前理解)运动到部分(传统之一部分)又回到整体的理解(解释者所达到的新的理解)。”(殷鼎:《理解的命运——解释学初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147页),以及何卫平(译自英文):“理解永远是从整体理解(解释的前理解)运动到部分(传统之一部分)又回到整体的理解。”(何卫平:《解释学循环的嬗变及其辩证意义的展开与深化》,《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第43页。)
86 Palmer, Richard E. Hermeneutics: Interpretation Theory in Schleiermacher, Dilthey, Heidegger, and Gadamer.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9. 25. 引文为笔者自译。中译本参阅理查德·E.帕尔默:《诠释学》,潘德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1页。
87 参阅E. H. 舒里加:《什么是“解释学循环”?》,曹介民、杨文极摘译,《哲学译丛》1988年第2期,第72页。
88 何卫平:《解释学循环的嬗变及其辩证意义的展开与深化》,《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第44页。
89 Said, Edward W. “ Traveling Theory. ”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226-227.
90 这方面的具体情况请参阅拙文《隐藏的视点:中西“张力”范畴再辨》,《江汉学术》2013年第5期,第92-98页。
91 李氏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这一论点展开了论证:第一,从钱锺书的相关引文来看,钱氏对本体论上的“阐释循环”“并未加以特别注意”,因为他在引“先已理解者”即“前理解”时提到的不是大名鼎鼎的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而是年轻的且在这一概念的阐述上不那么有名的梅洛庞蒂;第二,钱锺书虽然多次提及伽达默尔,却很少引用其著名观点,而且“误读”了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证据是他将伽达默尔强调“阐释者只与文本发生关系而并不与作者发生关系”的这个概念给译成了“读者与作者眼界溶化”;第三,钱锺书“十分重视阐释学与修辞学、心理学及辩证法的密切联系”,却对同样强调这一点的施莱尔马赫等人“一无引用”。参阅李清良:《钱钟书“阐释循环”论辨析》,《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第47-49页。
92 参阅何明星:《钱锺书“诠释循环”与西方诠释学的关系辨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64页。
93 这种置换非常普遍,参阅胡范铸:《现象:观察活动与观念体系的根本起点——钱钟书学术思想与艺术思想研究之一》,《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5期,第101页;季进:《阐释之循环——钱钟书初论》,《阴山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第6页;何开四:《〈管锥编〉循环阐释论探微》,《当代文坛》1993年第5期,第27-28页;刁生虎:《陈寅恪与钱钟书学术思想及治学方法之比较》,《史学月刊》2007年第2期,第102页。
94 陈鼓应注译:《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28页。
95 吕不韦:《吕氏春秋》,高诱注,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第46页。
96 黄叔琳注,李详補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542页。
97 王宇根:《中国语境中的诠释循环》,《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第35页。
98 《管锥编》,第281-282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99 《管锥编》,第277-278页。
100 同上书,第278页。
101 同上书,第279页。
102 同上。
103 同上书,第283页。
104 《管锥编》,第281-282页。原著中钱锺书所引德文及其出处从略。
105 同上书,第283-284页。原著中钱锺书所引法文及其出处从略。
106 赵一凡:《钱锺书与中国叙事》,《外语研究》2015年第2期,第1-2页。
107 陈跃红:《从“游于艺”到“求打通”——钱锺书文艺研究方法论例说》,《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第94-99页,(转)第158页。
108 钱锺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见《人生边上》,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