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岁那年，刚读完初一，我就不再想读书了。父母亲把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学杂费硬往我怀里揣，但我就是不肯去学校报名。父母无奈之下给了我一顿皮肉之苦，但还是没有改变我不想读书的想法。父母叹着气，只好托在南方搞建筑当包工头的叔叔带我去闯广东。
叔叔人缘好，认识的老板和厂长多，没过两天就给我联系到一家制衣厂。进厂那天，厂长亲自把我领到车间的一个空车位旁，对并排的另一个女孩说：“阿珍，这位是新来的生手，也是你的老乡，以后你多指导他。”那女孩抬头望了我一眼，对厂长说：“行啊！”回头又对我笑了笑，“小孩子，你自己也要多努力才行喔。”
她竟然叫我小孩子，我的脸唰的红到耳根，像小鸡啄米似的使劲地点头。指导工拿过来一大把碎布，叫我学着踩电动缝纫机。阿珍也丢下手中的活儿，教我踩缝纫机的要点。没几天，指导工给我安排到最简单的工序，慢慢地我就熟悉了平缝机的技术要点，逐渐开始做货了。
阿珍手把手教我做货，由于我是初学，做出的货出现很多返工。这期间要不是阿珍帮忙返工并极力鼓励我，好多次我都想打退堂鼓不干了。那段时间我打心底里感激阿珍，渐渐也听顺了她喊我小孩子，我也不知不觉地喊她珍姐姐。那次，从办公室张贴出的社保单上的身份证号码看到，阿珍比我大六岁，已经二十出头了，我喊她姐姐是理所当然的。
有一次，厂里裁了一批针织布，那布又薄又滑，我怎么也做不好。珍姐姐见我无从下手的样子，就说我笨手笨脚，同时放下手中的活儿，绕到我的身后，双手从我的背后环过来，教我应该如何放裁片儿。她已经发育成熟的胸部紧贴着我的后背，热乎乎、软绵绵的感觉，暖暖的体温已穿透我的身体，灼热到我的脸上。我心跳加速，以至于她说了无数遍技术要点，我都没记住。后来，那批货是珍姐姐一件一件地教我做成的，那一道道工序却在我心里模糊一片，一点儿印象也没有。
也许就是那批针织货惹出的祸，从那以后，我渴望与珍姐姐有比较亲密的接触，哪怕我的手臂在无意间触到她的身体，都会产生一种触电的感觉。上班时，我也乐意她教我做活儿，只有这样，我才能与她保持近距离接触。渐渐地我竟学会了取巧，有时自己分明会做，也借口说不会，非要她手把手地教我。生活中，珍姐姐和我之间的姐弟情逐渐在我的心中有了微妙的移位，我心里不再想继续喊她珍姐姐了。而她却一如既往地喊我小孩子。
时间很快到了年底，厂里放年假，珍姐姐回家过年去了，我则留在叔叔的工地上过年。短短的十五天年假，如同走过十五年那么漫长，过年的喜庆气氛在我心中荡然无存。我只希望假期快快结束，盼望珍姐姐快快返回。
珍姐姐终于在厂里开工的前一天回来了，我像见到久别重逢的恋人般喜形于色，她见了我也无比兴奋。她从包里拿出许多家乡小吃与同厂的工友们分享。我不懂她心中的喜悦源于何处，也不知她心中藏有什么秘密，她跟同厂要好的女工友个个耳语一番，大家便欢呼雀跃，露出羡慕的神情。珍姐姐把我冷落到了一边，我便没好气地问：“珍姐姐，你到底有什么喜事吗？怎么不告诉我？”大伙儿一听，又是一阵哄笑。一位女工友却对我说：“你个小孩子家，不懂就别问。”
珍姐姐只是甜甜地笑，接着拿出一包糖果来给大家分吃。这时候，一位女工友便高声嚷道：“有糖吃啦！快来吃阿珍的订婚喜糖！”
一句“订婚喜糖”，如同冰块凉透了我的心。我虽然不满十五岁，可我知道订婚是怎么一回事儿。珍姐姐把几颗糖塞在我手里的时候，我木讷地站立着。珍姐姐见我失魂落魄的样子，便问：“小孩子，你怎么啦？”接着，她就用手背试探我额头的温度。那一刻，我多么想抱住珍姐姐痛哭一场，向她表白，我是多么的爱她、依恋她，可我没那股子勇气。我更怕招来那一双双异样的目光和刺耳的责骂。我只是低着头，慢慢地剥去一颗糖的包装纸，把它放到嘴里，竟然嚼出了苦味。
新年开工的第二月，我没跟珍姐姐说明原委，就自动离厂了。我离开了裕兴厂，离开了珍姐姐，离开了那蠢蠢欲动的暗恋，那一天刚好是我十五周岁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