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英雄雨来
抗日根据地孩子们的缩影——谈《小英雄雨来》的创作
我无限惊奇地，甚至带着几分茫然地凝望着抗日战争，那个已经退到历史远空下的时代。它离我们这样远了，却又觉得很近，仿佛就在昨天；在我生命崎岖的道路上，在那风暴惊扰之夜，倾听着脚步声，便想象出我所熟悉的那些孩子们的面容。现在的小朋友们，只能从排列整齐的字句和银幕上认识他们了。于是编辑部
要我写一篇有关《小英雄雨来》的历史真实情况，供老师和同学参考。
孩子是由模仿成人而成长的。他们认为自己将会成为心目中崇拜的英雄人物。我上小学时，听了岳飞、薛仁贵、武松等许多英雄人物的故事，便同几个一般大的同学，腿上扎起“绑腿”，手拿齐眉短棍去野游。所谓齐眉短棍，其实那只是大拇手指粗细的树枝和高粱秆儿。我们在飞着雁群的天空下，开阔的秋原上，在使人充满勇气的秋风中，穿林渡河，雄赳赳气昂昂走一遭，便觉得呼吸间已经有了薛仁贵、武松的壮气。抗日战争中，孩子们不是听说，而是亲眼看见八路军如何英勇地同敌人进行决死战斗。鬼子进庄时，孩子们亲眼看见成人们为掩护八路军伤病员和地方工作人员，怎样在敌人的屠刀下凛然不屈。鬼子从人群里拖出小孩，掏出糖果、银钱利诱，把刀放在脖子上威吓。但是孩子们同样有一颗不可伤害、不可征服的心灵。时代使他们小小的灵知飞速地觉醒。于是，我们说，少年儿童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气质、品德的繁衍。
我参加的是冀东地区的抗日战争。一九四二年春天，我从报社调到尖兵剧社时，社长和通讯员小杨我们三个人，到平原去找关系买幕布和乐器。一天，在距离三女河据点五六里路的四户村吃晌午饭。我们离开军队时换成农民打扮，还是被一个路过四户村的敌人暗探看出来了。我们刚端起饭碗，房东大娘慌急地跑进来，叫我们：“快走！三女河的鬼子来了！”我们撂下碗筷就往外走。满街是四处奔跑的大人和孩子。社长往北跑，我和小杨往西跑。到村外，只见鬼子队伍拉开网兜式的包围圈，正往村边收缩。社长从北面敌人还没合拢的“网口”脱险。我和小杨见出不去了，急忙折转身跑回村里，闪进路北一家排子门，穿堂过院，到了尽头。我把小杨藏进一个装糠皮子的泥草棚里。我藏进靠墙的秫秸垛。一会儿，就听前院和邻舍房门箱柜的哐啷声，咒骂声，以及鬼子皮靴的铁掌踏在地上咯咯的响声。又过了一会儿，从街上传来命令全村男女老少到庙堂大院集合的喊喝声。直到天黑，从呼叫口令的声音，知道敌人还没撤走。我到前院，月光里见堂屋坐着的两个房东大嫂，向我低声叫道：
“你怎么出来了？刚把我们妇女放回来，鬼子还在大庙打人哪！大人孩子挨个地问，三个八路军在哪儿？”
我请大嫂给我舀瓢井拔凉水，咕咚咕咚浇浇心火，说：
“街上的大人、孩子眼瞅着我们进的这院啊！”
“放心吧，大人不用说，孩子们也都懂事！”房东大嫂用自信的，甚至有点骄傲的语气说。“快到后边躲着去，鬼子走了我们去叫你们。”
可是鬼子住下了。分明是想天亮再挨门挨户仔细搜查。我和小杨便由斜对门的堡垒户张二婶子帮助，趁夜里摸出敌人的岗哨。四户村是三百多户人家的大村，全村的成人和孩子，忍受着日本鬼子的毒打，掩护了我和小杨。
在祖国存亡的路上，在广大的人民中间，总是有孩子分散在我们生活之中。我做记者时，常一个人活动。给我带路的，有老人，有青年，也有十几岁的儿童团员。孩子带路多是两三个人一块做伴。无涯无际的黑暗里，小小星群组成的银河，静静地横过苍空。周围的树林、沙丘、荒坟，看去只是一团团黑影。远处的村庄里，星星点点的灯火，也雾蒙蒙的，一切都变得神秘，甚至有点恐怖。可是孩子们挺直着胸脯，眼睛闪闪发亮。寂静中只听他们嚓嚓的脚步声。有时，从很远很远地方传来风一般呼啸的机关枪声和大炮闷雷似的轰响。他们习惯了这种声音，就像船上的孩子习惯了海上风暴的声音。把我送到村公所的时候，在我们道别的眼光中，我看到了一种骄傲、幸福、得意的笑容。他们像成人那样，说声“同志，改日见！”便兴兴头头地回去了。
儿童团员只是敌情缓和时，给八路军的单行人带路。他们主要的任务是站岗、放哨、送信。在平原，孩子们白天放哨，常常是在村头上一面游戏，一面注意往来行人。和平时期，儿童的游戏是幸福和快乐；战争中，儿童的游戏是生和死。山区放哨的孩子，差不多都是在山头上。一面放羊，一面监视敌人。
抗日战争，使祖国的命运同全中国人民的命运的结合，到了最高的顶点上；同少年儿童心灵的结合同样到了最高的顶点上。一年春天，日本鬼子“扫荡”，这天我从丰润县城北的上水路村往北走。除了埋设地雷准备打麻雀战的民兵留在村里，满山遍野都是往北转移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我走着走着，忽然有一只手扯拽我的衣裳后襟儿，猛回头，是一个八九岁的男孩。
“怎么？你跑不动了吗？”我问。“不要紧，南边有民兵游击队掩护你们哪，快找你妈妈去，别跑散了。”
孩子好像受不了这样的轻视，急赤白脸地直脖子喊叫说：
“什么？跑不动了？我是要跟你当八路军打鬼子！”
“这可不行，”我急忙说，“八路军不能背着小孩打仗。快找你妈妈去！”
“谁要你们背？瞧，我都长这么大了。”这孩子一边在我屁股后头颠跑着，一边挺直起腰板儿，神气活现地让我仔细瞧他的个头。“告诉你说吧，今儿个高低是跟你去当八路军了！”
我望着他脑瓜顶门心上一撮剪成方形的“妈妈苏”，心里说，大概刚刚换了胎毛。我用最大的耐性劝他找妈妈去。
“干么就兴你们抗日救国？”孩子紧跑几步，仰着小脖儿，直问到我的脸上，“我就不能抗日救国吗？”
我说儿童团站岗、放哨、带路、送信就是抗日救国。
“这还用你说！”孩子骄傲地喊道，“儿童团上过阵！”他用拖长的声调表示对我的不满。“我高低是参加八路军了！”说着就伸手摘我的挎包，“我给你背着！”
我一看要被他缠住，便使出人类最不光彩的一招儿，瞎白溜谎，哄他说，得叫你妈妈送你来，八路军才能要。孩子东张西望地寻找妈妈去了。我赶紧往前走。
孩子的话不假，儿童团确实上过阵，还有牺牲。就在这年春季大“扫荡”里，遵化县和丰润县交界的鲁家峪村，一个孩子被鬼子抓住带路。孩子把敌人的队伍带进地雷阵里，炸得鬼子东倒一片，西倒一片，孩子也牺牲了。在伟大悲壮的抗日战争中，连少年儿童都使敌人鲜血横流。
一九四五年秋天，八路军攻打玉田县城，我和尖兵剧社的几个同志到火线上去。城南庄带路的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我说村里没有大人吗？那孩子脸上带着兴奋自信的表情说：
“你们奔哪儿，我把你们领到哪儿不就结了吗！”
出了村，眼前一片开阔地，正北约五里地就是县城，机关枪、步枪、手榴弹响成一片。走着走着，忽然发现东面一块白菜地尽头，约二百米远，高高地耸立着一座炮楼。却没有枪声。我们问那孩子，炮楼里还有鬼子没有？话没落音，机关枪哒哒哒哒，扫射过来。我们急忙趴伏地上。沉了一会，见敌人没有再打枪，带路的孩子站起身，问我们往前走，还是折回去？我们向他喊了一声“快卧倒！”，可是已经晚了，从炮楼里飞出的子弹，打进孩子的太阳穴。……很久以后，当夜深人静，我凝视着天空里无数的星星，觉得每一颗星都明亮得像儿童的眼睛，从飞舞的烟云中瞧着我。我想起那些孩子以及他们的牺牲，忽然地使我的心震颤。
冀东地区东至山海关，北出万里长城，西到北京近郊，南临渤海，是晋察冀边区的一部分。有潮河、白河、还乡河、滦河。它们像祖国其他河流一样，两岸上伸展着庄严而美丽的原野，接续着中华民族悠远的文化历史和闪耀着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炮火轰鸣和硝烟弥漫的日子里，八路军仍然使孩子们能够上学念书，因为各种原因不能上学的，还有夜校。蜡纸上刻字油印的课本，由八路军地方政府的宣教部门编写。在敌情比较缓和的无云的满月之夜，当你走进村里，从那土墙篱寨，或是长青藤柔枝编织的篱墙里，从那朦胧着灯光的雾气中，传出人们的歌声和阵阵的笑语声。从小学校或是某一个院落里传出奶声奶气但是整齐的念书声，荡漾在从四面涌来的令人沉醉的晚风中，便知道那是夜校的孩子正在上课。
一九四四年正月，我同尖兵剧社的刘大为、李碧冰、王世昌，到北宁路南昌黎、滦县、乐亭一带活动。当地的领导委托我们为小学校编写语文课本。我们便在三个县交界的一个村庄里安顿下来，从小学校借来油印机、蜡纸、钢板。县委派人送来加板纸。我和刘大为担任编写，王世昌刻印，李碧冰装订。小学语文课本就这样出版，由政府分发到各小学校了。
抗日战争中，有些中国人，把人的庄严变成野蛮贪婪和恬不知耻的走狗。他们帮助日本鬼子在血和泪浸成的泥泞里戏耍和残害自己的同胞。人们把这种人叫做祖国的叛徒、汉奸、卖国贼。八路军部队遭受敌人突然袭击，抗日村政权受破坏，几乎全是由汉奸给鬼子送情报，当耳目。我想，中国人应该从儿童时代就开始受爱国主义教育。在我编写小学语文课本时，自然就把这种思想写了进去，让人们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
一九四八年，我因病离开部队，到东北鲁迅文艺学院文学研究室做研究员时，把我在抗日战争中所见所闻的那些孩子们，缩写成一个小孩子。这就是我为少年儿童写的第一篇小说《小英雄雨来》。我投寄给《人民日报》发表，随即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雨来是在那无边的动乱和无尽的拼搏之中，祖国母亲养育的无数孩子中的一个。但是，每一个差不多同样年龄的孩子，都有这孩子的或多或少的一部分。
一九八四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