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盗大亨

政府决心（先生们，决不动摇）惩罚某些罪恶大富豪，这是造成这次麻烦的部分原因……我认为，这场竞赛的意义是决定谁将统治这个自由的国家——是人民通过他们的政府代理人，还是少数冷酷跋扈的人，他们的财富使他们特别令人敬畏，因为他们躲在公司组织的掩体后面。

——西奥多·罗斯福1907年8月20日在马萨诸塞州普罗温斯敦的朝圣者纪念碑前的演讲

19世纪晚期被称为美国资本主义的“镀金时代”。那个时代的主要人物，如亨利·克莱·弗里克、杰伊·古尔德、J.P.摩根、约翰·D.洛克菲勒和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通常被称为“强盗大亨”。在不同程度上，他们都是实业家和金融家。他们修建或帮助修建铁路、石油供应系统和钢铁厂，使美国成为一个工业强国。然而，他们个人的巨额财富既是生产活动的产物，也是金融操纵的产物。

20世纪初，强盗大亨的权力突然受到遏制。“扒粪者”（充满敌意的记者）揭露了金融资本主义导致工业垄断的一些过度行为。艾达·塔贝尔参与了一场反对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的运动。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屠场》（1906年）描述了美国中西部的肉类加工厂，至今仍是文学经典。

“扒粪者”一词是由罗斯福刻意创造的。1901年，亲商的威廉·麦金莱被刺杀，西奥多·罗斯福出人意料地当上了总统。罗斯福是一个十足的宣传家和民粹主义者。10年前，心存疑虑的国会通过了《谢尔曼法案》，这是一项旨在整合强盗大亨的反垄断立法，但直到罗斯福上台才开始实施。

标准石油公司和美国烟草公司被拆分。20世纪美国的新兴工业，如汽车制造业，都是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发展起来的。最大的托拉斯——美国钢铁经受住了反托拉斯运动的冲击，却开启了不可阻挡的衰落历程。金融和商业之间的联系有所放松，但并没有断开。“强盗大亨”既是金融家又是商人，但20世纪上半叶的主要实业家——如通用汽车公司的阿尔弗雷德·斯隆和ICI（英国帝国化学工业集团）的哈里·麦高恩——主要是商人。他们的贡献主要在于建立了经营现代企业所需的制度和职业经理人队伍。

大型制造公司的崛起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一个重要经济现象，公司业务多元化，通过控制供应和分销实现垂直整合，越来越多地实现自筹资金。经营这些企业的实业家很少有时间关注股市，更准确地说是关注金融。亨利·福特买下了公司外部股东的全部股份，直到1956年公司才重新上市。这些大人物没有人能想象到，现在的大公司高管们在“投资者关系”上会花那么多时间。

尽管如此，投资银行家从来不缺业务。金融家们敦促企业进行交易。他们为大额交易提供的理由随着商业策略的变化而变化，但他们总会从中收取大笔管理费用。在商界，并购（试图建立垄断的委婉说法）的冲动一直很强烈，并没有随着美国反垄断政策的出台而消失。20世纪20年代，一波新的并购浪潮产生了通用汽车和ICI等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内并购毫无缘由地被普遍认为是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的一种适当的回应。有一种观点认为，优秀的管理者及其团队拥有几乎所有业务都需要的管理技能，这种自负导致了人们对企业集团的迷恋：美国的ITT工业集团、利顿工业公司，以及英国的汉森、电信集团等公司都是市场的宠儿，它们能够利用其估值过高的股票进行廉价收购。

金融化使企业管理者的注意力重新回到股市。总的来说，这并不是因为他们需要为自己的企业筹集资金，而是因为时代呼唤新的优先事项。公司被鼓励追求“股东价值”。许多首席执行官开始把自己视为元基金经理，买卖公司的投资组合，就像资产交易员买卖证券投资组合那样。杰克·韦尔奇于1981年成为美国最大的工业公司通用电气的首席执行官。当年，他在纽约皮埃尔酒店发表演讲时宣布，公司将出售或关闭所有排名跌出前一二位的业务。这件事被认为是股东价值原则在美国商界应用的开始：随着在接下来的20年里实施这一战略，韦尔奇成为美国最受尊敬的商业领袖。

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亨利·曼恩创造了“公司控制权市场”一词。公司控制权是一种可以买卖的资产。对“股东价值”的忽视使管理者面临恶意收购的威胁。20世纪80年代，德崇证券的迈克尔·米尔肯发明了“垃圾债券”，并找到机构投资者认购，加剧了这种威胁。这些高收益高风险的证券，使入侵者甚至可以威胁最大的公司。布赖恩·伯勒和约翰·希利亚尔在他们的《门口的野蛮人》一书中描述了1988年对烟草和食品集团雷诺兹-纳贝斯克的激烈收购，这本书可能是那10年里最好的商业书。伯勒和希利亚尔在书的结尾提出了一个悲伤的问题：“但这和商业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很中肯。

米尔肯和垃圾债券的时代在一场闹剧中结束了。1990年初，康波公司拖欠了巨额债务，该公司曾利用垃圾债券收购了美国许多大的百货公司——梅西百货、布鲁明戴尔百货、Jordan Marsh。加拿大房地产投机商罗伯特·康波没有经营这些企业的资格，只能从米尔肯的客户那里获得资金。对垃圾债券的兴趣随着康波公司的失败而消失了：德崇证券无法为债券再融资，破产了，米尔肯进了监狱。

但“公司控制权市场”的隐喻与金融化过程和交易文化的兴起相吻合。对“股东价值”关注不足的管理者受到了金融市场的威胁。1991年汉森公司（现在已经倒闭）入股了ICI（当时英国最大的工业公司）。这部分股权被普遍认为是恶意收购的前奏。

尽管这样的尝试从未成功，但成功的可能性激发了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一家公司在1987年的年度报告中宣称：

ICI的目标是成为世界领先的化工公司，通过对化学和相关科学的创新和负责任的应用，为全球客户提供服务……通过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将增进股东、员工、客户以及我们所服务和经营的社区的财富和福祉。

然而，这家公司1994年的年度报告对公司目标的描述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专注于拥有市场领先地位、技术优势和具有全球竞争力成本的业务，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

我们现在可以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谈谈前后所发生的事情。早期的ICI自20世纪20年代成立以来，一直是业界翘楚。这家公司发迹于炸药和染料业务，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其业务重心转向了石油化工和农业化肥。二战后，公司董事会有预见性地认识到，未来最重要的“对化学……负责任的应用”将是新兴的制药业务。这家公司的制药部门亏损了近20年。直至20世纪60年代，在英国制药业之父詹姆斯·布莱克的指导下，ICI研发了首批重磅药品之一——β受体阻滞剂，这是最早的有效降血压药物。在随后的25年里，药品是ICI增长的主要动力和利润来源。

ICI后期的经历并不是那么愉快。股市对其改变目标的声明反应积极，但对随后的现实反应就不那么积极了。ICI的股价在1997年初达到顶峰，此后持续下跌。2007年，这家一度辉煌的公司被一家荷兰公司收购。一家以“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为单一目标的公司连这个单一目标都没有实现。就像以“我们只赚钱”而闻名的贝尔斯登公司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早期受害者那样，最以利润为导向的公司不一定是最赚钱的公司，这个悖论是我另一本书《迂回的力量》（Obliquity）的主题。

20世纪90年代初期，ICI是英国最大的工业公司，英国通用电气公司排名第二。1997年，脾气暴躁的阿诺德·温斯托克退休，他曾担任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30多年。新团队计划进行彻底的变革：就像他们在ICI的同时代人一样，他们试图重组公司业务，以赋予公司一个更振奋人心的形象。然而，不到4年，更名为马可尼的英国通用电气公司就在巨额债务的重压下倒闭了。

1999年，桑迪·威尔的旅行者集团收购花旗集团，之后威尔与资深银行家约翰·里德共同担任首席执行官一职。在一间可以俯瞰东河的会议室里，两人向一名美国记者讲述了对公司未来截然不同的看法。

“我的目标是打造一家全球性的消费品公司，真正帮助中产阶级，为他们提供以往没有享受过的良好服务。这是我的愿景、我的梦想。”里德说。“我的目标是增加股东价值。”威尔插话说，并时不时地扫一眼旁边显示花旗集团股价变化的计算机显示器。

威尔将里德赶下了台，但不到8年，花旗集团的股价就跌至历史低位，美国政府只得出手救助。杰克·韦尔奇——现已从通用电气退休多年——曾在2009年发表了一篇关于企业金融化的启发性评论，称股东价值是“世界上最愚蠢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