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历史

波特维尔之路

一家英国银行的经营是精准的，一个英国家庭的需求就是这样。

传统、纪律和规则必须成为工具。没有它们，就会出现混乱、灾难和无政府状态。

简言之，将会混乱得可怕。

——《欢乐满人间》，迪士尼出品，1964年

20世纪60年代，我还是爱丁堡的一名学生。苏格兰首府爱丁堡是英国第二大金融中心，也是两大银行——苏格兰银行和苏格兰皇家银行（以下简称皇家银行）的总部所在地。当时，银行业是那些成绩不足以进入好大学的男生的职业选择。

我的很多同龄人都渴望加入苏格兰银行或皇家银行。经过一定的努力，20年后，他们可能会成为银行分支机构的经理。分支机构经理在当地社区是受人尊敬的人物，参加高尔夫俱乐部或扶轮社午餐会的社交活动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他们会认识当地各领域的专业人士——会计师、律师、医生、牧师和比这些人更富有的企业家。银行经理会收到这些人的存款，偶尔也会给他们发放贷款。区域办事处可能会审查借款人的财务数据，但更看重银行经理对借款人品行的评估。他们（没有女性银行经理）计划在银行度过自己的职业生涯，并带着养老金退休。他们和他们的客户从未想过，他们17岁时加入的这个机构大体上不会以当时的形式永远存在下去。

不久之后，我在牛津大学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当时的牛津大学仍然相信，银行业将以既有形式永远存在下去。当时，我的学生中很少有人会考虑在伦敦金融城工作。那些打算在伦敦金融城工作的学生，通常学术水平不高，但具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如果你当时告诉我，20年之内，牛津大学许多优秀、聪明的学生将花更多时间为寻找和申请在金融城的实习或面试机会做准备，而不是将时间花在图书馆里，我一定会表示难以置信。

当我的朋友们加入苏格兰银行或皇家银行，而我刚开始学习经济学时，人们可能会认为，金融不稳定的历史性问题基本上已经得到解决。自大萧条以来，重大金融危机还没有发生过，一家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似乎是不可想象的。我的同学们是最后一代希望成为《欢乐满人间》里的银行经理乔治·班克斯的人，他每天晚上6:01回家，6:02就能穿好拖鞋，拿上烟斗。

传统的银行经理角色作为有趣的人物和社区的支柱在电影院大受欢迎的时候，恰好是这些人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这可能不是巧合。《欢乐满人间》于1964年上映。在英国，电视连续剧《老爸上战场》在1967年至1974年大受欢迎，它是一部关于战时本土警卫队的喜剧，主角是自负、缺乏想象力、诚实的银行经理梅因沃林上尉。弗兰克·卡普拉的电影《美好生活》虽然在1946年首次上映时备受推崇，当年的票房却很惨淡。但从20世纪70年代起，它成为美国电视观众圣诞节时的最爱。主人公是吉米·斯图尔特扮演的乔治·贝利，贝德福德瀑布镇储蓄和贷款机构的经理。班克斯、梅因沃林和贝利代表了我的同学们希望成为的角色。

这一切即将改变。在一个既可笑又令人震惊的场景中，贝利的守护天使向他展示了没有他的世界会如何。贝德福德瀑布镇已经以波特先生的名字更名为波特维尔，波特先生是董事会中一心一意只想赚钱的贪婪者。波特维尔被自身利益撕裂，充斥着俗气的商业主义，而曾作为乔治·贝利伟大成就的住房项目却没有建成。

卡普拉从未想过波特维尔真的会出现。但当我的同龄人接受提前退休时，他们所加入的世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这一转变的原因包括全球化、放松管制、技术和产品创新、新的意识形态和税收，以及社会和文化规范的转变。这些因素并不是独立的：每一个因素都与其他因素联系在一起。

金融一直都是全球性的。由于英国的帝国地位，伦敦金融城成为卓越的金融中心。班克斯担任经理的富达信托银行为“穿越非洲的铁路和横跨尼罗河的大坝”提供资金。美国国内市场的规模及其潜在的对金融的巨大需求，使得华尔街在规模和重要性上可与伦敦金融城匹敌。然而，全球贸易和金融的扩张因脱离金本位制、一战和二战期间的保护主义以及帝国的衰落而受阻。金融全球化的现代阶段始于20世纪60年代伦敦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

在美国，“Q条例”意味着美国银行在存款利率上受到限制，并被要求在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简称美联储）——美国中央银行——持有资金，以确保这些存款的安全性。如果把这些资金交给欧洲机构，然后借给美国的银行，就可以避免这些限制，银行之间的交易不受限制。因此，通过伦敦转移存款可以使美元储户的存款余额获得更高的利率。这一策略降低了美国银行的融资成本，同时使欧洲银行能够通过中介服务赚取利润。

全球金融体系的结构正在以其他方式发生变化。战后初期，人们预计美国仍将是世界上主要的债权国。战后的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都是围绕这一预期设计的。但随着德国和日本从战后的萧条中迅速复苏，以及美国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走弱，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下降，1971年美元贬值。

1973—1974年的石油危机让石油生产国（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波斯湾国家）获得了超出其消费能力的意外之财。“石油美元”作为贷款被借回给欧洲和美国。与此同时，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率先模仿并改进了现代生产方法，开始向欧洲和北美出口工业制成品。1980年以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亚洲成功的出口贸易创造了贸易顺差，而西方国家和地区则相应地出现了贸易逆差。正如石油生产国10年前所做的那样，贸易顺差国家把资金借给那些出现贸易逆差的经济体。

这一幕发生在21世纪初，当时中国的巨额储蓄为美国用户的过度消费提供了资金。导致这一幕发生的机制是，西方银行日益依赖来自全球资本市场的大规模融资。这些持续存在的全球金融失衡颠覆了当地储户寻找当地贷款人的传统模式：传统银行业的支柱。Q条例的削弱预示着全球化给现有的（以国家为基础的）监管架构带来的压力。

新的金融业不再是那些没有什么学术抱负，却擅长人际交往的男士的职业。当苏格兰银行和皇家银行在2008年倒闭时，它们的大多数高管都拥有知名高等院校的学位。苏格兰银行首席执行官安迪·霍恩比从牛津大学毕业后获得了哈佛大学的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在皇家银行的同行弗雷德·古德温从格拉斯哥大学毕业后获得了法律和会计从业资格。华尔街的两位主要人物——高盛的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和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分别来自哈佛大学法学院和商学院。来自牛津、剑桥和常春藤盟校的最优秀的学生争相在伦敦金融城和纽约华尔街工作。

拉里·萨默斯（番茄酱经济学家）是这样描述这种转变的：“在过去的30年里，投资银行已经由擅长人际交往的人主导的领域，变成由擅长解决衍生证券定价中复杂数学问题的人主导的领域。”萨默斯（他的朋友和敌人都知道，与跟客户闲聊相比，他更擅长解决数学问题）对这种转变很是赞同。

然而，这些聪明人处理起事情来远远不如智力水平不及他们的前辈。尽管聪明，但他们很少像自己想象的那样聪明，或者聪明到足以应付他们所创造的复杂环境。也许与解决非常复杂的数学问题的能力相比，在高尔夫球场酒吧间社交的能力更有助于做出好的投资决策。

如今的社会对社交的需求可能减少了，善于交际的人了解人胜过具体事物；尽管个人关系仍然很重要，但科技有助于建立联系。然而，社会仍需要能够评估基础资产质量以及管理这些资产的人，也需要充分了解住宅市场且在鉴别潜在买家偿债能力方面具备丰富经验的人；还需要了解商店和办公室以及租户财务状况的人；更需要熟悉政府财政运作，熟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管理的人；最重要的是，需要对业务不断变化的本质有洞察力的人。

然而，在21世纪头十年发展起来的、在金融行业备受重视的技能却截然不同。那些夸大了这些技能的相关性和自身管理能力的人运用这些技能，使全球经济陷入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在本章的剩余部分，我将首先解释金融化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交易和交易对关系的替代，以及金融业务的重组。然后，我将继续讨论金融化对经济稳定、企业业绩和经济不平等的更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