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壁江山过云楼：顾公雄、沈同樾夫妇的书画收藏

是博物馆展品的说明文字，是已经发黄变脆并带有历史烟尘的公文报告，把我带进另一个收藏世家的世界——过云楼。把收藏书画的地方名为过云楼，当然有过眼烟云、暂归于己之意。这种得之即去的脱俗的风范，令我肃然起敬。

从过云楼第一代主人顾文彬所著的《过云楼书画记·自叙》中，我果然看到收藏家的这种心境。作者开章明义地写道：“书画之于人，子瞻氏目为烟云过眼者也。余既韪其论以名藏秘之楼，则罗而储焉，记而存焉，适然之遇己耳，殆无容心！”收藏书画，只是为了适然，赏心悦目，自得其乐而已，并没有像青铜器上的铭文那样“子子孙孙永世宝之”的格言与企望。作者还在自序中描写了这样的情景：“先子暮年获名贤一纸，恒数日欢，余务以娱其心。”他曾亲眼看见自己的父亲将吴道子水墨《达摩像》和宋画《上林图》慷慨送人，这两幅画虽然后又得幸遇见，但前者索价太高，无奈中，他只得重金购下《上林图》。此后，那幅《达摩像》立轴再也无从觅踪，遂有“追忆及之，不禁惘然”的感慨。这就是过云楼第一代主人顾文彬的心境。

从《过云楼书画记》于清光绪八年（1882）镌刻成书算起，到1951年，过云楼所藏书画传至第四代顾公雄，由其夫人沈同樾捐献给上海市古代文物保管委员会。顾氏遗族这一义举，在上海市文管会的公文报告中有详述，抄录如下：

苏州过云楼顾氏，是近代很著名的收藏家。自顾子山先生开始，递经其子乐泉先生、其孙鹤逸先生，以迄其曾孙公雄先生，已历经四世，将及百年。所收书画名迹，见顾子山先生《过云楼书画记》，及顾鹤逸先生《过云楼续书画记》（尚未刊行，其稿正在录清，将来由会代为付印），为全国所艳称。今顾公雄先生逝世，遗命以其所藏捐献政府，其遗族亦不愿以先人手泽，轻易分散，流为私家所有，决定化私为公，捐献华东文化部。文化部特指定拨交本会庋藏，遵即前往点收，除宋元明清书画，周齐侯罍、唐琴、毕沅珍藏的石子，宋藏经纸等由古整处接管外，所有书籍八十八种，大都为书画参考材料，颇为珍贵，论版本，若万历刻初印本朱性甫《铁网珊瑚》，乾隆刻《吴越所见书画录》及《书画跋》，正德刻《刘完庵集》，崇祯刻《耕石斋集》，瞿氏刻本《沈石田集》，明玉兰堂刻本《南村辍耕录》，乾隆冰丝馆刻开化纸印本《牡丹亭》《黄小松碑目》及《魏稼孙日记》，皆为不可多得者，又鹤逸所著《画赘》版片，为公雄先生于抗战时期所刻，当时仅印一二十部，流传未广，特交本会代为续印，分送各图书馆参考。

为了记述这位收藏家的无量功德，我还要再录当时前往苏州过云楼清点书画古物的经办人马泽溥、瞿凤起、丁淇所写的报告：

我等奉派苏州接收元和顾氏捐献先世所收藏的书画书籍古物等。遵示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同往苏州。到达后即同往朱家园二十二号顾宅，由顾公雄（已故）夫人沈同樾女榴、弟公硕接待。当时由我等三人，会同顾夫人等清点，经由顾夫人逐件提出。二十四日上午起先点收书画类，当就所提出书画逐件清点并分类开列目录。至晚书画类已大致清点抄目完事。二十五日继续前往，逐件查对，并补列入数件，继即收书籍与古物，亦系逐件清点，同时抄列目录，至二十五日晚大致完事。二十六日再往，与顾氏商妥将已清点抄目之书籍及古物与普通书版片共装三木板箱，精品书画共包四大包，以便我等随身携带，内计书画立轴屏联类六十四件，手卷类十二件，册页类二十二件，又杂页未裱计二十五张，成扇十一把，扇面五页，碑帖两种，古器物类三件，古纸一包（计大小五十二张），书籍四百三十一册，《画赘》版一部。

对收点书画器物，马泽溥等又分类缮正清册，正册本各一份，正本交沈同樾保存。在册末，他又写道：“以上各件业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苏州朱家园二十二号顾宅，由我等照单如数点收完讫，装箱运送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先给付此册，以后再换补正式手续。”马泽溥、瞿凤起、丁淇三人签名盖章。沈同樾所捐宋、元、明、清书画，经文管会鉴定，除七件尚待商榷外，其余全为真迹。

1959年，沈同樾再次捐献家藏书画全部，计明清书画169件。其价值无以估量，现均藏于上海博物馆，可谓当年该馆馆藏书画精品的半壁江山。

这些珍品和感人的捐献故事，把我带到古城苏州，去寻找过云楼的遗韵。从《过云楼书画记》及有关资料中，我得知苏州顾氏过云楼曾位于阊门内铁瓶巷，后园为姑苏名园“怡园”，同属顾文彬所有。此楼庭院小巧，悬有俞樾题“艮盦”匾额，花木扶疏，幽雅之至。顾文彬不热心宦途，受祖上影响，钟情书画收藏，此楼竣工六日，他就离任返回苏州。

顾文彬（1811—1889），清元和（今苏州）人，字蔚如，号子山，晚号艮盦，斋号过云楼。道光十一年（1831）举人，二十一年二甲六十七名进士，授刑部主事，升员外郎，补湖北汉阳知府，擢武昌盐法道，以父忧去职，同治九年（1870）复出，授浙江宁绍道台。平生工倚声，善操琴，书法宗唐欧阳询、褚遂良，精于鉴赏，富于收藏，所著录碑版卷轴，乌丝栏小字，题识殆遍。著作除《过云楼书画记》外，还有《过云楼诗》《眉绿楼词》《百衲琴言》《跨鹤吹笙谱》《过云楼帖》《可自怡斋试帖》《过云楼日记》等。顾文彬晚年游宦归来前后，与三子顾承共同主持营建了怡园别墅。

收藏乃是性情中人所做的性情中事，不只是要有学养，而且要有悟性，方能玩得精美。在这方面，顾文彬是深有体验的，曾自云：“性爱骨董，别有神悟，物之真伪，一见即决，百不失一。因余素嗜书画，自唐宋元明迄于国朝，诸名迹力所能致者，靡不搜罗，旁及金石，如钟鼎尊彝古钱古印之类，亦皆精究。”

顾文彬的长子廷薰、次子廷熙，均工书画，也继承顾氏收藏衣钵，很小的时候就有收藏的愿望，“遇有小品，私出所蓄饼饵钱购之”。三子顾承，文彬甚为厚爱，父子共构怡园，手定《过云楼书画记》，可惜早逝。文彬作诗四十首哭之，并记云：“承幼慧，偕长兄廷薰、次兄廷熙从塾师徐江帆先生游。先生素工书，其时翁小海、范引泉、沈竹滨、程序伯诸君，皆以画名，与江帆交好，往来塾中。承聆其绪论，信手涂抹，具有夙慧，诸先生皆爱之，引为小友。”

从顾文彬和顾承相往还的书信中，可知顾承也是参与了过云楼书画收藏的，而且起着重要作用。如顾文彬在北京购得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迹（今藏苏州博物馆），他写信给儿子顾承说：“心帛和尚有智永《千字文》墨迹纸本，卷后有思翁长跋。”又一信中说：“智永卷反复审完，的确是奇宝，京中鉴赏家不少，蹉跎至今，仍落吾手，殆有夙缘。”信中还说：“近来所得文物，只要智永无疑，便也探骊得珠，此外皆鳞爪耳！”但过云楼所藏智永真草《千字文》残卷墨迹，实是后人临仿之物。

画商送来《米芾题褚摹兰亭》《唐写郁单越经》两个卷子，顾承即写信告知顾文彬，文彬在回信中说：“皆人间至宝，幸而遇之，万不可失，失之交臂，即悔之终身。”顾承告知父亲这两件已经用六百两黄金得之，顾文彬在信中赞扬说：“汝料及我遇此尤物，即千金拼得出，真知我心之言也。”又说：“我家既得永师书，兹若再得河南书，则大江以南推为收藏家第一，亦可当之而无愧矣。”顾承遇《右军千字文》卷，顾文彬甚是高兴，写信给儿子：“右军墨迹世所希有，然必备此种，乃成收藏大家。”他希望能获得此卷，在信中说：“我家得此墨宝，收藏家定执牛耳矣。”他告诫儿子，遇到珍贵之品，要不惜一切求得，他在信中说：“所贵乎有钱者原为快心之用，否则与守财虏者何异哉？”他又说：“盖财物易得，至宝难求耳。”他们父子之间还在信中交流鉴定收藏的心得，顾文彬在给儿子的信中说：“观古人之迹，必须虚心细省，若自执己见，一望便决真伪，必有失眼之处。”又说：“必须心细如丝，庶无千虑一失。”

过云楼顾家到了第三代，出了位书画家顾麟士（1865—1930），山水画可媲美“四王”。麟士为顾承之子，字鹤逸，号西津、晋叔、西津散人、西津渔父、一峰亭长、鹤庐主人等，斋号鹤庐、海野堂、甄印阁，是近代著名书画家、藏书家。著作《过云楼续书画记》，还有《因因庵石墨记》《鹤庐画赘》《鹤庐题画录》《顾鹤逸山水册》《顾西津仿古山水册》《鹤庐集帖》等。作为新一代怡园主人，其家过云楼收藏古今书画精品真迹至富，甲于吴中。麟士继承祖业，家学精湛，作画以山水见长，尤擅临古。诗人冒广生曾记云：“余来吴门游顾氏园屡矣，因得识鹤逸，而余友吴子昌硕又时为余称道鹤逸不去口。鹤逸少时，即有洒然之致。其所作画，出入烟客、元照，世之真鉴赏者，未闻有闲言也。既性喜鹤，因以鹤名其庐。陈眉公云：‘若是学道，故是黄鹤背上者，舍鹤逸将谁属也！’”光绪年间，怡园雅集，群贤毕至，每月开画社，吴昌硕、金心兰、吴大澂、顾若波、王同愈、费念慈、陆恢辈，咸隶社籍，怡园“遂为有清一代艺苑传人之殿”。麟士所著《过云楼续书画记》六卷，其中书类两卷、画类四卷，所记书画涉及王羲之、释智永、吴道子、范仲淹、苏东坡、米芾、李公麟、朱熹、赵孟、吴镇、沈周、仇英、唐寅、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萧云从、龚贤、陈洪绶、八大、石涛、四王等。

顾麟士在他所撰的六卷《过云楼续书画记》中，确实流露出一种发自肺腑的艰辛和自豪：“予家自曾王父以来，大父及仲父、先子，咸惟书画是好，累叶收藏，耽乐不怠。溯道光戊子，迄今丁卯，百年于兹。唐宋元明真迹入吾过云楼者，如千里马之集于燕市。帧轴卷册，郁郁古香，寝馈其中，恍友前哲，赏心乐事，无逾于此。陈后山云：‘晚知书画真有益。’予幸获益之非晚，何可不述祖德，重负烟云邪？”

至顾氏第三代顾麟士，过云楼早已名重江南，所藏的字画、碑帖、金石千余件。然而，这种由家族共有的藏品，也会因传统的析产分家方式逐渐散落。过云楼藏品经历过两次类似的分散：（一）顾文彬三个儿子分家析产，书画一分为三。（二）上述分家之后，藏品最丰的三子顾承的这部分书画由其子顾麟士继承。最后，麟士将这批书画再分作四份，授予他的四个儿子。

1930年，顾麟士去世，沿袭曲折的收藏历程，过云楼书画移至顾氏第四代。经历集聚和流失，能够继续保持过云楼收藏品质的传人，是顾氏第四代的顾公雄，他同妻子沈同樾遵循祖训，保藏这批文物。

1937年5月，顾公雄、沈同樾夫妇居住在苏州朱家园，8月16日，日本飞机的一颗炸弹恰落在顾家窗下，窗子整个飞去，所幸窗台两侧两列书画箱未伤毫发，而连接大厅的书房全毁。顾公雄次子顾笃球曾回忆顾宅被炸的情景说：“祖父（顾麟士）一帧自画像大镜框被炸得荡然无存，但北魏佛像原拟供放在书房内，因偶然的原因才没遭殃——姑母病殁前，一直由母亲（沈同樾）代吃素，姑母遗言欲将此像赠母亲，但她不受，故佛像没放在书房……”

过云楼所藏书画从苏州转移到上海的经过，顾笃球亦有详细介绍：秘藏书画的住所遭炸后，顾公雄一家避居蠡墅镇亲戚处。顾笃球说：“需要纪念的是，家中的车夫朱召棠，冒着生命危险从残屋中抢救文物。此人粗通文墨，毫无二心，抗战期间一直看守朱家园住所，不幸于1944年春病殁于朱家园。”顾公雄的朋友、常熟诗人杨无恙闻讯后特为朱召棠撰写墓志铭。

蠡墅镇离苏州还是太近，常有敌机盘旋，极不安全。中秋后顾家雇了艘船，决定带着藏画箱一起迁去光福，船走了一整天，经一大湖，风浪陡增，船底也渗漏，但紧张了一阵，终无大碍。在光福住了几个月，顾公雄始终担心身边这批书画的安危。1938年刚过春节，在上海的妹妹顾贤和她的丈夫陆楚善，决定将顾公雄一家接到市里的租界，他们请上海天香味宝厂的一位朋友化装成日本人，身上带了钱，同一辆汽车去苏州光福镇。因为战争，这一带交通并没有完全恢复，没有日本人出面便不能通行。车子还算顺利，总算接到了顾公雄，但在返回途中发生意外，忙乱之中，司机忘了加水，汽车发动机烧坏了。此车上装的全是画箱，停在常熟城外三里的路上又遇到日本兵盘问，顾先生大受惊吓。所幸日本兵见车上有日本人，便走了。顾先生一刻也不愿等，用包袱包了些书画，自己历经艰难先回上海，待亲朋问及家人，他才想到当时因为装画，车上就没有两个儿子的位置，他们被留在了常熟汽车站的一家小店阁楼上。第二天，天香味宝厂又派一辆卡车，才将滞留的人与画箱运回。

顾公雄的子女辗转来到上海，在虹口一个日本商人家住了一夜。因为安排运回文物，顾贤家的小车进出租界频繁，车中又有日本人，引起了当局注意。当时抗日情绪高涨，但谁也不会知道，这个日本人竟是假扮的。这真是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

顾公雄将这批珍贵字画的一部分，寄放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是常熟藏书世家、铁琴铜剑楼后人瞿启甲父子（子为济苍、旭初、凤起）的沪上寓所。瞿家帮顾家在附近的爱文里找了住房。自此，瞿、顾两家常有往来。瞿家楼下的客厅一时也成了书画雅集之所。

对于顾公雄一家抵沪的消息，日本人已经掌握。但也许是慑于苏州顾家的声望，来拜访的大都较为礼貌和谨慎，也没有探出顾家藏品的虚实。当时的汪伪行政院院长梁鸿志，也是著名诗人，文墨颇佳，斋号“三十三宋斋”（藏有33件宋代名人书法墨迹），在得知顾公雄的住址后，曾以嫁女儿的由头送来请柬，请其赴宴。为此顾公雄着实为难了一阵，最终以送礼不赴宴的办法应付了事。

为保全过云楼藏画，顾公雄在上海度过了漫长的七年，这种如履薄冰的生活并没有泯灭他的信念和过云楼定下的祖训。1945年夏，抗战临近胜利时，顾公雄携沈同樾回苏州居住，顾笃球姐弟仍继续在沪求学。7月份放暑假，顾笃球遵父命，携带一皮箱书画返回苏州，进城门时遭到敌伪的检查，箱中唐寅的画轴和张渥《九歌图》卷均被当场翻出，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极为紧张。敌伪的一个检查人员有些文化素养，展开唐寅的画，“喔！唐伯虎。”又打开《九歌图》卷，顾笃球几乎厥倒。但不知为什么，对方又有些心不在焉，只将卷首藏经纸那一部分折断，便离去了，顾笃球又惊又恨。所幸的是，这次检查没有酿成大祸，只是虚惊一场。

1949年春节后，顾榴、顾笃球姐弟又将部分书画从苏州带到上海。也是在这一年，生活拮据、心力交瘁的顾公雄在病榻上决定，将过云楼所藏的书画存入外滩中国银行的保险箱。

藏品中任何一件，按当时的价格，完全可以供顾家生活数年，也可以付讫高昂的银行保管费。但对顾公雄夫妇来说，这是不可宽恕的行为，他们节衣缩食，所承担的仅是守护保管之责。

1951年，顾公雄临终时说出自己的心愿：“还是献出来，把我的书画献给国家。”过云楼书画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顾氏先辈、后人以及前文所提或没有提到的朋友，都为中国的这笔珍贵财产呕心沥血，辗转奔走。目睹战争离乱和世态沧桑，目睹日渐繁荣的新中国的景象，顾公雄做出了极为慎重的选择。

沈同樾遵从丈夫的遗愿，和子女顾笃瑄、顾榴、顾佛、顾笃璋、顾笃球等在当年将过云楼书画的一部分捐献给国家。中央政府文化部发给褒奖状及奖金2000元。他们当即把奖金全部捐献，作为抗美援朝之用。1958年，沈同樾第二次捐献，上海市文化局奖给顾家现金1万元，沈老太太闻知当时里弄办食堂，意欲捐给居委会。上海博物馆得知此事，即通过有关部门转告老太太，这笔钱同过云楼价值连城的藏品相比，实在微不足道，顾家生活并不富裕，望能将这笔钱聊补家用，沈老太太得知后，仍捐出了一部分给里弄。

沈同樾率领子女捐献书画的情景，至今已无人能说清楚。在一个酷热的夏天，我曾到杨浦区翔殷路顾笃璋的住所访问。他患病多年，卧床不起，言语木讷，已经无法交谈了。只有他的妻子方秀云和我交谈，但她也感到无从谈起，她是在顾家捐献后第二年才嫁入顾家的，对捐献情况一无所知。此后，我在常熟又一次和她相遇，也只是作了简短的交谈。直到1959年3月上海博物馆举办“沈同樾先生捐赠过云楼书画展”，她才在这次展出中看到原属顾家的这些书画。第二次捐献160余幅宋元明清书画时，方秀云才在家里看到那批书画。“一点不知道家里有这些字画。”她回忆说，“当时家里是还有几幅吴昌硕、张大千的画，这些是顾家上辈画友的画，倒是随便地挂着。捐献时婆婆曾说：‘这些画就不捐了，实在拿不出手的。’”

曾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的历史学家杨宽在其自传《历史激流中的动荡和曲折》一书中略有记载：“这时过云楼的后代分为两支，其中一支的女主人亲自把所有收藏的名贵古代字画，从苏州送到上海来捐献。我们特别为她举办了一个捐献古代书画的展览会，还特别为她召开一次文物保管委员会举行授予奖状的仪式。过云楼的另一支主人顾公硕，也是热情支持我们工作的。我曾率领一个五人小组，前往苏州专程访问他，承蒙他热忱接待，把所藏的名贵字画提供鉴赏。我们访问的目的，是请求他出让著名的苏东坡所写《祭黄几道文》卷。我们依照他提出的出让价格，使这件著名的苏东坡代表作成为上博的名贵藏品之一。使我感到十分不安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听说顾公硕家被抄，他被迫害而自杀了。”

沈同樾捐献过云楼书画时，杨宽任上海市文管会主任秘书，实际上是他在主持这次捐献工作。在上海博物馆的历史档案中，我还看到为了给潘达于、沈同樾奖励，杨宽签署的调查潘达于、顾榴“二人的成分是否是地主”的调查公文。苏州市人民政府文教局回复：“顾榴先生经调查系地主成分。又据来函，潘达于先生居住上海，因此我处实无从调查。”另有一件关于顾氏家庭情况的调查，内容为：“顾氏上辈于苏城开设顾得其酱园，为合族所有，虽有小量田产，公雄本人以卖画为生，惟以身弱多病，生活不甚宽裕，妻沈同樾，子三人，长子已故，次三两子未娶，女三人，均已出嫁，现其妻生活由次子负担，尚可维持，其家藏古物，后人不欲轻易分散，自愿无条件化私为公。”

其实，沈同樾在两次捐献过云楼书画的过程中，顾榴起了重要作用，捐献事情多由她出面联络。1951年，沈同樾遵照顾公雄遗愿捐献过云楼所藏书画，上海市文管会只开了临时收据，到1954年1月顾榴给文管会写信云：“当时文管会请瞿、丁、马三位同志来接收的，所以由以上三位同志出了临时收据，但是事隔二年余，正式收据迄未掷给我们，所以我们希望早日取得正式收据，以了此一件未完之事。再者为了他日的便于参考，所以希望你们在正式收据上凡书画记上有记载者悉照书画记上原名，切勿以某某山水一轴等写出收据为盼。”1959年1月，顾榴又写信给市委书记柯庆施，信中写道：“榴等奉家母沈同樾之命，拟将先严顾公雄遗下所藏过云楼书画（大部为手卷），乘榴寒假，到沪捐献，物件由上海文管会或博物馆接受，则请市人委决定，决定后请先行联系，物件希望放上海博物馆。”这次，顾家又捐献书画碑帖169件。1959年3月，上海博物馆举办了“沈同樾先生捐献过云楼书画展”，并应顾榴的要求，展出书画的时代和名称，都是根据《过云楼书画记》而来的。

1997年夏天，常熟博物馆新馆开馆，我应邀前往参加，在这里见到顾榴以及顾笃璋的夫人方秀云。这时，顾笃璋已经去世，顾榴也行动不便，要她的先生搀扶着，呆呆的目光对我的问候已无反应，谈到当年捐献过云楼书画的事，已经忘却得茫然无所知，似乎和她没有关系。只是她的先生代为做了一些简单的说明。

沈同樾老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去世，已经无法再见到了；她的子女顾笃瑄、顾榴、顾佛、顾笃璋、顾笃球，有的已不在人世，即使还在的，也都是老弱多病，天各一方。过云楼的历史在他们的印象中真的像一片过眼的烟云了。过云楼老宅的另一半，已经住着许多普通人家，除了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还隐约记得过云楼的风韵外，更多的人不知道苏州还曾有过一个过云楼。在深深老宅里面，居民在天井搭起厨房，在过道里堆了许多杂物，那些贴在门上的新年画和新潮的大年历虽然十分醒目，但和过云楼的遗风却无一脉相通了。只有那一座残存的石雕大门，它的上端保存得相当完好，上刻被风雨残蚀的“霞晖渊暎”四个大字颇为沧桑，略存过云楼昔日的一点风貌。而要理解过云楼主人的胸怀，只有去上海博物馆看那些留有他们的手泽和气息的国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