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部电影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他因素
中国西部电影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文化发展以及历史积淀的必然爆发。西部这块广袤而苍茫的土地孕育出了西部人坚韧、自强、乐观、豪迈的性格，也孕育出了复杂而深刻的西部精神和西部意识。同时，多元的文化格局和文化类型给予了西部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造就了西部地区文艺创作空前繁盛的局面。西部电影的诞生正是在西部精神与文化格局对流中激荡出来的新鲜血液，是一种流淌着文化根脉与现代意识的生命体验。
一、西部的地域表征及历史人文内涵
西部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就人类生存的环境而言，西部的确不如东部富庶，中国几乎所有的高原、雪山、戈壁、沙漠都在西部，无论地理条件还是气候条件都比东部恶劣。汉唐以后，随着一度在中西部接壤地区形成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逐渐东移，本来就遥远的西部就变得更加遥远了。作为中心的对称，边缘是辽阔的天地；作为中心的陪衬，边缘又是寂寞的前沿。江河东逝的悲怆、山高皇帝远的僻陋，给西部人的文化心理投下了巨大的历史阴影。但也恰恰因为这种悲怆和孤独，西部人对生命的理解和对人类社会文明进化的理解，就多了几分让历史感到惊悸和震颤的内容。
在民族文化的特质上，西部是一个很难没有宗教的广袤地域。在高远湛蓝的天空之下，在巍峨峭拔的冰川雪山之下，在低洼潮湿的沼泽草地之中，在一望无际的浩瀚大漠之中，纯粹以自然条件为生存前提条件的土著居民和外来移民，被推到一个渺小的、孤独无依的位置。没有强烈的宗教理想和虔诚的宗教心理，就没有西部居民安之若素的生命态度，就没有西部民族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命意识，也就没有他们在严酷生存环境中坚忍的生命精神了。也因此，西部成了宗教交汇杂陈的区域，这一文化表征向我们呈现出西部社会人群的文化结构，并因历史流变而沉积成为十分丰富的形态，“以宗教的凝聚力而聚集成的文化圈层，既有种族与血缘上的密切关系，又有精神与旗帜上的相互关联”[10]。宗教在西部既是一种崇高的精神信仰，又是一种约束族人的陈规与信条。
同时，西部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本身也呈现着独特的性格，而正是这种地域的特性决定了西部作为人种概念、文化概念、经济概念乃至精神概念、美学概念的独立性。在20世纪80年代，在与时代风尚、民族意识和社会心理所构成的时间和空间关系中，西部已被人们无法拒绝地接受为一种精神概念、美学概念、电影概念。西部，正是由于它的地理特征才使它产生独有的文化形态，高、险、奇的特征决定了在这块土地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是西部社会的主要矛盾。生存，始终是摆在西部人面前的最大难题（如《老井》《一棵树》《可可西里》等）。
在西部最容易使人进入极限体验，生存与死亡的本能可以不通过任何中介和升华而直接地呈现出来，原始的生存状态使西部人拥有了罕见的生存能力和强大、豁达的心理能力。因此，西部人是博大的、强悍的、勇武的。这种性格特质和西部地形的崎岖又使西部人在生存过程中显得乐观、浪漫、独立、坚忍、自强，内在的苦难和坚忍常常表现为外在的乐观和浪漫，这种精神气韵尤为表现在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中（如《成吉思汗》《东归英雄传》《嘎达梅林》等）。同时，人与自然关系的持久激化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亲近、友善，因而西部是一块流溢着情义的土地，在西部人的粗暴、冷酷的后面往往隐藏的是强烈的温情和爱恋。总之，“西部因土地之贫瘠蛮荒而贴近自然，因地形之险恶而有生命力之强大，因生存之艰难而有精神之忧患，因生命极限之体验而有豁达与浪漫，因人与自然之直接对峙而有人情民风之淳厚质朴，因群峰之起伏而有性情之刚烈，因大河之滔滔而有慈情侠义之浩荡……”[11]
二、西部的多元文化格局
西部地形之“杂”与自然之“险”直接决定了西部多元的文化形态，且西部复杂多样的文化形态也内在地与西部“杂”而“险”的地域特征构成了某种同构效应。西部多元的文化样式主要包括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宗教文化、工商文化、军事文化在内的五种文化形态。
（1）农耕文化。在西部，农业耕作是最基本的生产方式。占西部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民族主要是从事农耕；其他兄弟民族，尤其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也是以农耕为主。北方少数民族尽管历史上以游牧为主，但其中也有不少民族逐步由游牧过渡到农耕。如曾经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文明的羌人党项族，在建立西夏王朝前后就已由游牧转向了农耕。如果把陶器的出现作为先民从事农耕的标志，那么西部的农耕文化早在半坡时期以及马家窑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从远古时期后稷的传说到《诗经》再到今天陕西杨凌的“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可以看出，西部始终是中国农耕文化的腹地。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其基本的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长期以来一直是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上的。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封建意识形态，始终是按照农耕文化的实际需求和想象力构建起来的，而最具典范性的农耕文化及由此形成的最具典范性的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就长期建立在西部的黄土地上，而黄土地也因此成了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和西部电影的重要表现对象。“在这里，最悠久、最规范的农耕方式与最辉煌的几代封建王朝的国都相互辉映，形成了一个从文化到社会政治再到意识形态的浑然一体的、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帝国。”[12]农耕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守土为业，它塑造了西部农业人本分、诚实、质朴、率真，以及讲义气、谦让、隐忍等性格特征，但守土为业这条道德律令也使西部人出现了诸如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缺乏竞争意识和冒险精神等一系列心理和性格特征，这种农耕文化孕育下的人物的优缺点在《野山》中“灰灰”“秋绒”这一类人物形象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2）游牧文化。我国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几乎全部集中在西部地区，其中最主要的游牧民族有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等，以及已经消逝的匈奴、羌、突厥等。由西部各游牧民族共同创造的游牧文化传统，虽然不像农耕文化传统那样辉煌，也没有像农耕文化那样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但游牧文化构成了西部文化中独立的、富有个性的文化传统，也形成了与农耕文化迥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游牧文化的民族特征是游走与扩张、适应与征服。游走与扩张的生存方式是游牧民族特有的心理能力，它表现为对大自然、新的生存环境乃至整个外部世界的适应能力和征服能力。如西部历史与战争题材的《成吉思汗》就体现了这一点，它充分塑造了游牧民族剽悍神勇、坚强刚毅的民族性格。而人类历史上最勇武的一次征服，就是由西部游牧民族——蒙古人所创造的，以成吉思汗为首领的蒙古铁骑，踏遍了亚洲和大半个欧洲，建立了疆域辽阔的大元帝国，并创造了蒙汉文化融合、互补、共同发展的繁荣局面。但游牧民族随着生产方式的演变也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同时在一定情况下，也有着狭隘的民族意识。
（3）宗教文化。西部是一方有着诸多宗教信仰的区域。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属于历史的范畴，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宗教不是从来就有的，更不会是永恒不变的。当宗教赖以生存的主观和客观条件不复存在时，就会归于消亡。宗教既影响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同时宗教对社会生活也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对社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当今世界上发生的许多热点问题包括社会改革、国家治理、地区冲突、国家战争等都与民族和宗教有关。此外，宗教对各民族文化的影响也颇大，它在各民族的文化心理、文化传统乃至具体的文化形式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例如宗教的建筑、音乐、节日对相关民族的建筑、音乐、节日就有着直接的影响，像穆斯林的古尔邦节、肉孜节等，既是宗教节日，也是民族节日。
我国西部各民族大都有宗教信仰，信仰的宗教主要有佛教、伊斯兰教、儒教和道教。佛教的“与人为善”“普度众生”，伊斯兰教的“务实”“崇尚经商”，儒教的“积极入世，兼济天下”，道家的“道法自然”等思想和教义大大丰富了民族文化的素养，这种素养长期以来已积淀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佛教的“遁入空门”与“现世虚无主义”，儒教的“农为本，商为末”以及“存天理、灭人欲”，道家的“无为而治”等消极与偏执的思想和教义也在人们的精神和心灵上产生了误导，以至于成为西部各民族发展和前进道路上的一道无形的思想屏障。由于宗教是西部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西部电影也就对西部地区的宗教文化有着较多的袒露和反映。如西部电影中的《猎场札撒》《盗马贼》《天地英雄》《可可西里》等影片就对藏传佛教文化有着深入的揭示，《孩子王》对道家文化做了一定的呈现，《野山》《老井》则对儒家思想文化做了某些注解……
（4）工商文化。工商文化在西部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毛纺、皮革一直是西部工业的优势，而近现代以来，煤、石油、天然气等形成的开采业更是西部工业的强项；同时，西部也有着辉煌的商业、贸易发展史，如绵延达数千年之久、沟通东西方商贸与文化的丝绸之路，就使西部负载了浓郁的商业文化的色彩。且西部各地都有一些职业的商人，如陕北的“货担郎”“脚户”“赶牲灵走西口”，这些商人在那个封闭的社会里不仅仅是商品交流的桥梁，而且也成为整个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西部经典力作《黄河谣》虽说是一部具有厚重文化感的音乐片，但影片除了拥有音乐文化气息以外，也显现着一丝商业文化的气息，影片主人公“当归”一生的苦难也正是通过他一辈子的职业——脚户（商品运输和商品交换的中介）所体现出来的。
（5）军事文化。军事文化是西部一种特殊而重要的文化类型。历史上，西部的战火似乎很少有熄灭的时候，边塞就意味着战场，意味着血与火的不断厮杀与纷争。边塞世世代代都有重兵把守，从而使西部军旅生活也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类型与特色。古时的边塞诗也正是由这种军事文化所激发的，如“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王昌龄《出塞》）；“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进入当代，西部军事文化出现了全新的内容，尤其在新疆、青海、西藏，解放军已成为一支主要的建设力量和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他们除了扮演与古代将士相同的国家保护者和文化传播者的角色外，军事文化还与农耕文化相结合产生了规模浩大的“军垦”现象；与工业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军事工业基地；而且当代西部军事文化已形成一支独立的军事文化艺术力量，成为西部文化概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西部电影《天地英雄》《红河谷》《黄河绝恋》等影片就对西部的军事文化做了某些注脚。
西部地区历史悠久，有着强大的民族文化凝聚力和生存延续力。西部虽然有着诸多文化类型，但其文化主体还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其他像宗教文化、工商文化、军事文化只能说是主体文化外的附属文化和衍生文化。如果说游牧文化带有浓重的浪漫色彩，轻伦理、重自然，轻观念、重情感，雄浑中透出悲壮，自由奔放而豪迈不羁；那农耕文化则是沉稳的现实主义，重道德、轻自由，重实利、轻精神，平实中透着恬静，辛勤耕耘而悠然自得。当然，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跟其他种类的文化也不是相互孤立、泾渭分明的，而是互相聚合、彼此渗透的。这几种文化及各种文化内部派系所形成的次文化层构成了西部民族交流及冲突的文化单元。同时西部严酷而相似的自然环境又使这几种文化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相互砥砺和交融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高原特色与草原风情的文化底蕴，表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聚性特征。这种多元化的文化格局，在我们现在经济日益走向一体化、各民族文化个性日益消弭的今天显得弥足珍贵。这为西部文艺、西部影视乃至全国影视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
三、独具魅力的西部精神
任何艺术都是某种精神气韵的积淀与凝结，西部电影便是这样一种关于西部或西部意义上的精神积淀，从整个西部电影的发展与创作来看，这是一个动态的、复合的实体，构成这一实体的是西部固有的、永恒而神秘存在着的西部精神。关于什么是西部精神，许多学者从诸多角度和不同生存境遇出发，得出的结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第一个把西部精神放在西部艺术的客体位置进行研究的，是西部文艺的主要立法人肖云儒。他综合了“守旧说”“开拓说”“‘西部文化与原始人性结合所体现出来的价值总和’说”，得出了较有权威性的结论。他认为“西部生活精神就是蕴含在西部社区生活中的精神特质”。[13]首先，这种精神特质是一个“具有主导倾向的多元动态结构”，即由不同民族及其不平衡的政治经济文化、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曲折的个人命运，以及多方面的社会心理和个体心理需求所造成的多元的精神结构，而这一精神结构又在具体的文化运动中呈现出某种主导倾向。其次，这种精神特质是“三个精神对子的两极震荡”，亦即“历史感与当代性”“忧患意识和达观精神”“封闭守成和开放开拓”，这“三对矛盾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以不同比例、不同形态对立统一着”。[14]这一总结较为全面地概括了潜伏在西部人生活行为中的文化心态与文化性格。
当然，西部精神除了肖云儒所说的上述特征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以某种自然观为轴心双向展开的生命现象。因为西部精神归根结底是从人与自然的原初关系中滋生出来的。为什么我们要提出一种西部精神或西部精神何以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这是因为在西部，人与自然的关系最显著、最严峻、最不可忽视。可以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几乎潜伏在每一个西部人的生命中，且这种关系在西部人的生命状态中总是处于一种冲突、对抗的状态。这种冲突与对抗便投射为西部人性格的巨大起伏与落差，投射为征服欲与崇拜欲，投射为极度的妄自尊大和极度的妄自菲薄，投射为壮烈、夸张、离奇、硬而重的语气，投射为西部文化、性格、生活、时代中的“两极震荡”（肖云儒语）。一方面，西部人有着勇武强悍、乐观自信、坚忍不拔、独立自在以及“开放开拓”和积极投入每一个新的时代潮流的“当代性”的一极；另一方面，西部人也有着强烈的依附性（对土地、对人），脆弱卑微、自私自利、苦难感、原罪意识，以及忧患意识、封闭守成和回首往昔的“历史感”的一极。这两极同时在西部人的精神性格中相互对抗、相互认同，轮流支配着他们的思想与行为。也因此，西部精神中积极与消极的因素造就了西部人性格的两重性，这种人物性格的两重性在西部电影中多有表现和揭示。西部电影也正是透过影像深入地揭示了西部人在自我思想观念上，以及自我与社会观念上所发生的碰撞与冲突，才大大强化了西部电影的文化意味。
四、社会背景、时代因素、文艺语境
（一）社会背景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各项事业开始全面复苏。政治民主、经济振兴的大业，以及渴望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趋求，呼唤着民族精神的重铸，这种重铸也推动着传统文化的调整。在告别小生产者的安贫自足和弱者化的以礼自教后，我们的民族精神更向往一种刚勇、雄健和锐进的气质。这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在西部的男性气质中找到了对应物。这种男性气质既流注于西部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之中，更在新时期开发西部的宏伟业绩中表现了出来。
此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物质文明虽日益改善着人类的生存条件，但在另一重意义上，物质文明和城市化进程也日益将人与自然拉远，使人淳朴明丽的心境和情操渐渐地染上了尘埃与混浊。随着人的社会属性越来越强化，人的自然属性，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却变得越来越疏离，这种与自然母体的日益隔离使得现代人的心灵在城市化和商品化的大潮中开始变得彷徨、游移、苦闷、焦灼起来；而西部辽阔博大的风俗、人情、心态却能给身处嘈杂而喧哗的都市人焦虑而苦闷的心灵提供一方绿色的草原，从而对现代都市人快节奏的生活进行一种情绪补偿和心理慰藉，以使他们身上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达到一种天然的平衡。这种精神和心灵上的平衡使现代人永远都能保持一种平和、雍容、自得的心境。而要保持人自身两性的平衡，一是需要现代的都市人直接去原始的西部进行旅游，以使他们在与大自然的接触中直接获得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补偿与慰藉；二是需要现代都市人通过西部文艺去感触和领悟西部的大自然，而西部电影让人们直观而又具象地“触摸”到西部大自然的精魂，成为现代的城市人跟西部沟通与对话的一个有效中介。
（二）时代因素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整个中华民族进入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它集中地表现为经济改革和由此引起的人们精神面貌的变革。那么“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刘勰《文心雕龙》语），我们的文学、我们的电影，也必然随之出现与时代潮流相一致的新貌。因而，开拓崭新的艺术领地、寻求新奇的创作素材，开启全新的电影美学思潮，全面、真实地展现当代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就成了时代赋予文艺、赋予电影的历史使命。
西部是历史的西部，也是现实的西部；是传统的西部，也是现代的西部。西部是中国乃至亚洲的山之巅、河之源。它山势险峻、幅员辽阔、人烟稀少、资源丰富，这里既有象征着祖国母亲的长江、黄河，也有象征着强有力男性的巍巍昆仑。不仅如此，丝绸之路、敦煌壁画、楼兰古址等自然画卷和历史遗迹也都丰厚地贮存在这里。西部虽有着昔日的辉煌与文明，但由于历史的因素和地理的因素，近代以来逐渐落伍了，长期以来形成了贫穷、闭塞、保守的一面。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及国家经济政策的倾斜使得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程度已远远超出了西部，在这种巨大的反差面前，西部人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意识、伦理道德观念上开始了自我审视、思虑和裂变：西部不仅在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乃至近代人文地理上的贫瘠和落后呼唤着开发者，呼唤着现代化，而且西部人也迫切要求改变贫穷落后的生存现实，渴望自己能大步猛追，汇入现代文明的洪流中。
同东南沿海地区以及中原地区相比，西北地区的闭塞使得现代文明之风吹到这里要晚一些、少一些。西部人千百年来形成的稳态的心理结构和视先人传统为神谕箴规的保守思想，使得西部人走向现代化的步伐要艰难得多。但即使再艰难，社会总是要前进，西部也总是要逐步改变其落后的面貌。因而，在由“辉煌—衰落—新的辉煌”这种历史的转变进程中，反映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西部行将消逝的古朴的原始德行之美，反映处于新旧交替时期西部人特有的精神面貌和悲剧色彩，以及描绘古老文明的沉积与现代开发的挺进交相并存的动人画面，正是中国西部片基于现代化建设与时代精神的透视和思索。当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导的改革开放以不可阻挡之巨力进入西部腹地的时候，新旧文明所产生的冲突比其他地区往往更为激烈和尖锐。也正是这种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时代感冲突为西部电影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才使得西部电影拥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和时代气息；而《人生》《野山》所表现的正是一种新旧思想冲突和变革的时代主题与时代气息。1999年，这是很不寻常的一年，就在全人类跨入新世纪的最后一个年头，党中央做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举措，再次吹响了开发西部的号角。这股社会浪潮马上就对西部地区和西部人的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美丽的大脚》正是这种新的社会思潮和时代精神作用于西部人生活、思想与精神的一种折射和呈现。此外，在中央开发大西北和西部的号召下，国内外的仁人志士也都跃跃欲试，希望在广袤的中国西部能开创出属于自己的新天地，这种开发者气魄和拓荒者精神是属于整个时代、整个民族的。中国西部电影虽然不是开发大西北和西部的政策的产物，但多多少少也是受了这种时代精神的感召。
（三）文艺语境
西部具有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具有古老辉煌的历史文明。从半坡文化到轩辕黄帝，从《诗经·秦风》到盛唐之音，从丝绸之路到飞天壁画……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源泉和宝库，至今仍放射着灿烂的光辉。这种历史文明和文化传统既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同时也给我们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也因此，从新的视角和多元化角度来理解和再现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弊端，并从中汲取复兴中国文明的营养，就成了时代给予文艺家们的历史使命。在这种情形下，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文艺工作者纷纷把目光投向处于边缘地带的乡村山野，探询中华民族古老历史的渊源，形成了一股“寻根热”，而“寻根”也正是一些青年艺术家在完成时代给予的文艺任务时的一种尝试。依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寻根思潮也许有这样或那样的偏颇，但追求当代意识与历史文化的交叉和冲击在当时却构成了他们共同的特色，历史的西部、人文的西部被他们用各自丰富的学识和文化素养恰到好处地表述了出来。由此，“寻根”的一群人在西部找到了一处驰骋思想和艺术的空间，成为他们沟通历史与现实、领会生活与艺术、反思人生价值和生命体悟的一个崭新平台。正如第五代导演陈凯歌所说：“我认为西部是我国文化的发源地，我们就是要溯本求源寻找自己民族的根，在经济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找出一个民族观念形态上的历史继承。”[15]正是这些艺术家对西部的追根溯源，才使得西部文艺尤其是西部电影饱含了强烈的思想文化意味。
综上所述，在西部历史人文内涵、西部的多元文化、西部精神，以及整个社会背景、时代因素、文艺语境的前提和基础上，以西影厂为代表的一大批电影艺术家正努力探寻一条适应自身特性和发展的艺术道路；希冀在西部博大、雄浑的地域环境，质朴而又极具韵致的西部风情，以及在阳刚、粗犷而又不失灵巧、精致的西部精神中，力求探索电影艺术上的超越和创新。在历史的偶然性（西影强烈的艺术创新渴望和权威人士的提倡）与必然性（各种条件和因素的具备）相互交织与碰撞的过程中，一种新型的电影流派——西部电影开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它在照亮国内影坛之际，更闪耀在国际影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