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支那的童年和少年
我是在沙沥和西贡之间的渡轮上第一次遇见雷奥的。当时，我回到西贡的寄宿学校，某个人，我再也不记得是谁，让我和雷奥同时搭乘了他的车。雷奥是当地人，但是，他穿着法国式服装，讲一口无懈可击的法语，他从巴黎回来。我，我还没满十五岁，我只是很小的时候在法国待过，我觉得雷奥挺优雅的。他手指上戴着一枚大钻戒，身穿米灰色柞丝绸衣服。在那些至今没有注意过我的人身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钻戒，而我的兄弟们，他们穿白布衫裤。鉴于我们的资产状况，我几乎难以想象他们有朝一日能够穿上丝绸西服。
雷奥告诉我，我是个漂亮的女孩。
“您熟悉巴黎吗？”
我满脸通红地说不。他熟悉巴黎。他住在沙沥。某个在沙沥的人竟熟知巴黎，直到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一点呢。雷奥向我献殷勤，我惊喜不已。医生把我载到了西贡的寄宿学校，雷奥设法告诉我，我们“将再见面”。我很清楚他极其富有，我着迷了。我什么也没有回答雷奥，我是那么激动，那么没有把握。我回到C小姐家里，我和另外三人，两位教师和一位比我小两岁，名叫科莱特的女孩一起寄住在那里。C小姐从我母亲那里拿走了她几乎四分之一的小学教员的薪金，以此为条件，她向母亲保证给予我完善的教育。只有C小姐知道我母亲是小学教员，她和我都小心翼翼地对其他寄宿生隐瞒了这一点，她们也许会对此感到气恼。当地小学教员的薪酬是如此之低，以至于大家都对这一职业的社会地位非常瞧不起。我自己尽我所能地、谨小慎微地对此守口如瓶。那天晚上，回到C小姐家时，我陷入绝望之中，我心想，住在沙沥的雷奥，不会不得知我母亲的情况，他只可能疏远我。我不能对任何人讲这件事——尤其不能跟一位主管的女儿科莱特说——也不能告诉C小姐，她也许会把我从她的学校开除出去，我毫不怀疑，这一招很快就会置我母亲于死地。然而，我安慰自己。虽然雷奥熟悉巴黎，而且家资巨万，但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而我却是白种人；也许他会将就一个小学教员的女儿。
小学教员的女儿这一身份使我在学校里感到沮丧，在那里，我只跟那些邮局职工和海关职员的女儿们来往，只有他们与当地小学教员身份、地位相同。C小姐愿意接受我，因为她为人豁达，宽宏大量，因为，我母亲还是出了名的正派、诚实。然而，她对我比对科莱特更加严厉，同时又更加亲密。因此，C小姐左乳下长了癌瘤，在整个院里，她只让我一个人看。通常，每星期天下午，我们吃了点心以后，所有人都外出时，她让我看。她第一次给我看的时候，我明白了为什么C小姐身上会散发出这样的臭味，但是，在整所房子里，只给我一个人看她的癌瘤，使我们之间有了一种默契，我认为是由于我的小学教员女儿的身份。这并不令我不快，我把这件事告诉母亲，她因这一信赖的表现而感到某种骄傲。这一幕发生在C小姐的房间里。她露出乳房，走近窗户，让我看。我小心翼翼，屏息敛声地仔细看了足足两三分钟之久。“你瞧见了？”C小姐问我道。“啊，是的，我看见了，就是这儿。”然后，C小姐藏起她的乳房，我重新开始呼吸，她再穿上带黑色花边的连衣裙，叹了口气，于是，我对她说，她已经迈入老年，这种病不要紧的，她同意我所说的，不再难受，然后，我们到种植园去散步。
我母亲作为公务员的遗孀，并以公务员的身份（自1903年起，她就在印度支那半岛任教），从总督府那儿获得一块位于上柬埔寨的种植水稻的租借地。当时，这些租借地每年缴付极少的年金，这些土地只有在若干年后开始耕作了，才属于它的受益人。我母亲不停地奔走，四处活动，得到一片八百五十公顷的宽阔的租借地和森林，位于大象山脉和大海之间，柬埔寨的某个偏远的地方。这片种植园位于离法属第一个关卡六十公里远的小路上，不过，必要时，这一弊病也许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我母亲雇用了五十来名用人，必须把他们从交趾支那迁移过来，并不得不在离大海两公里远的沼泽地中间建造起一个“村子”，然后把这些人安置在那里。对我们全家人来说，这段时期极其快乐。我母亲一辈子都在等待这一时刻。除了建起一座村子，我们还在沿着种植园的小路边建造了一栋吊脚楼房。在1925年，这栋房子花了我们五千皮阿斯特，当时可是很大的一笔钱。考虑到闹水灾的缘故，房子建在桩基上，完全是木制的，木头需要切割、锯开，并就地锯成木板。这些事情可能出现的诸多极其的不便，都没有阻止我母亲。我们在邦代—普热（种植园的名称）连续住了六个月，因为我母亲已经从西贡教育局获得离职批准。在建造我们的房子期间，母亲、我的哥哥和我，我们就在一所茅舍栖身，靠近“上面”来的仆人们住的草屋（村子坐落在离那条小路，即我们的房子四个小时船程的地方）。我母亲和我，夜里睡在一张床垫上，除此之外，我们完全同仆人们共同生活。当时，我十一岁，我的哥哥十三岁。如果我们母亲的健康没有垮掉的话，我们肯定会非常幸福。眼见我们即将摆脱困境而产生的兴奋和快乐，与她格外难受的更年期同时来临。当时，我母亲曾有过两三次癫痫发作，一发作，她便处于一种嗜睡性昏迷状态，这种状态可能延长至一整天。那个时候，在柬埔寨这个地区，不仅不可能找到一位医生，而且连电话也根本不存在，我母亲的发作使那些土著仆人又惊又怕，每次，他们都威胁着要离开。他们害怕得不到报酬。他们围住茅舍，在茅舍周边的斜坡上，静静地坐上这发作持续的一整天。茅舍里，我母亲毫无知觉地躺在床上，轻轻地呻吟着。我哥哥和我时不时地走出茅舍告诉这些仆人，我母亲并没有死去，让他们放心。他们只是很难相信这一说法。我哥哥对他们说，即使我们的母亲死了，他发誓，无论如何，他也会把他们带回交趾支那，而且，他会付钱给他们。我哥哥，我说过，那时，他才十三岁；他已经是我从来未遇见过的最勇敢的人。他同时有能力让我安心，让我相信，不应该在仆人面前哭泣，因为这无济于事，让我相信，我们的母亲会活下去。确实，当太阳从大象山脉后山谷那儿消失的时候，我们的母亲恢复知觉了。这种发作有这样特别的地方，它一点没有给她留下任何痕迹，第二天，我母亲又重新从事她的日常活动。
从第一年起，这片种植园二百公顷土地的耕作便与我们房子的建造、村子的建立、搬运以及仆人们的安排诸项工作齐头并进，耗尽了我母亲二十四年公务员生涯里攒下的积蓄。但是，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是次要的，因为，我们算定第一次收获就几乎可以完全补偿因安顿而花去的费用。我母亲在一个又一个的不眠之夜不断琢磨的这一计算看来是确凿可靠的。我母亲“知道”，四年后，我们将会成为百万富翁，因此，我们对此更加深信不疑。那时候，她还与我去世多年的父亲保持联系。如果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她什么也不会干的，所有这些有关未来的规划都是他授意的。据她说，这些“措辞”只是在将近凌晨一点才形成，这说明我母亲的确度过了辗转不眠的夜晚，而且，这使她在我们眼里拥有一种奇特的威望。第一次收获的结果是几袋稻谷。由总督府拨的八百五十公顷地是盐碱地，而且每年有一部分时间被海水淹没。除了房子周围离大海比较远的那几公顷地，全部收成还没到收获时就在涨潮的一夜间“烧”了。海水一退，沿着我们种植园的河流重新可以通行时，我们就去看我们那二百公顷被盐烧毁的稻田，我们乘坐八个小时的小船，来回走了一趟，察看我们全部被毁坏的东西。但是，当天晚上，我母亲便决定借三十万法郎，修筑堤坝，这些堤坝也许能使我们的稻田永久免遭海啸侵袭。鉴于我们的种植园还不属于我们，我们不能将种植园作抵押，而且，即使有这种可能性，由于这种植园在一片盐碱冲积地内，经常被海水淹没，已经没有任何价值。我母亲去找的所有信贷银行都断然拒绝借给她这笔巨款，我们无法用什么东西来为这笔钱作抵押。总之，我母亲去找了一个“chetty”（泰米尔放债人），也就是说一名放高利贷的印度人，他同意借给她这笔钱，条件是以她小学教员的薪金为抵押。这事情不可能瞒过教育总局，对我们三个人都是非常不光彩的事。于是，我母亲不得不重新工作。她每周五晚上从她任教的沙沥动身，驱车八百公里，然后在周日至周一的夜间再返回。Chetty收取的利息，就是他一个人耗费掉我母亲薪酬的几乎三分之一那么多。在这些交易的整个过程中，我母亲从不气馁。建筑这座可能庞大宏伟的堤坝，使她陷入极度的兴奋中。我们与她关系密切，相依为命，和她一样狂热。我母亲并没有请教任何技术人员，以便获知这堤坝是否有效。她认为就是有效的，她总是按照某种高级的、无法控制的逻辑行事。我们雇来了几百名工人，在我母亲和我们的监督下，堤坝在旱季建成。从chetty那儿借来的大部分钱都用在它上面。不幸的是，堤坝被潮汐期间陷入的大量螃蟹啮咬，于是，下一年，当大海涨潮时，用松散的土壤所建成的，已被螃蟹侵蚀的堤坝几乎全部崩塌。
所有的收成又一次丧失殆尽。显然，没有石块来加固是无法修筑堤坝的。我母亲明白这一点，她无法找到石头块，便说起要在地上坡面部位放置方块状的红树树干。她又一次找到了办法。她有了这类发现并把这些发现告知我们的那些夜晚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她特有的创造性使她陷入一种具有感染力的心醉神迷的状态，以致那几个还留在家里的“上面”的仆人也同她一样狂热。下面的那些与我们分开居住的仆人，他们留下来仅仅是因为我母亲对他们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宽厚、慷慨。他们作为佃农来到这里安家，然而，稻田却几乎没有任何收成，我母亲认为自己必须把他们当作工人来对待——这并不适合我们的经济状况。用红树树干的办法耗尽了那个chetty出借的钱。情况并不那么糟，一部分坡面挺住了，其他的则将坍塌。妈妈取名为“决定性试验”的四十公顷稻田是她的慰藉和骄傲。庄稼长出来了，我们每星期六都去看。唉，到了收成的时候，我们又一次希望落空。住在村里的仆人不约而同地背着她，出海重返交趾支那——带着我们在三年内能收获到的仅有的稻谷。我母亲又一次打定主意。三年里，堤坝的建筑使她神经紧绷。一部分堤坝没有被冲垮这一事实让她感到很欣慰。我母亲的天真无邪与她的无私是谁也比不上的。她对堤坝感到厌烦，不想知道下一年就是那些得以挺住的堤坝也会坍塌。尽管如此，后来，她继续每年都让人播种几公顷的地作为试验。她认为海水不会迟迟不退出她的稻田，她的努力将会得到回报的。我们获取万贯家财的期限更远了，但按她说，并不是遥遥无期。有时，我们怀疑一块冲积土层的地是否就能在这么短短几年有所改善，但我们的母亲让我们放心。她就这样在感情上确信这一点，我们还是和她一样。
我们彻底破产了。母亲或多或少忽略了种植，绞尽脑汁支付chetty的借款。当时她注意到我，决定让我去学习，她发奋实现这个计划，相当于对修筑堤坝和房子所倾注的热情。她不管我的哥哥，说他不聪明，并试图说服我。她认为我比我哥哥更适合学习，不过，这不无某种蔑视。我的哥哥也一样。我哥哥对我说：“我不聪明，我留下种地。”不然就说：“我没有你那份聪明，我不配母亲为你所做出的牺牲。”他是真诚的。他还对我说：“我应该留在沙沥使你有可能上学。”他就待在沙沥。我哥哥的谦卑是我忧郁的真实原因。我母亲确定他缺乏才智，而他就单纯地顺应这一“降低身份”的境遇。同样，我母亲认定我天生是读书的料。我在中学获得的成绩糟透了，一直到高中二年级，我在每门学科上都是最后一名，不过，我时不时地在法语方面获得的成绩还可以——这时，我母亲就高兴地流下眼泪，感到自己的牺牲得到了回报。最初，她经常开着我们的老雪铁龙和我哥哥一起到C小姐这里来看我。然而，由于他们当时靠着我母亲那难以置信的劳作在维持生活，他们的造访很快就变得稀少了。正是在那个时候我要自己设法去沙沥，星期六乘卡车启程，法国人从来也不坐这种卡车，因为，正常情况下走四个小时的路程，它要花八个小时。我有时就利用这便宜的机会回家，后来，在其中某一次返回途中，我遇见了雷奥。
在那次相遇之后，我回到C小姐那儿的第二天，午休时，我听见一声很响的喇叭声。是雷奥。我正同科莱特在一起，我不敢去阳台。雷奥坐在车里连续经过了三十五次。他在房子前放慢速度，但不敢停下。我没有在阳台露面。没有人想起去看看，准是以为我正在等雷奥，我对街上的声音特别敏感。此外，想到雷奥这么费力地讨好我，我感到有点丢脸。尽管如此，我还是尽量穿戴得最好，两点时，我就下楼去学校。雷奥在路上等我，身子靠在车门，总是穿着米灰色柞丝绸西服。他迎着我走来说：“真不容易遇见您。”他请我上他的车。雷奥的车真让我入迷。一上车，我就问是什么牌子，价值多少。雷奥告诉我是一辆“莫里斯·雷昂—博莱”，价值七千皮阿斯特。我想到了我们那辆价值四百皮阿斯特的“雪铁龙”，我母亲分三次才付清了车款。雷奥还告诉我说，这并不是他唯一的轿车，他还有一辆跟这辆一样漂亮，但是是敞篷车，也是“莫里斯·雷昂-博莱”牌，这是他最喜欢的牌子。对于我们开始这样无拘无束的谈话，雷奥显得很高兴。他问我想要他把我送到哪里。“去学校，”我说，“我迟到了。”雷奥文雅而殷勤地问我是否愿意兜一圈，我说不。他把我送到学校大门，并请我允许他当天傍晚再来找我。晚上，他来了，第二天又来了，后来几天都来了。我非常以他的车为荣，很想别人能看见它，我故意待在车里，生怕我的同学们没瞧见我就过去了。我当时肯定，有这么一辆车不能不耍点心机，那样一来，我也许可以同印度支那的高级官员的女儿们交往。她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拥有这样一辆由身穿制服的司机驾驶的利穆新轿车[1]，这样一辆特地在巴黎订购的车体大、档次高的墨绿色利穆新轿车。可惜，尽管拥有令人赞叹的汽车，雷奥仍然是安南人。这辆车使我如此心醉神迷，以致我忘记了这一弊端。中学的同学最终都远离了我。仅有的一些直到那时还理解我的也再不敢为了与我做伴而损害自己的名声。我没有朋友，但是，这并没有过分地打击我。有几个星期，我继续同雷奥见面。我总是想方设法让他谈论他的资产。他大约有五千万的不动产，遍布在整个交趾支那，他是独生子，他拥有一大笔钱财。雷奥的财富估价成的数字使我惊愕不已，夜里，我做梦梦见这些数字，白天，我则对此不断地浮想联翩。这些数字与我迄今为止在家里所听到的完全搭不上边。就我记忆所及，我知道我母亲总是缺钱。她唯一关心的就是挣钱，虽然她那好冒险的性格使她常常采用转弯抹角的手段获取成功。那有什么关系，我母亲一再向我们灌输一种可以说是神圣的金钱观念。没有钱，是不幸的。没有钱，美德“通不过”，而无辜则受到谴责。我母亲深信，如果她成功地挣到钱，那么由此就会产生一系列幸福的后果。
“有一些本地学校的教员的女儿嫁给了银行家。是有的，真的，我知道她们。但是，这是一些能给她们女儿一笔嫁妆的人。”
在我认识雷奥的时候，我们每个月只能靠变卖还剩有的首饰和家具度日，并支付chetty的债款。我们偷偷地这么做。我们极其秘密地把我们的首饰转卖给当地的首饰商。“如果别人知道了，我们就名誉扫地了。”我母亲说。尽管如此，她仍然留用我们的老女管家和厨师，因为，如果在沙沥有人知道我母亲自己下厨，那么，任何人都不会同意见我们的。然而，妈妈必须正式拜访别人，和接待一些正式的来访。此外，我母亲不做出判断，她对这些既无兴趣，也没有闲暇。我从来没有听见她对印度支那殖民世界里金钱优于任何价值的情况表示愤慨。那时候，在印度支那，财富迅速膨胀。橡胶种植园主在殖民地大量涌现，赚取了无数的钱财。西贡是远东最富有、最堕落的城市之一。在那里有着最严格的等级制度，这一制度建立在财富及其外表上。种植园主们率先而来，然后是印度支那高级官员们。盗用公款是被认可的，而且是有组织的，为我们提供进入上流社会的方便——于是，某个海关职员成功地偷运了价值三百万的鸦片，不久，就见到他在海关主管家里受到款待。所有安南高级公务员都以昂贵的价格（规定费率）购买勋章。大家都知道荣誉勋位勋章值一万八千皮阿斯特。
尽管这些论述超出了我叙事的框架，但由于我们从未进入这个社会，由于我母亲原有的卑微地位促使她千方百计、不惜任何代价要重新进入这个社会的这一事实，这些论述还是与叙事有关的。我忘记说了，在殖民地的法国人中间，敌视安南人是个规定。只有很少数的安南人同法国人来往。某个亲安南的公务员原则上被禁止“晋升”。由于我母亲的状况，我们处于公务员等级中最低级别。人们认为我母亲是值得尊敬的，但是任何地方都不接待她。我们唯一拥有的朋友或者是邮局员工，或者是海关职员，或者就是同她一样的小学教员。我母亲从来没有离开过殖民地，她在那里有许多安南朋友，这件事本身使得她在法国人中间丧失了声誉。在这一点上，我母亲特别优柔寡断、犹豫不决。
我并不愿意陷入对一九三〇年印度支那的描绘，但首先要讲讲我的青年时代是什么样的。我母亲生来就优柔寡断，而不是因为那么多的外部条件和习俗。因此，后来，当我和雷奥结婚的问题提出来的时候，我母亲便犹豫再三，因为他是当地人，这就会使得她更加声名扫地，她轻易地就为此而痛苦。关键是她犹豫不决——尽管，她其实知道这件事不论谁都会认为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我们深深地为我们的穷困而痛苦，我们的不幸在于要隐瞒这一贫困状况。在我们居住的与世隔绝的种植园里，这种状况更为严重。在沙沥，必须千方百计地不让六十名任职的法国人了解无论什么有关我们处境的事。于是，我母亲便在每个月第一天的前夕，把自己薪水的三分之一交给chetty用以支付利息，她偷偷地在天黑尽时去。有几次，我不知道为什么她无法去还钱。于是，那些高利贷者就来到我们家。他们坐在客厅里等着。好几次，妈妈在他们面前哭泣，哀求他们离去，因为，仆人们可能会瞧见他们。高利贷者们不走。他们默不作声地待着。他们知道，他们只要露面就够了，对于一个白种女人来说，向chetty借钱是最可耻的事情。最终，妈妈把钱扔到他们脸上。他们抓起钱，微笑着走了。
在那些情况下，我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闭门不出，妈妈必定会来找我。通常，接着就是一顿正式的体罚。妈妈经常打我，这一般是在“她的神经控制不住她”的时候，她非这么做不可。因为我是她最小的孩子，是最顺从的，所以妈妈打得最多的是我。她轻松地把我打得团团转，她用一根棍子揍我。她愤怒欲狂，说自己要死于脑中风了。于是，生怕失去她的恐惧总是压倒我的反抗心理。我总是同意促使妈妈揍我的理由，但是我不同意用这种方式。我认为用棍棒绝对是令人恶心的，而且不美观，打在脑袋上是危险的。但是，耳光在脸颊上留下的痕迹简直让我绝望——尤其当我结识了雷奥以后，我不可能对他承认“发生在家里的事情”。我知道，他不会理解，他永远不会赞同妈妈对我的态度，不过，我发自内心同意妈妈这么做，我不能忍受任何人，即使是雷奥，来指责她。
我需要重新讲一讲有关挨打的事。的确我受到无数次的殴打。我十四岁时，遇到雷奥之前不久，我那在法国学习的大哥回到了印度支那。出于某种奇怪的好胜心，他也开始习惯于殴打我。看由谁打我吧。当妈妈以某种令他不满意的方式打我的时候，他就对妈妈说“等着”，然后，接替了她。但是，很快，母亲就后悔了，因为，每次，她都以为我会被打死。她发出恐怖的吼叫，但是，我的大哥却很难住手。一天，他改变了他的手法，把我扔得滚落在钢琴旁，我的太阳穴撞在家具一角上，我很吃力地重新站起来。我母亲害怕极了，后来，这种激烈争吵的场面一直烦扰着他。我大哥那赫拉克勒斯般的力气（更倒霉的是，他的二头肌过分发达）令我母亲敬畏，毫无疑问，相比之下，她更加想殴打我。我非常瘦小，一点儿也不像我两个兄弟有那种运动员漂亮的体态。在我母亲情绪好的时候，她对我说：“你呀，你真是我的小可怜。”这种温情的表示，显露出即使有这些常常使她对我感到不满的理由，我母亲依然爱我，这些温情就更是无比珍贵，何况，这温情的表现十分罕见。与我大哥同时来到家里的还有辱骂和粗俗。直到那时为止，因为不了解，我们总是很有礼貌。我的大哥从法国回来，带回来所有新颖的骂人话（他只有这些，因为在一位神甫教师那里念了四年书，并没有使他在十八岁通过业士学位考试），在一个神经过敏已达到极点的家庭里，这些粗话来得正是时候。我的天真可能显得过分，但仍然是真实的。当我的长兄殴打我，把我称作“肮脏的阴虱”的时候，我对这个词的意思一无所知，确实，在我青年时期，我从未有机会弄清楚，几年后，我才明白过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感觉不到“阴虱”是侮辱人的话，相反，相比我几乎把微生物和阴虱混淆起来的时候，那种受辱的感觉更加强烈，这就使得我更加反感因为自己毫无办法的五短身材而被打。我大哥边打边骂。他惯用的辱骂话，除了“阴虱”，还有“废物”“你甚至都不值得人家吐你唾沫”“垃圾”和“肮脏的妓女”。“肮脏的妓女”对我来说同样是个谜，但我不知为什么心底里接受它（也许因为“妓女”这个词有着猥亵的和音）。我觉得“贱人”特别不能接受——远比我认为是“贱人”的昵称的“龌龊的东西”更不能接受。“败类”这个骂人的话触动了我的内心，而且使我心慌意乱，尤其当我认识了雷奥，因为正是在我同雷奥往来时，我长兄用这句话，连同“不露声色的蛇”和“蛇毒”来骂我，虽然“不露声色的蛇”和“蛇毒”显得更加有知识，但我觉得更恶毒。“小无赖”“讨厌的傻瓜”“邋遢的笨蛋”，或者“母狗”，这些词已经成了日常用语，并不辅以拳打脚踢，随时骂过来。还有其他一些侮辱的话，我太伤心了，记不住了。现在，我不能听见这些词语，一听见，年轻时体会到的滋味便涌上心头，这带有永远逝去的夏日的光轮，带有我十五岁时极其强烈的怒火的光轮。我曾以一种可能令人感到好笑的庄重接受了它们，但是，有可能，我会再也想不起来任何别人可能对我说的话。我曾经相信这些。现在我再也不信了。我受苦受难。甚至雷奥，我向他吐露了有关我长兄的情况，连他也弄不明白我怎么能受那么多的苦。
母亲的打与我哥哥的痛打之间的区别是，后者的殴打让人更疼，我一点儿也受不了。每次，我都会有一瞬间以为我哥哥要杀了我，那时，我不再觉得愤怒，而是害怕我的脑袋离开身体，滚到地上去，或者我就此疯了。当我长兄开始吸鸦片时，他就越发暴躁了，那时，我不能对他说话，一跟他说话，他就揍我。尽管他已经吸得非常多，可他打得很巧妙—慢慢地，每打一下就等一等，以便充分享受其效果。起先，他也殴打我小哥哥，但是，鸦片使他感到有点乏力，他越来越不占上风，他再也不敢打小哥哥了。
你们可能寻思，我的大哥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也这样问自己。我一旦模糊觉得是什么理由时，这些理由就会从我脑海里溜走。他打我，是因为他讨厌我。我母亲也讨厌我，虽然她内心深处爱着我。我发现我在中学里也没有朋友，而且，我引起我班上女孩们的反感，甚至引起大部分男孩的反感。后来，当我母亲让我从C小姐那儿退学，把我送到一所国立寄宿学校时，我成了舍监和大多数学生的眼中钉（我的确在那儿也有一个好朋友艾莱娜，以及另外三位女友，她们对我怀有一种意义含糊的爱慕，但远不是真正的友谊）。那时候，我没有力图去弄懂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把这当作命中注定的倒霉事儿忍受着。这种情况并没有使我伤心。我是可憎的，就像别人是可爱的。我对大多数同我一样年纪的少女不感兴趣，她们也不是我好奇心的对象，因为，在进入中学之前，在我十五岁之前，我确实从未与法国姑娘们过从甚密。这种反感和冷漠是有确切的道理的。首先，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孤僻，我试图用高傲，甚至某种恶意来掩饰。我对任何人从来都不是和蔼可亲的。亲切和气，是陌生的世界。当我进入西贡的白人社会时，我在那里发现了亲切和蔼。我相信那是钱财和幸福的专有物。我从来没有心情向人微笑。同我的母亲和兄弟们在一起时，我从来不感到愉快。在家里，我们只知道狂笑，微笑已经被我们之间的关系排除掉了。我们彼此间严厉而有分寸地对待对方，我们跟对方说话就是为了互相辱骂，或者是为了询问某些完全是物质上的事情。闲聊在家里则从未有过，除了某几个像每个家庭都有的那些通常的欢腾之夜。但是，在我家里，这些夜晚有点像酒神节那样饮酒纵乐，无疑，因为这些夜晚是在几个月的宁静之后来临的。实际上，这种闲聊并不适合这些夜晚。主要的事就是开玩笑，因为，再不开开玩笑，我们都要受不了了。于是，我们可以嘲笑一切，我们甚至把我们种植园的故事编成一则滑稽极了的笑话。这是我们处境的需要。“我们堤坝的故事实在是滑稽得让人笑得直不起腰，”我的长兄说，“我没见过更滑稽的了。一切都跟我们作对，甚至连螃蟹都替我们把堤坝吃掉了，只有妈妈有这样的念头。”这些夜晚，我深信我们都真的是欣喜若狂。我们已经失去一切，然而，我们却因为失去一切而纵声大笑，极度地（没有别的词）消遣取乐。
然而，当我到了西贡，我并不想有所改变。我至今还记得，跟我的同学们握手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令人痛苦的负担。我在中学的三年里，我都不适应那儿。我在那里下意识地表现得冷酷无情，而且，我只会以一种傲慢的方式回答老师的问题。我有一位英语老师非常嫌恶我，甚至一瞧见我就真的感到不舒服，他再也不“能”看见我，于是，他违反当时男女生混合学校的惯例，把我放到教室的最后一排，借口说我对英语一窍不通。在寄宿学校，有时，我只要一出现在自修室和宿舍，就会使一位女学监“病倒”。她跟我说话就可能感到呼吸困难。但是，我并不是不守纪律，对其他大部分学生来说，我无足轻重，或者会引起他们的反感，我不可能会使得他们分散注意力。
我之所以强调我与其他人（不论是与我的家人，还是与班上的同学）的关系这一方面的问题，是因为有其重要性——它在漫长的岁月里对我有着深刻的影响。我几乎经常生活在一种有罪的精神状态里——这只是增加了我的傲慢和冷酷，因为，我为自己从来都不因此觉得伤心而感到自豪。在雷奥之前，只有一个人对我感兴趣，是班上的劣等生之一，一个混血儿。我不允许他碰我，因为他一口烂牙。他受到所有人的蔑视。他的父亲在唐人区开了一家商店。他上三年级的时候已经有二十多岁了，因为他老留级。英语课上，我们俩都坐在教室最后，他经常问我要我戴在手指上的戒指。我把戒指给他，他就紧紧地把戒指握在手心，说它还热乎乎的，带着我的体温，他把戒指放在嘴边，闭着眼睛，亲吻它，他用力地呼吸，每次，我都生怕他会把戒指吞下去。我好奇地注视着他，当他对我说他因为这戒指而非常激动时，我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这家伙只会给人带来烦恼。我可没法看他，因为他就是我要逃避的那类人——我属于的那类贫穷而被鄙视的人；他像厄运一般纠缠了我一年多。在西贡的学校里，有一些种植园主或地方长官的子弟，他们拥有他们的私人汽车，他们腋下夹着一副网球拍，穿过女生住的院子，然后，和他们的“女孩儿”一起走来。其中，有些长得挺英俊的。我躲在一旁，看着他们过来。他们的眼光使我感到痛苦，因为，我早知道他们永远不会把我带到他们的车里。我出神地凝视着他们，就像在观赏玻璃橱窗里陈列的东西，有时，我梦见他们中的一个注意到我，然后，我哭着醒了。
我相信我缺乏最起码的魅力，简直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更何况我母亲以她的方式给我穿那些大概比当时流行的样式落后十年的服装。与其他那些头戴草帽的年轻姑娘不一样，我戴着一顶宽檐的软木太阳帽[2]而显得滑稽可笑，这顶帽子大概可以遮蔽我的颈背和双肩。这是我母亲为了在种植园生活而特地订购的尺寸惊人的一种样式，我一直戴了好几年。当我终于成功地失去了它（在乘渡船时，它掉在了河里），我母亲给我买了一顶男式毡帽，这帽子最初是黄檀木色，后来就变得黄一条绿一条了。当时，大家都穿白色凉鞋。而我母亲，她非要我穿黑色漆皮便鞋，我光着脚穿鞋。我穿的裙子通常是由我们家的安南女佣按照母亲的指示缝制的。与我十一二岁时穿的裙子式样完全一样，随着我一年年长大，把连衣裙的贴边拆开，就这么完事了。这些连衣裙如此肥大（妈妈总说，“咱们首先得讲实用”），直到十五岁我还可以穿。这些裙子一般都是用当地土布或日本布料做的，母亲讲究卫生，让人用碱性的灰汁洗涤，裙子很快就褪色了。我记得有一条鲜艳的蓝色棉布裙（在肩上和两侧缝合。我十六年来一直遵循的模式），上面的图案是一根开满花的樱桃树枝，从我的右肩一直延伸到我的左膝，树枝上，一只摆出飞翔姿态的鲜玫瑰红的大鸟在我的腰部展开—这个图案在背上，以相反方向重复出现。我之所以记得这条连衣裙，是因为我很怀疑它是否有品位，我觉得这块做裙子的面料更适合做个屏风。母亲不容置辩地向我肯定，裙子美极了，我对她深信不疑。的确，她自己几乎以同样的方式穿戴，而且，她以相当怪诞的穿着闻名于整个交趾支那。我相信母亲如同相信上帝。如果她喜欢一条裙子，我深信，我会面对全世界的嘲笑骄傲地穿上它。我忘了说，当我遇见雷奥时，我还戴着我母亲特别喜欢的那顶黄檀木色男式毡帽，她亲自给我戴上帽子，令人想象不到地斜戴在一侧，使人想起一九〇〇年美国电影中的牛仔。雷奥花了足足一个月的时间，试图用越来越直接的暗示（原因就不必说了）让我明白，这顶帽子不适合一名少女。尽管我从未见过有谁戴同样的帽子，尽管雷奥最终干脆对我说，这帽子使他厌恶，然而，我对母亲的鉴赏力如此深信不疑，我还是背着雷奥，在全校人的眼皮下，当着他们的面戴着这顶帽子。
我缺少魅力，我这样穿着的方式让人笑话都难，除此之外，我也并没有因为美貌而与众不同。我个子矮小，身材不好，瘦削，脸上长满雀斑，被两条红棕色的发辫压着，发辫一直垂到大腿中间（我说发辫，也许更适合的说法是“缆绳”，因为我母亲就是这样拽住，紧紧拉我的头发），我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因为在种植园里，我们几乎总是在室外生活（而那时候，在西贡，时兴的是白皮肤）。我相貌还比较端正，可以算是漂亮的了，但是，我脸上呈现的闷闷不乐、倔强固执，不讨人喜欢的表情，完全扭曲了我的脸部轮廓，别人就注意不到我的长相。我的目光冷淡，我母亲把它称为“狠毒”。总之，当我找到那时候的一些照片时，在我的脸上，我根本找不到一丝温情，一丝柔弱。我母亲少有的那些朋友对她说，我会变得俊俏——我有一双漂亮的眼睛，但是，我应该戴眼镜，因为，我肯定有些什么问题，我的眼神不正常。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眼神就已经引起永隆的行政长官夫人的注意，当时我母亲在那儿教课。做弥撒时，我朝她回过头去，我的目光好像“吓着”了她。出于好意，她告诉我母亲必须留神我的眼睛。我母亲对此从来都不在意，她知道我眼睛里什么也没有，她认为尽管我的眼神狠毒，但也显得机灵——她还告诉我，我很漂亮，她偷偷地这么跟我说道：“别担心，你美极了。”我可不担心。我想我的母亲力图相信自己有个漂亮的女儿。相反，我的大哥则断然肯定地说：“除了我，你的孩子都不行。”的确，他长得挺出众，相当英俊；我可不是轻率地说这些，他到交趾支那一个月，就被视为殖民地最美的男子。我的大哥有这样一个特点，他说起某个他觉得漂亮的女子就不会不冲我补充一句：“你就痴心妄想吧。”或者，就对母亲说：“你女儿在想入非非呢。”有时，他在镜子前打量自己，然后，把我叫去：“你见过长得像这样的嘴吗？”他指着自己的嘴问我。我谨慎地回答说，也许要好好找才行。“小无赖，”他对我说，“你就做梦吧……”
没有什么比我大哥怀疑我的美貌更使母亲难过的了。确实，我没有嫁妆，我母亲一想到总有一天得把我嫁出去便焦虑万分。我一满十五岁，这就成了家里的问题。“你在痴心妄想吧，要把她嫁出去，”我大哥说，“那你就养她到三十岁……”这是母亲身上的敏感点，于是，她恼火地说：“如果我愿意，明天，我就把她嫁出去，给我愿意的那个……”成为老处女的前景使我不知所措，我觉得死亡本身与之相比只是微乎其微的痛苦。我聆听着。我知道，我母亲说会把我嫁给不论什么人，那是谎话，但是，我还是希望我能顺利找到“对象”。母亲更乐意信赖我的小哥哥，向他吐露心事：“怎么把她嫁出去？……”母亲叹气说。我的小哥哥是理想主义者，而且，他很爱我。“谁能料得定呢，”他回答，“但是，应该让她外出。”是他坚持要送我去寄宿学校。“如果她有教养，如果她有一份职业，即使她没有嫁妆，她也不可能找不到一个丈夫。”我相信，每一个家庭的母亲都有这些担心和忧虑。然而，在我家，大家认为让我了解事实是有益的。“应该让她知道，”我母亲说，“什么是生活。”他们想让我拥有的职业年年各有不同。他们相继考虑的不外是教师、律师、医生、报刊主编或勘探者。我不这么认为，直到十五岁那年，我还一直希望成为空中杂技演员或电影明星。“你以后就做我们跟你说的事。”母亲说。最值得注意的是，我的兄长们根本不操心他们的未来。“他们有种植园。”母亲说，这可不是一个解决办法，在经验证明我们根本不能指望种植园以后，我的母亲还是继续说我的兄长们“有种植园”呢，这仍然使她安心。我的兄长们从来都不上公立学校或随便哪个学校。这从来都不是个问题。他们生活在沙沥，所有的人都觉得这些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是不能容许的，除了我们自己想当然。我们也并不力图为此辩护。“这真是不幸。”关于这一点，有人对我母亲这么说，而我母亲经常回答说：“难道我不知道！”然而，底气不足，并没有真正的自信。我的小哥哥早已决定将来当个猎手，他将成为印度支那最伟大的猎手，他不需要种植园。从十四岁起，他就在象山山脉一带打猎，到了二十一岁，在他的狩猎记录上已经有十二头老虎和一头黑豹。“这是一个愚蠢的职业。”我的大哥对他说，而他则回答，这正是唯一适合一个“大胆而不具备学习天赋”的男人的职业。
雷奥突然出现在我们家，改变了所有的计划。他们一得知他财产的总额，便一致决定由雷奥来支付高利贷者，向不同的企业提供资金（一家锯木厂是为我的小哥哥，一家装潢作坊是为我的大哥），有关这些企业的计划都经过我母亲仔细研究，而且，每个家庭成员附带都配备一辆自用的小汽车。我负责把这些规划转告雷奥，为此“试探”他，并不对他做出任何承诺作为交换条件。“如果你能够不嫁给他，”母亲说，“那就更好，他毕竟还是个当地人，以后，你告诉我你想要的……”我感到气愤，表示反对，我说我会嫁给雷奥，我母亲便回答我：“如果你是精明人，如果你有办法，你完全能够避免这样做……”要是我坚持，我就挨一顿痛打。我母亲让我“以她的脑袋”发誓，保证决不委身于雷奥。“你完全可以做你想做的事，但是，别跟他睡觉，拿到一切你所能获取的，你有这个权利，想想你可怜的母亲，但是，别跟他睡觉，否则，其他任何人都不会要你。”我的母亲绝对相信少女的童贞。“少女最大的财富，就是她的纯洁。”如果我同雷奥睡觉，那么任何别的人都永远不会要我，甚至连雷奥都不会要我了。后来，在我遇见雷奥一年以后，他悲痛欲绝地宣告，他只有在被他父亲完全剥夺继承权的情况下，才能娶我，他父亲无论如何都不接受这桩婚事。于是，我母亲打算“控告他”，因为我的名誉受到影响。她曾经那样地指望雷奥，这一拒绝在她看来显然是个灾难，不仅对我，而且，对我那两位曾天真地指望雷奥的兄长来说也是灾难。但是，我母亲生性善良，她仍然允许雷奥与我来往，她自己也经常见他，也许，她对于雷奥娶我这件事还没有完全绝望，在此期间，她和我的兄长们从中获取了一些相对可观的利益，关于这一点，我将回过头来再说。
雷奥怎么注意到我呢？他觉得我很合他的口味。我明白，这只是因为雷奥自己长相也难看。他曾经患过天花，并留下了痕迹，显然，他比一般的安南人更丑，不过，他的穿着无懈可击，他细心、整洁，他始终彬彬有礼，即使在一直充斥着粗野无礼的我的家，即使有人对他态度粗鲁，他也总是温文尔雅。此外，雷奥的确慷慨大方，但也摆明了态度，别人不能“不管什么东西都向他要”。他相当精明，因为，他从一踏进我家就领会到如果他任人摆布可能冒的危险。尽管他具有这天生的戒备心，雷奥仍然几乎可以说是愚蠢的。他追求品位最差的欧洲时髦，然而，尽管如此，他还是让我佩服之至，因为他会跳查尔斯顿舞，在巴黎订购领带，他曾经在“疯狂牧羊女”歌舞厅见过约瑟芬·贝克[3]本人。他因为离开了巴黎而感到惆怅，总是抱有某种不无陶醉的怀旧情绪。将近两年来，他拉着我们，我的家人和我，到西贡各个夜总会去。他开着他的“雷昂—博莱”来找我，车上还带着我的母亲和我的兄长们。我母亲向巴尔贝寄宿学校的女校长请求“特别许可”，我就出来了。这是雷奥所称的“去闯一闯”，或者是“去花天酒地”。我的家人使他腻烦，他很想摆脱他们，但是，我已经斩钉截铁地告诉过他，如果他不和我家人一起去“闯一闯”的话，我就不跟他一起出去。我母亲在这一点上坚定不移地确信：一个年轻姑娘不应该单独同小伙子出去，否则，她的名声将永远受到损害，找不到丈夫。但是，我拒绝单独同雷奥出去，除了我相信我母亲所说的话，主要是，我最真挚、最常有的愿望就是看到我的兄长们和母亲也能得益于我的好运气。我仿佛觉得轮到我“带他们出去”了，因为，没有雷奥，这根本就谈不上，那时候，我母亲不可能购买哪怕十升的汽油开车到西贡来看我。
雷奥这样带着我们逛了多少次呢？不计其数。都混淆在一起了。当时，城里所有的酒吧、茶馆、夜总会，我们都到过。尤其是常到离城二十来公里远的名为“瀑布”的酒店，那儿有一个“夜间”游泳池，游泳池是直接在一条激流的河床上开凿而成，流水已被引入。游泳池内被电灯光照得通亮，显现出流动而灵活的身躯。我的兄长们和我，在用例行的冷餐和跳舞之前，我们就先去洗澡。这些夜晚显得怪怪的，并不感到快活。我的兄长们挺瞧不起雷奥，表现得沉默，威严十足。我的母亲一直在忧郁而亲切地微笑着，她骄傲地凝视着她正在跳舞的孩子们。她总是穿着同样的活像浴衣的连衣裙，在一侧和肩上缝合起来，没有腰带，脚上穿着棉袜子，和一双过时的皮鞋。她坐在离桌子稍远的地方，她那“永不离身”的大包放在膝上，在那个包里，一直放着种植园的地籍图册和高利贷者们的收据。那时，人们议论起她，就说由于她的两个儿子，她成了“殉难者”，尤其因为她的大儿子，她为了这个儿子，负的债一天比一天多，真不知道她以后怎么从中脱身。她自己也说，她是个受尽苦难的人，而我们对此也深信不疑，她每天都说，每当她殴打我的时候，每当她休息和抓紧时间思考的时候，她都这么说，她为了我们不知不觉地陷入了备受折磨的困境，犹如人们在苦难中一步步向前移。她是“殉难者”，就好像我们不是。她说，“我被我的不幸套住了”“我已心力交瘁，我现在最好不过的就是死去”“我得背着我的包袱，直到最后”“有时，我扪心自问，我究竟对老天爷做了什么，要让我受这样的苦”。她这些话说得太多了，大家对此变得麻木不仁了。有人认为她的宽容理应受到谴责，尤其是与雷奥来往的这件事证明她大错特错。有人说：“D夫人让她的女儿同安南人一块儿出去，这个小姑娘彻底完了，令人遗憾。”别人瞧见我们总是同雷奥或他的朋友在一起，对我的议论，那就是我“跟那些当地人睡觉”。我那时十五岁。雷奥还没有碰过我，我在西贡却被看作“城市的败类”。真是没有料到，但是，对这些无稽之谈，我们淡然处之。末了，再也没有人同意跟我们来往时，我母亲说：“他们是嫉妒，随他们去。”我相信，在那些夜总会里度过的夜晚，我母亲得到了真正的休息。她碰都不碰香槟酒。她那双大手放在她的手提包上，她总是随我们的心意，从来都不提出回家。她时不时地跟雷奥说一句客气话，因为，她认为我的两位兄长对他太冷淡了，她这样来表明感谢之情。（我又看见了我母亲那紧紧拽住手提包的双手，如同抓住她的命运一样。在我看来，上帝的手也并不比她的手更美。当我很小的时候，偶然发现某些困扰我的事情，或者，我突然产生某种令人恐惧的想法，譬如说，我母亲身亡的可能性，五岁时，我发现母亲是会死去的，我便向她走去，告诉了她。我母亲把她的手温柔地放在我的脸颊上，对我说：“忘了吧。”于是，我就把这想法忘了，如释重负地又走开了。后来，还是用这双手，她殴打我。还有，她批改作业或在漫漫长夜做账来为我挣面包。她也投注了同样的宽厚。她用力地打，使劲地干活，内心深处非常善良，她生来就有激烈动荡的命运，生来就是用刀砍斧斫来探索情感世界。她非常不幸，但是，她就在这不幸中得到了幸福，因为她喜爱辛勤劳作，做出牺牲，而她最喜欢的就是忘掉自己，在无穷无尽的幻想中自我陶醉。我母亲总是在幻想，我从未见过有人这么幻想。她甚至想象自己的不幸，她骄傲地谈论自己的不幸，她并不感到真正的忧伤，而只是痛苦而已，因为她生性极其粗莽，不会满足于接受任何忧伤所包含的东西。）
如果说我们跳舞时，她显露出伤心的样子，那也是无意识的，其实，她并不伤心，她只是感到满意而已。她的神情可能使人弄错。雷奥不容许我跟别人跳舞，除非我的兄长们。我的哥哥把他们的时间花在留意察看夜总会里他们中意的姑娘上。每当我的两位兄长发现一名非常合他们口味的女子，结局很少是不坏的。于是，时时留意着的妈妈便提出回去，说自己累了。我并不喜欢跳舞，除了跟我的小哥哥跳华尔兹。雷奥经常不按节拍地跳，却认为跳得非常好。起初，我们引起了其他顾客的嘲笑，但是，最后，所有的人都认识我们了，就没人来注意这些。他个子矮小，身着削肩的西服，并没有使他显得更好看。有一首探戈舞曲，他认为极其诱人，因为，他在巴黎曾经跳过。“我并不好奇，但是，我很想知道为什么金黄色头发的女子有黑色的汗毛。”
雷奥就是个笑话，我为此感到很痛苦。他的样子很滑稽，因为他是如此瘦削、矮小，还长着一对溜肩膀。而且，他还那么自以为了不起。坐在汽车里，他还见得了人，因为，别人看不见他的身材，而只瞧见他的脸，尽管他的脸长得丑，倒也不乏某种优雅。我从来都不同意和他一起在街上步行一百米。如果说一个人的羞愧的能力可能耗尽的话，那么，和雷奥在一起，我大概已经耗尽了。只是令人难以忍受。我只同意跟他跳探戈，因为，强烈的灯光熄灭了，取而代之的是非常柔和的淡红色的光线，这使我们这对舞伴更加不被人注意。我同他谈妥，只跟他跳探戈。因为，那个时候，这种舞十分流行，我只要同雷奥跳得足够让他觉得带我们出来还是值得的就行。我借口除了探戈舞，其他的都不喜欢（不过，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无法喜欢上探戈）。我已经本能地不喜欢这种舞，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开始讨厌它。因为，对于雷奥来说，这几个月里，探戈舞是唯一靠近我的机会，他跳探戈的样子非常淫荡，紧贴着我，肚子凸出，露出一种痛苦的紧张神情。至于查尔斯顿舞，正风靡于巴黎，而在西贡，则刚开始有人跳。雷奥精通查尔斯顿舞，并发疯般喜爱它。几个月来，他请求我学会这种舞，以便我们可以一起跳。想到要在一个空了一半的舞池里同他一起跳查尔斯顿舞总让我却步。我从来都没学查尔斯顿舞。我生来如此，以至于一想到要同他跳舞，我就感到绝望，糟糕的是雷奥坚持要我们再试试。很少的那么几次，他无法自制，实在太想跳查尔斯顿舞了，他就同大厅里的姑娘跳；因为他是本地人，为了不致遭到拒绝，他只能邀请那些外表显出某种庸俗和社会地位普通的年轻姑娘。他认为这些极端主义的规定（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仍然会遭到拒绝的）对我有影响。的确，对这些规定，我并非无动于衷，但是，首先让我苦恼的是看到一个被视为我的情人，而且我大概要跟他度过一生的男人这样出丑。
雷奥对我说的只是些情话。通常，他总是抱怨我，声称我使他非常痛苦。他的嫉妒心有损于我们的关系。但是，有着十五岁的年龄差距，我很清楚，没有这份嫉妒，我也许不可能同他继续见面。他对我大发雷霆，对“外出”强加一些条件，他明知道我非常喜欢“外出”。他对我说：“现在我把您从贫困中拉出来，您就要欺骗我了。”他沉湎于这一妄想中，挥之不去，这大概是一种天生的好嫉妒心，因为，我从一开始就认真对待我们的关系，从来不给他嫉妒的机会。除查尔斯顿舞，电影也是雷奥喜欢的，他喜欢美国电影。雷奥还对我说：“这很简单，如果你欺骗我，我就把你干掉。”我会怎样欺骗他？和谁一起欺骗他呢？在两年的苦苦哀求之后，我只跟他睡了一次。他称之为“骗他”，也许就是譬如除他以外拥抱了另一个人，或者同某个欧洲人跳舞而已。我对他的所有要求都言听计从，我给了他一份详细的时间表。我的确非常认真地遵守这份时间表。就这样，我生活中的某个部分形成了假设的职责，并极其严格地恪守。我真的相信，面对雷奥，我是有罪的，我为自己不能“做得更多”而倍感苦恼。和他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我就是以我家庭各个成员的脑袋发誓，我是忠于他的。但是，雷奥从来都不完全相信我。我大哥对他说“我的妹妹是野鸡”，于是雷奥[坚持]要我给他一些我无法提供的解释。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单独同雷奥相处的少有的时间都是正式的盘问。或者，当地方合适，正式面对面的时候，雷奥就试图亲我的嘴。然而，我按照我的方式恋爱，当他为了惩罚我，一个星期都不来看我时，我感到痛苦。我爱上了“在雷昂—博莱车里的雷奥”。他坐在那辆豪华轿车里，会对我产生极大影响，我并不习惯这样。当雷奥支付夜总会的冷餐和香槟酒的费用时，我也爱他。他漫不经心地付账，他从容不迫，潇洒自如的样子深深触动我的心弦。我母亲和兄长们从来没有，确实从来没有提议为什么东西付账，他从未（不，也许两年里有一次，但我也不能肯定）受到邀请来我家吃饭。在去夜总会之前，他常常请我们在堤岸[4]的一家中餐馆用晚餐。当我“乖巧”的时候，就会这样。他不在乎花一百皮阿斯特（1931年时的一千法郎），而这只是个开头。我母亲和兄长们觉得他做得总是不够。他们常常因此而生气，但是，他们不敢直接同他说。
他们是对我说的，或者对我表示他们的不满。“他跟一个白人女孩一块儿出去，应该很高兴了。”我母亲说。我的大哥，当他谈起雷奥时，从来不对他指名道姓，只是称他为“怪胎”，或“你那个怪胎”，要么就是“你那得梅毒的败类”。我真心诚意，我就只有好心肠，真的很不聪明：我开始羞怯地向雷奥抱怨手头缺钱。至今我还在寻思我是怎么走到这个地步的。我思索未果，我再也找不到下这个决心的明确的动机。显然，首先，我在为自己寻找某种感觉，我把雷奥，连同坐在他小轿车里的舒适带到了家里，还有他提供给我们的晚间的娱乐和奢侈享受。但是，这不够。雷奥并不言听计从，他做得很多，但并不是别人所要求的“全部”。譬如，他欣然同意把他的一辆小轿车给我们使用，但是，他要求车由他的司机来驾驶，我的兄长们别去触碰。这个条件被他们当成一种非常严重的无礼之举，被我的大哥视为一种挑衅。他一坐上车不由得就想起这一点：“要是看到这样的事情都不感到难受……如果我忍不住的话，我就会打断你那个怪胎的肋骨。”而我的母亲便补充说：“随他去吧，事情不会总是这样下去的。”这样的天真可笑可能显得过分，但是，尽管别人只知道，我们全都已陷于无边的幼稚的深渊，简而言之，我们已不可自拔，这份天真还是无法被人理解。我们甚至一生都在力图摆脱这一状态，不管用什么方法。
当我说寻找一种感觉，我是以特殊的方式来理解的。我在我家里寻找一种感觉，我在那里是如此微不足道，不值一提，每次，我试图表现出自我时，哪怕只是提出我的看法，也被断然要求安分些。当我把雷奥带到我家时，我希望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甚至，也许是个必不可少的人物。我的家人很快就习惯了雷奥带来的种种方便和舒适。他们以一种令人困惑的敏捷习惯了一切。当他们缺少某种优势时，他们就直率地对所有的人感到愤慨。当雷奥偶然“南下”西贡，而没有带他们去，他们就会认为这是一种卑劣手段，说明真正的雷奥是什么样的。“很久以前，我就看清他了，这个孬种。”那时，我的大哥就这么说。而且，他还补充道：“总有一天，他要为这一切补偿我的……”我不得不说，人们对最糟糕的不幸如同对有利的变动一样适应。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于缺钱花，卖掉我们还剩余的首饰，然后再卖家具，为了能到月底都有吃的，我们习惯那些诽谤谗言（诬蔑，我母亲还说，“他们会恶言中伤我们，因为他们良心上不像我这么坦然”）。同样，我们习惯了雷奥，但不同的是，获得的好处一下子变为最有理由的要求。已经获得的就是永远拥有了，眼睛便转到那还可能得到的。因此，雷奥通过我所提供的种种好处，我没有任何权利为此而自夸。所以，我总是处于良好的竞技状态，总是寻找雷奥能为我家再做些什么。他可是吝啬得很，轻易不肯答应，他对我说我的家人让他感到极其恶心，这既没有惹我生气，也丝毫没有让我发窘。
当他愿意给我钱的时候，我便让他相信是为我自己买各种各样我所需要的东西。这些钱数目并不很大，老是这么些。我得意扬扬地回到家里，我估量自己所起的作用，然后，我宣称：“雷奥给了我五十皮阿斯特。”于是，我母亲走到我跟前，对我说：“拿来。”实际上，我没那么老实，我要别人再三恳求，我说：“没有这个道理。”我的大哥也走了过来，每当有人说起钱，每当在谈话中，他听见涉及钱，就微微颤抖，激动地走来，仿佛猎人听到了老虎的叫声。“多少？”我的大哥问道。我的小哥哥则声称：“我觉得这真让人恶心。”我，我身上还有着钱，只要我有钱，我就感到幸福。这维持不了多久。“把钱给我。”母亲坚持说道，并补充这一命令的理由：“你不能把这些钱留在身边，这不合适，给我，我以后会还你的。”可怜的人儿，无论什么东西，她从来都没有还给我，她根本不能还给我——我给她的那点钱立刻就被家里的生活需要所吞噬。我让人再三恳求，是一种复仇方式。片刻间，我体会到权力的感觉。我并不是说，那一刻，我母亲脑海里没有闪现过羞愧，但是，金钱对她具有非比寻常的吸引力。当她知道我有钱，就如鬼迷心窍。她在家里步步紧跟着我，并说：“拿来。”我的哥哥上身裸露，穿着丝绸长裤，不怀好意地在我们周围转悠。我故意这么做，大声地把事情说出来，因为，我母亲有一天跟我说：“什么也别告诉你的哥哥们，没有必要。”我想知道我母亲究竟会到什么程度，会走到怎样的极端，看到我母亲的不公平的行为一天天越来越离谱，我感到极其高兴。我母亲清楚这一点，但是，她又没有能力不这样做。后来，我挨了打，但是我活该，我也清楚这一点。不应该过于坚持，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也要把握好分寸。我不得不给钱的时刻总要来临：“你马上就把钱给我。”手已伸到脸上，准备一巴掌打下来。我给了钱。钱便装进那个袋里——再也别去想它——不过，这是一种说法，因为从雷奥给我钱的那一刻起，我哥的辱骂略有变化。从“阴虱”，我转入“野鸡”“被包养的女孩”和“同土著睡觉的母狗”。谈到我和雷奥的关系这一方面，我母亲则说：“这是很大的不幸。”尽管如此，这五十个皮阿斯特总是值得一拿的。
这些想法完全证明了他们或多或少都清楚地认识到这事情还是有点耸人听闻，但是，他们总是设法让我独自对此承担责任。更何况我母亲并非不知道这样一种习惯在将来可能出现的某种麻烦（我已经十六岁了）。她这种态度的特殊性完全是源自她言行间所存在的矛盾。我母亲对年轻姑娘有着一成不变的见解，她心目中有一个年轻少女的形象，这也许有点天真，但是，[她]对此坚信不疑，即使当她接受我和雷奥的行为以及他的钱，这份笃信也从来没有一丝变化和动摇，从不。“没有比一个纯洁少女更美好的了”，我母亲对我说，她把这少女描述得如此好，如此富有魅力，使我深感不安，因为，我在这些描绘里找不到我的任何特征。甚至在我的名声到了要尽力让我变为“好嫁出去”都几乎是无用的时候，我到无论什么地方，我母亲都不可能不低声对我说：“微笑，一个年轻姑娘应该微笑。”而她自己则露出一副可怜的苦相，她大概想这就是“微笑少女的幸福的母亲的幸福的微笑”。
我要补充的是，她性格的主要特征是完全不能适应失望。直到我住在印度支那期间的最后一天，她仍希望能把我嫁出去。她性格中这理想主义的一面被一种不可动摇的常识抵消掉了。“向他要求你所想要的一切，”谈起雷奥，她对我说，“你可以接受一切，但别跟他上床。”因此，当我从雷奥那儿套出钱的时候，她为此而感到某种骄傲。她这么说起我：“我对她很放心，她会应付的。”我开始把雷奥给我的钱都交给母亲，但是，很快，我的大哥要我帮助他。在这种情况下，他显得十分亲切，迷人，不可抗拒，而我也顶不住。“我的小N，你不能给我十个皮阿斯特吗？”我就偷偷地给了他，不止一次，我以为我们永久地和解了。我的轻信和愚蠢真是没人比得上。后来，我们住在巴黎，我又开始跟中学里的男生搞我的那些小名堂，那时，我的哥哥习惯于每天晚上掏我的口袋。之后，他便痛打我，借口“我让人供养，他承担着教我如何生活的责任，他这么做是为我好”。我不做评判，如同当时我不加评判一样。大哥对我来说是头等大事，我希望完整地保持其痕迹。他是不公平的、卑怯的，就像命运和整个人生一样。他对我的凶狠无以复加，实在是完完全全的。他的生活伴随着一系列无情的不幸，他要把这些强加于我们。他给予我的一连串的拳打脚踢和辱骂，就是构成他灵魂的那些东西，如一片经纬严密的织物，没有空白。总是有最大的不公，没有人能超越，最能令人想起命运之神的不公正，这种不公，结果却无法预料地落在你的身上。不管怎样，我不愿意有人以某种道德的名义，无论这道德准则多么宽泛，认为他该受谴责，并评判他。的确，我的哥哥是凶恶的，但是，是出于一种就像我从未觉得可以用人性的尺度来考量的恶意，这是重要之处，正是基于这一点，我要求的并不是宽容，而是暂缓进行纯粹的道德审判。如果别人指责他，正如指责我母亲那样，那么，我认为这些回忆就不是我想要的那样了。任何人都不该对其他人的行为予以说明，在这一点上，大家都同意的。幼小时，我就相信我母亲和我的大哥直接隶属于上帝，他们根据最充分的理由来殴打和判断，这些理由充满着无限的神秘。当我长大些，我感到愤慨，反抗了，这常常有点违心，我从中感受到的快乐与一种亵渎神明的快乐不无关联。轮到我来指责他们了，迫使他们摆脱无比自在地生活于其中的几乎毫无责任感的状态，保持头脑清醒，尽管这种时候很少，我还总是感到有些内疚。
你们有权考虑我为什么写这些回忆，我预见到我不乐意别人对这些行为加以评判，为什么还把它们一一呈现。大概就是为了把它们公之于世，仅此而已；自从我开始撰写这些回忆以来，我仿佛感觉把它们从千年的积沙里发掘出来。这些事发生在将近十三年前，那时，我的家已四分五散，除了我的小哥哥，他从来就没有与我母亲分开过，去年在印度支那谢世。将近十三年了。任何别的理由都不会让我书写这些[回忆]，除了这发掘的本能。这很简单。如果我不把它们写下来，我将会渐渐地忘却。这个想法令我难以忍受。如果我对自己都不忠诚，那么，我还会对谁忠诚呢？我已经不是很清楚我究竟对雷奥说了些什么。这简直难以置信，同时，这又不是很重要。相信童年时代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我想，这是一种本质的——决定性的、完全的——不相信。我能怎样呢？人人都认同童年。所有的女人都为了不管怎样的童年叙事而悲叹，甚至，哪怕是杀手的、暴君的童年叙事。最近我见到希特勒幼年时的照片，穿着绣花男式短裙，站在一把椅子上。自童年起，任何命运都是非常值得怜悯的。也许，我倾向于只相信别人的命运，因为，在我的人生中，我只看见更令我厌恶的早熟。我童年时期的照片令我作呕。当我偶尔阅读一些童年或青少年的故事时，对这些故事所包含的不真实世界，我感到惊讶；甚至在所谓的不幸的孩子的故事里（好像有一些幸福的孩子），我们能发现一些人造的地狱，向梦想绝望的求助，在仙境里神奇的遁逃。这总是使我感到窘困不安，我倾向于认为，不如说这是一种下意识的背叛——或者说仅仅只是一种诗意的移植，有人认为如果童年不具备这些，那是有失体面的。无论我回忆多么久远的时光，我的童年都是在远离梦想的、毫无生气的、生硬的光线中展开。在我青少年时期，梦想是不予考虑的。要证明这样的事情总是很棘手。因此，我可以说，我不记得曾经幻想过什么，哪怕是更好的生活都没有想过。如果我一心想嫁给雷奥，那么，在这个梦里，我的“地狱”尾随着我，而这个梦境，就是现实与人们可能称为幸福的东西的对照。
我马上就要说，这种梦想的缺失，并不意味着我是清醒的。我记得（对此，我记得非常清楚），上学时，在学习上，我不如大部分学生那样有能力。并非因为我特别不聪明，而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学习，我根本看不出其中的趣味和用处。我想，尽管我表面上非常专心，其实我完全心不在焉。譬如说我在听老师讲某个题目。使我更感兴趣的是他讲的方式，讲解的方法，甚于他讲解的东西。然而，我把我醉心的数学作为例外。虽然在高中二年级时，我在这门学科的成绩和所有的一样几乎是零分。有时，我在法语上得到所谓出色的成绩，那也要取决于老师。曾有一位法语老师教了我六个月，如同远古时代那样，他把我视为最好的臣民，从来不会给我低于十八分。他走了；他的后任则把我贬到最差的行列，跟着他学，我甚至从未能够及格。我的确讨厌某些古典主义的主题和作者。塞维涅夫人令我厌恶，使我气馁，我一直在徒劳地克制这种恶感。在一份有关她和她女儿之间关系的作业上，我得了满分二十分的三分，我受到了处分。我记不太清楚使我得到这一成绩的因素。相反，莫里哀和莎士比亚令我倾倒，而高乃依和拉辛使我感到极其乏味。有些课，我擅自决定“旷掉”，因为我觉得它们毫无用处。有几个星期，我放弃了英语课；在英语课上，我们每个课时朗读十行《圣诞颂歌》[5]，每次都使我有点歇斯底里。后来，我对自然史课也如法炮制，依我看，这门课进展太慢，然后，渐渐地，历史课和地理课，我也旷课了。这些赢得的课时，我全都给了雷奥。显然，副学监发现了这个情况，我被学监召见并受到开除的威胁。我怀着难以形容的恐惧，惴惴不安地到学监那儿去。但是，他接见了我，并随即告诉我，如果我听话的话，他就不会开除我，接着，他试图亲我的嘴，这令人不快的场面以一场争斗告终，[因为]，由于他那浓密的黑胡子，我不愿意亲吻他，而且，也因为雷奥，我曾向他保证始终忠于他。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雷奥，而他不信我，他曲解了这些事，他想要我立刻离开学校，我觉得这有些过分。我的母亲，尽管她装出真的很气愤的样子，其实她挺高兴的，她说：“就是这么回事，你有了个漂亮女儿，就必须非常当心。”
我待在学校里，完全无所事事，什么也不做。我的成绩册里的分数一塌糊涂。年终时，总的评语是：“没有尽她的能力。”我母亲对我取得的成绩几乎无动于衷，只是根据总评语，她得意扬扬地说：“我说她很聪明，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在这种情况下，她就更加细心地照料我，请人给我做新裙子，她对我说：“吃吧，睡吧，从现在起，养精蓄锐，你在学士学位考试时，就可以精神饱满。”我得的分数，她认为是不公正的。她终于让我相信，老师们是出于个人原因怨恨我，就像所有的人都恨我们一样。“随它去，”她说，“对父亲是公务员的女孩，他们就不会给同样的分数。”不再做任何评论。再说，这并不完全是假的。种植园主和高级公务员的子女们被安排在教室的前几排，接着是待遇低的公务员的子女，然后，是本地出生的学生。在本地学生中，那些父亲有钱的学生则受到关注，紧接在法国人后面就座。
我并不是现在回过头来对这种情况加以谴责，但这使我深感惊讶。我并不是说学生得到的分数与他们的家庭地位有关，但是，的确，人们对此更加密切地关注。从高中起，那些被称作反法国的本地学生就受到注意和监视。我认识其中一个，他是当地医生的儿子，我和他成了很好的朋友，他极其聪明，从三年级起便获得所有一等奖。我非常欣赏他，因为他一贯拒绝与不管哪个法国人交往，他具有一种从来也不放弃的自尊心。譬如说，他总是拒绝坐在教室的前几排，始终待在与他身份相同的同类中间。有人说他“危险”。因此，虽然他远比最好的学生更出色，却从来没有受到过老师们的激励和称赞，他们总是“忽略”他的成绩。不知多少次，我听见那些法国人说：“和那种人在一起，必须小心，不该让他们得意，不然，他们立刻就自以为和我们平起平坐了。”我们偷偷地见面，他不愿意被人瞧见同一个法国女孩在一起。他是学校的寄宿生，他的父亲没有足够的钱供他在校外租借一间房间。我想我们快要相爱了。暑假前夕，就在我即将动身去法国的前几天，我们上完最后一堂课，在一间空教室里见面。我们因为就要分离而心潮澎湃，百感交集。他对我说：“您是法国人，我是安南人，我不能让自己爱上您。我将去河内准备法学学士学位的考试，因为我没有足够的钱去法国，再说，我也不愿意，我不喜欢法国人。”他不相信法国——安南的和睦相处是可能的，他对此感到失望。我没有再见到他，根本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他怕自己得了肺结核，我不知道他的恐惧是否有根据。如果他活着的话，我猜想他一定站在印度支那民族运动的最前列，我深情地怀念他和他的伙伴们，在此，我愿意向他表示我全部的好感和钦佩之情。
（注意，在此，也许并不重要，但是，我坚持提请注意：只有作为法国公民的安南人的子弟被西贡学校接受，唯独他们。此外，穿欧式服装是绝对严格的规定。1931年，当我永久性离开印度支那时，有几位安南姑娘经常出入学校。她们必须打扮成欧洲女子，而一般来说，这对她们很不合适，她们为此而痛苦。同样，在我住的小学高年级的寄宿学校里，穿欧洲式服装是强制规定的。星期天，在西贡的街道上，可以见到安南寄宿生在散步，他们都是法国式穿着，大庭广众之下，显得滑稽可笑。为什么有这种愚蠢到不可原谅的措施呢？我想，那些乍看来可能显得毫无意义的类似的措施，并不是没有罪过的。而且，本地出生的非公民的子女只被允许上小学。我当然同意说，幸亏有了我们，在印度支那半岛，结核病和麻风病大幅度下降，但是，物质的范畴里并不存在精神上的补偿。把孩子们从死亡中解救出来，然后，只允许他们有一种被承认的有限的发展，而这种限制本身又是规范化的，那么，我认为相比起因为从死亡中解救他们而得到赞扬，这更应受到谴责。）
雷奥对政治毫不关心。他的资产经营以及这些资产的巨大数额总是让他避开政治。把他从安南人圈子里拉出来，认真考虑他这个人。我想说，我重新回到了青少年时代。我越想，就越觉得雷奥属于典型的愚蠢，但并不是毫无魅力——至少对我而言。他曾在巴黎度过两年，在此期间，他吃喝玩乐，花天酒地，正如他说的，“学会了生活”。他声称曾见识过许多女子，作为证明，他还给我看了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张，我看见他坐在地上，脑袋枕在一个棕色头发，浓妆艳抹的女子的膝盖上，这个女子四十来岁，正在开怀大笑。其他那些女子，各自都有一个安南男子作陪，或散坐在沙发上，或坐在地上，姿势也都一样淫荡。背景大概是晚上在某家旅馆的房间里。这些女人都带有可悲的粗俗的特征。在这张照片里，雷奥的脑袋被夹在这女人的双膝之间，半闭住眼睛，就像一具尸体，我那么清晰地记得这张照片不是没有道理的。对于我来说，这是个启示，我暗自思忖，在雷奥的生活中，我接替了这些女人，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想法引起了我极端的不安，和日后想到死亡时感受到的焦虑差不多。当时，在我看来，雷奥像是个非常可怜的家伙，我将要与他为伴，度过我的一生，在有了我那个家庭之后，又有了雷奥这个人，这是我命中注定的，我永远也摆脱不了。然而，我并没有因为这个缘故而离开雷奥，我甚至没有考虑过。但是，看了这张照片以后，我过了一个月，在这整整一个月里，我尽量习惯于适应被完全遗弃这个想法。我什么都没有对母亲说。我不可能这么做。正是通过这张照片，我明白她已经抛弃了我，如同我的兄长们那样——她让我不知不觉地陷入与雷奥的这种关系，而她大概也明白他不会使我高兴。并非因为我[认为]母亲有意识地抛弃了我，而是由于一种我感到的无限的、无助的软弱，使得我从那一刻起，我以别样的情怀爱她。
雷奥给我看那些过去生活的证明，为的是试图使我爱上他。他对我说的话与那些充斥于三个法郎一本的通俗小说里的话，与美国电影里的对白相差无几。他跟我说，他爱我“爱得要命”，我是“铁石心肠”，我让“他心都碎了”，“我爱他只是为了他的钱，而不是因为他本人”，他“生来就是不幸的”，“金钱并不带来幸福”，他太多愁善感了，而这世界是冷酷的。他还对我说“我所渴望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一所茅屋和一颗芳心；在这世界上，我别无所求”，而我“则是生来让男人痛苦的”，为了强调他这一断言，在他意气消沉时，便唱道：“女人使得男人疯狂，他们可怜的心就是玩具……”他的声音是如此哀怨，以致我每次都求他再也别唱这首曲子，我说这已经过时了。这些就是我的初恋情人整整两年间对我说话的腔调——这与我家人的腔调形成奇特的对照。雷奥的话里可能有陈旧和可疑的东西，我不会察觉不到。但是，这些无聊的废话却令我感动，我觉得这些话通常都挺讨人喜欢的，我不再想让雷奥改变什么。他对我说的一些东西大概上千次地向我证明了他愚蠢可笑至极。譬如说雷奥的诡计：“巴黎女子挺可爱的。每当我比规定的约会时间晚到我情妇的家，我就发现我的照片被摆反了。这是一种很迷人的方式，让我明白，因为我迟到，她感到悲伤。我们结婚后，您会常常把我的照片摆反吗？”
我不再想让他改变，因为这太费事。我容忍雷奥的愚蠢。我容忍一切。我的母亲，我的大哥，如雨点般落在身上的拳打脚踢。一切。我觉得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还是嫁给雷奥，因为他有钱，我们可以用他的钱全家一起去法国，在那儿，我们会有幸福的时光。我并不打算把我的家人留在印度支那，因为独自与雷奥一起生活在我看来超出了我的能力。因此，我以某种天真接受一切——我不是没有希望的，但是，这一希望，我并不把它同非常可怕的现状分开。我想，有一天，我也许不再挨打，也不再受辱，别人会听我说话，我将会是美丽、富有、引人注目的，我只乘坐小汽车兜风，也许，除了雷奥，另一个人爱上了我。雷奥以外的另一个人……但是，为了这些，必须要有雷奥的万贯家财，我可以去隆鼻（我的大哥给我的忠告，他对新生的整形外科很熟悉），我到名牌的高级时装店买衣服（我的大哥给我的另一个忠告），而且，我知道“怎么跟男人们说话”（母亲给我的忠告）。这是显而易见的。我对此深信不疑。没有这些，就没有未来的任何可能性。当我认为自己生来极其愚蠢，而且青春逝去的同时，我以前做的那一大堆蠢事也不复存在的时候，我至少明白自己说了些什么。当我成功地激怒雷奥，而他对我很生气时，我就陷入绝望之中，因为，失去了雷奥，我就失去了一切，我重新回到我的家，在它的阴影下，我渐渐变老。想到这些是很可怕的。要从中摆脱，我需要雷奥。
我怎样成功地克服雷奥使我内心产生的那种本能的厌恶呢？他第一次亲我的嘴是在一个傍晚，在他的雷翁-博莱车上。我放学后，他来找我，带我到沙沥过周末。这种我独自一人面对他的情况，是很罕见的，这甚至可能是第一次出现。一路上，雷奥搂着我，我感到对他怀有欲望。我想，这就是欲望。这是一种使我感到非常满足的安宁。我在雷奥的怀里感觉很好。我想也许不管是谁，都会是一样的。雷奥是个无关紧要的人，在我那如同黑夜一般的青年时代，不管是谁，都可能会对我说雷奥对我说的话，不管是谁，在昏暗的汽车里都可能会有雷奥那样的双臂和体贴。当他的面颊碰触到我的面颊时，那是令人愉快的。我看不见他的脸。就是一个想要我的面颊的脸颊，是雷奥的面颊，而不是别的什么。我感觉到他渴望着我，因为他的双手在颤抖，有时，他的手碰到我的胸脯，但我更喜欢他的手围着我的腰，我就把他的手又放在我腰上，这样才好。雷奥很激动，他对我说：“你的胸脯很美。”我一言不发。雷奥的欲望渐渐缓缓地渗入我的身上，勾起了我的欲望。我并不是直接想要雷奥，我渴望雷奥是因为他渴望我。他的欲望不知怎么的使我的欲望冒了出来。我觉得欲望还是值得体验一下的，我感到它就像是各类事情的一种解决办法。雷奥搂抱住我的时候，我想起我的家人们，突然，我可怜他们不能像我一样幸福，我认为这是该想想的。我与这个世界重归于好，只有当我同我的小哥哥打猎归来，当暴风雨已经过去，当我们光着脚回到水稻田那柔软的泥土里，我才感受到这充分的满足。“让我摸摸你的乳房。”雷奥说道。我不愿意让他摸我的乳房，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这不会增加些什么东西。我要的只是感觉到他的欲望，就这些。“我爱你。”雷奥低声地说。他并没有粗暴地对待我，他知道我是处女，他对“第一次”是有原则的，他不再碰我的乳房，满足于抚摸我的腰、我的头发和我的面颊。当他说他爱我的时候，我感到一种强烈的宽容渗入我的全身，我不得不闭上眼睛。不论什么别的人都可能对我这么说。在同样的境遇下，这都会对我产生同样的作用。
我读了一部小说，德里[6]的《玛嘎利》，这本书在我的青年时代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我读过的最美的也是唯一的书，“我爱你”这几个词在两个情人间的谈话过程中仅仅说了一次，他们的交谈持续了不到几分钟，却说明了数个月的等待、痛苦、令人震惊的分离。我在电影里听到过这句话，每次，都使我心旌摇曳。我认为，这句话，我们一生中只说一次，就像小说《玛嘎利》和有关卡萨诺瓦的影片里那样。人们只能对唯一的一个人说一次这句话，此后，就不能对任何别的人再说，如同死亡一般，只有一次。我对此确信不疑。那天晚上，当雷奥对我说他爱我的时候，我感到头晕目眩。他在说出这句话的同时，就再也不会说了——他是对我一个人说这句话。我是如此年轻，如此天真，我设想，我们不可能毫不感觉羞耻和丢脸地重复说这几个已经说过的字，以至于，还以为只有自杀是这样一种绝望的唯一救赎。后来，雷奥把这句话对我又说了好几次，虽然我不像第一次那样感动，我仍然为之有所触动。这几个字对我产生一种神奇的影响。后来，我常常要求雷奥跟我说这几个字：“对我说这句话”，然后，我就像迎着风那样，双眼紧闭，全神贯注地接受这几个字。后来，雷奥之后很久，有其他的男人对我说这句话，可我觉得它的内涵极为可疑。然而，他们却总是强迫我认真地倾听这几个字——即使只是在情欲的欢乐中说的。我对雷奥说：“即便不是真的，跟我说这句话。”这是关键字，甚至在我感到自己与雷奥最为疏离、隔阂最深的时候，这几个字会使我开朗起来，我对他便变得和蔼可亲。
就是那天傍晚，雷奥亲吻我的嘴。他出其不意地亲吻我。突然，我觉得嘴唇上有一种湿漉漉、凉飕飕的接触。我感受到的厌恶确实难以描述。我推开了雷奥，吐吐沫，我想跳下汽车。雷奥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一瞬间，我感到自己像一张弓那样紧绷，我永远完了。我反复地说：“完了，完了。”雷奥问我：“你想说什么呀？”他不明白。过了一会儿，他笑了起来，向我解释，并不是被人亲过嘴就不再是处女了。“我知道这个，”我叫喊起来，“但还是完了。”他试图让我安静下来，重又把我抱在怀里，但是，我又叫又喊，我求他停下车，让我下去。那时正是深夜，而且在一片田野间，可是，我根本想不到这些。如今，我如其所是地重新勾勒它的发生；我无法解释它。我厌恶自己。至于要解释我说的“完了”是什么意思，我无法做到，我不知道了。不过，我渐渐平静了下来，我挤到后排座位的最边上，尽可能离雷奥远些。我坐在那儿，往手帕里吐吐沫，我不停地吐，我吐了一整夜，第二天，当我再次想起那情景时，我又吐了。雷奥显得很沮丧，他不再试图触摸我，他见我吐吐沫，便问我道：“我让你讨厌了吗？”我无法回答。我又瞧见了他那在黑暗中的脸，他那长满麻子的脸，他那松弛的大嘴，我又看到了那张照片，照片里他是那么可怜，我想起这个卑劣的家伙的嘴、唾液、舌头曾经接触了我的嘴唇。的确，我感到自己仿佛被强奸了似的。没有什么能抹除他已经用他那碰过那么多人的嘴接触了我的嘴，他那只是为了对我说些下流或可笑的事情才张开的嘴，我觉得卑微、自负、可笑的那张嘴，那个如雷奥一样堕落的嘴碰触了我的嘴。“我看得出你讨厌我，你不必掩饰。”我无言以对。我想起我的哥哥形容雷奥时所用的词，“怪胎”。我已经被一个“怪胎”亲吻过，丑陋已进入我的嘴，我与可怕的东西已融为一体。我全身心，直至灵魂都被强奸了。
我之所以要跳下车，是为了终止这令人憎恶的事。我发现自己的存在处于一种可怕的、苍白而赤裸裸的状况。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抱幻想了，我“知道”我在沙沥将找到什么。沉醉于鸦片的我的大哥，愤怒至极的我的母亲，拳足交加，一下一下，没完没了，不可告人的殴打，不光彩的殴打。仿佛有一架制造清醒的机器在我身上开动着。我看得很清楚。我同雷奥这丑陋的家伙一起上了生活之舟，我无法摆脱，我什么都不能摆脱，这可能就是“完了”的意思，我一无所有。而我不知道，片刻前我还有我的嘴，现在这张嘴已经不属于我了，我再也认不出它了，我忍受着它被强奸，被污染，如同我忍受着我所认为的生活：我的生活。我用吐在手帕里的口水清洗嘴巴，我用手帕擦我的嘴唇。但是，这不够——永远都不够，我总是认为在我的嘴里还残存着雷奥的一点口水，于是我吐了又吐，不停地吐口水。我觉察到这样必然会使雷奥难受，但是，我后来想起来，我不能不这么做。我忙着给自己清洗嘴巴。我张开嘴，迎着大风，使嘴巴干燥。但是，当我合上嘴巴，我的吐沫重又润湿了它，然后，这一幕重又开始，我感到自己的吐沫永远都与雷奥的吐沫混合在一起了。一时，我哭了起来，于是，我靠近雷奥，对他说道：“我真傻，因为这是第一次。”他用双臂怀抱着我的腰，对我说道：“你使我太痛苦了。”我依偎在他身上，脑袋靠在他的胸前，躲起来，我试着一点点地吞咽吐沫，让自己慢慢习惯。当我做不成时，我就偷偷地往手帕里吐吐沫。“主要是你可别恨我。”我对雷奥说。我希望他来安慰我；他做不到。但是，他围住我的胳膊让我得到安慰。我只能依靠雷奥的胳膊，那天晚上，我尽我所能地利用这一点。我觉得这胳膊是无害的，宽容的，它对我没有丝毫恶意，它对我怀有善意，我自己设法以此安慰自己。
我的大哥有一只猴子，一头狨猴，他狂热地喜爱这只猴子。在我一会儿会说到的那件发生的事件之后，他不得不把猴子留在种植园里，他会为这猴子而悲叹，他有时对此真的很担心：“我在想这些坏蛋把我的猴子怎么样了。”那时候，他清晨六点回家，渐渐地，他大半夜都在吸烟，一回到家就睡觉，午饭时才起床，然后，又睡，随后，他就与猴子玩乐，一直到下午五点吃点心的时候，然后，他又同猴子玩耍，用晚餐，出去抽烟。我们把猴子关在笼子里，放在小院子。这是个异常聪明、滑稽的畜生。它最终在我大哥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不睡觉的时候，我的哥哥就放它出来，把它扛在肩上，给它弹钢琴，让它吞咽小铜钱（当地使用的铜币），那么多，以致它的腮帮子都满得几乎要爆裂，变得笨重，只能低着脑袋挪动身子。然后，它吐出铜币，一枚一枚再给我哥。我哥因此而狂喜不已，他大笑，我从未见过像他那样的笑。他喊我们，我的小哥哥和我，要我们跟着看这一场面。必须待在那儿，不然就会冒着惹恼他的危险。必须在一旁观看。有时，这要持续一个小时。我不笑的时候，我的大哥就勃然大怒。有时，我母亲过来对他说：“我求你了，做点什么事情吧，不管什么，做些事吧，别把你一天天的时间都浪费了……”我大哥就会严厉地让我母亲安分些，要看情况而定，但是，他继续同猴子玩耍。我们还养了只公鸡，有时大哥就把鸡放进猴子的笼子里，猴子就欢乐地大声叫喊着拔它的羽毛，而公鸡则尖厉地号叫，这一幕把所有人都逗乐了，甚至我的母亲，于是，就有了把我们重新聚集一起的东西。这也许很残酷，但我们并没考虑这一点。有一天，这猴子逃了出来，在我母亲管理的当地女子学校里引起了一片恐慌。一瞬间，全校的人都跑到室外，所有的女孩都大声号叫。我的哥哥们和我觉得挺开心，尽管我的母亲认为这事儿太糟糕了，并说自己会被撤职，要我大哥同意把猴子送到种植园去。从那时起，他关心起种植园了，他去种植园看他那在种植园因无聊而日渐虚弱的猴子。有一天，那头畜生开始掉牙了，因为没有给它足够喝的东西。我哥哥忍不住便把它带到沙沥，在那儿，猴子变得邪气十足，成天在手淫，令所有的人都厌恶极了，除了我的大哥。有一阵，他又同样地迷恋上某些人，然后又完全把他们弃之不顾，就像他们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一样。
为什么突然涌起这关于电影的回忆呢？刻不容缓地要写下来。当我还是十四岁姑娘时，这就发生了。星期天，我不愿意同巴尔贝寄宿学校的年轻姑娘们一块儿出去，排成队走过城里的大街小巷。我为排队外出而感到羞愧。这的确是不可能考虑的——不可能。我告诉了母亲。我母亲明白这是不可能的。她知道不该对抗某些我所感受到的不可能性。或者，我最终会克服这一点？我不信。如同我母亲曾经放弃要我向她请求原谅的希望那样，同样，她不抱希望能看到我同巴尔贝寄宿学校的学生排成队去散步。我曾对她说：“这不可能。”并不说明缘由。我又补充了一句：“这很可笑。”
我也许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思想，我没有这个习惯。我从来不对任何事做说明，不管什么事情。在我家里，大家都是这样。在任何场合，任何地方，我从未见识到粗鄙之语如此尖锐的含义。它从来不用于别的东西，而只是用于指出要采取的行动，指出被表明的状况；辱骂是肆意而为的，完全是无偿的，本来用不着互相谩骂，之所以相互谩骂，这是因为诗性发作。在我家里，词语从来不是用于描述内心状态，申诉苦衷的。“你让我讨厌。”我大哥的这句话，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一切都令他厌烦，他正处于一种在别的阶层通常称为绝望的境地。因此，在这种时候，我们不无尊重和认真地避免同他讲话。辱骂，是我们性情使然。辱骂是我们最为真实、最不可否认的性格特征。首先，这种肆无忌惮不是毫无根据的，总是十分准确，点燃起我们内心的怒火，向我们显露出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事物。“你的房子简直是乱糟糟，”我哥哥对我母亲说，“真是令人作呕，在这儿烦透了。”这些话在我们身上体现出圣十字若望[7]所谈到的那种“总是空洞的”形式，给予我们充分的明显的事实和启示。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确觉得这个家让人讨厌，我陷入一堆讨厌的事物中，我猜想一切如乱麻一团，而且无法从中摆脱。有说的这些话，有伴随着这些话语的眼神，还有语气，简短、平淡，最恰当、最直率的语气，消除了这些话语的委婉表达。
在我的一生中，我没有感受到这样强烈的顿悟，我大哥的某些辱骂的话与阅读兰波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所给予的启示一样强烈，一样极其具有说服力。也许他是第一个对我反复灌输这种我依然还有的倾向，我更喜爱凭灵感而创作的作品，甚于任何其他作品，我并不看重人的智力。说到智力，我几乎只对某些动物的智力有感觉，这些动物智力如此之差，以致它们少有的表现好像是突如其来的灵感。譬如说，比起聪明的猫，我更喜欢愚笨的猫。对此，我毫无办法。我喜爱那些认不出我的猫，甚于那些认得出我的猫。当我的大哥得了梅毒，他说：“生活的坏疽，我被腐烂了。”从那时起，我就感到自己无比可怜和友善。我觉得自己无法得到安慰——获知生活中发生这样的事情，的确是无法得到抚慰的，但是，事实上，我知道存在这种事，而且，后来，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地告诉我这一点。
当我坚持对母亲说我不可能同巴尔贝寄宿学校的女生一块儿去散步，这时，我母亲想必感到我对此实在没有办法。她非常习惯于对“无能为力”的事情让步。她去找巴尔贝学校的女校长。我就在办公室门外等候。请求这件事是很棘手的。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我母亲满脸通红，神色尴尬地走了出来，告诉我已经说妥了。我不知道我母亲求助于怎样的理由，但是，她对办成这件事不无骄傲。女校长非常重视星期天的散步。她真心愿意人们能看到她的学生具有完美的仪表。至今，我依然在寻思校长怎么会让步的，更何况我母亲请求她让我独自出去，她本来应该认为这是不能容许的。那时候，我还不认识雷奥，我母亲当然对我的外出没有想到歪处，说真的，她根本什么也没想到，她并没考虑我在十四岁的年龄，每个星期日的下午，独自一人穿过市区能干些什么。
到了下一个星期日，面对这我所期待的日子，我确实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然而，一到四点我就穿好衣服，然后出门。我有一顶翠绿色的草帽，是我母亲在按规定削价出售时给我买的，供外出时戴。我穿着一件米灰色底带蓝花的连衣裙。只是一到了外面，我对自己那可笑透顶的穿戴实在无可奈何。我的衣着简直是毁灭性的。我甚至没想到我也许可以换上不管什么别的衣服。如同我有着一副“阴虱”的面相，一副“痴心妄想”的女子的表情一样，我母亲强加于我的这套衣着同样组成我这个人的一部分。我怀着和我脸上一样的忧伤，就这么穿戴着。我在城里溜达。正如我所以为的，世界所有城市的人星期天下午都会做的那样，我当时就是这么做的。他人总是在教导着我，并全面地向我灌输约定俗成的意义。我可以绝对肯定地说我年轻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专心于“和其他人一样”，专心于“过得去”，这给我带来极大的痛苦以及很久以后才消除的潜在的绝望。一走出巴尔贝寄宿学校，我便竭力像一个对自己的去向胸有成竹的人那样，神情自然地走在街上。然而，一旦走到外面，僵硬麻木的感觉便穿透了我的全身，我走路的样子那么异乎寻常，以致别人都在注意我。我想我应该以坚信不疑的神态行走——更何况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回顾一下这次散步前的事情：拒绝与巴尔贝的学生排成一排，我要独自一人外出。在那个时期，所有的移殖民都有自己的小汽车。不大会见到，或者说，一个步行的法国人非常罕见。尤其不会见到年轻姑娘独自一人——年轻女子都是同她们的双亲一起外出——由于当地人的混杂，街上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大家都“管住”年轻女孩。我，我在高大的罗望子树的树荫下走着——随着我的步伐，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我的位置并不在我身处的地方。那些人在看着我，他们回过头来，他们惊讶地、怜悯地微笑着。不，很难想象这些。我芳龄十四，穿着过膝的连衣裙，发育的胸脯，一顶青苹果绿的帽子，蓝色花卉的裙子，漆皮鞋，小小的手提包，我目光朝下地行走，谁也不看，只瞧着自己的脚，处于一种从未感到的极其尴尬的状态。我觉得自己是乔装改扮的人，我是化妆了的。我与一群群去网球场的年轻姑娘交错而过，她们头上什么也没戴，身着白色衣服，运动员的装束，她们步履轻盈地行走。我呢，别人也可能会把我当成小妓女或小姑娘。我本身就是这两者含糊不清的混合体。我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当他们瞧着我的时候，他们在思忖，他们从未见过的这个家伙是什么情况，要不是这副紧张僵直的神态，这副因多年的羞愧和痛苦使其涂脂抹粉的脸显得苍老的神情，人们可能会相信她正值青春年少。我没有想过要回去。这不可能。不能退却——况且，我脑子里根本没有这退却的念头。这是星期日的下午，我外出了。没有什么人要去看望，在城里，我谁也不认识。我走啊，走啊，我渐渐地离开大街道，选取小马路。我只能七点回家。我等待着黄昏，等待着能遮掩我的暮色的降临，在等待的时候，我便尽可能地躲在市郊那些镶嵌着别墅的小街小巷里——那儿，我知道没有法国人，那儿只有本地人会为此感到奇怪，我觉得这没那么要紧，而且更可以忍受，因为那儿的本地人比法国人多得多，我这举动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也让人不那么难受，凡事都是相对而言。本地人没有办法衡量我的可笑，就不会那么惊讶。我浑身是汗，汗水从我的头发流向脸庞。然而，我不会回巴尔贝寄宿学校去。我很固执，我决定午后去电影院。就在我体力不支时，这突然做出的决定在我脑海中冒了出来。我回过头，向市中心走去。我将遇见许多法国人。在我那苹果绿的草帽上，缀有一朵红玫瑰。“玫瑰慕斯”，我母亲这么说。我的小手提包使我显得老气，“正式的穿着”，结果让我看上去很严肃。我简直在受苦受难，我快速地行走，以便自己淹没于[“亚当”电影院里]。
我到了那儿，走到售票处。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我身上只有刚够买一张“前排加座”位置的钱。加座位置常常只有城里的“下等人”光顾。混血儿，安南人，都拥挤地坐在藤条椅子上，这三排与正厅前座之间由一大片空地隔开。这就是：差异。
我并没有走开，却凑上零钱，尽我所有买了票。当我走到放映厅门口时，我发现里面灯火通明。时间还太早，影片还没开始放映。在正厅前座最靠里的位置已经坐了三排法国人。加座那儿一帮小流氓在吹口哨，嬉笑着。我必须在正厅前座那些人的眼皮底下穿过整个影院。独自一人。因为领票员不会送加座的顾客到位置上去的。没有一个白人坐在加座。我并不退却。我走了过去。在由于我这个角色的进入而出现的一片寂静中，我终于穿过了放映厅。我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却并不记得是怎样走过去的。全人类都在盯着我。我是白种人，当然，不容置疑。从来没见过白种人坐在加座。一切，我知道别人在想的一切，而我，同时也在想着这些。一切都在我的眼下晃动，我觉得自己正处于一种很先进的非现实状态中。我与羞耻有着内在的联系。我就是正在行走的耻辱。我只是滑稽可笑而已。在这个影院里，我没什么要做的，而我的衣着怪怪的，它即使不是引起鄙视，至少也是嘲笑。一切都碎裂了。我又感到自己全身撕裂似的坐在藤条椅子上，我的手提包放在膝盖上，汗流浃背。我无法说出是过了十分钟还是一个小时才熄灯的。突然，一下子黑了，有人在弹奏钢琴。我摆脱了迷迷糊糊的状态。在放映《卡萨诺瓦》。我觉得这部影片棒极了。我欣慰地走出影院。我已经看见了卡萨诺瓦亲吻女子的嘴，并向她表白爱情。
*** ***
傍晚，通往拉梅的路上传来一下噼啪的响声。我母亲说，“是保尔回来了”，过了一会儿，就瞧见他坐在马车上出现在通往拉梅的那条平坦道路上。我们是那样缺钱，以致他想从事公共交通的营生。为此，他买了一匹老马和一辆车，整个下午就走邦泰—拉梅的路线，这样，他最多不过赚到买烟的钱。我母亲也已赞同。
我们远远地瞧见三名当地人跳下车，把该付的钱给了保尔，然后，保尔走上我们的路，来到房前。
“真是苦差事。”保尔说道。
母亲让人沿着房子周围种了一些棕树和花儿。下午开始时，她就监督一名仆人干活。很久以前，我们就已经知道别指望种植会有什么收获。母亲不能忍受无所事事，她让人种上花卉，这样，仆人们就不会闲着没事干了。尽管好几次严酷的旱灾使她劳而无功。但是母亲总是坚持不渝。
那天，我已经在房子的阁楼里消磨了下午的一部分时光，阁楼里存放着我哥打来的猎物。四头牝鹿和一头公鹿用铁钩挂着吊在那儿。我经常瞒着母亲把自己关在这里。阁楼里很凉快，里面挺安静的。牝鹿一滴一滴地流光了血，血滴落在地板上那沉闷的声音——噗，噗——在我心头晃动着一股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多久远的忧愁。我哥的狩猎扰乱了我的生活——却是我母亲的骄傲。一到傍晚，我哥就走到阳台，吸口气，“今天晚上，我要去那儿。”他说道。我把视察阁楼里的死牝鹿当作一种责任。我也为我哥的战绩而自豪，但是我特别为此而感到万分心痛。由于天气很热，那些猎获物很快就腐烂变质了，在那种情况下，就把它们从钩子上取下来，扔到河里去——它们随着河水流向大海。我们吃了那么多的母鹿肉，以致对它已经倒胃口了，最终，我们不吃鹿肉，宁愿吃别的东西，譬如我哥在沿海的红树树林里猎杀的黑肉涉禽，我们只是把肉放在柴火上烤一烤，几乎生吃。有一阵，我们享用盐渍的小鳄鱼肉，但是，久而久之，我们对一切都腻烦了。这一带供应的肉类资源很少，仅有的猪则都是[字迹无法辨认]，而且以村里的垃圾为食。我们可不敢吃。这地方很穷。没什么肉可吃，当地人就吃狗肉——我们一个仆人拿着斧子追逐野狗，在奔跑中砍下它们的头。狗却继续奔跑，它们没有脑袋又跑了十来米，这可完全把我吓坏了。我们不可能同意吃狗肉，我母亲一直反对这一点，因为她喜爱狗。可惜的是，我们无法留下哪怕一只狗，无一不是眼看它以这可悲的方式结束生命。
当我听见马车的辘辘声响时，我走出阁楼，朝我哥那儿走去。他汗流浃背，很快卸了车。马变得更消瘦了。
“我不知道它怎么了，”我哥说，“它快完了。它大概得了肺结核。”
他放它到草地上。这牲口却再也不吃了。我们盯着它看了一会儿。
“它活不长了。”我哥说，“来，去游泳吧。”
我迅速地登上吊脚楼，穿上游泳衣，我哥也在他那边换上了泳衣。我们下了楼，在母亲面前走过。
“你们还要去那儿。”母亲说道。
我们没有回答，我们穿过水稻田，往小木桥走去，那儿的河水比较深。我哥先跳下水，他游泳游得非常出色。河湾处的水不太深，水面宽阔，他在那儿像条鱼儿在鱼缸里那样拐弯。我总是踟蹰不前——因为在水里遇见的那些东西。这条河从几百米远的森林流到此地，经常有死去的鸟儿、松鼠（甚至生育时期的老虎）随着河水而下。从水中出来很少身上不带有蚂蟥的。我哥哥坚持要我下水，我最终总是让步。他教我游泳。我们在河里一直待到暮色来临，一直待到我们听见母亲的吼叫声，她威胁说要揍我们。我们上了岸，在积雨水的水坛里洗掉身上泥泞的河水。
我们弄掉脚趾间的蚂蟥。母亲总是会发现这一点。
“你们到头来会把自己搞得全身血淋淋的。”她说道。
[1]当时流行的司机座无篷，并与客座隔开的小汽车。（本书脚注如无说明，均为译者注。）
[2]旧时的一种遮阳帽，圆顶，四周有宽宽的帽檐，以软木作芯，外面用白色或浅色布料裹包。欧洲各国曾为驻扎在炎热气候地区的殖民地军队发放这种用植物木栓制成的帽子。
[3]约瑟芬·贝克（1906—1975），著名的美国黑人歌唱家和舞蹈家。
[4]堤岸（Cholen），西贡最古老的地区，唐人街位于此。
[5]狄更斯写的故事。——原注
[6]亚娜·帕蒂让·德·拉罗兹埃尔（1875—1947）和弗雷德里克·帕蒂让·德·拉罗兹埃尔（1875—1949）的化名，他们俩合作撰写了许多通俗小说。
[7]Saint Jean de la Croix（1542—1591），西班牙加尔默罗会修士、神秘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