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封信 年轻的心理治疗师

亲爱的朋友：

你指出，我们越来越多地被要求在一个使精神分析过程变得不大可能的环境中充当心理治疗师。你是对的。在这些情况下，正如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17]所说，我们是做精神分析以外的事情的心理治疗师。但正是因为心理治疗师对这种不可能的要求作出了回应，才有可能建立一个真正的精神分析过程。

为何不可能呢？因为就精神分析学本身而言，唯一适合精神分析的要求是那些可以用压抑理论提供的参照点来处理的要求：色情性经验或幻想，压抑，被压抑物的返回，焦虑，防御焦虑的能力不足，焦虑和自我防御之间的症状妥协。但如今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那些防御不再符合这种范式了；而且，我们还错误地认为，对这些个体来说什么都不重要。既然如此，又有什么类型的临床工作能适用于这些“行尸走肉”呢？[18]

当其他治疗师向年轻的治疗师引介非常困难的病例，尤其是那些他们不再想要与之继续的或不愿接待的病例时，年轻治疗师的沮丧程度是否会低于他们的前辈呢？

很明显，钱并不是他们接受这些个案的原因。一般来说，当新手治疗师第一次作为分析师开始实践时，他们会有其他的收入来源。通常情况下，会是一个更有经验的同事，一个更年长的人将患者引介过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个案，我相信你会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但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个案，患者也付不了很多钱。”

不，接受各种各样的患者的理由并不是钱，而是需要第二主角来参与这场特殊的对话。在巴黎中央展览馆（Maison des Centraux）举行的一次引人注目的会议上，弗朗索瓦·佩里耶（François Perrier）[19]认为这个明显的事实几乎是精神分析训练的基础。并不是绝对的基础，他提醒我们，因为在见患者之前，治疗师必须购买或租用一张沙发。

一旦沙发就位并且患者保持预约，就必须找到另一位治疗师来讨论在会谈中发生的事情。因此，佩里耶对冗长的经验简单总结道，如果你有一张沙发、一位患者和一个与之讨论会谈内容的治疗师朋友，你就是一个训练中的精神分析师了。

请注意，弗朗索瓦·佩里耶在这里以一种简单而直接的方式概括了弗洛伊德在制定压抑理论时认为不可能的实践的本质所在。建议与另一位治疗师成为朋友，这突然揭示了我们工作的复杂性和要求。这种观察也可以激发对督导治疗师、对话者和新手治疗师之间关系性质的那些富有成效的反思。

但我想强调的是年轻治疗师的这种“可用性”，这让他可以迎接所有的人。这种可用性反映了一个绝对的创造性姿态，我由衷希望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减。年轻治疗师所抱有的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甚至是尝试性的立场，但这种立场比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熟悉的那种对礼节的沉闷尊重要更为可取，这种尊重实际上迫使治疗师感谢他的患者，因为后者也像他那样，为那些精神分析所秉持的制度规则而牺牲了自己宝贵的时间。

年轻治疗师的经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教导我们如何应对在不适合精神分析方法的背景下所提出的分析性请求。什么因素能保证在过程开始时建立的框架不会损害随后的精神分析过程呢？他们的经验就此提供了宝贵的启示。最重要的是，这里明确揭示出了临床实践与理论实践之间缺乏区分，以及这个职业需要不断创新的事实。当然，年轻的治疗师可以小小地安慰自己，认为他们在技术和技巧上的不足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来完善。但是，在等待这种馈赠的同时——它从来不会被一劳永逸地获得——临床情境中发生的尴尬的、有时是灾难性的处置如何才不会阻碍患者在精神层面的制作[20]呢？

多亏了工作的设置，临床情势可以轻松容纳多种尝试性的方法。我所指的是弗洛伊德传递给我们的设置——定期的会谈，每次都保持不变的舒适时长——虽然我们现在会把这样的设置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也认为，我们对这个参考框架的使用，依赖于我们想要成为治疗师的特定欲望，以及对无意识的个人激情。

事实上，这个从未以传统方式实践过的职业塑造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私密生活，锻造了我们的信念并奠定了我们个人伦理的基础。因此，与第一批患者工作的年轻治疗师会记得他曾经读过的内容、他的个人分析和同事们讲述的情境，也会参考他自己的经历，并试图把这一切都拼凑在患者身上。他的这类临时操作，与那些经验丰富的治疗师看到新患者时所发明的操作并无任何不同。无论是年轻的治疗师，还是年老的治疗师，如果我们要成功，我们必须让患者进来，允许他进入我们的内心世界。简而言之，框架被铭刻在治疗师的精神现实之中。正是这个铭刻，保障了我们在其中进行实践的设置。

那么，这是一个空间的问题；同时，也是连接不同地点和空间的桥梁与通道的问题。当来访者的各个内部空间之间缺乏通道时，治疗师可以将他自己的空间作为一个场域，让之前彼此隔离的精神区域在其中交流和联系。

出借个体自己的精神空间，将其作为主体的那些内部区域之间，以及这些内部区域与外部世界之间接触和沟通的空间——这意味着我们相信这种“空间嫁接”将促使主体内化那些通道和中转区域的架构，来访者将会知道如何经由它们穿过或进入另一个区域。这种兴趣的唤醒取决于与这种“嫁接”有关的心理体验的质量，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精神上的）出借。

当治疗师以这种方式工作时，他拒绝所有那些强调“无菌”地、严格地使用分析框架的学说。相反，他遵循的逻辑乃是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21]所谓的分析家的行动——这个术语描述了治疗师的实际体验，那种能够充分接受其职能带来的不适感、责任和无节制[22]的体验。

每个精神分析社团总会赋予年轻同事们一种权利，他们由此能将自身置于癔症（hysteria）[23]的角色，并向前辈（的知识和经验）进行绝对的象征性征求。事实上，弗洛伊德的惊人能力正是让癔症患者能够发明精神分析。我们知道，癔症的症状具有特定时代的特征，因此，继续让癔症来引导我们的方向是保持开放视角的最佳方式。

我的年轻朋友，这便是我们在与像你这样的新手治疗师共事时受益的原因之一。授予你们真正的对话者的角色，我们可以与你们分享真实的经验，而你们可以让我们质疑那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所有这些，能够阻止我们变老。

因此，我可就指望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