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酌古论》的内容和特点

《酌古论》正文共四卷二十一篇。每篇以一位历史人物为题，分别论光武（后汉光武帝刘秀）、曹公（曹操）、孙权、刘备、孔明（上下两篇）、吕蒙、邓艾、羊祜、苻坚、韩信、薛公、邓禹、马援、崔浩、李靖、封常清、马燧、李愬、桑维翰这十九位自西汉到五代的历史人物。空言无益，我们还是选一篇大家较为熟悉的来看一看，如《曹公》篇。

陈亮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提出了“术”的概念。术，就是运奇谋，出奇兵，决机于两阵之间。有了术，天下无敌。岂是天下真没有厉害的敌人？不是，但只要掌握了术，敌人自然不足破。要谈术，先得谈审敌情，料敌势，观天下之利害，识进取之缓急，孰先孰后，按次序一一进行，而无不如意。汉高帝刘邦是得术的，项羽反是。而曹操，是得术之一二而遗其三四，所谓得此失彼，能雄强于一时，却不能一统天下。这是后人为曹公深自惋惜的。

曹操举义兵、破黄巾、败杨奉、辅帝室，于是降张绣、擒吕布、毙袁氏、破乌桓，平定北方。当时为患的，尚有荆州的刘表和刘备、江东的孙权、江中的张鲁、西蜀的刘璋，加上关西的马腾和韩遂等人。这是曹操当年面对的形势。

何谓术？术就是要审视敌的强弱而决定取之的先后顺序。刘璋、张鲁最弱，应该先取；刘备、孙权最强，应该摆在后面。荆州最近，刘表又弱，刘备强，应该放着让刘备先恣意横行。所以应该先取刘璋、张鲁，以孤立刘备。而要取刘璋、张鲁，必经关西，关西诸将皆不足虑，可虑者唯马超一人。但是曹操没处理好这点，反使马超成为刘璋、张鲁的屏蔽。这就是曹公没有真正全面地把握术了。

马腾及全家皆还京城时，只有马超留在关西。这个时候，为什么不抓牢机会将马超也笼络住呢？曹操是不是觉得以前征召过马超，马超不来，这一次他也不会来，所以先行放弃？这就是曹操不加深思了。以前马超不肯来，是因为父子皆在关西，一人不愿来京，且让他当的官又太小的缘故。这一次马腾已至，应封马超为前将军，待以厚礼，示以诚心，让他带兵自随，再让马超的弟弟带马腾留下的兵。这样一来，马超哪有不来之理？马超一到，关西诸将，皆无足道。这样，韩遂也不敢反叛。以这样的声势入川，刘璋必降。

平了巴蜀，命夏侯渊把守，曹公自领大兵还邺。然后，兵分两路，一自中原，一自巴蜀，荆州必破，刘备必逃。然后大合兵马，命荆州之兵出江陵，蜀汉之兵出三峡，合攻吴之上游；再令一军出广陵，一军出皖城，合攻吴之下游。而曹公亲率精兵数万，直抵武昌，周瑜、鲁肃即使有千百个，又有何用？天下一统，不在话下。曹公的历史地位，亦会大大提高矣。

曹操为什么会犯此错误？是因为听了荀彧的谋划。荀彧说荆州四达，乃英雄之所必争；而巴蜀险阻，非统天下之所急。而不知，真正有战略眼光的英杰，常留所必争者以引诱敌人，而从事于所不急以削弱敌势。曹操早先未击袁绍，先击刘备，先击张绣、吕布再图袁绍、袁术，也是得术的体现。问题是，曹公不能尽知天下大势，到后来频频失策，又没有智术之士提醒他。可惜啊！

以上便是这篇《曹公》的大意。(4)文末将郭嘉、荀彧等魏的著名谋士一律看轻，直有取而代之之概。陈亮此时的心胸可谓大矣，气势可谓盛矣！

《酌古论》的另外篇什，写法大多与上篇类似，指出历史上的军事、政治大人物失误的地方，并且设想应该怎样做。在陈亮眼中，历史上的诸多失败，如果按照他的运筹，都是可以避免的。他在晚年似乎也未改变他的这些观点。不知于何年写就的《酌古论》后记中，他说自己当年十八九岁时胸中即有那么多的事，如果当时得遂其志，能够跻身为掌握天下军机大事的谋臣，后面未知如何！(5)这说明，他对自己的少年作品仍然是满意的。

归纳总结，陈亮的《酌古论》中，有一些让人非常吃惊的观念与特点：

第一，我们会发现，陈亮在谈论战争时不完全考虑战争的正义性，从来不考虑民心向背、侵略和被侵略等问题，而纯粹从技术上来谈论。这让今人大惑不解，也使得许多迂腐和愚蠢之士茫然不知所措。笔者自己多次读《酌古论》，竟然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写作本书，重翻细读，才恍然大悟。其实，这不是陈亮的发明，却为后人所蔽。我们知道，“春秋无义战”，也就是说，春秋时代发生的数百场战争，没有一场可以与“义”搭得上边的。暴秦无道，天下共诛之，那一场秦末的大起义如果说还与道德搭界的话，到了东汉末年，纪纲隳坏，三国的争斗，就一变而为纯实力的争斗了。刘备尽管打了刘家的旗号，但打这个旗号究竟在调动正义感上有无得分、得了多少分，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三国争斗，也没有一家是拿着人民疾苦与道德的正当与否来做旗帜的。所以，自三国以来，人们谈论军事，几乎都从实力、方略等技术性问题入手。陈亮此文，便是最好的例子。陈亮以后，经过理学的倡导，道法慢慢被抬上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不管说什么事，总要把道德上正确放在第一位，于是，在后人看起来，战争首先须与正义、非正义等等相关了。后人在战争上打道德牌是否管用？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管用的，这是历史的真实。但是后来的管用并不能拿来作为陈亮道德上的缺陷。因为在陈亮生活的时期，从纯技术角度来谈军事为时代一致认可，也符合历史的真实。

第二，陈亮谈论军国大事时极端强调必然，而几乎否认偶然。比如，他举汉初韩信攻赵的例子时反复强调：该成功的一定会成功，不会成功的一定不会成功。就是说，一个伟大的军事政治行动之所以可以成功，并没有什么侥幸的因素，它是实实在在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又如他在《韩信》篇中说：攻赵时，李左车曾向赵军的统帅陈馀建议，说韩信乘胜而来，势不可当。赵地阻险，他愿带三万人，抄小路断韩信军的粮草。赵的主力部队，则深沟高壑，一味坚守，决勿与战，韩信必败。陈馀不能用李左车之计，盲目应战，被韩信施展“置之死地而后生”之计，大破赵军。《史记》载：战时，韩信下令勿杀李左车，生擒者奖千金。擒李后，韩信立解其缚，以老师的礼仪对待。后人说，如果赵军采纳李左车的计策，韩信一定败了。(6)陈亮不同意这种观点。在他看来，韩信必胜，赵军必败。因为韩信用兵，千古一人。像这样的英雄，怎么可能输给李左车？所以，如果李左车的计谋真的被采纳，韩信一定有对付的办法。怎么对付？陈亮代想一计：赵军不到十万兵，分给李左车三万，只剩六万到七万兵。韩信引兵挑战，赵军坚决不战。几天后，韩信可遣数千人先行埋伏，命令等赵军出营追赶时，占领赵营。安排妥当，韩信就可使人大呼：“贼兵抄我后路，马上撤退！”赵军一定认为韩信已经败退，再加李左车军确已派出，这个时候，哪怕是才能之士也都会倾巢而出，何况是贪多忘失的赵军！这样，后面完全按照现实的打法，可以一举破赵。赵主军既破，李左车三万人，又何足道哉！以前曹操伐张绣时，刘表断曹操后路，曹操随机应之，一并破张绣、刘表。陈亮认为，赵军主将逊于张绣，刘表不下于李左车，曹操用兵亚于韩信。曹操尚能败张绣、刘表，韩信难道还破不了李左车吗？(7)

在陈亮看来，真正的英雄豪杰，之所以能建功立业，没有一个是胸中没有大谋略的。他们似乎平日闲居，看似无事，其实天下大势、战略决策尽在他的胸中。一旦有机会，则如高山之上，推转圆石，其势不可阻挡。所以他的用力不大，收功却巨。这绝不是侥幸求胜。因为侥幸求胜，成则为福，败则为祸。此为英雄豪杰所不取者也。所以，在陈亮眼中的历史，没有偶然，只有必然。成功和失败都由内因决定，与偶然没什么关系。这种历史观，当然可以大大鼓舞人的主观能动性，激励人们奋发图强，不惧艰难，奋力进取，是一种积极的可赞扬的人生态度。然而，历史中真的没有偶然了吗？韩信那次与赵军对战，战局究竟会怎样？韩信就那么笃定？好在人生一辈子是由必然和偶然构成，但必然占几分，偶然占几分，本也辨不清楚。何况人生和历史都没有从头再试一回的道理。

第三，他善于在想象中解决历史问题，我们看《酌古论》，可以把想象中的一个历史难题的解决过程描绘得绘声绘色、栩栩如生。一个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场景，给他一写，还真像有那么回事。比如《刘备》篇，写刘备为了报关、张被杀之仇，起兵伐吴，被陆逊堵住去路时，陈亮就设想，蜀汉应该密派一使者去魏国，求见魏主，开口就说：“臣私贺陛下，又私喜陛下。”魏主一定会问：“何以贺朕？”密使则可说：“曹操之所以未能吞并吴蜀，是因为它们有天险，且互相救援。今天两雄相斗，所以可贺。”“何以笑朕？”对曰：“我听说敌人让路，则一定要攻入。机会间不容发。现在陛下妄信吴人，所以窃笑。”“何以喜朕？”对曰：“陛下天姿神武，善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只要对的，无有不听，此所以喜陛下。”魏主到此时一定会问：“现在怎么办？”则对曰：“蜀未可卒图，现在应令夏侯尚、曹仁出信陵，贾逵、满宠出东关，或出皖城，或出广陵；因蜀之势，大举攻吴。吴亡则蜀入援，然后从容灭蜀，天下可以一统。”曹丕贪功，而且魏大臣刘晔也出过这样的主意，曹丕至此一定会发兵攻吴。吴国惊慌，必会割地与蜀，联合抗魏。这样，蜀不战可得夷陵。夷陵得，荆州亦可得矣。(8)

上面就是陈亮为刘备在火烧连营大败前出的计策。我们今天读起来，感觉上也像那么回事。至于历史是不是会真的如陈亮所设想？谁也不知。我们只能说，陈亮读史多，受《战国策》的影响很深，才会这样来处理历史。我们知道，《战国策》既是一部战国史书，也是一部游士说王侯的教科书。比如说《齐策》之《楚王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写楚王不死，楚太子在齐国当人质，下面就说苏秦可以让此事有十个不同的结局，只要怎样怎样做，结果就会怎样怎样。(9)总的意思就是一个雄辩之士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作为一部教科书，当然可以这样写。但是历史是不是真的会这样？难说。陈亮的《酌古论》，受《战国策》的影响较深是肯定的，可以说他有战国纵横家之风。所谓战国纵横家，就是战国时期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辩士，其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人。他们的基本特点，就是用一张嘴，把圆的说成方的，把方的说成圆的，还要让听的人相信。其实，战国纵横家是不是那样还难说，但是他们给后人的印象就是那样。陈亮在年轻时确也浸染了这种气味。

第四，是他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深刻的忧患意识。这集中体现在《酌古论》的最后一篇《桑维翰》中。众所周知，两宋积弱，屡受外族欺凌，这其中的历史原因非常复杂，但陈亮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切入，表达了他对现实的深深忧虑，同时也表露了他坚强的民族自信心。他认为，正道是以中国定中国，以夷狄定夷狄，两个事情一定要分开来。如果引进外族的力量来解决中国内部的问题，问题似乎一下子能得到解决，但后患必定无穷。中国如今屡受外族欺凌，就是以前引进外族力量解决中国内部问题的流毒不尽。这种坏的历史举动，开端于唐高祖李渊，成于郭子仪，到桑维翰达到了顶峰。当年隋炀帝无道，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曾与突厥连和，因此陈亮将利用外族力量干涉中国内部问题的罪魁祸首定为唐高祖。后来安史之乱，安禄山、史思明进入长安，大乱中国，郭子仪借回纥的兵力，恢复两京，犯下了同样的罪孽。桑维翰则是五代时石敬瑭的谋士。后唐时，石敬瑭被皇帝围困，便派桑维翰去契丹求救，愿割让燕云十六州的土地以交换。他的手下刘知远劝他，只要给金银绸缎就行了，割地会后患无穷，石敬瑭不听。契丹于是出兵，灭了后唐，石敬瑭称帝，是为后晋。后来的北宋，便吃了燕云十六州被割的亏，异族军马老是虎视眈眈，觊觎中土。陈亮以为，中土乱于夷狄，具体地说就是北宋被金人毁灭，他自己那一朝老受金兵欺凌，责任得追究到李渊、郭子仪和桑维翰等人身上。(10)他把这一篇放在《酌古论》的末尾，确实遥寄着深深的寓意。

陈亮在《苻坚》篇中说，当时的晋朝，尽管弱一些，但也是中国；苻坚强，但它是夷狄。自古以来，夷狄哪有整个吞掉中国的呢？——“晋虽弱，中国也；秦虽强，夷狄也。自古夷狄之人岂有能尽吞中国者哉？”(11)他这个反问句用得很有力度。支撑这个反问的，一是自禹汤文武、秦汉魏晋、隋唐五代以来的历史，在这个有主线的历史中，中国四周的“蛮族”可以对中国产生威胁，但从没有整个替代过；二是中国人的道德自信，即是指，我们中国人这么有文化，那些没文化的“野人”怎么能征服我们呢？但是今天的我们都已知道，南宋毁于元，大明毁于清，异族入主中原，后来屡次成为历史真实。所以陈亮的反问，后人一看，竟毫无力量，当然更没理由。它提醒我们，研究历史、评判历史，还是要冷静，要从事实出发，一些激昂的言辞、自以为是的道德感都是靠不住的。可惜的是，很长时间以来，许多中国文人都有这个毛病。陈亮身上，多多少少也有类似的状况。

《酌古论》是陈亮年轻时的作品，但不能以“悔其少作”的惯例去看待。《酌古论》与陈亮成熟后的想法，其实是相同多于相左，发展多于变异。上面总结的《酌古论》的特点，可以说基本伴随了陈亮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