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德庆龙母文化的民俗学研究

杨红军

第一部分 龙母民俗活动的文化融合作用

据有关文献记载以及龙母庙相关古迹考证可知，龙母文化发源地在今肇庆市德庆县悦城江水口，此地处于珠江水系主干之一，是西江由广西流入广东的水路交通要塞，上游连接广西重镇梧州，下通广东肇庆、广州等地，在以航运为主的交通时期，成为西江沿岸重要的河港和军事要塞。据古文献记载，秦时此地成为南北交通必经之地，“三十三年（前214）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1]。崇祯《肇庆府志》载：“其偏踞岭西，群水所经，溪炯多而沃壤少，然居南海上游，转轴两越，南陈南汉，托始于此自移节镇，文武揍集，居然都会矣。”[2]《资治通鉴》记载：“（秦）以谪徙民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杂处。”[3]南北文化交流促使地方文化迅速与中原文化融合，显示出文化本身的勃勃生机，以及弥合地域冲突的整合作用，这也是龙母文化在此时此地发展，并逐渐成熟的主要原因。

首先，岭南文化在秦以前，具有极强的生机与独立性，这与它的地理位置有关，此地自古就风光秀丽、山川秀美，既有连绵不绝、常年碧绿的山峦，也有水网密布、物产丰富的盆地和平原。但由于高山阻隔交通不便，与中原地区的交通连接比较困难，引进中原先进文化开发本土资源相对其他地域较晚。尤其是在秦以前，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极少，导致其远古时期文化发展相对独立，南北风格差异很大。岭南古代为百越之地，现在指中国南方五岭以南的地区，相当于现在广东、广西、海南全境，五岭由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座山组成，是中国江南最大的横向构造带山脉，是长江和珠江两大流域的分水岭。

其次，秦汉以后，随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岭南在经济文化交流方面，逐渐被统一。龙母文化就诞生在南北文化交流融合时期，并流传至今，经历数千年而历久弥新。在秦始皇时期，随着战争和统治阶级开疆拓土的步伐的推进，原本几乎互不往来的状态开始有所改变，南北文化交流在人员迁徙过程中逐渐增多，大规模文化融合现象成为大势所趋。先是在战争进程中，大批兵士和耕战农民来到岭南，形成直接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交流。在统一六国后，秦军将领屠睢受命开发南疆，统兵50万分5路向越人发动进攻，他们开始征讨岭南时遭到顽强的抵抗，秦军损失惨重。后来又经历多次增兵，迁徙人口也越来越多，战争前后经历了8年时间，在平定岭南之后，中原南迁人口又大幅度增加。战后秦在岭南设置郡县，对南方广袤土地实施军事镇守和经济行政管理，这是岭南地区行政上归入中央王朝管辖，文化上融入中华大家庭的开端。此后为了提高劳动生产力，秦政府又征派大量先进农业生产工具和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等迁徙至此，改变了当地的落后生产面貌，丰富了本土文化，进一步开发了岭南。当时最为重要的工程之一，是秦始皇下令开凿了灵渠，把长江与珠江水系连接起来，打通了南北两大水系的交通。开凿灵渠的原初动因，是为了在战时给秦国军队运送兵员、武器和后勤补给物资等，于是，在公元前218年，秦始皇雄心勃勃授命监御史禄，征发大批兵勇在今广西兴安县境内修建一条规模宏大的人工运河。在史禄的主持带领下，秦军与被征发的大批民众经过艰苦的劳动，几经寒暑，最终于公元前214年，成功开凿灵渠。从此以后，两大水系互相贯通，交通便利，从湘江用船运来的粮饷，可以顺利通过灵渠进入漓江水域，源源不断地运到前线，为前方军队的后勤与人员供给创造了较好条件。灵渠如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有着“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的美誉，至今仍然发挥着水运、灌溉等重要功用。灵渠工程主体包括铧嘴、南北渠、秦堤、陡门等，完整精巧、设计巧妙，通三江、贯五岭，沟通南北水路运输，与长城南北呼应，同为世界奇观。灵渠从开挖成功，至今已有2 100余年的历史。在清代以前的漫长岁月中，它对于中原与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大规模的文化融合创造了条件，龙母文化的诞生就是其主要成就之一。

一、神与人：龙文化的南北融合

秦代以前，中国南北方人民关于龙的文化思考有很多不同的观念。北方传统龙文化主要是一种形而上的天神信仰，南方人民对龙的原始信仰则主要表现为一种形而下的鬼怪形象。关于龙的传说形象，古代岭南百越人主要认为龙生活在人世间，是一种神秘莫测、行踪难测的水怪，所以经常会伤害到人，故在文化观念中多是担心它们突然出现，兴风作浪，伤害水边居民和渔人。《淮南子·原道训》中对此描写说：“人民披发文身，以像鳞虫。”高诱注曰：“披，剪也。文身刻画其体，内墨其中，为蛟龙之状，以入水蛟龙不害也。故曰‘以像鳞虫’。”[4]与此不同，龙在中原文化中的意义大异其趣，它是智慧、勇敢、吉祥、尊贵的象征，在这里人们一般认为龙是一种高贵又法力无边的神祇形象。据后人研究思考，中原文化中龙形象的诞生首先和天象有关，古人在远古时期希望掌握世界的运行规律，以便安排生活和生产活动，他们最初了解世界的办法是仰观天象，通过总结天象演化现象得出一些规律性见解；俯察大地，分析草木荣枯、季节变换的节奏，因此对日月星辰的周流变化以及对自然世界变化的对应情况非常敏感。在这个过程中古人观察到将黄道（太阳和月亮经过的天区）中的恒星分为“二十八宿”，其中东方七宿——角、亢、氏、房、心、尾、箕，连接起来的形象，活像一匹栩栩如生、勇猛强大的动物，随着该形象与自然变化的互相呼应，感觉它好像具有一种神秘的能力，后来就被人们称为龙。《周易·乾卦》中有用“六龙”来解说世界变化规律的爻辞，其中具体描写很像是苍龙星座六星流转天象的描写。《彖辞》中说：“……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在古代漫长的天文地理观察过程中，古人为了发现总结自然规律，努力把天象变化与人间生活工作的具体事物建立联系，以便做出预测和防范灾变等。王侯会安排比较有经验的专业人士专门负责天文工作，《尚书·尧典》中载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即是此意。文献中关于龙的形象的记载早在先秦时已出现，也是因为观天象解人事贴近具体生活早已深入人心，顾炎武说：“三代之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日知录》卷三十）这同时也是神话传说发生、发展的群众文化心理基础。青龙与白虎、朱雀、玄武等星相后来作为威力无穷的象征，被合称为“四象”，又被演化成富有传奇生命色彩的四方四神。在军队文化发展中，这四神由于经常被军队描绘在军旗之上，代表四方阵容的精神风貌，因此四神逐渐在人们心目中成为行军打仗时士兵的保护神。将士们与之形影不离之后认为这些天象可以代表一种神奇的魔幻力量，可以鼓舞士气，保佑军队逢凶化吉、战无不胜。《十三经注疏·礼记·曲礼上》对此评论说：“如鸟之翔，如龟蛇之毒，龙腾虎奋，无能敌此四物。”龙的形象在文化中不断被细化，成为一种吉祥威猛的神性形象。龙是中国古代神话的四灵之一，古时也有人们以龙作为四时之神坐骑的说法。《山海经》云：“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在古代中原文化发展过程中，龙的形象由模糊到清晰，逐渐成为人们崇拜的神秘形象，并逐渐被人们赋予腾云驾雾、呼风唤雨、神秘莫测的能力，《说文解字》曰：“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与典籍记载的龙形象相比，在民间传说故事中，龙母的形象更亲民，可见人们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已经逐渐把南方的民间传说与北方严肃的龙文化互相结合，融会贯通，把神秘自然与人间生活融为一体，把世俗现象与神界想象合而为一，既提升了本土文化的宏大气象，又积极吸收了异质文化的人文精华，成为文化融合的一个经典形象。文化融合是指来自外部的文化和本土内部文化的不同特质，通过相互接触、交流进而逐渐相互吸收、渗透，最后融为一体形成新文化形象和理念的过程。它以文化的共鸣同化或情感呼应为标志，在融合的过程中，不同文化细节彼此改塑对方，经过长期多方面的相互渗透、相互结合、互为表里，最终融为一体。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文化冲突曾经造成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惨痛局面，而文化融合却可以巧妙地帮助人类避开因文化分歧而引发的不同阵营的残酷斗争，并迅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进步做出巨大贡献。

南朝时期刘宋文化名人沈怀远著作《南越志》中有目前认为是最早的关于龙母传说的记载。《南越志》曰：

昔有温氏媪者，端溪人也。常居涧中，捕鱼以资日给。忽于水侧遇一卵，其大如斗，乃将归置器中。经十许日，有一物如守宫，长尺许，穿卵而出，因任其去留。稍长二尺，便能入水捕鱼，日得十余头。稍长五尺许，得鱼渐多。尝游波中，萦回媪侧。媪后治鱼，误断其尾，遂逡巡而去，数年乃还。媪见其辉色炳耀，谓曰：“龙子今复来也。”因蟠旋游戏，亲驯如初。秦始皇闻之，曰：“此龙子也，朕德之所致。”诏使者以玄珪之礼聘媪。媪恋土不以为乐。至始安江，去端溪千余里，龙辄引船还。不逾夕，至本所。如此数四，使者惧而卒止，不能召媪。媪殒葬于江阴，龙子常为大波，至墓侧，萦浪转沙以成坟，人谓之掘尾龙。今人谓船为龙掘尾，即此也。

在以上所记载的传说中，文化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天与地相结合，中原文化的龙是一种天神，穿云破雾，具有特异功能，岭南之龙则生活在水中。在龙母传说中，龙子生活在水中，又具有天龙的特异能力，在唐刘恂的《岭表录异》里，已经和呼风唤雨有关系。其次是神与人相联系，神龙并非不见首尾，而是由人抚养长大。最后是王权与民力互相尊重，神龙象征神圣王权，百姓不可违逆丝毫，但是龙子代表民意，却可以与王权进行对话，主张自己的观点。龙母信仰的这种文化融合寄托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根本愿望，自然力有神秘莫测的一面，非人力所能理解和驾驭，因此信仰仪式一方面以敬畏龙神的方式表达顺应自然的心态，另一方面又以人神共存的故事表达自然赐福人类的愿望。比如沿袭至今久盛不衰的悦城龙母诞庙会等民俗活动，每逢农历五月初一至初八，信众就会庆祝龙母生辰诞，八月初一至初八是龙母得道诞期，各方善信也都会自发来到悦城龙母祖庙，通过一整套庄严肃穆的民间活动，庆祝龙母得道，人们竭尽所能，贡献出最好的土特产品，表演最经典的民俗活动来表达对龙母的敬爱之情。这些活动主要包括：

（1）摸龙床。信众到龙母梳妆楼上的龙母床上摸摸龙枕、龙被和龙帐，口中祈祷着：“摸摸龙枕，高枕无忧。摸摸龙被，一年好到尾。”还有不少信众祈祷早生贵子。

（2）饮圣水。人们相信龙母圣水具有神奇功效，争相饮用，远道而来的信众也会将其带回家给亲人喝。这圣水来源于龙母庙后面的矿泉，据专家研究，该矿泉水属于硫黄矿泉，具有一定杀菌功能。

（3）服香灰。等待拜龙母的香燃尽以后，取少许香灰，用水送服，祈祷平安。

（4）吃“金猪”。用烤乳猪供奉龙母，等祭祀仪式结束之后分而食之。

（5）鲤鱼放生。在龙母得道诞期间，人们会隆重举行一个放生活动，鲤鱼放生是民间自发形成的民俗活动，希望放别人一条生路来为家人和自己积德、造福。

（6）盖龙母金印。金印本来只有皇帝才有权使用，老百姓让龙母来给自己盖龙母金印，既显示了对龙母的高度信赖，又表达了龙母平易近人的人文关怀，民间用它来辟邪。需要盖龙母金印的人们只要备好新毛巾即可。

（7）烧幽。老百姓不但为自己祈福，而且要表达关心别人的布施心，他们常常在进行鲤鱼放生时，烧一些香、纸钱、元宝，燃放鞭炮，祭祀小鬼。

（8）戴龙母符。人们相信龙母符和神像经过开光以后，便会具有神秘的能量，可以帮助人们逢凶化吉、免祸消灾。龙母祖庙那里的商铺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龙母符。例如：龙母神像护身符、水府元君护身符、十二生肖金箔龙母护身符、龙母护身卡、龙母平安符等，请一个带在身上，时时提醒自己，小心做事、与人为善，自然也就会心想事成。

二、儒道佛：龙母文化融合的思想基础及其表征

古代岭南百越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繁荣庞大的部落联盟，其名称是苍梧，是居于现今中国南方和古代越人有关之各个不同族群的总称，后来成为这个区域的地方名称延用下来，至今还有苍梧县保留古代文化痕迹。苍梧这个地名可以追溯到虞舜时代。《战国策·楚策》曰：“楚南有洞庭、苍梧。”《汉书音义》曰：“苍梧越中王，自命为秦王。”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之后正式设置苍梧郡，当时统辖区域甚广，包括广信、猛陵、谢沫、高要、端溪等十县。龙母在传说故事中的故乡悦城镇地属德庆县，德庆在汉代称端溪，故古代悦城隶属古苍梧郡管理，此地相距苍梧郡一百公里左右。悦城龙母庙坐西北向东南，呈现出民间青睐的背山面水风貌：背靠五龙山，因为在那个山顶上呈半月形横向开出五个山峰，故被当地人称为五龙山；后山背后叫金鸡岭，前面有一个开阔的水面，右边是西江河，左边是悦城河，两水就在龙母祖庙的前方汇流，龙母（一位乐善好施的温姓姑娘）的坟墓就位于龙母祖庙的左边，与龙母祖庙的座立方向保持一致。龙母祖庙至今依然是龙的传人，尤其是东南亚华人信众“四海朝宗”的圣地，龙母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此地龙母文化的发祥与秦汉时期当地的地理位置和当时社会文化发展形态有密切关系。这里又是交通枢纽，伴随着经济发展中心的形成，这里也成为中原文化同海外文化交流的中心。自汉武帝平定南越后，这里是交趾刺史部七郡的中心地区，物质和精神文明发展很快。由于文化事业发达，诸多文人贤达聚集于古代苍梧地区，所以教育视野开阔、思想先进，官私学校迅速增多，经学研究也人才辈出。经济交通发达又促进了文化交流的繁盛，使此地逐渐成为南方诸郡文化底蕴最为深厚的地方。由于官方管制比中原地区更为宽松，东汉末年的苍梧成为中国重要的学术自由之地之一，比如广信县陈钦、陈元三代人传承的古文经学《左氏春秋》造诣颇深，其影响甚至曾经轰动京师。在丰富文化的熏陶下，当地民风醇厚，读书治学受到扶持，在苍梧地方富裕大士族的资助下，先进知识分子受到生活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优待，治学环境尤其自由和宽松，本地文化事业方面取得的成就连续数代享誉南方各地。到了东汉末年，按照《牟子理惑论》中所载细节可以推知，中原地区人民在刀光剑影中民不聊生，“独交州差安”（牟子语），“中原士人来避难者以百计”（《三国志·士燮传》）。因此，此地的文化融合非常活跃，期间出现两位推动文化融合的历史文化名人彪炳史册。其中一位是东汉末三国初年的苍梧逸民牟子，他创作了佛学论著《牟子理惑论》，文前有汉末苍梧太守写的序传，清末民初广东学者梁启超说：“《牟子》以调和儒道释三教为职志。”

牟子生活在中原，那时儒家、道家文化受到青睐，他从小勤于学习儒家经典，并与道家术士互相交流，在道学上颇有心得。后来他又到佛教兴盛的交趾去修学佛教知识，可谓集儒道佛经典文化于一身，这几种文化从不同角度教化人民具有共同的人文宗旨，不同学说互相砥砺又融会贯通、圆融无碍。他对吸收多种文化精华的态度是立足现实，对各种不同的文化进行批判继承，他说：“书不必孔丘之言，药不必扁鹊之方，合义者从，愈病者良，君子博取众善以辅其身。”同时，他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是积极吸收营养：“不可以所习为重，所希为轻，惑于外类，失于中情。”（《牟子理惑》）他把“佛”与“道”的思想关联起来，认为佛所说的“觉悟”相当于道家分析的“无为”：“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他援引儒家和道家的主要论点，融合佛学基本思想，辅导世人放弃尘累，洒脱生活，帮助人们消除对外来文化的敌对态度，积极弘扬佛法慈悲济世的优良一面，从而达到融会贯通、和谐共处的目的。研究中国佛教史卓有成就的汤用彤教授说：“汉代佛教，附庸方术，魏晋释子，雅尚《老》《庄》。牟子适为过渡时代之人物，则《牟子理惑论》者，为中国佛教史上重要之一页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此地另外一位文化名人是融合儒佛精髓的契嵩禅师（1007—1072年），他俗姓李，字仲灵，自号潜子，出生于藤津（今广西藤县）。他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卒于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享年六十五岁。庆历年间（1045年前后），契嵩居住在杭州灵隐寺潜修佛学。皇祐年间（1051年前后）携壮志来到京师，当时儒家对外来佛教文化极为排斥，为了弥合儒佛两家文化的尖锐冲突，挽救佛教于狂澜既倒，他先后两次创作万言书陈述佛教情怀上书皇帝，其高瞻远瞩与真知灼见深得京城高僧、大儒信服，仁宗因此为他赐号明教大师。后来契嵩又归隐深山，最终卒于山林。佛教本来是印度文化，经历高僧大德辗转传入华夏之后，异质文化产生的形神冲突逐渐升级。儒家思想初次受到外来文化的严峻挑战，由于两者有较大差异，融会贯通比较困难，两者相互对峙甚至水火不容，于是各自领袖人物之间展开了长期激烈争论。儒家参与争论的学者认为首先一定要捍卫安邦治国之本土文化的尊严，反对佛教的过度渗透导致人心离散，败坏社会伦理秩序。他们指出佛教乃夷狄文化，具有对儒家伦理的反叛性，不符合本土文化秩序，更不能在中国流行，否则会惑人身心、乱人耳目，对社会管理造成的恶劣后果不堪设想。契嵩精通儒家经典，文质兼备、博学多闻，曾经著作《原教》《孝论》等辨析文章十多篇，阐释儒佛两家文化可以贯通的光明前景，与当时极力辟佛的活跃学者据理力争打破文化垄断。他的作品有《镡津集》二十二卷，后被收集在《四库总目》中，成为重要文化遗产，流传于后世。

契嵩融汇儒佛文化的思想在弥合两者争端中大放异彩，对文化引进和提升本土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宋仁宗明道年间（1032—1033年），文学界诸位名流看到当时各种思想互相激荡，人心不定，于是希望整合思想，欲崇尚古文运动主张以中唐文学家韩愈等人的文风为典范，把儒学道统放到一个极为尊贵的位置，特别是要标举出与佛教文化的冲突和差异，用本土文化的强势进攻来对抗外来文化的入侵。契嵩看到文化专制势力排除异己的行为，认为取消文化多元化生存机会会严重扼杀文化的生机和活力，为了克服人们对外来佛学的蔑视和反抗行为，消解对立情绪，融合两者精华推进文化新生，他写出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文章《辅教篇》，在文章中他详细阐明，儒佛两种文化在表述上虽然差异比较大，但内在思想方面存在很多人文教化的相通之处。为了增强说服力、扩大影响，他又继续上奏朝廷，坚决反驳欧阳修等人的辟佛之说。由于他的议论鞭辟入里、切中肯綮，上至仁宗皇帝，下至众多文人士大夫，听闻之后无不为之震动，社会各界名流开始重新思考外来文化的合理性，重新评估佛学的理论思想和社会价值，尊重其学说在认识世界和管理社会中具有的积极影响。就具体议论内容而言，契嵩在《辅教篇》一文中阐明，儒佛两种文化虽然在理解宇宙、社会，指导为人处世等方面有很多形式的区别，比如儒家重于经邦济世、建功立业，佛教重于清心寡欲、随喜安隐。但其目的相同，两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以经邦济世为己任，以人民福祉为依归。“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于治……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他把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进行比较分析，他提出“孝为戒先”，并将这一重要命题对两者进行符合情理的沟通。他阐释说，佛教以戒律包含孝敬之意，其孝重在理念；儒家之孝重在遵守《孝经》中具体的孝行规则，理念和行为本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佛教哲学强调不二法门正是此意。因为他对孝敬的佛学解释深入浅出，耐人寻味，令人心服，所以契嵩在人们心目中获得“一代孝僧”之美誉。他说：“五戒，始一曰不杀，次二曰不盗，次三曰不邪淫，次四曰不妄言，次五曰不饮酒。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是五者修，则成其人，显其亲，不亦孝乎？”修此五戒，则资之所以为人，大孝。如果将五戒与儒家的五常相配，即不杀，就是仁；不盗，就是义；不邪淫，就是礼；不饮酒，就是智；不妄言，就是信。因此他认为儒佛形式不同而其质同：“以儒校之，则与其所谓五常仁义者，异号而一体耳。”五戒是“先王一世之治迹也。以迹议之，而未始不异，以理推之，而未始不同也”。如果从佛教的人乘来说，它也可以说是儒家修身要求：“脱天下皆以此各修，假令非生天，而人人足成善人。人成善而世不治，未之有也。”“阴自修者，而父益其善，子益其孝，夫妇兄弟益其和，抑亦众矣。”[5]契嵩在他的文章中，大力提倡佛儒同源思想，以此来融会佛儒，宣传佛法。“古之有圣人焉，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则一，其迹则异，夫一焉者，其皆欲人为善者也，异焉者，分家而各为其教者也。圣人各为其教，故其教人为善之方有浅，有奥，有近，有远，及乎绝恶而人不相扰，则其德同焉。”[6]契嵩的儒佛沟通论思想为人类两大经典文化的融合，提升文化总体品质，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民间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吸收，需要借助一种更加形象化的通俗载体，传说中的龙母形象就成为一个通俗文化载体，同时蕴含着忠孝节义等精英文化的深刻内涵。首先，龙母是一位能“仁”的温氏慈母，“仁者爱人”，传说中她是一个勤劳的人，时常浣纱于程溪，忽然有一天，在水边捡到一枚奇怪的巨蛋，她担心有人不小心破坏了这个五彩斑斓的宝贝，所以天天抱着它睡觉，后来彩蛋破壳竟然孵出了5条活泼可爱的小龙子，消息不胫而走，温氏从此被当地人称为龙母。龙本身具有神奇的超人能量，而生活在人们身边的这个龙母却对龙有着养育之恩。这个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征服自然，实现安居乐业的渴盼，也反映出古代人民在面对风云骤变、深不可测的大自然时，希望得到母亲般细心呵护的心理。古代悦城虽然是大批商贾来往之地，但此处“临江，江水自西粤来，谓之西水，每岁夏秋间，淫雨连日，则江水暴涨，漂屋庐，城中亦可行舟，乃塞城门以抵之，城外江口又多咫风，夏日时作，发屋拔木……每四五月，西水发时，粤西大山深涧，冲下孔雀粪及毒蛇、毒虫、红虹叫等恶水，由封川、德庆绕郡而东，水如黄河之浊，饮之腹肿闷胀，所谓瘴毒也”[7]。虽然龙可以兴风作浪，但龙母既可以驯服龙子，又对老百姓充满仁爱，所以她就可以帮助人们战胜自然灾害，带来风调雨顺，龙母信仰对老百姓来说是一个安全的慰藉，所以能够长盛不衰，流传千年。龙母故事的文化主题之一是重视宣扬孝道观念，于是1076年，宋朝宋仁宗皇帝为宣扬教化“以孝治国”理念，特意为广东悦城龙母祖庙题赐了一块“孝通”匾额，这座龙母祖庙因此改名为“孝通庙”。“孝通”二字，表达了“龙母以孝行教导五龙子，龙子又以醇厚孝德报答龙母”的传统孝道教育思想，来这里烧香磕头的老百姓一看到这个匾额，或者听到这个名字，孝道思想就会得到强化，此地的山、水、故事传说、建筑都能让人们具体感受到龙子对龙母的一片尽“孝”之情，自己的心灵就会受到深刻的感染。古代社会的孝道伦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善事父母，二是尊祖敬宗。贤达先人一般认为人如果能做到这两方面，就能穷通幽明，入乎佳境，得到大家认可。《论语·学而》说：“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龙母信仰吸收了佛教文化的积极因素，比如众生平等观念。首先是男女平等，人们像礼拜菩萨一样朝拜龙母，焚香叩头，使女性形象摆脱男尊女卑的禁锢，这种仪式无形中会对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产生较大影响。在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女性社会地位逐渐降低，在后来很长的历史传统文化中，女性地位一直没有得到公平对待。在殷商末朝，由于商纣王荒淫无道，宠幸妲姬，荒芜朝政，误国殃民，烽烟四起。周武王率众推翻腐败政权之后总结经验，明确提出“牝鸡司晨”各负其责，不能干涉朝政事务。周公后来为了防止“红颜惹祸”，更进一步制定了嫡长子继承制和宗法制，男尊女卑的社会意识形态逐渐得到强化。比如在桓公十五年，郑厉公暗中指使雍纠去刺杀政敌祭仲，事情由于准备不足仓皇失败后，雍纠被逮捕杀害，郑厉公被迫狼狈出逃。史官对此特意描写说，“公载以（雍纠尸）出，曰‘谋及妇人，宜其死也’”。史官在如此激烈的皇权斗争中专门记下这一细节，说明当时女性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是多么愚不可及、不可理喻，女性的屈辱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在西周初期，由于沿袭夏商习惯，女性还有一些参与社会重要活动以及朝政大事的史迹记载，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文献记载的女性公务活动逐渐减少并且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性别歧视。比如《论语·泰伯》：“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有人认为这句话中的“妇人”是指武王的妻子邑姜，因为女人不能算是臣，所以孔子对此发表评论说“九人而已”。在两汉时期的文献记载中，男尊女卑的观念在人们心中已经根深蒂固，在儒家伦理道德建设的著作中，提及此论的数量急剧增加，最著名的是《列女传》《女诫》。西汉时期的文学家刘向在《列女传》一书中大肆鼓吹“夫为妻纲”等伦理观，大力提倡对女性进行接受男尊女卑观念的文化教育。东汉班昭联系自身体会特意编撰《女诫》，系统表达了女性服从男性地位的行为和理论，并为女性制定了细致严格的角色行为规范，“妇不贤，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妻子如果我行我素违反道德规范，“天则罚之”，对女性的要求更加严密残酷，缺少平等自由的人文关怀。应该说如果是为尊重男性而对女性制定一般性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并无不妥，但是一旦走向极端，剥夺其应有的权益就会适得其反。龙母传说的诞生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其中对女性的尊重与佛教的众生平等观点是一致的，至少可以与佛教结成文化同盟对抗鄙视女性的错误观念。佛教看待一切生命都有最终极意义上的平等、自由，遑论女性。在鄙薄女性的古印度，佛陀强调男女佛性平等，他巧妙地化解轻视女性的巨大文化压力，减低社会各界的反对声浪，审慎而技巧性地帮助女性成立了僧团。《大般涅槃经》曰：“若有不能自知佛性者，我说是等名为女人，若能自知有佛性者，我说是人为大丈夫。若有女人能知自身定有佛性，当知是等即为男子。”可见两性尊严相等，“彼丈夫我亦丈夫”，根本没有必要甘受屈辱。

其次是官民平等观念，既然众生平等，官对民的绝对控制地位开始受到质疑，在龙母传说中，秦始皇的意志也可以受到民间力量的挑战，可见平等观念已经深入民心。“秦始皇闻之，曰：‘此龙子也，朕德之所致。’诏使者以玄珪之礼聘媪。媪恋土不以为乐。至始安江，去端溪千余里，龙辄引船还。不逾夕，至本所。如此数四，使者惧而卒止，不能召媪。媪殒葬于江阴，龙子常为大波，至墓侧，萦浪转沙以成坟，人谓之掘尾龙。今人谓船为龙掘尾，即此也。”（南朝沈怀远《南越志》）

另外，还有一些佛教仪轨被人们融合到龙母文化中，比如，每逢庆典人们到西江放生鲤鱼，不吃鲤鱼、爱青龙（即小青蛇）、适时斋戒、禁欲等。有一些龙母庙同时供奉道教八仙等，说明道教的文化因素也被龙母信仰吸收进来，增强了文化的含摄力量。为了让龙母形象更加接近群众，龙母庙的管理也顺应人民的心理需求，让她成为人们表达心中诉求的亲切慈母，关怀子民追求幸福的愿望。因此龙母祖庙每年的固定节庆活动比较多，除了大家现在普遍公认的“春节”“五一”“十一”等节庆活动外，龙母祖庙还有自己独有的固定节庆活动，如每年正月的龙母祈福月、正月初四的龙母开金印、正月廿二的龙母开金库、五月初一至初八的龙母生辰诞、八月初一至初八的龙母得道诞（八月初八为龙母水灯节）、十二月廿八的龙母感恩节等。在节庆活动期间，参观游览人数平均每天有约2.3万人次，其中游客人数最多的一天达4.2万人次，而在非节庆活动期间，参观的游客人数平均约1 000人次，其中游客人数最少的一天可能只有200多人次，因此龙母祖庙的参观游客分布不均，呈两极分化状态，旅游淡旺季十分明显，节庆活动期间的日平均游客数大约是非节庆活动期间的23倍。节日典礼安排简明扼要，由于顺应群众文化心理，所以深受广大信众喜欢。比如龙母开金库活动是悦城龙母祖庙传统的庙会活动，一年一次，每年正月廿二举行，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活动当天，善信从四面八方前来龙母祖庙，庙内庙外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人们纷纷诚心种福，请龙母金锁匙“开”金库，祈求龙母赐福，期望新的一年财源广进、生意兴隆、生活美好。活动步骤如下：①到活动现场（正殿）列队；②往种福箱投种福金；③从“龙母金库”箱里请出“龙母娘娘赐财券”及“金锁匙”带回家，祈求龙母保佑新的一年财源广进，生意兴隆；④参拜龙母，祈福许愿；⑤年底还库谢恩。

图1 悦城龙母庙开金库之盛况

三、文化融合增强了文化的摄持能力

文化融合是在本土文化面临外来文化冲击时积极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文化环境所采取方式之一。人类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自然会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内涵和形式。在古代，由于交通交流不便，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文化独立性较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战争、经济贸易、文化交往的范围不断拓展，各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在所难免。各种文化之间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社交礼仪及价值取向，因此消极的碰撞会引发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和不同种族、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冲突甚至长期的战争，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而积极的文化融合就会放下各种偏见，积极吸收传统与外来文化的精华，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形成强大的精神动力，推动社会进步。以下主要以2010年亲历梧州龙母生辰诞的笔记为例来分析本文关于文化融合增强文化摄持能力的观点。

广西梧州是西江的流经之地，与广东封开交界。车到梧州，壮阔江面以博大胸怀接纳了四方来客。龙母生于斯，庇佑当地人民，造福万家，利泽天下，与西江之博大融为一体。龙母太庙依山而建，白云山顶，38米之高的龙母塑像宛如腾云驾雾，悬浮空中，金光闪耀，无比神圣。普天之下，无不在龙母慈爱心怀的庇佑中。据《梧州十大姓》记载，龙母生于周赦王二十五年（前290年）五月初八，开诞仪式在夜里举行，梧州城刚入夜，白云山灯火通明，香火不断，善男信女们聚集在龙母庙，等候龙母诞辰2 300年的到来。龙母生辰诞庆典活动的承办方在白云山脚下搭建了舞台，为龙母诞献上一份具现代气息的盛宴。白云山顶，龙母圣像在这座寂静古城的夜幕下绽放圣灵的光芒。穿透山野的肃穆钟声，不时回荡在游人的耳畔，为梧州古城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调研组向着山顶的光芒，沿山路拾级而上。台阶隐没在林木之间，点点香火点缀其间。俯身回望，西江景观一览无余，在城市灯火的映衬下，西江与梧州城交相辉映。游人有幸在龙母脚下，站在圣人的角度看世事繁华，心中顿生“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之感。登至山巅，龙母神像俨然如天之圣物，游人感慨万分，在龙母脚下，万事万物皆空，龙母的博大、仁慈成为至上的信仰。仅凭这份崇仰，龙母在世人心中便可达到超然的境界。

由远及近的鞭炮声中，龙母生辰诞开诞仪式揭开了序幕。每年的开诞仪式大同小异，广场上彩灯高挂、灯火通明，右侧的五条石柱肃立水中，石柱上的龙纹在灯光的映衬下栩栩如生。众多港澳善信者和当地民众在场下虔诚恭候庆典的正式开始。

1.钟鼓爆竹齐鸣

爆竹历来是神灵下凡或上天之时必鸣之物，晚上8点30分，白云山上鼓声、钟声、炮竹声齐响，鞭炮的烟雾在空中腾起一朵祥云，预示着龙母的降临。当地人民称此仪式为：奏发财钟、击平安鼓、燃庆典炮，希望来年财运亨通、平平安安。

2.龙母出巡

此环节为龙母巡察西江，一队人马从台后列队进场，灯笼、旗幡高挂，演员们个个盛装打扮，侍马随从，胭脂粉黛，台上一片喜庆。

3.烧猪、水果、鲜花供奉龙母

旗幡下，四名壮丁抬着一头烧猪虔诚地向台中央迈进，侍女手托鲜花、水果，碎步上前。龙母乃仓吾部族首领，百越子民因循古时祭祀之礼，在每年的龙母生辰诞上为龙母奉上贡品，祈求龙母庇佑。

4.众人向龙母三叩首

在主持人的组织下，在场人员全体起立，向龙母三叩首。一叩首龙母福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二叩首龙母福佑身体健康、家庭和睦；三叩首龙母福佑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叩首在民间的祭祀活动中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它表达了民众对神灵的敬畏与崇仰，通过这一仪式进一步弘扬和传承龙母精神，使龙母勤劳、勇敢、善良、智慧、宽厚、慈爱、利泽天下、为民造福的品质深入人心。

5.颁发龙母懿旨和接承办旗

此环节甚是庄严，古装打扮的钦差手持懿旨进行宣读，着现代服饰的活动承办方下跪承接懿旨，两个不同时空的人在此神会，颇似古代神灵穿越时空，将福祉带给当代人。

6.猛龙贺诞表演

鼓声一起，火球一个跟斗翻出来，引来长龙飞舞。你追我赶，鼓点参差，猛龙上下飞越，时而虎视眈眈，时而辗转徘徊。舞到高潮之时，一团火焰从龙口喷薄而出，顿时火光四射，全场掌声雷动。

7.群狮贺诞表演

群狮一出场，锣鼓喧天，钟鼓齐鸣。六头雄狮摇头摆尾，在木桩四周来回起舞，红黄两色充斥在广场之间。一回望，二徘徊，雄狮纵身跃上两米高的桩上。采青是舞狮的高潮，狮子跳上凌空的木凳，下面正挂着青菜，采青的过程中，它又上演了一段狮子戏水，活灵活现的动作将狮子的灵气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后的俯身一气呵成地完成采青的使命，霎时群狮齐舞。龙与狮自古是人们敬仰的神物，舞狮在龙母生辰诞上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图2 广西梧州龙母庙龙母诞·舞龙表演

8.龙母金船游西江

龙船在一片金光闪闪中，游江一周，将福泽洒向人间。五龙子在船头开路，龙母坐其中，珠光闪耀，满脸慈爱。

9.粤剧《八仙贺诞》

广西梧州盛行粤剧，八仙是中国神话史上重要的一页。龙母生辰诞上，八仙也远道而来为龙母庆贺。

10.击平安鼓、奏发财钟、燃祈福炮

仪式进入最后环节，击鼓燃炮之后，龙母太庙正式步入龙母诞期，正是万众齐欢的时刻。

11.上香参拜龙母

各界人士皆来到香炉台前，向龙母上圣香、高香，当地流行一种说法，上头炷香的人来年将受到龙母的庇佑。据统计，龙母2 300年诞辰，梧州龙母太庙共奉上20炷高香，是高香数量最多的一次。其中有8炷是澳门、广州等地旅客敬献的。2.8米的高香如擎天柱，寄予了人民对龙母的无上敬仰。

以上内容充分说明文化融合增强了文化的摄持能力。摄持有两个主要含义：①护卫；护持。南朝宋谢灵运《山居赋》说道：“若乃乘摄持之告，评达养之篇，畏绝迹之不远，惧行地之多艰。”唐司空图《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化募雕刻律疏》：“汎洒六尘，摄持万行。”②掌管；控制。明张居正《答奉常陆五台论治体用刚》：“今权珰贵戚，奉法遵命，俯首帖耳而不敢肆；狡夷强虏，献琛修贡，厥角稽首而惟恐后者，独以仆摄持之耳。”清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论语·里仁篇二》：“故既处约乐，便露乖张，待其长久，则益不自摄持，逢处皆破绽矣。”文化摄持能力借用摄持表达深入影响人的精神和生活的能力。比如我们在阅读优秀文化典籍时，经常会欲罢不能，看一遍欢喜，看两遍更欢喜，千遍、万遍，永远看不厌，这就是文化的摄持能力。文化的摄持能力与其蕴含的文化“力量”有关，文化力度的增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文化形式的感染力、思维穿透力和官方扶持力。

（1）多种文化融合丰富了文化的表现形式并大大增强感染力，提高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文化形式诉诸人们感官的内容是产生感染力的基础。观察是人们运用各种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等）或借助仪器，有目的、有计划地对事物进行考察和了解的一种过程和方法。观察力是人类智力结构的重要基础，是思维的起点，是聪明大脑的“眼睛”，所以有人说：“思维是核心，观察是入门。”现代科学证明：人的大脑所获得的信息中80%～90%是通过视觉、听觉收集的。所以一个人要想发展自己的智力，首先就必须把观察的大门敞开，让外界的信息源源不断进入自己的大脑。如果一个人堵住观察的大门，老是让信息吃闭门羹，那么，他的智力不仅不会提高，反而会每况愈下。一切较高级的、较复杂的心理活动如想象思维等都是在观察的基础上产生的。一个人如果对周围的事物不能进行系统周密的观察，他的思维就缺乏深厚的基础，知识也是表面的、肤浅的。龙母文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在多种文化的综合影响下五彩缤纷、多姿多彩，比如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建筑等。每逢龙母生辰诞等节日，就会进行丰富多彩的文化表演。优秀的文化形式主要有以下两种特点：第一，能抓住典型性形象。深入人心的文化形象能够敏锐地抓住那些共性与个性有机融合又极具代表性的典型形象。龙母形象的鲜明生动和富有感染力的传说故事使龙母文化受到广泛的欢迎。第二，具备富有表现力的文化仪式，比如龙母诞辰的一系列活动。

（2）文化融合使文化仪式所具备的思维力得到加强。思维穿透力是文化形式的核心力量。思维，简单的说法就是思考，是人的大脑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包括了对于客观事物的感性认知与理性认知阶段。通过思维的运用，我们才能从客观事物获取大量的相关信息，再经过分析、综合，来深刻理解事物的本质。通过思维，人能掌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而有效地改造世界、创造世界。对于文化本身来说如果思维的穿透能力不够强，便只能罗列各种文化现象，而无法给受众带来独到的体会和见解，文化仪式也会因为缺乏足够的逻辑力量而散乱不整。优秀的文化思维力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①能发现现象背后的本质或规律性。②文化仪式有很强的逻辑力量。比如人们通过对龙母的祭拜学习龙子的孝道，表达对家园守护者的感恩等。

（3）官方扶持力肯定并增强了文化的影响力。悦城龙母祖庙始建于秦汉，千百年来一直是广东省内香火最旺、最富传奇色彩的庙宇。龙母文化的影响力和官方的认可与扶持分不开。该庙曾得到历代皇帝的册封，现在庙中还完整地保存着明代开国皇帝的洪武诏书碑。一千多年来龙母祖庙重修了13次。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曾集中两广的能工巧匠，耗费巨资，花了7年的时间重建了这座龙母祖庙。1985年，社会公众和港澳同胞集资300多万元，又进行了全面的整修。自2005年以来，南湖国旅坚持大投入对悦城龙母祖庙开展旅游宣传，在广州多条公交车线路上喷绘龙母祖庙形象车身广告，借助公交车每天的往返行走来开展流动宣传；在广州、深圳主要地铁站台制作灯箱广告；在广州、佛山、深圳等地30多个大型住宅小区制作电梯喷画；坚持集中在春节、龙母诞等时期前后，在广东省内、港澳地区主要媒体报纸，大版面刊登宣传广告；利用与有关客源地旅行社合作，采取优惠措施鼓励其在收客线路上，刊登龙母祖庙的宣传广告。2009年，悦城龙母祖庙接待参观人数130万人，门票收入3 219万元；2010年，接待参观人数133万人，门票收入3 382万元，两者分别同比增长0.02%和5.1%。

第二部分 龙母民俗叙事的社会心理分析

美国民俗学家斯蒂·汤普森认为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能够持续在传统文化中反复出现的成分，叙事母题是构成文学作品的重要元素，这些元素通过相近的叙事结构可以构成无数文学作品的大框架，它们通常蕴含着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女性在古代社会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对社会做出的杰出贡献很容易被社会集体遗忘。

一、龙母形象产生的潜意识动力

龙母叙事属于英雄叙事母体，它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一种集体无意识中的性别焦虑。历史上有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女性一直处于一种被侮辱地位，男性既想奴役女性又要摆脱心理压力，所以就丑化女性的形象，比如古代文化中，女性多半显得恶毒，是男人的祸水，更是不折不扣的“坏女人”，如《圣经》人物夏娃、古希腊神话里的潘多拉，欧洲在中世纪被宗教法庭当成女巫大规模处死的女性等，另外还有大量的文学作品为推广这种文化观念推波助澜。罗马帝国时期的基督教神学家德尔图良认为女人是负罪的魔鬼。他曾说：“女人啊，你是魔鬼的大门，你把连魔鬼也不敢直接攻击的人引入歧途，上帝之子不得不死是你的罪过；你要永远举哀，永远衣衫褴褛。”[8]这种文化发展一直到目前也没有彻底扭转，视女性为“祸水”的现象在今天的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上依然可以找到很多痕迹，从这种叙事母题的框架入手深入分析其文化内涵，可以追溯人们内心存在的传统性别偏见的文化根源，从而帮助人们匡正潜意识深处残存的错误的文化观念。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人类行为最有力的决定因素之一源于我们希望维护一个稳定、正面的自我形象的需求；换言之，我们希望保持一个对自己相对有利的看法，特别是当有证据与我们美好的自我形象相抵触时”[9]。费斯汀格认为，认知的不一致就意味着认知不协调或失调。假如两个认知要素是相关的且是相互独立的，我们可由一个要素导出另一个要素的反面，那么，这两个认知要素就是失调关系。例如一个人有这样两种认知：“女性不应该受到奴役”，“我在奴役女性”，这个人就会体验到认知失调，认知失调会给人带来精神压力和紧张，人们为了排除压力生活下去，就会想尽办法缓解这种紧张。认知失调以及努力摆脱失调的心理现象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不分时代、种族、性别、年龄、文化水平等。消除自身的认知失调状态是人类普遍的行为模式，它表现在选择一个结婚对象、选购一种商品等时需要人类做出选择活动的方方面面，它会出现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当失调存在时，个体心理上产生压力和痛苦，个体为了减少心理上的不舒适体验就试图减少失调，达到认知和谐。减少失调可通过多种方式：①改变自己对行为的认知；②改变自己的行为；③改变自己对行为结果的认识；④引进新的认知元素，改变不协调的状况。

在男权社会中，男性群体通常的做法是选择第四种，即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引进一个认知元素——女性是邪恶的，这样，男性的奴役行为便获得了心理支持，认知失调带来的心理压力也就消失了。比如在15—18世纪初，在欧洲发生的猎巫运动中，大约有10万～20万巫师受到了审判，其中大约有5万～10万人被处死，而女巫则占了其中的75%～80%，以至于许多西方学者把这次猎巫看作是一场主要针对女性的迫害运动。社会一旦认定她们是邪恶的女巫，受迫害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而事实上，这些女性只不过是运用自己的智慧参加了社会公共事务，使得男权社会的结构受到威胁而已。在古代中国，对女性的压制体现在“三从四德”的文化管制、裹脚的陋习和对“红颜祸水”的围攻上，这些令女性处于严密的管控之下。显然，这种以暴力压制为主要手段的途径是古代社会专制体制的衍生物，它不允许分辨和反抗。但是，这种管制和潜意识中积累的很多生活表象相抵触，这种冲突被专制体制所压制，却在潜意识中给人类带来不安与躁动。于是，心理学家发现了一种奇妙的群众文化心理，社会表象在潜意识的驱动下会发生叠加与拓展、分解与组合等变化。龙母神话故事是产生符合认知失调之后的另一种比较隐秘的缓解方式：改变自己的行为。不过这种改变是在想象中发生的，并最终以神祇崇拜的方式实现的，人们在仪式上不再污蔑女性，而是重新表达一种崇敬之情。在传说中，龙母逐步成为一个英雄女神，“乡里咸谓之龙母，敬而事之。或询以灾福，亦言多征应”（刘恂《岭表录异》）。

以上这种集体无意识在压力下会成为神话故事的创作动机，表象活动与之有着紧密联系。动机是指为促成满足人的需要的人的行为的动力。在神话产生过程中，创作动机执行着激发构思、推动传达的动力作用。当人类潜意识中同情与尊重女性的情感遭到大力压制的时候，便会在神话中以另一种可以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神话传说在创造神祇形象时，人们集体无意识中所进行的表象运动是纷繁复杂的。它包括表象的生成、记忆、回忆和各种各样的加工变化。表象在脑海中的运动是神话形象产生的内在依据。

二、龙母形象诞生的心理表象变异方式

关于表象的心理学研究，可以上溯到现代心理学发展的初期，“我们可以把心理学中对心理表象的研究分成三个发展时期：哲学时期（前科学时期）、测量时期和认识时期”[10]。在不同时期，不同的研究者或组织对表象的认识有所不同，这里运用的表象学理论主要吸收的是现代认知心理学中的研究成果。认知心理学对表象研究的重点是对作为表象基础的信息表征的特征和性质的研究，“现代认知心理学一般认为，‘表象（image）或心像（mental image）可以被看作为对象表征的抽象类似物（abstract-analog），因为表象能够以它们自身不断地变换、改变来模拟外在对象的连续变化，而且这种模拟并不依靠和外在视觉通道或其他的感知觉通路相关联’（安德森 JRanderson，1984《认知心理学》）”[11]。

如何给表象下一个清晰的定义和明确的界定，在目前的认知心理学研究中还没有定论。但大量的研究工作已取得了令人欣喜的丰硕成果，揭示了表象作为一个内部的信息加工过程的一些基本特征：

（1）它们能够表征不断变化着的信息。

（2）它们能够承受各种施之于它们的操作，这种操作乃是空间操作的类似物。

（3）它们并不联系于视觉形态，而似乎是一种更一般的系统的一部分，这种更一般的系统在于表征空间的和不断变化着的信息。

（4）大小这一类的数量彼此越接近，在表象中就越难加以辨别。

（5）表象比图形更富于柔顺性，却具有较小的易碎性。

（6）复杂对象的表象可以分裂为若干片断。

神话传说对生活的反映包罗万象，无论它构建的世界是多么奇幻，若从其事件、旨意、情感、境界等方面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它最终还是对社会、人生的深切观照。外部事物在我们的大脑中形成的表象是人类观察、思考的外部世界，是产生意识的前提条件，正所谓“胸罗万象凭吞吐，笔秉千钧任翕张”。想象是人脑对已有表象进行加工改造而创造新形象的过程。想象表象的构建形式主要有：黏合和夸张。“黏合是把客观事物中从未结合过的属性、特征、部分在头脑中结合在一起而形成新的形象。通过这种综合活动，人们创造了许多童话、神话中的形象，如美人鱼、猪八戒、飞马等。夸张又称为强调。这是通过改变客观事物的正常特点，或者突出某些特点略去另一些特点进而在头脑中形成新的形象。例如，人们创造的千手佛、九头鸟、大人国、小人国等形象，都是采用这种方式进行综合的。”[12]龙母形象是把生活中的很多女性形象进行黏合并进行神化夸张的产物。

龙母表象的黏合是一种叠加过程，龙母形象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叠加了无数劳动妇女的形象，比如母亲、渔妇、神女等表象。相异的表象在大脑的区分辨认功能作用下，会各行其道，不会叠加在一起，否则会使人们辨认事物出现困难。表象的叠加指的是相同或相近的表象互相重叠，从而造成表象的部分改变。这种情况在类表象的形成过程中尤其多见。“类表象就是大脑中反映类事物的表象材料。”[13]比如“她撅着小嘴看我们，眼睛里有好多怨艾”，当人们有怨艾的时候，其表现应该是多种多样的，生活中的多种此类表象叠加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比较有共性的类表象出来：撅嘴、怨艾的眼神等，作者选取类表象的一部分描写出来，人物的外部表现就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她的内心活动。

相同的表象叠加是指，我们的感官多次接受同一个外部事物的刺激，这样能促进表象的深化，也就是使该表象便于回忆，回忆起来更清晰。在生活中，我们也经常有这种体会，想快速记忆某些事物，但若是不去反复接触它，效果是不理想的。相近的表象叠加是指，同一种事物的形形色色的个体表象重叠，从而形成类表象，这是相近表象叠加最常见的方式。比如提到“马”，我们的脑海中可以浮现出一个具有很多马的共性的类表象，原因就是当我们见过许多个别的马之后，其共同的部分在我们的脑海中形成了类表象。龙母就是一个优秀劳动妇女的类表象，在她的能力被夸张之后就成为一个神话形象。

三、龙母叙事结构的张力及其心理意义

龙母叙事结构的张力来源于内外双结构的偏离。什么是文章叙事的内结构和外结构呢？在文字产生以前和书面传播昂贵的历史阶段，人类对文化的传播和继承主要依赖口头传授，为了方便记忆，人类喜欢借助讲故事的手段。这样的结构通常遵循时间顺序或其他比较稳定的序列，呈现外化倾向，我们称它为外结构。与之相对应，有一些现代叙事有意通过结构本身传达丰富的思想内涵，比如《狂人日记》的文言与白话结构等。“外结构是指情节安排为序列、为故事服务，或者说，完整的或切割的情节之间的联系是序列、时序，目的是组合故事。内结构是指单纯的序列之间的联系是意象或命题，目的是多角度地阐述命题。”[14]外结构一般是指时间序列结构，内结构则具有表意功能，通常是多角度表达一个命题，两者通常在同一部作品中有机结合，并行不悖。

龙母传说从外结构看具有明显的英雄叙事特征，它们体现了传统英雄叙事的情节模式，李稚田对英雄神话叙事模式的总结对我们有很好的启发[15]：

龙母叙事的外结构迎合了英雄崇拜的群众文化心理。英雄叙事和爱情叙事是人类最常见最古老的两种叙事模式。他们都是人类在摆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过程中心路历程的一种投射。爱情需要表明人的精神世界摆脱了原始的蒙昧混沌，英雄崇拜则表现了人类对把握自己命运的渴望和对自我能力的充分自信。

人类对英雄的崇拜，从远古就已经开始。在远古神话中，各个民族都有不胜枚举的英雄人物和英雄故事。并且这些故事往往在当时的文字记载中占据主要位置，给人类留下永不磨灭的记忆，英雄崇拜甚至构成人类意味深长的集体无意识。远古时期的英雄是具有超人力量的神；后来英雄开始走向人间，半神半人；近古以来，文学作品塑造的英雄形象大多是人类社会中具有卓越才能的领导人或干将，英雄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用出众的能力和才华为人民群众建功立业。

崇拜原本是一个宗教词汇，指信徒对神灵、偶像的畏惧、敬拜的仪式，后引申为尊敬爱戴，指某种特殊的崇敬、忠诚，不管这崇拜多么模糊不清和违反常情。英雄崇拜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文化心理：渴望超越自身平凡，以英雄为榜样，实现自我理想，实现人生价值；希望出现强有力的领导人或干将冲破现实中的罗网、枷锁，让自己的理想在英雄所向披靡的打斗中潇洒实现；希望在生活中为非作歹或阻碍社会发展的势力被冲击得粉碎，人民在看台上拍手称快；失败的英雄照样可以满足大众的期待心理，因为能够把反面人物的丑行公开展示出来，并呈现他们迫害英雄的动机和行为过程，这本身就是群众意志的胜利，它告诉人们斗争才刚刚开始，取得初步胜利，大家要团结一心，共同努力。

综上所述，英雄形象是备受大众青睐的，由于他体现了老百姓的愿望，最容易产生轰动效应。同时，对一个社会群体来说，英雄形象最具有号召力，他具有团结大众、齐心协力实现社会目标的巨大功能。他的言论是济世良言，人人都能信赖。他一旦把柴火点燃，一切都围绕他本身燃烧，变成和他自己一样的熊熊烈火。

龙母故事的内结构是一个表意结构：一个普通民间妇女却能带给百姓巨大福祉，未入朝廷却成为百姓的保护神。

龙母叙事的内结构呼应了人们集体无意识中的逆反心理。从以上对情节模式的分析可以看出，龙母故事的内结构主要描写的内容是通过民间力量与封建统治力量的对比，表达了对前者的信赖以及对后者的不信任。一个普通女性在民间扶危济困，得到群众的广泛信赖，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了莫大的安全感。但是面对朝廷的召唤，她却因病或不情愿去皇宫受宠，故事为了不让她脱离民间，甚至干脆以病亡来结尾，这些情节耐人寻味。情节内结构的各个环节都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同一个命题：宁愿信赖民间保护神，也不愿意信赖封建统治者。

外显内隐的结构张力蕴含深层文化心理。纵观中外古今神话传说和文学经典，我们发现故事中蕴含的艺术张力是触动读者心灵的重要力量源泉之一。有了精彩的艺术张力，即使是日常小事，也会因艺术内涵的博大精深让人过目难忘，甚至是刻骨铭心。“张力”一词最早见之于物理学。从物理学的角度讲，张力是物体受到两个相反方向的拉力作用时所产生于其内部而垂直于两个部分接触面上的互相牵引力，例如，悬挂重物的绳子或拉车的绳子内部就存在张力，我们平常还讲水的表面张力等。物理张力的特征有二：其一，它产生于静止或相对静止的事物中，如挂重的绳子是静止的，拉车的绳子之于车是相对静止的；其二，它是相互作用的力，不是单一方向的力。

孙书文先生在他的文章《文学张力：非常情境的营建》中对张力概念的表达比较清晰，他说，文学张力与物理张力有相似的特质，平衡态中包容不平衡态，“不动之动”的动态感；多种因素，尤其是相互矛盾因素的组合与相互作用力。分而论之，文学张力具有这样四个特征：

其一，多义性。文学张力追求文本的充盈感，其基础在于文本的多义性，即力求在有限的文字空间内容纳多种意义。

其二，情感的饱绽。

其三，对矛盾冲突的包孕。比如《红楼梦》中平时动辄哭哭啼啼的林黛玉在大限将至之时，面对来探望的众人，却总是以“微微一笑”或“笑而不语”相对，黛玉表面的“笑”与令人断肠的“悲”，在反逻辑与合逻辑、反情理与合情理的对立中产生张力效果。

其四，弯弓待发的运动感。情感的流露、意义的表现要含而不露，具启示性。

总的来说，张力是指作者描写的生活场景具有丰富的思想、动人的情感、相互依存的矛盾等。龙母叙事正好暗合了这三个特征，所以才具备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1.丰富的思想

龙母故事本来很单纯，并无复杂的戏剧冲突和角色分明的人物对峙，但是这并不妨碍思想的丰富性，否则其艺术魅力不会如此巨大。其秘密在于故事外结构和内结构的不同思想统一存在于一个看似简单的故事中，相得益彰、相映成趣，内容便显得五彩缤纷、扑朔迷离起来。外结构塑造了一个女英雄形象，满足了老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普遍要求，这是故事的外显思想，此外还有一个内隐思想使故事产生了巨大的艺术张力。弗洛伊德认为，在人们受到挫折后，除非允许他们宣泄自己的攻击性，否则攻击性的能量将受到抑制而产生压力，由于这种能量需要寻找一条输出通道，因而便产生暴力行为，或者以精神疾病的状态显现出来。只有生气者对于使自己受到挫折的人或物进行一种安全的、没有自疚感的攻击，精神发泄的效应才最明显。民众在封建统治者那里受了不少委屈，又不能找到合适的发泄对象，所以通过讲故事表达对统治者的不服从，就成为一种安全的想象性攻击行为。意识与潜意识的较量在这里构成了张力，具有了紧张感和趣味性。

2.动人的情感

龙母故事在叙事过程中始终蕴含着饱满的情感，比如龙母细腻深沉的母爱之情、龙子的孝道之情、龙母宽广的爱民深情等，令人倍感温馨。在真情的笼罩下，信仰对象会因为信仰者的心血注入而生动与人格化。因为那所谓可爱、可恨、敬佩、信赖、讨厌、惋惜、悲伤等情感并不是事物本身就有的，这些本来与事物无关的东西在信仰者眼中成为事物的意义，这些情感渗透进信仰对象之中，成为信仰者注意神话形象的心理结构。当情感消失，在非人格的情况下，事物似乎并未改变，但是神话形象却会因缺少情趣而枯燥乏味起来。

3.相互依存的矛盾

叙事过程中，矛盾冲突的形成与展开能够大大拓展作品的内涵空间，故事的矛盾描写包括外部矛盾和内部矛盾，外部矛盾主要是指人与生活环境的矛盾，主要是自然灾害等问题。内部矛盾主要是指集体潜意识中的内心矛盾，主要是对封建统治者的不满。这些矛盾的双方既互相冲突，又难以分离，所以只好相互依存，形成一个充满矛盾又互相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机体，故事的内涵也因此而无限丰富起来，充满了运动的紧张感。

龙母故事的外结构是显在的、张扬的，充满了激情，而内结构则是隐蔽的、含蓄的，浸润着苦涩。这种英雄叙事的内外差异使我们可以从内外结构的张力中发现一些意味深长的事情，以往相关的读者接受和文学评论大都关注于外结构的乐观进取精神，对内结构透露出的隐含信息虽有提及，但分析不多。英雄叙事的外结构彰显了民间英雄的理想和力量，由于这种理想和力量具有冲破思想樊篱、打烂行动枷锁的意义，崇拜的呼声迅速高涨，很容易被神化为民间信仰的形象。内结构在激情叙事的背后却在默默地表达着另一种不敢明确说明的心理现象：对封建统治者的逆反。一个热烈、一个冷静，一个光明、一个灰暗，一个积极进取、一个消极反抗。两个结构统一在共同的叙事过程中，并依此形成巨大的叙事张力。

如今，封建专制制度早已经寿终正寝，龙母崇拜的香火却越来越兴旺，此时的群众文化心理与古代已经截然不同。2009年，悦城龙母祖庙接待参观人数是130万人，门票收入3 219万元；2010年，接待参观人数133万人，门票收入3 382万元，两者分别同比增长0.02%和5.1%。德庆县文化局对出现递增变化的主要原因做了分析：

一是宣传攻势的持续强化。自2005年以后，南湖国旅坚持大投入对悦城龙母祖庙开展旅游宣传。县旅游局根据春节、龙母生辰诞、龙母得道诞、龙母感恩节等节庆民俗活动的时间表，开展相关的策划和报道，主要是：①网站专题宣传。提前一个多月，在德庆旅游网上推出节庆活动专题，介绍节庆活动的内容及意义，同时提供往年活动情况的浏览。②电视宣传。在2006年之前，集中在春节和生辰诞前两周，在珠三角电视台的有线电视频道，插播龙母祖庙宣传广告。2006年以来，在本地电视台有线频道，在各民俗活动的前两周，滚动播放各活动的消息。③手机信息宣传。坚持在每个节庆前期，通过中国移动的企信通平台，发送节庆活动的宣传信息。④报纸媒体宣传。坚持在每个节庆的前后期间，通过县电视台、县新闻信息室，把最新的活动新闻报道发送出去。

二是销售部门力量得到强化。自2008年开始，南湖国旅对德庆旅游景区驻广州营销中心销售人员进行了调整，将集团内部销售精英充实到营销中心来，负责开展德庆景区的营销工作。

三是门票销售策略得到强化。近两年来，盘龙峡德庆营销中心持续实施龙母祖庙景区门票“惠上惠”奖励返还销售策略，对一次性购买100万元以上门票总数的旅行社，实施人数返还奖励政策。除此之外，还对在其推广报纸线路上刊登龙母祖庙广告的旅行社，实施一定金额的人数返还。这些措施，极大地激发了旅团社的组团力度。

关于龙母信仰在大众中越来越流行的社会心理原因，当地旅游局对其进行了分析，主要原因包括：首先是龙母文化本身特有的魅力。龙母文化的核心切合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所倡导的中华传统美德，如“母仪龙德”、利泽天下、奋发向上、亲和团结、赤子孝道等对普罗大众具有吸引力；其次是民众普遍的信仰缺失的社会现实，为龙母文化传播得以流行甚至扩大影响提供了土壤；最后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各种各样的压力越来越大，龙母祖庙以其神奇灵验在满足大众追求心理安慰，表达人们求福避祸的心理，如发财致富、健康长寿、平安幸福、事业有成等美好愿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人们祈福的首选之地。

龙母信仰是一种通俗文化，是精英借助地方文化因势利导教化民众的一种方式。儒家、佛家都崇尚仁德，而一个自然人是不愿意约束个人欲望的，所以孔子说，“我未见好仁者”（《论语·里仁》）。而践行仁德的有效途径只能是用礼来制服私欲膨胀之恶俗，“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荀子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礼论》）由此可知，仁德教化本是一剂治理人类野蛮习俗归于优雅的良药，是古代精英用“礼”教化人民在“做蛋糕”“切蛋糕”和“分蛋糕”的过程中遵守约定俗成的基本规则，从而避免因各种贪婪形成恶俗引发血腥屠戮的策略。可是单纯灌输“四书五经”和佛学经典对底层民众的道德修养提升几乎无用，所以精英知识分子只好运用诸如龙母信仰此类通俗文化来引导人民从善。《说文解字》注：“精，择也。”段玉裁注曰：“择米也。《庄子·人间世》曰：‘鼓荚播精’……引申为凡最好之称，拨云雾而见青天亦曰精。”“英，荣而不实者。”不结果的花谓之“英”[16]，精英字面意思是精挑细选出来的花，引申为珍宝、精粹、出类拔萃之人等。就人物而言，精英是“指由于某种原因在社会中处于较重要的地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人物。如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军事精英、科技精英等。精英所指的范围要比统治者的概念更为广泛，因此从权力分配的角度说，可以分为统治精英与非统治精英两种”[17]。衡量精英的指标通常有职位、声望、影响决策力度三种，我们梳理的对象主要是精英知识分子群体。“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俗，习也。习者，数飞也。引申之凡相效谓之习。”[18]庸俗的含义就是“①平庸，鄙俗。《荀子·非相》：‘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埤污庸俗。’②指平庸鄙俗的人。《抱朴子·论仙》：‘且常人之所爱，乃上士之所憎；庸俗之所贵，乃至人之所贱也。’”[19]庸俗之人就是与精英相对之平常人，他们信奉实用主义，既根据生存需要善变，又能把遵守风俗习惯作为人的第二本性；精英指导平民改变不良习惯，遵守社会公德并率先垂范，因此两者既有推动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又充满认知视角与策略选择差异的冲突性。精英既然是社会各领域的优秀人物，对社会发展至关重要。马克思虽然信奉人民决定论史观，但他并不否认精英发挥关键作用，甚至认为人民创造历史的必然性只有通过精英指引和发动才能实现。龙母信仰曾经被批判为迷信糟粕，其实这种忽视底层民众文化观念的行为有失偏颇，为普适性伦理失去良心钳制埋下隐患。知识精英利用民众自发形成的信仰开展教化，其主要目的是想让人通过这种简单形式做到知书达理，比如龙母信仰宣扬的“孝敬、仁德、慈悲”等思想。礼虽来源于“俗”，但只有符合情理的民俗才可以被提炼为“礼”，不符合情理的部分诸如男尊女卑、强权专制等都是“礼”要转化的恶俗。“礼”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总结，“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变不乱，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哉！”（《荀子·礼论》）关于民间信仰，百姓在传统习惯的影响下亲近这些形象，并且该信仰能够帮助人们闲邪存诚，从善如流，我们就应该把它看成一种古代流传下来的积极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和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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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63页。

[2]崇祯《肇庆府志》卷一《舆图》，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从刊续编影印崇祯六年（1633年）刻本。

[3]司马光撰，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第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42页。

[4]（汉）高诱注：《淮南之注》，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6页。

[5]（宋）契嵩：《镡津文集·辅教篇上·劝书第三》，见石峻、楼宇烈、方立天等：《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三卷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64页。

[6]（宋）契嵩：《辅教篇中·广原教》，见石峻、楼宇烈、方立天等：《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三卷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78页。

[7]吴震方：《岭南杂记》（上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页。

[8][美]海斯著，孙爱华、唐文鸿译：《危险的性——女性邪恶的神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

[9][美]Elliot Aronson 等著，侯玉波等译：《社会心理学》，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

[10]乐国安：《当代美国认识心理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页。

[11]赵为华：《表象表征的若干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12]彭聃龄主编：《普通心理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页。

[13]袁红章编著：《表象学》，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页。

[14]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88页。

[15]关于龙母故事部分为笔者所加。

[16]（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98、86页。

[17]马国泉主编：《社会科学大词典》，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336-337页。

[18]（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50、676页。

[19]安德义主编：《逆序类聚古汉语词典》，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