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账簿与史诗
（前1500年—约前1180年）

试想象公元前1500年的爱琴海。这片海洋上曙光初现时，东南方肥沃新月地带的太阳已高高升起，这片土地东起波斯湾最深处，沿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深入内陆，直到西方的地中海岸边。早在几千年前，这里是人类最早栽培谷物、驯化动物的地方，从乌尔、阿卡得到苏美尔、巴比伦，一代又一代高度复杂的社会——抑或文明，也已在这片土地上繁荣了1 000多年。到公元前1500年，这片土地的统治权落到了亚述人手中，其首都亚述尔（Ashur）坐落在底格里斯河畔。而在不久前，在肥沃新月北方更靠近爱琴海的安纳托利亚高地，还有一个新的权力与财富中心正在兴起。

这个新兴的势力就是赫梯王国。此刻，海上刚刚破晓，但在靠近今天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赫梯王国首都——哈图沙（Hattusa）城内，太阳已经升起。赫梯国王的大军有战车数百乘，但除此之外，他手下还有一支低调的文士队伍，负责用之前1 000年里发祥于肥沃新月的楔形文字，为王国保存了规模庞大的记录。几乎与此同时，远在南方的尼罗河谷，也已被阳光照亮。晨曦首先降临在吉萨金字塔的顶端，这在当时已是一座有大约1 500年历史的古建筑了。埃及王国政治稳定，有等级森严的社会和一套高度发达的书写体系，在这之后仍将继续存在数百年。埃及素以物产富庶、智者辈出闻名，这片土地吸引了许多商人造访，也屡遭周边的入侵者窥伺。

回到安纳托利亚。在构成了赫梯王国心腹地带的高原以西，诸多通往爱琴海的河谷也迎来了曙光。住在沿海低地上的人们说一种与赫梯语相近的语言，但在公元前1500年，他们并不受哈图沙王权的直接统治。随着朝霞照亮了海岸，位于安纳托利亚西部的迈安德河（大门德雷斯河的旧称）入海口的一座城市也从夜色中醒来。这座城市在赫梯语中被称作“米拉万达”（Millawanda），在后来的希腊史书里则被称为米利都（Miletus）。

没过多久，在正北偏西几百英里[1]外，赫勒斯滂海峡（今称达达尼尔海峡）上空亮起了第一抹曙色。在海峡的亚洲一侧，距爱琴海岸几英里的内陆，一座比米利都更大的城市街头迎来了新的一天。这座城市位于一片富饶的平原中央，扼守着贸易咽喉之地，任何商人若要从爱琴海北上马尔马拉海，进而经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黑海，都会给它带来收益。这座城市的卫城有高墙环绕，墙下的城镇有约1万人居住，当时这个人口数量在此片土地上算是相当可观了。由于没有留下记录，后世之人不知道这座城市的居民说什么语言，也不知道他们如何称呼自己的家乡；赫梯人称这座城市为“维鲁萨”（Wilusa），希腊人则称其为“维利奥斯”（Wilios），后来演变为“伊利奥斯”（Ilios）、“伊利昂”（Ilion）。最后大多数人都只记得这座城市的另一个可能同样古老的希腊语名称：特洛伊（Troy/Troia）。

接下来，朝阳自东向西，逐一照亮了克里特岛上的三座山群。这座位于爱琴海中的岛屿长200英里，宽不足40英里，从它的海岸上，看不到其他任何一片陆地。但就是在这狭长的海岛上，存在着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在3 500年后，这个文明的遗迹重见天日，那时的人们将根据传说中克里特岛上的国王的名字，将其称为“米诺斯文明”。米诺斯时代的克里特无比繁荣，在海滨低地，建筑屋顶标志性的牛角装饰映照着初升的朝阳，这些装饰形似中世纪城堡的垛口，但没有防御功能。（20世纪初最早发现这些遗迹的考古学家把这些牛角装饰称为“祭献角”，这一影响了后世的说法从此流传开来。）岛上规模较大的城镇大多以一些格局紧凑的复杂设施为核心，这些设施曾被最初发现米诺斯文明的考古学者按惯例称为“宫殿”，但这里其实是收集、储存与分发庄稼与农具的地方。这些收集和分配的过程与克里特岛上已经发展了数百年的宗教仪式和献祭活动密切相关。

即便在公元前1500年，克里特岛民的生活方式在其他大多数地方的人眼中必然也颇显特异，米诺斯文明的语言和文字与其他地方迥然不同。米诺斯人的建筑风格看似头重脚轻，支撑着上层建筑的锥形立柱越是往下，就越显细瘦。米诺斯宫殿的祭礼殿堂内壁上满是风格鲜明、颜色浓艳的壁画。壁画上的男子身穿有尖角的短裙或缠腰布，妇女则穿蓬起的长裙与短上衣，胸部突出而外露。有时，画中人物还会将活蛇攥在手中，无论男女都有着瘦得不自然的腰身。还有一些壁画描绘了一种大庭广众之下的奇观，很可能兼具冒险运动与宗教祭献色彩：杂技艺人轮流来到奔跑的公牛面前抓住牛角，再以此为支撑从牛背上方翻腾而过，然后双脚着地，面朝自己起跳的方向。

在米诺斯宫殿建筑内，还设有廊柱环绕的“祓渊”，这里隔绝于外界，唯一的光线来自上层天井，是祭祀者与地下神圣力量交流的空间。米诺斯人供奉的其中一种神祇常被表现为公牛的形象，可能是后世所谓“撼地者”波塞冬的前身。米诺斯诸神中最强大者可能是一位袒露胸脯、腰身婀娜的女神，她通常被刻画在岩石顶端，既受野生动物仰望，也受人类男性膜拜。在高山之巅或洞穴深处，米诺斯人也设置了用于朝拜的圣所。还有迹象表明，米诺斯文明会在祭献中杀死年轻男性，或杀害孩童，分而食之，以抚慰诸神——事实上，这甚至有可能是一种定期举行的仪式。[2]

克里特岛的米诺斯人确实有理由畏惧诸神。爱琴海地区的地壳尤其不稳定，米诺斯人的宫殿与城镇也曾屡次毁于地震。在这之前，每当地震发生，米诺斯人总能重建家园与庙宇，甚至比之前更加风光。随着爱琴海迎来黎明，克里特岛北方的一串群岛也被朝阳点亮了，这些岛屿在后来被称为基克拉泽斯群岛。在基克拉泽斯群岛最靠近克里特岛的地方，有一处令人敬畏的遗迹见证了地球深处的毁灭性力量：这串由岩石岛屿形成的岛环中央有一座被海水淹没的活火山口，这里后来被称为锡拉岛，再后来又被称为圣托里尼岛。在远离火山口的向海一侧的平缓海岸上，曾有几座繁荣的城镇，这里的人们曾住在两层楼的房屋内，在内壁上绘有米诺斯风格的鲜艳壁画。在公元前1500年，当地或许还有一些老人亲历过锡拉火山喷发的浩劫：火山碎屑直飞数十英里的高空，将整个锡拉岛掩埋在30多英尺[3]的灰尘与浮石之下，掩埋了一切人类生活的迹象。[4]

直到1967年，后世所谓的阿克罗蒂里遗址才被后人重新发掘出来。在公元前1500年，那里是一片毫无生机的死亡世界，铺满了惨白的火山灰，横亘着火山碎屑流（喷发时其温度可达数百摄氏度）留下的一道道黑色痕迹。喷发过后，岛上没有任何生物能够幸存。即便在近半个世纪之后，这里也只长出了一些最为顽强的植被。海风拂过火山灰的表面，留下蜿蜒的沟壑，将沙砾与尘埃带入远方的大海。直到很久以后，才有大胆的水手再次涉足锡拉岛。20世纪的考古学者发现街道与城镇中没有人烟，表明当地居民事先已对灾难有所察觉。而在更远的地方，锡拉岛火山喷发虽然令人害怕，但没有造成预想中那么长的影响。米诺斯人似乎挺过了这场灾难，一如之前挺过了历次灾难一样。但与此同时，锡拉岛火山的喷发仍在克里特岛上造成了一些更加潜移默化的影响，直到多年以后才酿成显著后果。虽然暂时没有确切证据，但在锡拉岛火山喷发之后，克里特岛社会的公众信仰心可能大受动摇，人们开始怀疑自己依赖的保护神，或开始怀疑自古以来的传统祭献仪式可能已无法安抚诸神。[5]

由于锡拉岛火山喷发时爱琴海的风向朝东，处在火山口上风处一二百千米之外的希腊本土受到的影响最小。在我们想象的公元前1500年的这天清晨，这片陆地终于也迎来了阳光。之后千百年间，这片土地将被人们称作“希腊”（Hellas），或“格莱齐亚”（Graecia），即今天英语中的“Greece”。这里的人们散居于小型聚落中，年复一年地提防着作物歉收、干旱与突发洪涝的威胁。除了几片富庶的滨海平原之外，这一地区适合农牧业的土地零散分布于大山之间，形成了一个个相对隔绝的人类社群。仅供糊口的农业与畜牧业（主要家畜为绵羊和山羊）是当地的常态。这里地形险恶，能养活的人畜数量有限。在之后几千年里，这一环境因素也没有彻底改变。

公元前1500年，希腊本土的建筑无论就数量还是规模而言，都不可能与克里特岛相比。直到不久前，尤其是在与克里特岛相比较时，这里仍被视作落后的未开化之地。[6]不过，变化的种子已开始发芽。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名为阿尔戈利德（Argolid）的平原一角，一处名为迈锡尼的山丘集落逐渐孕育了一个富有的精英阶层。希腊本土南部的社会正处在上升期，正是这些人的后代将在之后几代人的时间里主宰整个爱琴海地区，不但在财富与权势上超越克里特岛的米诺斯人，也会为后世留下最早的用希腊文字写成的记录。

诞生于希腊本土的这一文明在今天被称为迈锡尼文明，但迈锡尼人与他们所使用的希腊语的古老渊源，如今已遗失在史前时代里。希腊语属于印欧语系，在史前时代，这一语系曾在印度次大陆到冰岛之间的地区广为传播。一种流行观点认为，使用印欧语的人类最早是在公元前2300年到前1900年间（在史前时代，上述年份皆为大致推算）从北方来到希腊本土的。在那里，他们与当地的原住民杂居，逐渐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印欧语种，且杂糅了一些当地更古老语言（不止一种）的新语言，即今天所谓的希腊语。[7]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假说认为最早的印欧语系人群是约6 000年前从东边的肥沃新月迁来的农民，为希腊地区带去了农耕技术。这样一来，希腊语言的遥远起源甚至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初期。[8]无论如何，早在公元前1500年的朝阳升起之前，一种独立的希腊语就已在巴尔干半岛的最南端逐渐形成，且已有了数百乃至数千年的悠久历史。

1876年，德国考古学者海因里希·谢里曼首次在迈锡尼卫城的壮观遗迹中发现了青铜时代晚期欧洲大陆存在复杂社会的证据，其年代比著名的“希腊古典文明”早上整整1 000年。谢里曼发掘了所谓的“竖井墓”，从其中挖出了公元前1600年到前1450年间迈锡尼统治者家族成员的遗骨。其中，男性死者的骨骼上发现了许多受伤与变形的痕迹，表明他们生前曾是久经沙场的战士，随葬品中剑、匕首与矛头的数量之多也令人胆寒。随葬品上的图案描绘了战斗、猎杀狮子、猎杀野猪或困杀野牛的场景。在发掘的6处墓葬中，男性死者的面部都覆有金箔面具，女性死者则佩有精致的金色头饰与做工精美的珠宝。在其中一处墓葬里，一个死去的儿童全身都裹有金叶。[9]

在谢里曼之后，迈锡尼和当今的希腊中部、南部的考古发现仍层出不穷。2015年，美国考古团队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部麦西尼亚的皮洛斯遗迹发掘了一处“狮鹫武士”墓，其年代和出土文物都与迈锡尼颇为相似。[10]显而易见，在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5世纪的希腊本土社会，夸示力量与武艺是精英阶层的一种风尚。

将大量财富随葬地下的做法被称为“炫耀性浪费”[11]，这一说法颇有道理。至于这些迈锡尼武士和他们的亲属如何获得了这样惊人的财富，则是一个未解之谜。不过，如果想获取财富，迈锡尼人在家乡不远处就能找到一个直接的来源：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人。此时，米诺斯人的影响力已遍及南爱琴海地区。后世传说认为克里特岛的米诺斯王曾称霸爱琴海，其源头可能就与迈锡尼文明的崛起处于同一时代。[12]米诺斯人已在爱琴海诸多岛屿和安纳托利亚西海岸建立了据点，势力范围远达塞浦路斯。克里特岛与极度富饶的埃及之间也有长达数百年的贸易往来。正是通过这条航道，黄金与象牙等珍贵商品得以涌入爱琴海地区。迈锡尼文明中并非只有原材料来自克里特岛。迈锡尼墓葬中的许多文物显然出自米诺斯匠人之手。由于出土量很大，考古学家认为当地一定有曾在克里特岛受过训练的工匠为迈锡尼统治者服务。在此过程中，他们也会适当调整米诺斯人备受赞誉的装饰风格，以适应迈锡尼人独特的艺术品位、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13]

但在希腊本土，像迈锡尼、雅典、底比斯或皮洛斯这样不起眼的武士酋邦能为克里特岛提供什么，以作为大量引进商品与服务的交换？惯于从现代商业交换角度思考的考古学者注意到，这一时期阿提卡地区劳利翁（Laurion，今拉夫里奥）的铜、铅和银矿开采逐渐兴起。也许迈锡尼人可以用富余的矿产换取充满异国情调的宝藏，最终将其和死去的酋长一道埋入墓穴？又或者，这些随葬的异国财宝，都是墓主凭武力赢得的战利品？

在锡拉岛阿克罗蒂里的米诺斯人定居点遗迹中出土的一幅民家壁画，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有趣的线索。这栋房屋在公元前1500年前不久发生的火山喷发中遭到掩埋，在其内壁上，有一幅壁画描绘了一排武士正从城门中鱼贯而出，排成阵列，似乎准备保卫身后的城镇不受乘船来袭的入侵者劫掠；不过，也有说法认为这些武士才是劫掠者。[14]但无论如何，从这些武士头上缀有野猪獠牙的蜂窝形头盔、足以保护身体大多数部位的巨型盾牌和手中两倍于身高的长矛来看，他们无疑是迈锡尼人。在希腊本土的墓葬中，考古学者已发现了壁画中描绘的头盔、矛头和盾牌留下的印迹，而在之后许多年里，这种形象也时常出现在迈锡尼人的艺术作品中。

阿克罗蒂里的壁画表明，早在公元前1500年以前，迈锡尼武士就已在米诺斯人主导的爱琴海世界留下了鲜明的印记。然而，米诺斯人似乎并不把他们视为严重的威胁：像阿克罗蒂里这样的海滨城镇没有城墙环绕，而在克里特岛上，马利亚（Malia）和卡托扎克罗斯（Kato Zakros）两处宫殿都位于平坦的海岸边，同样没有设防。迈锡尼武士可能曾为米诺斯人充当雇佣兵，替他们在爱琴海各地类似锡拉岛这样的据点维持秩序，因此积累了财富。[15]由此看来，希腊本土社会不但对外输出铜，也在对外输出剩余人力。这是解决人口问题的一种途径，而这个地区未来也将频繁面对此类问题，其解决方式大同小异。

在锡拉火山喷发约100年后，虽然具体原因不甚明了，一些变化确实开始发生。公元前1450年前后，克里特岛上的大多数米诺斯城镇与宫殿都被大火烧毁，只有规模最大（在一定程度上也最具影响力）的克诺索斯宫殿完好无损，但其外围的一些建筑遗址上仍有被焚烧的痕迹，表明这场火灾并非不可抗力所致，而是人为控制下的结果。那么，纵火犯是谁？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无法确切回答，但我们确实知道谁在这场大火中受益最多（当然，受益者不见得就是纵火者）。从短期和克里特岛内部的视角来看，受益最多的是克诺索斯的统治者——后来这处宫殿的主人统治了岛上的大部乃至全部土地。但从更长远的时间与更开阔的地理空间来看，迈锡尼人才是最大受益者。

火灾发生后不久，克里特岛上似乎经历了一场巨变，大多数幽深的祓渊都被填埋起来，也不再有新的祓渊出现。在偏远的东北方沿海，名为帕莱卡斯特罗（Palaikastro）的城镇附近，破坏行为似乎是针对带有宗教意义的物件而起的。当地出土了一尊罕见的神像，它用象牙与其他珍宝制成，却被打砸、焚烧。岛上各个地方都散落着“祭献角”的碎片，它们不是被随意丢弃，就是与建筑材料混在一起。[16]这些物件曾是米诺斯人膜拜的圣物，如今却被弃如敝屣。

与此同时，克诺索斯宫殿的部分设施也经历了大刀阔斧的改建与装潢。王座厅是今天克诺索斯遗址的著名景点，其壁画是20世纪初根据想象复原的，但其原作可以追溯到这一时代。通过仔细考察墙壁灰泥上的绘画残迹，学者发现王座厅的壁画重新编排了克里特岛上的传统艺术元素，以突出君主的威严，将人们的视线引向王座，而这样的做法并不存在于此前的米诺斯文化之中。在克诺索斯的其他地方，也开始出现与希腊本土风格高度相似的墓葬。在之前的几百年里，米诺斯人的殡葬习俗一般是共用墓葬，并不张扬——有观点认为，米诺斯人并不特别重视先祖。相比之下，在约公元前1450年到约前1375年间于克诺索斯周边出现的诸多墓葬不但风格华丽，还埋藏了包含大量武器在内的丰厚陪葬品，与同时期希腊本土迈锡尼人贵族的葬俗高度吻合。[17]今天的考古学家不愿意轻易断言这些变化是迈锡尼系统性“接管”乃至“入侵”此地的结果，但这一时期克诺索斯宫殿和克里特岛大部地区的统治者看上去的确像是与希腊本土地区密切相关。

变化不只发生在克里特岛一地。公元前1400年前后的几十年间，迈锡尼文明逐渐取代了米诺斯的人工制品与风俗，成为爱琴海各地的主流。在克里特岛上，货物的集散与手工业的组织开始受克诺索斯的一元集权统治，社会也迎来了空前的繁荣。[18]也正是在新时期米诺斯社会的这一心脏地带，考古学者发现了说希腊语的迈锡尼人跻身克里特岛新形成的社会等级体系顶端的铁证。

在此前的几百年间，米诺斯社会已发展出不止一套书写体系。大约从公元前1900年开始，一系列在今天被称为“线形文字A”的表音文字符号就已被用于宫殿簿记。当时，这些文字写成的行政文书被刻在软质泥板上，由此形成的文件原本不是用来长期保存的。但在大火焚毁宫殿时，一些泥板被意外烤实，并从此保存下来，直到近4 000年后被考古学家重新发现。有不止一块出土泥板的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1450年的大破坏时代以前，让今人得以还原昔日宫殿中的日常记录。

然而，当克诺索斯宫殿也发生火患时，废墟中的泥板上刻的已不再是用“线形文字A”书写的米诺斯语（至今尚未破译）。在公元前1450年前后的动乱之后，只过了几十年的时间，克诺索斯宫殿遗迹中发现的文字就已变成另一种与“线形文字A”有亲缘关系的书写体系——“线形文字B”。在阿瑟·伊文思爵士率队发掘克诺索斯、挖出线形文字B文书之后的半个世纪里，这些符号也不曾被人破译。1952年，线形文字B的解读迎来突破，年轻的考古学者兼业余密码破译者迈克尔·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与剑桥大学古典学家约翰·查德威克（John Chadwick）一道，证明了账簿泥板上的线形文字B记录的是一种早期的希腊语。在那之后，考古学者总共破译了近6 000块写有线形文字B的泥板，其中一多半在克诺索斯出土，其中最古老的一块（同样来自克诺索斯遗址）可追溯到公元前1400年之后不久。学者还从泥板上刻下的粗疏笔触判断，当时克里特岛上有一批抄写员正在勉力学习新的文字体系。如果上述观察与年代推论无误，克诺索斯宫殿战车泥板室内出土的古文书便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希腊语文献遗存。[19]

无论克里特岛在公元前1450年动乱之后的几十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都产生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一个说希腊语的迈锡尼精英阶层在岛上崛起，并主宰了一个覆盖克里特各地的官僚行政体系。就这样，希腊语第一次见诸文字，希腊语族群也首次驾驭了一套复杂的政治经济系统——这套系统由其他人率先塑造，说希腊语的人只是后来者。而这段草创时期的历史，也自然会在希腊语和后世希腊语文献记载的诸多传说与信仰中留下痕迹。迈锡尼文明是两种语言文化不同的人群相遇、融合的结果：一方是说希腊语的本土人，一方是说米诺斯语的克里特人。

在克里特岛迎来剧变的同时，迈锡尼人也开始在希腊本土建造宫殿。这些宫殿遗迹的风格与克里特岛的宫殿不同，功能却明显有意地与后者完全一致。不仅如此，从现有证据来看，这些希腊本土的统治者也和那些君临克诺索斯的希腊语新贵一样，建立了高度发达的统治。在至少200年（乃至300年）里，这些宫殿的迈锡尼主人缔造并维持了一种“大规模再分配”经济体系，足以养活的人口远超之前，其人口数甚至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超越，直到近现代才重新达到这个水平。[20]

和克里特岛一样，本土的迈锡尼君主也雇用抄写员，以做详细的文书记录。21世纪，迈锡尼卫城外的一座房屋遗址和希腊西南部的伊克莱纳（Iklaina）遗址中发现的一些线形文字B文书残片可以证明，到公元前1350年，书写技术和文书行政体系已传入希腊本土。[21]在希腊本土的皮洛斯、迈锡尼、梯林斯（Tiryns）、底比斯、沃洛斯（Volos）和斯巴达附近的圣瓦西利奥斯（Agios Vasileios）等遗址以及克里特岛其他考古遗址中也出土了许多线形文字B文书，其中大多数可追溯到公元前13世纪末。在希腊本土，已知线形文字B文书遗存的数量约为2 500份。最晚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到约公元前1200年之后不久，迈锡尼统治者建立了一套严明的职官等级制，由官吏运营精细化的行政工作。

上述文书遗存让我们得以具体探究迈锡尼宫殿背后的经济与行政体制。统治秩序的顶点是王（wanax），而在一系列有名有姓的各级官员之下，位于政权最基层的村社组织被称为“达摩斯”（damos），这个词可能是后来希腊语中“民众”（demos）一词的前身，今天所谓“民主”（democracy）即为“民众政权”之意。然而，线形文字B文书并没有为我们揭示迈锡尼统治者的思考与感受，更没有反映那些垄断了文书写作与识读能力的专业抄写员的内心想法。迈锡尼人的文字似乎只用于簿记。当然，他们也可能在类似羊皮纸或纸莎草纸这样更易腐坏的材料上留下了其他文字记录（米诺斯人就曾这么做过），但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相关证据。[22]

不过，口传故事应当在迈锡尼宫殿生活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从考古证据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迈锡尼统治者极力试图保存家族祖先的往昔记忆。迈锡尼遗址的竖井墓葬上全都安放有雕刻的墓碑，直到最后一批墓葬建成约两个世纪以后，墓葬附近建起了一处仪式区，将重要的死者和陪葬的财宝与外界隔绝开来。大约与此同时，迈锡尼卫城的城墙也有所扩建，将墓地纳入其保护范围。这些工程目的明确、代价高昂，表明下令施工者肯定有一套高度发达的手段，让先祖的记忆代代传承。

约公元前1400年以后，希腊南部各地开始出现一种带有纪念碑意义的圆顶墓（tholos）。这些巨冢多开掘于山坡上，设有壮观的石砌墓道，用岩石建造的拱顶高出地表，在地面上清晰可见。在这当中，迈锡尼遗址区人称“阿特柔斯宝库”的巨冢最为宏伟。这座巨冢曾存放了死者的遗骸与随葬品，但在很久以前已被盗掘一空，只剩下高大的坟丘，从最晚公元2世纪起成为游人瞻仰的奇观。巨冢是另一种纪念已故君王、英雄及其家人的方式。不难想象，关于这些显贵人物的故事肯定已在当时以某种形式广为流传了。

很多迈锡尼图画艺术也带有叙事要素。现存的迈锡尼宫殿壁画残片描绘了栩栩如生的战斗与狩猎场景。在皮洛斯，游客如果走进涅斯托耳宫殿王座大厅就能发现，内壁上的壁画似乎在以艺术形式重现君王出行时的威严仪仗。在画面的一边，一位白袍男子坐在岩石上，他用左手持握、用右手弹奏的五弦琴与他的头部相比大得不成比例，而在五弦琴前方，一只正离他而去的飞鸟更是大得夸张，这样的画面不难让我们联想到在后世的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流传下来的固定搭配“长了翅膀的词语”（winged words）。在迈锡尼宫殿的文书行政体系中，也能发现五弦琴手的踪迹：在底比斯出土的一块线形文字B泥板提到两名即将获得口粮的五弦琴手。和后世一样，这里提到的五弦琴手必然不只是单纯的奏乐者，而是“故事的歌手”（singer of tales）。[23]

和克里特岛的米诺斯宫殿一样，迈锡尼宫殿兼具政治、经济与宗教祭祀功能。迈锡尼人的信仰与米诺斯人有相通之处，但两者间的差异似乎也不少。随着时间推移，迈锡尼的精英阶层逐渐摆脱了早期米诺斯文明的影响，两者之间的差别更是日趋显著。皮洛斯遗址出土的泥板可追溯到迈锡尼文明最末期的约公元前1200年到约前1180年间，通过这些泥板上的文字，我们可以一窥当时希腊本土宗教习俗的面貌。

当时，希腊本土人供奉的神祇有男有女。从出土泥板和宫殿遗址中的动物祭品遗存来看，皮洛斯最重要的神祇是牛神波塞冬，他在后世的神话中代表地震，这很可能与克里特岛米诺斯人的信仰相吻合。当时，他的名字被写作“波塞达奥”（Po-se-da-o）。迈锡尼遗址似乎供奉了一位类似后世雅典娜的女战神，而克诺索斯遗址出土的一块线形文字B泥板上也出现了“雅典娜女士”（A-ta-na Po-ti-ni-i-ja）的字样。线形文字B泥板上发现的神祇的称呼已可与后世传说中居住于奥林匹斯山上的希腊“神族”成员相对应，但宫殿官吏们留下的文书只关心怎样按时按量满足各位神祇的供奉需求，没有向我们揭示祭祀活动的内容，更不用说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了。[24]

不过，关于当时的宗教祭祀，有一点是在文书遗存中有所记载，也在考古发掘中得到充分证实的：迈锡尼人的宫殿祭祀活动往往以大规模集体宴会结束。和后世一样，迈锡尼人会在祭祀时宰牲祭神，但只有在分食祭肉的宴会上，参与仪式的凡人才能确认彼此共同的信仰。从图画文物判断，这些宴会的出席者既有男性也有女性。在迈锡尼与米诺斯的艺术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存在感很强。迈锡尼人的壁画描绘了女性驾驭战车的形象，也描绘了女性观看战斗的场面，但与米诺斯壁画中的女性不同，迈锡尼壁画上的女性很少袒露胸部。无论生前还是死后（从墓葬发掘的结果来看），迈锡尼宫殿中的女性贵族似乎都确实享有显赫的社会地位，但线形文字B文书中出现的女性几乎全都从事卑微的工作，其身份可能都是奴隶。迄今为止，记录中确定具有高地位的唯一女性是一名女祭司。没有证据表明迈锡尼女性曾在宫殿社会中行使过特别的权力，已知文书甚至从未提及任何一种迈锡尼君主配偶或女性王室成员的头衔。[25]

希腊本土的宫殿大多建在易守难攻的天然制高点上，起初没有城墙环绕。这曾是米诺斯人宫殿的风格；事实上，即便在迈锡尼人统治了克里特岛之后，岛上的宫殿仍因袭了这一不设城墙的做法。但在希腊本土，随着更加集权化的新经济秩序形成，迈锡尼宫殿的建造者很快认识到了保护宫殿中贵重财物与剩余农产品的必要性。环绕卫城的城墙首先出现在今希腊港口纳夫普利奥城外阿尔戈利德平原上的梯林斯遗址，随后出现在迈锡尼。这些城墙使用的石材极为庞大，绝非寻常的防御工事，后人甚至不相信如此宏伟的工程可为人力所造就，认为它们必然是传说中的独眼巨人一族所建。因此，阿尔戈利德的梯林斯与迈锡尼卫城和位于今天希腊维奥蒂亚州格拉（Gla）的城墙遗址也被称为“独眼巨人城墙”（cyclopean）。

这些城防工事表明，当地的统治者已能调用数以千计的劳动者修建大型工程。这些劳工必然是从较广泛的范围内募集而来的，满足他们的居住与饮食需求也需要耗费大量资源，离不开复杂的组织运筹。虽然在规模上不可能与更古老的埃及金字塔相比，但建造迈锡尼卫城“独眼巨人城墙”的后勤与技术难题显然在性质上和建造金字塔颇为类似。建造城墙的人力从何而来？如此耗费人力物力的工程又有什么必要性？有一些观点怀疑，迈锡尼人建造巨大城墙只是为了“炫耀遗址统治者的崇高地位”。[26]如果事实如此，这样的工程就可谓一种比竖井墓葬中的黄金随葬品更为惊人的“炫耀性浪费”了。

第一批卫城城墙于公元前1375年前后出现在梯林斯，于公元前1350年前后出现在迈锡尼。约一个世纪之后，这两座遗址的城墙又进一步扩建，此时迈锡尼卫城也将竖井墓地与配套仪式区纳入城墙范围内。同样在这一时期，迈锡尼建造了著名的狮子门。狮子门顶部的浮雕刻画了两头母狮和夹在中间的一根石柱，其顶端可能有一位神祇（很可能是女神），整体设计借鉴了克里特岛米诺斯人的风格。在布防工程的最后阶段，迈锡尼与梯林斯卫城还遮断了城内地下泉眼与外界的一切通道，这些工序必然要用到起重等复杂的技术手段。雅典卫城上也有类似工程的痕迹，但现存的考古证据不足以证明那里也曾有一座迈锡尼时期的宫殿。不过，这些城墙显然不只是为炫耀而建：约公元前1200年，即迈锡尼宫殿建成近200年后，主宰当地经济生活的统治者很可能在城墙里抵御了一次围攻。

不是所有迈锡尼宫殿都有防御工事，即便有也不可能与梯林斯、迈锡尼、格拉以及雅典卫城的城墙相提并论。其他迈锡尼时期的城墙布局大多更为紧凑。在狭小的阿尔戈利德平原上就有至少三处城墙遗迹，每一座城墙在风格上都与“独眼巨人城墙”相同。与此相对，文书记载的统治着更大疆域的宫殿（如皮洛斯、底比斯），拥有的防御工事反而更简单。[27]由此推断，这些宫殿的统治者所要提防的并非来自远方的外敌，而是本地的其他统治者，这也与后来的希腊历史颇为吻合。

在考古与文献证据中，没有迹象表明当时的迈锡尼社会存在凌驾于各宫殿领地之上的大范围行政或多边契约体系。与后世规模更小的城邦相比，这些宫殿政权掌控的领土面积十分广大。出土文书中很难找到各地区性权力中心之间往来的内容。迈锡尼遗址出土了一份文书记录，上面有提到将布料运往底比斯，从底比斯出土的泥板上则提到了“拉刻代蒙人”（Lacedaemonian），可能指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后世所谓“斯巴达”地区的居民。然而，当时的文书没有向我们揭示这些彼此独立的宫殿政权是如何互动的，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在宫殿里统治领地的迈锡尼“王”之上存在某种更高级的政治权力。[28]

线形文字B泥板文书描绘的图景与考古发掘的证据相吻合：当时的希腊本土存在一些各行其是的独立王国，但各国的行为方式大体相近，在语言、文字、建筑风格、工艺风格与宗教习俗方面遵循着相同的标准。那么，这些共同之处有没有像当时世界上其他大多数文明那样，在希腊本土形成一种更广泛的政治秩序、一个单一的地缘中心，乃至一个至高唯一的统治者呢？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把目光投向迈锡尼文明以外，看看外部世界是怎么认识迈锡尼人的。

赫梯人的首都远在东边的安纳托利亚高原地带，迈锡尼人开始袭扰爱琴海东岸后，才与赫梯人产生了交集。公元前1400年到前1200年间的赫梯外交文书残片（当时正值希腊本土迈锡尼宫殿文明的鼎盛期）提到了位于赫梯势力范围西陲的一个海上强权。起初，这股势力被称为“阿希亚”（Ahhiya），随后又被称为“阿希亚瓦”（Ahhiyawa）。公元前1250年前后，当时统治哈图沙的赫梯国王以对等的口吻致书一位不知名的阿希亚瓦君王，对他以“兄弟”相称。大约40年后，另一位赫梯国王图德哈里亚四世在一份外交条约中正式宣告：“与我的地位相当的诸王有埃及法老、巴比伦国王、亚述国王以及阿希亚瓦之王。”“阿希亚瓦之王”随后被抄写员抹去，这可能是因为他在落笔后认识到这个名字不应出现在这里，但一位专业的抄写员犯下了此等错误，已足以表明阿希亚瓦的君王直到此前不久还在赫梯人的首都享受着如此高度的承认。图德哈里亚四世的这份条约以赫梯正在与亚述交战为由，宣布禁止任何“阿希亚瓦船”前往亚述王国。这份条约无疑证明，到公元前1220年前后，阿希亚瓦已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海上力量，也已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大国之一。[29]

大约与此同时，埃及人也开始与爱琴海世界产生关联。埃及人素来与克里特岛的米诺斯人有贸易往来，并称米诺斯人为“克夫提乌”（Keftiu）。在迈锡尼人的势力于爱琴海地区逐渐兴起之后，一个新的名字也开始在埃及文书中登场。图特摩斯三世法老治世第42年通常被学界认定为公元前1438年，在这一年里，法老接受了来自“T-n-j”之地的馈赠。因为埃及的象形文字只记录辅音不记录元音，我们只能推测这个地名的确切读法，其中最有可能的版本是“塔纳亚”（Tanaja）或“塔纳尤”（Tanaju）。埃及文献记载，这份礼品中包括一件“克里特工匠”的制品，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塔纳尤”指的应当是爱琴海周边某个不是克里特岛（因为这份文献里已提到“克夫提乌”）的地方。约100年后的阿蒙霍特普三世法老（公元前1353年驾崩）时期，一座埃及纪念石碑记录了一系列地名，可能是某个外交或商贸使团出访爱琴海时到过的地方。这块石碑将“克夫提乌”与“塔纳尤”明确记为两个不同的地点，虽然有一些文字难以识读，我们仍可从碑文上推断，埃及人眼中的“塔纳尤”指的是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维奥蒂亚地区（底比斯也涵盖在内），可能也包括周边的一些岛屿。[30]

从上述证据来看，对于我们所谓的迈锡尼世界，赫梯人与埃及人有不同的称呼。但无论在赫梯还是在埃及，官吏与抄写员显然都默认这个迈锡尼世界是一个王国，其君主受赫梯国王与埃及法老的承认。对此，赫梯文献做了明确表述；相比之下，即便把埃及文献中的“塔纳尤”理解为一个地理范畴而非国家，法老接受“塔纳尤”外交献礼的记录仍足以表明，“塔纳尤”之地应当有一位统治者，有资格与埃及王国建立官方往来。

如果当时有一个王国能代表整个希腊本土南部的希腊语迈锡尼文明圈，其首都最有可能是迈锡尼（也有人将底比斯视为首都）。不过，当时的迈锡尼世界也可能从未出现一个统一的王国，只有由一系列小邦组成的松散邦联，因为名号不统一而令外界产生了混淆。[31]无论如何，赫梯与埃及的文献都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迈锡尼世界的地理范围，而这种做法应当有其事实基础，只不过囿于考古与文字证据的局限，我们目前掌握的信息还不足以破解谜团。

那么，迈锡尼人在自己的语言中如何定义自己生活的地区，又如何称呼他们自己呢？事实上，无论是赫梯语单词“阿希亚”“阿希亚瓦”还是埃及语的“塔纳尤”，都能在迈锡尼文明终结几百年后的希腊语中找到对应用法。比如，特洛伊传说中围攻特洛伊的族群在后世被称为“希腊人”（Hellenes），但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中被称为“亚该亚人”（Achaean，对应“阿希亚”）或“达那奥斯人”（Danaan，对应“塔纳尤”）。直到罗马统治时期结束为止，“亚该亚”之名仍将沿用千百年，尽管它所指代的已不是从前的地方。如果迈锡尼人曾用某个名称指代自己生活过的全部土地，“亚该维亚”（Achaiwia）就是最有可能的选项，这是“亚该亚”（Achaea）一词的一个早期版本，我们今天所谓的“迈锡尼人”也最有可能像后世荷马史诗传唱的那样，以“亚该亚人”（Achaiwoi）或“达那奥斯人”自称——如若不然，赫梯和埃及文献中的这两个词还能从何而来呢？

无论迈锡尼人如何管理自己的事务，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影响力的确在逐渐增强。在爱琴海沿岸的安纳托利亚西部，赫梯的一些附庸国屡次叛乱，其中第一次叛乱发生在公元前1400年前后。在安纳托利亚西北部，一场由大约20个城邦发起的叛乱声势浩大，甚至促使图德哈里亚国王率军亲征，而在这些参与叛乱的城邦中，就有维鲁萨（特洛伊）的名字。叛乱平定后，图德哈里亚国王向赫梯人的风暴之神献上战利品，其中有一把迈锡尼风格的青铜剑，这把剑在20世纪被考古学家发现。剑上镌刻着一段赫梯语铭文，感谢神祇保佑国王成功平乱，由此不难推断，当时的叛乱者得到了来自阿希亚瓦，亦即爱琴海对岸希腊语族群的支持。[32]

之后不久，又有一段赫梯铭文提到了一位“阿希亚之主”起兵构衅的历史。这位“阿希亚之主”名叫阿塔里西亚（Attarissiya），在许多年后，这个名字将在希腊史诗中被称为阿特柔斯，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之父。在赫梯文献中，阿塔里西亚没有国王头衔，但他似乎兵强马壮，可统率战车百乘进犯安纳托利亚本土。在这之后，阿塔里西亚又参与了一场劫掠行动，袭扰了赫梯人在塞浦路斯的附庸国。这是关于迈锡尼人掌握大规模海军力量的最早明确证据，也可能是关于希腊语族群踏足塞浦路斯岛的第一段记载。[33]

公元前1350年到前1250年之间，迈锡尼在海外的权势达到鼎盛，但其原因不只在于征战：除了动用武力，迈锡尼宫殿的统治者们也擅长使用我们今天所谓的“软实力”。当时的线形文字B文书明确提到了用于“出口”的纺织品、芳香油等货物，这种海外贸易往往采取以物易物的形式。我们也有理由推测，当时的迈锡尼统治者可能参与了统治者间礼仪性的馈赠活动，埃及法老图特摩斯时代留下的那段记录即是其中一例。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在希腊一方的文献中发现对此类国际交往的记载。

虽然文献记载缺失，但我们仍可从考古发掘中发现，迈锡尼商人的贸易活动已在这一时期遍布地中海各地。他们的航行范围向西远及撒丁岛乃至西班牙海岸，向东可达埃及与黎凡特，向北则可穿过赫勒斯滂与博斯普鲁斯两海峡深入黑海。迈锡尼人从贸易中获得的原材料商品甚至有可能来自更遥远的地方：他们用于制作项链的琥珀很有可能是通过河流或陆路从波罗的海地区运来的，青铜冶炼的必要材料锡则很可能经由黎凡特海岸从阿富汗远道运送而来。

公元前1300年前后，一艘商船在从黎凡特经塞浦路斯前往爱琴海迈锡尼一侧时沉入海底。除了10吨铜锭以外，船上还装载了大量锡矿石、可以用来装橄榄油和加了树脂的葡萄酒的罐子，以及彩色玻璃、未经加工的象牙和一些贵重物品。还有一些属于水手或乘客的个人用品落到了海床上，其中包括工具、兵器、化妆品和珠宝，以及在船上留下的残羹剩饭和一块用于写字的蜡版（遗憾的是，蜡版上没有任何书写痕迹）。从其中一些个人用品的外形推断，它们的主人可能是正在返航的迈锡尼人，但在途中不幸翻覆于今天土耳其南部的乌鲁布伦（Uluburun）近海，由此产生的沉船遗迹也因这处海岬而得名。乌鲁布伦沉船上发现的文物来自“埃及、努比亚、亚述、巴比伦、塞浦路斯、迈锡尼、意大利、巴尔干与波罗的海”，表明早在公元前1300年，当地已经有了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商业网络。[34]

这些早期的希腊人和他们为运送人员、货物而建造的海船构成了一支可观的贸易力量。在现代，希腊人仍是世界航运业的重要玩家，这种航海传统可以追溯到极为古老的时代——尽管值得注意的是，最早为希腊人带去这种传统的还是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先民。

还有一种出口商品在考古文物中几乎无迹可寻，却注定在日后成为希腊最重要的输出品，那就是希腊语。而在公元前13世纪的迈锡尼世界，这种语言已显露雏形。除了在克里特岛，希腊本土以外迄今没有发现用线形文字B记载的文献，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凡是迈锡尼商品所及之处，迈锡尼人的语言肯定也会传到。因此，即便在一些非迈锡尼人居住的地区，给子女取一个带有希腊语渊源的名字也成为一种时尚。

关于这一现象，我们掌握的最确凿证据来自克里特岛。在希腊语统治者君临克诺索斯几代人之后，当地线形文字B文献中出现的许多人都有希腊语名字。他们不只局限于精英阶层，还包括一些出身当地的平凡牧羊人与工匠。[35]这些名字有可能像近代奴隶主给奴隶起名一样，是由官吏自上而下赋予的，但这种做法的本质也有可能与晚近希腊社会邀请显赫人物充当教父为子女洗礼，再以某位恩主的名字给子女命名的风俗相近。这样一来，“成为迈锡尼人”就成了个人在社会身份秩序的不断流变中有意做出的一种选择。

特洛伊是一个更出人意料的例子。考古学家普遍认为，特洛伊在文化上是一座位于赫梯世界边陲的安纳托利亚城市。但在赫梯王穆瓦塔利二世统治时期（公元前1290年至前1271年），赫梯与维鲁萨（特洛伊）君主阿拉克山都（Alaksandu）签订了一份条约。[36]这个名字很有可能是赫梯语对希腊语名字“亚历山德罗斯”［Alexandros，亚历山大（Alexander）的希腊语形式］的转写，其字面含义是“众人的保护者”。在后来的希腊史诗里，亚历山大也是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的别名。这位阿拉克山都的名字可能与约100年前发生的一场王室婚姻有关：当时，一位阿希亚瓦的君王和反抗赫梯人统治的城邦联盟（其中包括维鲁萨）的公主联姻。[37]又或者，在这个迈锡尼宫殿文明臻于鼎盛的时代，希腊语名字正流行于维鲁萨？也许远在特洛伊的王族也有赶时髦的心思，于是采用了希腊人的名字“亚历山大”，正如约1 000年后的另一个亚历山大王朝从马其顿出发，最终几乎征服了整个已知世界。

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的几十年里，迈锡尼人的盛世走向终结。考古学很难通过多处遗迹中的发现拼凑出具体的时间脉络，由此还原迈锡尼文明衰败的原因更是难上加难。在之前的时代里，宫殿与城防工事也曾被严重破坏，但总会在事后重建。迈锡尼人已经证明了他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逊于米诺斯人。但从某个时期开始，迈锡尼人的伟大宫殿一座接一座化为废墟，其中大多数都毁于火灾。至于这些宫殿是否被人有意破坏，则不甚清楚。

这些灾难突如其来，没有预兆。在底比斯宫殿被焚毁之前，当地人刚刚根据一直以来的工作流程，完成了一份向特定人员分发大麦的清单，写有文字的泥板来不及晾干，就和宫殿一道被大火吞噬。在皮洛斯，宫殿内部与附近没有发现人类遗骸，表明这里没有发生攻防战，也没有发生地震将幸存者困死在瓦砾之下，但考古学家却在遗迹内发现了至少10头牛的骨骸，表明这里在不久前才举行过宗教献祭。这些牛骨曾在宗教仪式上接受焚烧，然后被带到室内，或许是为了给档案记录者查看、留档。接下来，人们本应在室外举行盛大的露天宴会，但就在这个时候，宫殿被大火吞没。[38]即便在今天的希腊南部，夏季的突发森林火灾也时常摧毁民家乃至整座村落，有时甚至会造成数十人死亡。这一切都有可能是偶发灾难。

从海上外敌入侵到内战，从民众起义到气候变化，从农业歉收到上述多种因素的综合叠加，对于这场让迈锡尼文明走向衰败的灾变，人们提出了许多充满戏剧性的解释。但这些解释都没有指向关键：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迈锡尼人的宫殿为何被毁，而在于为何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被重建。是什么导致其他定居点也同时被废弃，虽然那些地方没有任何破坏的痕迹？而在迈锡尼和梯林斯明明曾经出现过部分灾后重建的痕迹，那时的人们为什么不曾对宫殿废墟有半点动作？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学界提出了从系统论出发解释文明成规模崩溃的新观点。[39]在希腊人漫长的历史上，系统性崩溃将反复登场，以解释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里经历的灾难性剧变。这一理论认为，让文明体系崩溃的最大原因恰恰是其复杂性本身。一个经济学模型显示，系统复杂性的增长最初会带来诸多益处，在中期仍可让系统勉强维持，但到后期，维持系统运转的成本将超出系统带来的收益。在这一阶段，系统不会温和地回到更早期的发展阶段，而是会面临日趋严峻的威胁，变得高度脆弱，一旦时机不巧，各种威胁就会瞬间爆发。如果采取措施、应对威胁，系统的复杂性只会进一步增长，但由于复杂性此时已突破临界水平，进一步采取措施的成本将大于收益，令系统无以为继。[40]

迈锡尼宫殿的防御工事或许就为这一理论提供了良好的案例。直到某个时期以前，迈锡尼统治者一定是出于某种合理考量，才动用大量人力物力，用城墙把宫殿核心区和居住其中的人员保护起来。在那之后，随着他们心目中的潜在威胁日趋严峻，迈锡尼人或许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把水源纳入城墙的保护范围之内。但如果威胁进一步加剧，迈锡尼又该如何应对，由此产生的高昂成本又是否超出了系统的承受限度？根据系统性崩溃理论，正是从这一时刻起，迈锡尼社会的各种力量开始怀疑现行系统能否最大限度保全自身的利益。这样一来，通往文明崩溃的齿轮就开始转动了：除非有一个近在眼前的外敌夺取政权，将一盘散沙的社会整合到征服者提供的更具生命力的系统之下，否则现有文明的衰败将不可避免。[41]可能产生的第一种结果很好地解释了公元前1450年前后的克里特岛上发生的事情：在米诺斯文明开始从内部崩解之后，正在希腊本土崛起的迈锡尼人的介入似乎扭转了克里特岛社会的衰退进程。而第二种结果则可以充分说明公元前1200年前后迈锡尼人的政治经济体制为什么会崩溃。

衰退不只发生在希腊与爱琴海地区。几乎与此同时，类似的命运也降临在特洛伊、安纳托利亚沿海诸城、赫梯帝国以及黎凡特地区的大多数文明身上。只有埃及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动荡之后，其制度完好无损地幸存了下来。埃及语文献对于所谓“海上民族”入侵埃及沿海地区的记载引起了很多人的重视。诚然，在多个文明发生崩溃之后，东地中海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但至少在希腊语世界，这种人口流动是变乱的结果而非起因。无论其他地区的情况如何，至少在这一时期的希腊，文明的崩溃很难归结于海上入侵者的袭击——因为当地大多数被摧毁或抛弃的定居点都不靠海。同样，赫梯帝国的首都哈图沙远在内陆，距海岸线数百千米，海上入侵因此也不足以解释这座城市的灭亡与荒废。总体而言，最终摧垮了迈锡尼文明的，可能正是那些过分宏伟的“独眼巨人城墙”，以及迈锡尼人建立的集权官僚体制。[42]

希腊语族群首次试图模仿近东地区更发达社会（或文明）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约公元前1180年以后，宫殿文书似乎不再被保存下来。线形文字B很快为人们所遗忘，只有在遥远的塞浦路斯尚有遗存。不过，在这之后，希腊先民的传说故事仍将在一代又一代人中口耳相传。在某种程度上，迈锡尼时代产生了集体记忆，这些集体记忆由于被记录下来而焕发新生，这一过程的延续性之强罕见于其他大多数史前社会。在那之后，这些起源于迈锡尼时代的故事（也即今天所谓的古希腊神话）将被无数后人阅读、传抄、增改、评鉴，经久不衰。

以忒修斯与弥诺陶洛斯的传说为例。这段故事说，雅典国王本应定期向克里特岛的米诺斯王进贡七对童男童女，以供一头居住在宫殿地下迷宫中的半人半牛怪兽弥诺陶洛斯食用。在米诺斯之女阿里阿德涅的帮助下，忒修斯杀了这头怪兽，与伙伴们一道逃回了雅典。逃亡途中，他把阿里阿德涅无情地留在了纳克索斯岛上，还消灭了克里特人的追击舰队，从此终结了献祭活人的制度，也间接打破了米诺斯王的海上霸权。[43]今天，我们已发现了充分的证据，可证明米诺斯人的确在约公元前1700年到约前1450年间享有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在希腊本土所有已经发掘的同时代遗址中留下了深刻的文化印记。在距离雅典与拉夫里奥最近的海岛——凯阿岛上还发现了一处米诺斯人的定居点。在当时，雅典和其所在的阿提卡地区完全有可能处在米诺斯人的羁縻之下。

如果史实果真如此，忒修斯远征克里特的传说就有可能间接反映了公元前1450年前后发生在希腊本土与克里特岛之间的一场真实的海上争霸战。“米诺斯”不是一个希腊语名字，它所指代的也许不是某位国王，而是一个王朝或一种君主头衔。怪兽弥诺陶洛斯栖息的“迷宫”也许反映了人们对克诺索斯宫殿的历史记忆，因为从考古发掘来看，这座宫殿的格局确实与后世的“迷宫”颇为相近。甚至有观点推测，“迷宫”（Labyrinthos）一词（或某些与其类似的词语）原本就是克诺索斯宫殿在米诺斯语里的名字，而一块线形文字B泥板上也确实出现过这个词的一种变体。[44]

传说中的怪兽弥诺陶洛斯是米诺斯王之妻帕西淮与波塞冬神派来的一头神牛结合产下的后代，这可能也反映了公牛崇拜在米诺斯人信仰与图像文化中的突出地位。而这段传说中最骇人听闻的部分——克里特人用童男童女喂养怪兽——也可在克诺索斯宫殿附近一栋建筑遗迹中出土的烹饪用锅与被屠宰的儿童骸骨中得到呼应。这些骸骨的年代应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450年迈锡尼人踏足克里特岛并引发剧变之前不久。无论这处骇人遗迹的背后有着怎样残忍的宗教仪式，我们仍不难想象，在祭祀中受人宰割的一方对这些惨剧的记忆，完全有可能在后世的数百年中依然存在。[45]

忒修斯远征克里特故事中的其他元素可能也不甚准确地反映了一些历史事实，又或者折射了一种人类根深蒂固的焦虑——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种男性的焦虑。拜精神分析学之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赐，今天的人们或多或少都听过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传说（虽然并不知道他的父母到底是谁）。在论证所谓“俄狄浦斯情结”时，弗洛伊德大量引用公元前5世纪雅典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叙述作为论据。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每个未成年男性都会在人格发育的特定阶段体会到类似俄狄浦斯的冲动。[46]

这些希腊传说故事中往往少不了强势而好斗的女性角色。比如，阿伽门农从特洛伊凯旋后被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谋害，他们的女儿厄勒克特拉则怂恿兄长俄瑞斯忒斯弑母复仇。伊阿宋与金羊毛的故事里，女巫美狄亚也扮演了与忒修斯远征克里特岛时阿里阿德涅类似的角色，但她没有在返航途中被伊阿宋抛弃，而是与伊阿宋结婚，与他生下孩子，最后为报复伊阿宋的不忠将他们杀害。蛇发女妖美杜莎更是能以目光将人石化，成了不折不扣的怪兽。米诺斯王的妻子帕西淮也有着深不见底的肉欲，在传说中，怪兽弥诺陶洛斯就是因此而生的。[47]

曾有人推测，上述故事可能模糊反映了一种对米诺斯社会的历史记忆，表明与其他一切已知的希腊人社会相比，米诺斯女性扮演的公共角色更为重要，掌握的政治权力也有可能更为强大。在20世纪，曾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克里特岛米诺斯文明是一个母权社会（即由女性统治），这种看法时至今日仍有人相信，但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发现这种社会形态存在过的证据。不过，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在现实中几乎不允许女性出任公职、掌握权力，却在故事传说中给强势的女性角色保留了主要位置，这一事实确实耐人寻味。这有没有可能如弗洛伊德所说，反映了青年男性的一种焦虑？又或者古典时代希腊语族群对先民曾深度参与的某种社会形态产生了持久嫌恶，所以决心远离？[48]

从某种意义上看，古希腊传说中最为强势也最危险的女性角色当属海伦。故事中的海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子，足以令天上的女神嫉恨不已，还在世间引发了一场大战，这场战争后来成为神话和传说体系的焦点。这场战争发生在希腊人联军与特洛伊城邦之间。当时，海伦抛弃丈夫（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与英俊的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也叫亚历山大）私奔，希腊人随即出动大军，试图将她夺回。后来的希腊作家还时常拿海伦名字的前半部分（也有“毁灭者”之意）作为双关语来警醒读者。

据传说所述，特洛伊战争持续了整整10年，最终希腊人取胜靠的不是压倒性的兵力，而是一条巧计。说到特洛伊与海伦的故事，我们便会想起“木马计”。希腊人制造了一台木马，在其中隐藏了小股精兵，并用计将木马混入特洛伊城中，然后将主力部队撤出城外，佯装返航。等夜里藏身木马的小分队打开城门后，希腊人大举进攻，彻底毁灭了特洛伊城，屠杀了城中居民，把城内女性强纳为奴。但除此之外，希腊人的“战果”可谓平淡无奇：海伦被希腊联军带回了斯巴达，还给了原本的丈夫，从此海伦回归了简单的家庭生活。除此之外，大多数参与战事的希腊人领袖在返航后都遇到了许多麻烦：提出“木马计”的奥德修斯在海上漂流了整整10年，才终于回到伊萨卡的家园。在这之后，他还要经过一番争斗，才能夺回自己的王国，与忠贞的妻子珀涅罗珀团圆。而珀涅罗珀在逆境中隐忍坚持的姿态，往往被视为希腊神话中其他作风张扬的女性角色的陪衬。

特洛伊之战的传说是否也反映了一些迈锡尼时代业已遗失的历史记忆？自古以来，人们就对这个问题莫衷一是。在21世纪，至少有一种对于特洛伊战争的流行重述认为这场战争确实曾经发生，19世纪的海因里希·谢里曼对此更是深信不疑。在19世纪70年代，谢里曼在特洛伊与迈锡尼故地发现了庞大的青铜时代城市遗址，认为这些发现证明了自己的假说，但在那之后，考古学者始终没有发现荷马史诗中特洛伊城惨遭劫掠的确切证据。时至今日，大多数考古学者仍对谢里曼的观点表示怀疑，乃至彻底否定。[49]

如果“特洛伊战争”确有其事，它在真实历史中发生的年代也应当是迈锡尼文明晚期，而非盛期。公元前1200年前后，迈锡尼人的势力已被赫梯赶出了安纳托利亚海岸。但在这之后不久，赫梯人的帝国也突然从历史上消失了。因此，公元前12世纪初的安纳托利亚西部很可能陷入了一种权力真空。特洛伊可能是当时周边地区最富裕的一座城市，在那个诸国衰颓的时代一定“炙手可热”。考古发掘的结果显示，特洛伊在公元前1180年前后遭到暴力破坏，可能在此期间也受到了劫掠。虽然可能只是巧合，但在古代世界，也有人曾将特洛伊战争的年代推定为（相当于现代公元纪年的）公元前1194年到前1184年。[50]

考古学证据表明，正是在这一时期，位于迈锡尼世界北陲的色萨利沿海地区曾短暂出现了一座姗姗来迟的迈锡尼宫殿，但在短短几十年的繁荣之后，这个宫殿政权也归于衰亡。传说中，那里正是年轻的阿喀琉斯统治过的地方。后世的改编故事经常强调迈锡尼王阿伽门农（他地位更高，但毫无领导才能）与阿喀琉斯（他成为故事中更显赫的主角）的争端，或许这两人的矛盾也是对一场迈锡尼世界内部权力斗争的戏剧性反映：随着迈锡尼文明体系走向崩解，一些幸存者把目光投向了富饶的特洛伊；与此同时，迈锡尼世界的传统中心迈锡尼正江河日下，与位于色萨利的后起之秀之间爆发了权力斗争。[51]

如果把“特洛伊战争”理解成迈锡尼武士阶级在文明衰退时孤注一掷发起的海盗行为，而非希腊人在极盛时期联合起来炫耀武力的行动，我们对这段故事的认识便与后世文献中的叙述相差不远。特洛伊传说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远征军中的诸多英雄从未想过自己能活着回家；他们就算最终返回了家园，也一定在途中饱经困苦。也许，这些后世传唱的故事反映了一种古老的暗示：特洛伊远征只是一个垂死时代的最后喘息。[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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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英里≈1.6千米。——编者注

[2] Andrew Shapland, ‘Jumping to Conclusions: Bull-Leaping in Minoan Crete’, Society and Animals 21 (2013): 194–207.关于“祓渊”：Ellen Adams, Cultural Identity in Minoan Crete: Social Dynamics in the Neopalatial Peri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54–62。关于人祭：Yannis Sakellarakis and Efi Sapouna-Sakellarakis, Archanes: Minoan Crete in a New Light (Athens: Ammos, 1997), 268–311。关于食人仪式：S. Wall, J. H. Musgrave, and P. M. Warren, ‘Human Bones from a Late Minoan IB House at Knossos’, 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81 (1986): 333–338。

[3] 1英尺≈0.3米。——编者注

[4] 关于这一事件发生的年代，尚未解决的问题参见Oliver Dickinson, ‘The Aegean’, in The Cambridge World Prehistory, 3 vols., ed. Colin Renfrew and Paul Bah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3.1860–1886 (see 1861); Cynthia Shelmerdine,‘Background, Sources, and Methods’,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egean Bronze Age, ed. Cynthia Shelmerd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6; Adams, Cultural Identity, 4–8。

[5] Jan Driessen and Colin Macdonald, The Troubled Island: Minoan Crete Before and After the Santorini Eruption (Liège and Austin: Université de Liège and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1997). 关于火山喷发的地质特征，参见Christos Doumas, Thera: Pompeii of the Ancient Aegean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83) and W. L. Friedrich, Fire in the Sea, the Santorini Volcano: Natural History and the Legend of Atlantis, trans. A. R. McBirn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Dickinson, ‘Aegean’, 1873。

[6] Louise Schofield, The Mycenaeans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7), 28.

[7] 关于这部分的最简洁的综述，参见Geofrey Horrocks, Greek: A History of the Language and Its Speakers, 2nd ed. (Medford, MA, and Oxford: Wiley Blackwell, 2014), 21。另参见Daniel Pullen, ‘The Early Bronze Age in Greece’, in Shelmerdine, Aegean Bronze Age, 19–46（主要理论的摘要见第38—41页）。

[8] Colin Renfrew, Archaeology and Language: The Puzzle of Indo-European Origins (London:Jonathan Cape, 1987); Paul Heggarty and Colin Renfrew, ‘Western and Central Asia:Languages’, in Renfrew and Bahn, Cambridge World Prehistory, 3.1678–1699.

[9] Schofield, Mycenaeans, 32–47.

[10] 参见‘Palace of Nestor Excavations, Pylos, Greece, Featuring the Grave of the Grifin Warrior’,http://www.grifinwarrior.org。

[11] Pia de Fidio, ‘Mycenaean History’, in A Companion to Linear B: Mycenaean Greek Texts and their World [hereafter: CLB], 3 vols., ed. Yves Duhoux and Anna Morpurgo-Davies(Louvain-la-Neuve, Belgium: Peeters, 2008, 2011, 2014), 1.81–114 (see 88).

[12] Jack Davis, ‘Minoan Crete and the Aegean Islands’, in Shelmerdine, Aegean Bronze Age,186–208; Adams, Cultural Identity, 225–227.

[13] Philip Betancourt, ‘Minoan Trade’, in Shelmerdine, Aegean Bronze Age, 209–229 (see 217); Janice Crowley, ‘Mycenaean Art and Architecture’, in the same volume, 258–288(see 260–261); Jack Davis and Sharon Stocker, ‘The Gold Necklace from the Grave of the Grifin Warrior at Pylos’, Hesperia 87, no. 4 (2018): 611–632.

[14] Christos Doumas, The Wall-Paintings of Thera (Athens: The Thera Foundation, 1992), 47 and plates 26–29.

[15] 参见James Clinton Wright, ‘Early Mycenaean Greece’, in Shelmerdine, Aegean Bronze Age, 230–257 (see 251)。

[16] Adams, Cultural Identity, 54–62; J. A. MacGillivray, J. Driessen, and L. H. Sackett, The Palaikastro Kouros. A Minoan Chryselephantine Statuette and Its Aegean Bronze Age Context (London: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2000); John Younger and Paul Rehak, ‘Minoan Culture: Religion, Burial Customs, and Administration’, in Shelmerdine, Aegean Bronze Age, 165–185 (see 170).

[17] Yannis Galanakis, Efi Tsitsa, and Ute Günkel-Maschek, ‘The Power of Images: Re examining the Wall Paintings from the Throne Room at Knossos’, 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112 (2017): 47–98; 关于克诺索斯地区的迈锡尼式墓葬：Laura Preston,‘A Mortuary Perspective on Political Changes in Late Minoan II–IIIB Crete’,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108 (2004): 321–348; Lesley Fitton, Minoans (London: British Museum, 2002), 189–191。关于米诺斯的风俗：Adams, Cultural Identity, 219–221;Younger and Rehak, ‘Minoan Culture’, 170–173。

[18] Laura Preston, ‘Late Minoan II to IIIB Crete’, in Shelmerdine, Aegean Bronze Age, 310–326; de Fidio, ‘Mycenaean History’, 90.

[19] J. Driessen, ‘Chronology of the Linear B Texts’, CLB 1.69–79 (see 71–72, 76); J. Bennet,‘The Geography of the Mycenaean Kingdoms’, CLB 2.137–168 (see 150). See also Ester Salgarella, Aegean Linear Script(s):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ear A and Linear B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20] John Bennet, ‘Linear B and Homer’, CLB 3.187–233 (see 203).

[21] Driessen, ‘Chronology’, 77; C. Shelmerdine, ‘Iklaina Tablet IK X1’, in Pierre Carlier,Etudes myceniennes 2010 (Pisa: Fabrizio Serra, 2012), 75–77.

[22] Shelmerdine, ‘Background’, 13.

[23] Crowley, ‘Mycenaean Art’, 259; Stefan Hiller, ‘Mycenaean Religion and Cult’, CLB 2.169–211（关于底比斯的五弦琴手，见第180页）；Bennet, ‘Linear B’, 216–219。

[24] Younger and Rehak, ‘Minoan Culture’, 169–170, 181, 183n11; Schofield, Mycenaeans, 89,151, 168–169; Crowley, ‘Mycenaean Art’, 280.

[25] Paul Halstead and John Barrett, eds., Food, Cuisine and Society in Prehistoric Greece(Oxford: Oxbow, 2004); Barbara Olsen, Women in Mycenaean Greece: The Linear B Tablets from Pylos and Knossos (London: Routledge, 2014).

[26] Schofield, Mycenaeans, 78–79 (quoted); see also Sigrid Deger-Jalkotzy, ‘Decline,Destruction, Aftermath’, in Shelmerdine, Aegean Bronze Age, 387–414 (see 388–389); Oliver Dickinson, The Aegean from Bronze Age to Iron Age (London: Routledge, 2006), 36, 42.

[27] Cynthia Shelmerdine and John Bennet, ‘Mycenaean States: Economy and Administration’,in Shelmerdine, Aegean Bronze Age, 289–309 (see 298–303). 关于皮洛斯的防御工事：Deger-Jalkotzy, ‘Decline’, 388, 408n9。关于底比斯：Vassilis Aravantinos, ‘Mycenaean Thebes: Old Questions, New Answers’, Actes des journées d’archéologie et de philologie mycéniennes 54 (2010): 51–72 (on fortifications, see 54)。

[28] John Bennet, ‘Palaces and Their Regions: Geographical Analysis of Territorial Exploitation in Late Bronze Age Crete and Greece’, Pasiphae: Rivista di Filologia e Antichità Egee 11(2017): 151–173 (see 159–160, 168); see also Bennet, ‘Geography’, 148–157.

[29] Gary Beckman, Trevor Bryce, and Eric Cline, The Ahhiyawa Texts (Atlanta, G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11), 61 (quoted), 63, 67–68, 101–122; Joachim Latacz, Troy and Homer: Towards a Solution of an Old Myste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121–128.

[30] E. Cline and S. Stannish, ‘Sailing the Great Green Sea? Amenhotep III’s “Aegean List”from Kom el-Hetan, Once More’, Journal of Ancient Egyptian Interconnections 3, no.2 (2011): 6–16; Latacz, Troy, 128–133; de Fidio, ‘Mycenaean History’, 96–98; Bennet,‘Geography’, 158–162.

[31] 关于第一种可能性，参见Jorrit Kelder, The Kingdom of Mycenae (Bethesda, MD: CDL Press, 2010)。最早提出“邦联”可能性的是克里斯托弗·米（Christopher Mee），参见Beckman et al., Ahhiyawa Texts, 4–6。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论述，另参见Jorrit Kelder and Willemijn Waal, eds., From ‘Lugal.gal’ to ‘Wanax’: Kingship and Political Organisation in the Late Bronze Age Aegean (Leiden: Sidestone, 2019)。

[32] Beckman et al., Ahhiyawa Texts, 269–270.

[33] Beckman et al., Ahhiyawa Texts, 270–271, for text see 81, 95 (‘Indictment of Madduwatta’); Kelder, Kingdom, 23–25.

[34] Schofield, Mycenaeans, 102–115; Christopher Mee, ‘Mycenaean Greece, the Aegean, and Beyond’, in Shelmerdine, Aegean Bronze Age, 362–386 (364–365 quoted).

[35] de Fidio, ‘Mycenaean History’, 93; L. García Ramón, ‘Mycenaean Onomastics’, CLB 2.213–251 (see 219–229).

[36] Mee, ‘Mycenaean Greece’, 371–372; Latacz, Troy, 105–110, 118, 301.

[37] Beckman et al., Ahhiyawa Texts, 269–270.

[38] 关于底比斯：Duhoux, ‘Mycenaean Anthology’, 381–389。关于皮洛斯：Sharon R. Stocker and Jack L. Davis, ‘Animal Sacrifice, Archives, and Feasting at the Palace of Nestor’, Hesperia: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 at Athens 73, no. 2 (2004): 179–195;Paul Halstead and Valassia Isaakidou, ‘Faunal Evidence for Feasting: Burnt Oferings from the Palace of Nestor at Pylos’, in Halstead and Barrett, Food, 136–154。对证据的另一种解读提出，皮洛斯人当时曾感到焦虑，并做了相应的准备，参见Schofield, Mycenaeans, 143,172–174; Deger-Jalkotzy, ‘Decline’, 389; Duhoux, ‘Mycenaean Anthology’, 335。

[39] Colin Renfrew, ‘Systems Collapse 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Catastrophe and Anastrophe in Early State Societies’, in Transformations: Mathematical Approaches to Culture Change,ed. Colin Renfrew and Kenneth Cook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481–506;Joseph Tainter, 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40] Tainter, Collapse, 193, see also 4–5, 92, 110, 118–123.

[41] Tainter, Collapse, 199–203.

[42] 最全面的相关论述参见Eric Cline, 1177 B.C.: The Year Civilization Collapsed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43] 有关这一点，最完整的古代资料是Plutarch, ‘Life of Theseus’ (written c. 100 CE)。对米诺斯文明和相关神话的现代重新诠释，参见Nicoletta Momigliano and Alexandre Farnoux, eds., Cretomania: Modern Desires for the Minoan Past (Abingdon: Routledge,2017); Nicoletta Momigliano, In Search of the Labyrinth: The Cultural Legacy of Minoan Crete (London: Bloomsbury, 2020)。

[44] Duhoux, ‘Mycenaean Anthology’, 262.

[45] Momigliano, In Search, 190–196.

[46] Sigmund Freu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trans. J. Strachey, Penguin Freud Library,vol. 4 (London: Penguin, 1991), 362–366.

[47] 例如参见Natalie Haynes, Pandora’s Jar: Women in the Greek Myths (London: Picador,2020)。

[48] 弗洛伊德本人认为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历史联系：Sigmund Freud, Moses and Monotheism,trans. J. Strachey, Penguin Freud Library, vol. 13 (London: Penguin, 1991), 312–313; Cathy Gere,The Tomb of Agamemnon: Mycenae and the Search for a Hero (London: Profile, 2006), 135–137; Nicoletta Momigliano, ‘Introduction: Cretomania—Desiring the Minoan Past in the Present’, in Momigliano and Farnoux, Cretomania, 1–14 (see 3, and chaps. 5 and 8 in that volume)。关于历史上没有母权制：Younger and Rehak, ‘Minoan Culture’, 182。

[49] Barry Strauss, The Trojan War: A New Histo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6), 7;Latacz, Troy, 283–287. 相关的有用摘要，参见Naoíse Mac Sweeney, Troy: Myth, City, Icon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8), 32–35。

[50] 特洛伊考古的相关资料，参见Mac Sweeney, Troy, 49–60。关于“传统的”年代推断：Lowell Edmunds, ‘Myth in Homer’, in A New Companion to Homer, ed. Ian Morris and Barry Powell (Leiden and New York: Brill, 2011), 415–441 (see 434); Bennet, ‘Linear B’, 196。

[51] Bennet, ‘Linear B’, 221–222.

[52] 例如参见Od. 14.233–241; Hesiod, Works and Days, 155–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