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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波动

人性反应实验室

股市中上演的一幕幕堪称有钱人的日间冒险连续剧，如果没有起伏涨跌，股市也就不能称为股市了。每位对华尔街传说感兴趣的公司董事会成员应该都听过下面的故事：老摩根（J. P. Morgan）的一位对股市一窍不通的朋友曾冒失地问他，市场下一步将会怎么走，这位伟大的投资家直白地回怼道：“它会波动。”除了随时波动，股市还有诸多鲜明的特点。证券交易拥有经济上的优势和劣势，例如，其优势之一是可以帮助资本自由流动，从而为工业扩张提供资金，不过，它同时也为倒霉、鲁莽和易受骗的人提供了异常便捷的方式，让他们迅速亏掉自己的钱，这无疑是其劣势。除此之外，证券交易的发展还创造出一整套社会行为模式，包括习俗、语言和对特定事件的可预测反应。而真正让人感到非同寻常的，是自1611年世界首个重要的证券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一个露天庭院里建立以来，这种社会行为模式由兴而盛的速度，以及直至20世纪60年代这种行为模式（当然其间出现了一些与时俱进的变化）仍然主导着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事实。当今美国的股票交易已成为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庞大产业，涉及数百万英里[1]的专属电报线、可在3分钟内读取和复制整个曼哈顿电话簿的计算机，以及超过2 000万的股票投资者。表面看来，这与17世纪区区十几个荷兰人在简陋的市场中冒雨讨价还价的场景相去甚远。但是，它们的主要标志大致相同。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在不经意间成为揭示新的人性反应的实验室。同样，纽约证券交易所也是一个社会学试管，为人类这个物种的自我认知做出了永恒的贡献。

有关最早从事股票交易的荷兰交易者的生动记录，可以参见一本名为《乱中之乱》（Confusion of Confusions）的书。这本书是由约瑟夫·德拉维加所著，他是阿姆斯特丹市场中一位大胆冒进的投机者，原书最初于1688年出版，哈佛商学院几年前再版了该书的英译本。至于今天美国投资者和经纪商的行为特征，只要考察他们在1962年5月最后一个星期的活动（当时股市经历了剧烈的波动），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因为就像所有股票交易者一样，他们的行为特征在危机时期会急剧放大。5月28日是星期一，包含30只行业龙头股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当日下跌了34.95点，创下自1897年道琼斯指数开始编制以来的第二大跌幅，仅次于1929年10月28日38.33点的下跌幅度。5月28日一天的交易量达到了935万股，创下证券交易所有史以来第七大单日交易量。5月29日，星期二，在经历了令人心惊胆战的早盘后（大多数股票在星期二早盘的交易价格远低于它们星期一的收盘价），市场突然转向，以惊人的活力向上猛攻，最终以道琼斯指数大幅上涨27.03点的业绩结束了当日交易，尽管这个涨幅并没有打破纪录。不过，星期二的股票交易量创下了纪录，或是接近创纪录，当日共有1 475万股股票易手，创下历史第二大单日交易量，仅次于1929年10月29日略超1 600万股的单日交易量。（20世纪60年代后期，超过1 000万、1 200万，甚至1 400万股的单日交易量变得司空见惯，1929年的交易量纪录最终在1968年4月1日被打破，并且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交易量纪录一次又一次被刷新。）随后，在星期三股市因阵亡将士纪念日休市之后，到了5月31日星期四，股市完成了涨跌循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当日上涨9.40点，成交量高达1 071万股，为历史上第五大成交量，略高于本轮暴涨暴跌开始前的水平。

这场危机在三天之内即宣告结束，但毋庸置疑，对其进行全面剖析花费了更长的时间。德拉维加对于阿姆斯特丹交易者的一个观察是，他们“能非常聪明地制造各种理由”来解释股票价格的突然上涨或下跌，显然，华尔街的专家们需要调动他们的全部聪明才智，来解释为什么在一个极好的商业年景行至中游之际，市场突然出现有史以来的第二大暴跌。专家们提出了诸多解释，其中一种解释是肯尼迪总统当年4月对钢铁行业计划涨价的弹压；除此之外，这些分析不可避免地经常会将1962年5月与1929年10月进行比较。且不提这两次暴跌中最令人恐慌的日子都恰逢当月的第28天和第29天（这对某些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神秘而不祥的巧合），单纯从股价变动和交易量数据来看，也能让人看到这两次暴跌的相似性。不过人们普遍承认，两次暴跌鲜明的差异性远比相似性更具说服力。在1929—1962年间，对交易行为的监管和对客户赊购股票额度的限制使得一个人很难（实际不可能）在交易所亏掉所有的钱。换言之，在20世纪这两次崩盘之间的33年里，德拉维加在17世纪80年代给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起的绰号（他称之为“这个地狱赌场”，尽管他爱极了这个地方）显然并不太适用于纽约证券交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