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逆转

星期二早盘，在星期一11点暴跌之后，巨浪仍在翻滚。由于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对夜间收到的订单进行分类和匹配，还要找到一名市场交易管理人员批准交易，所以直到交易所开盘后近一个小时，电话电报公司才进行了第一笔交易。当电话电报公司在10点59分终于进入开盘名单时，它的价格降到了98.5美元，比星期一的收盘价又跌去了2.125美元。在接下来的大约45分钟里，金融界就像一位船长在飓风中观察气压计那样密切地关注着它的表现，其间该股股价小幅波动，曾一度反弹到99美元，最低跌至98.125美元（后被证明是它的底部）。它曾三次触及了这个低点，随后触底反弹——按照拉布兰奇的说法，这个事实似乎具有神奇或神秘的重要意义。也许这是真的。无论如何，在第三次下跌之后，电话电报公司的买家开始出现在15号交易亭前，起初人数寥寥、紧张不安，随后越来越多并且更加急切。到了11点45分，这只股票的卖出价达到了98.75美元；几分钟后，价格涨至99美元；11点50分，再涨至99.375美元；最后，在11点55分，它的卖出价已经达到100美元整数大关。

许多评论人士表示，电话电报公司的股票售价首次回到100美元标志着整个市场的风向发生了逆转。由于在纸带延迟期电话电报公司的实时股价是“快报”内容之一，所以金融界几乎立刻就知道了这笔交易，而当时人们听到的其他消息都是极坏的消息。有一种理论认为，电话电报公司股价几乎反弹了两个点这一硬事实与一个纯粹的偶发因素共同发挥了作用，从而使天平发生了倾斜，这个偶发因素就是整数100带来的积极心理影响。尽管拉布兰奇也认同电话电报公司股价的反弹对市场总体走势好转起到了巨大作用，但他对到底哪笔交易是关键性交易有着不同的看法。对他来说，首次以100美元卖出股票并不足以证明这是持久的反弹，因为这只涉及少量股票（他记忆所及，那笔交易只有100股）。他知道，他账簿中所记录的报价100美元的卖盘有将近两万股。如果电报电话公司的买盘在消化完这200万美元的供给之前耗尽，那么电话电报公司的股价将再次下跌，可能会第四次跌至98.125美元的低点。对于拉布兰奇这样惯于从航海角度思考的人来说，很可能会把第四次下跌的意义与某种不可逆转的结局联系起来。

但这并没有发生。几小笔以100美元价格成交的交易接踵而至，随后又是交易量更大的几笔。总体而言，当德莱弗斯公司（Dreyfus &Co.）的场内合伙人约翰·克兰利（John J. Cranley）悄悄地走进15号交易亭的人群，出价100美元买入10 000股电话电报公司股票时，以这一价格挂牌出售的股票已经售出大约一半，而他刚好清空剩余的卖盘，为电话电报公司股票进一步上涨铺平了道路。克兰利没有说明他是代表公司、某位客户还是代表德莱弗斯基金（德莱弗斯公司通过其某家子公司管理的共同基金）所做的竞购，这笔订单的规模表明，购买方应该是德莱弗斯基金。无论如何，拉布兰奇只要说“卖出”即可，随着两人完成记录，这笔交易即宣告完成。从那以后，再没人能以100美元的价格买到电报电话公司的股票了。

历史上曾有过先例（尽管不是在德拉维加的时代），即证券交易所某个大型交易能够逆转（或是力图逆转）市场走势。1929年10月24日下午1点半，在那个金融史上被称作黑色星期四的恐怖日子，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理总裁，也可说是交易大厅里最著名的人物，理查德·惠特尼（Richard Whitney），大摇大摆（也被人形容为“昂首挺胸”）地来到美国钢铁公司的交易亭前，并出价205美元（此前的卖出报价）买入一万股股票。但1929年的那次交易和1962年的交易存在两个关键的区别。首先，惠特尼高调出价是为了达到特定效果而精心策划的，而克兰利毫不引人注目的竞买显然只是为了替德莱弗斯基金以合适的价格购入股票。其次，1929年的那次交易后，市场只出现了短暂的反弹。随后一个星期的股市损失使得黑色星期四看起来并不比灰色更糟糕，而1962年的那次交易后，市场出现了坚实的反弹。这可能向我们揭示，交易所的心理暗示最能发挥效力的时候是既非刻意为之，也非真正需要之时。无论如何，股市几乎立刻开始了全面反弹。在突破100美元大关后，电话电报公司的股价猛涨：12点18分，交易价格上冲到101.25美元；12点41分，价格达到103.5美元；下午1点05分，106.25美元。通用汽车公司的股价在11点46分时为45.5美元，到了下午1点38分已经涨到了50美元。从11点46分到下午1点28分，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股价从46.75美元涨到了51美元。美国钢铁公司股价从11点40分的49.5美元涨至下午1点28分的52.375美元，而IBM以其独有的方式成为其中最具戏剧性的案例。整个早盘，由于汹涌的卖盘，该公司的股票根本无法开盘，对其最终开盘价的猜测从下跌10美元到损失20或30美元不等。而现在则出现了如此大量的买单，以至于这只股票在下午2点前从技术角度终于可以开盘交易时，它以一笔3万股的巨大成交量高开4个点。12点28分，在那笔电话电报公司股票大额交易后不到半小时，道琼斯新闻服务认为市场走势已经足够明确，因此直截了当地宣布：“市场已经转强。”

市场确实转强了，只不过其转换的速度颇具讽刺性。一般情况下，宽幅纸带在报道一条长新闻，如某位著名人物的讲话时，通常会将这条新闻拆分成一系列较短的片段，然后分段间隔传输，以便留出时间在其间隙报道诸如交易所最新价格等实时新闻。5月29日的午后它正是这么做的。当时，宽幅纸带报道了美国商会主席莱德·普拉姆利（H. Ladd Plumley）在美国国家新闻记者俱乐部发表的演说，这场演说于12点25分在道琼斯新闻纸带上开始报道，几乎与该新闻宣布市场已经转强在同一时间。演说在宽幅纸带上的分段报道确实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效果。一开始，纸带报道表示，普拉姆利呼吁“对当前缺乏商业信心的情况进行深思熟虑的评估”。随后，它中断了几分钟，以插播重要的股价消息（所有股票都大幅上涨）。然后，纸带继续报道普拉姆利的演说，当时他正准备进入正题，并将股市暴跌归咎于“两个打击信心的因素（即利润预期降低和肯尼迪总统压制钢铁价格上涨）恰巧叠加的影响”。接下来，演说报道中断了更长时间，其间插播了大量让人安心的事实和数据。最后，普拉姆利重回纸带报道，以反复强调自己的论点结束演说，这个论点现在已经带有“我早就说过”的色彩。“令人敬畏的证据表明，‘适当的商业环境’不应被视为麦迪逊大道[4]的陈词滥调，而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现实。”宽幅纸带引用他的话这样说道。当天午后的时间就这样惬意地过去了。对于道琼斯新闻用户来说，这一定是一段颇为惬意的时光，因为他们可以一边享用股价上涨的鱼子酱，一边啜饮普拉姆利抨击肯尼迪政府的香槟。

在星期二午盘最后一个半小时里，交易速度达到了疯狂的顶点。下午3点以后（即当日最后半个小时的交易时间）记录在案的官方交易量略超700万股，以1962年的交易水平来看，这是正常情况下全天交易量都没有出现过的数字。当收盘钟声响起时，场内再次响起了欢呼声，远比星期一收盘时的欢呼要响亮得多，因为当天道琼斯指数上涨了27.03点，意味着星期一的损失几乎收复了3/4，星期一突然消失不见的208亿美元中，现在有135亿美元已经回来了。（虽然这些令人兴奋不已的数据直到收盘后几个小时才被公布，但经验丰富的证券从业人员单凭直觉就能惊人准确地感知到统计结果。他们中的一些人声称，在星期二收盘时，他们能感到道琼斯指数上涨了超过25点，而我们没有理由质疑他们的说法。）当时到处洋溢着欢快的气氛，但还有大量工作要完成。由于交易量比星期一更大，自动收报机嘀嗒作响，办公室的灯光亮到比星期一更晚的时候。交易所的纸带直到晚上8点15分才打印完当天最后一笔交易记录，比交易实际发生的时间晚了足足4小时45分钟。同时，第二天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对于证券从业人员来说也不再是休息日。睿智的华尔街老手曾声称，这个在危机期间幸运降临的假日提供了一个天赐良机，让过热的情绪降温，这可能是这场危机最终没有演变为灾难的最重要因素。不过，假日毫无疑问为证券交易所及其会员单位提供了一个机会，所有会员都被要求在假日期间留守各自的战斗岗位，以便收拾残局。

经纪公司必须向数以千计不明所以的客户解释交易价格纸带延迟的潜在恶果。例如，这些客户本以为他们以5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但后来发现他们支付了54或55美元。此外，还有几千名客户的投诉无法如此轻易地得到答复。一家经纪公司发现，它在同一时间发出了两份订单，一份是按现价购买电话电报公司股票，另一份是以现价出售相同数量的电话电报公司股票，结果卖方每股卖了102美元，而买方则为每股股票支付了108美元。这种明显有违供求规律的结果使经纪公司极度震惊，于是它们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买单在极度拥挤中短暂地丢失了，直到价格上涨了6美元后才抵达15号交易亭。由于不是客户的错，经纪公司支付了这笔差价。

证券交易所本身在星期三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要处理，其中包括接待加拿大广播公司的一个摄制组，他们忘了美国5月30日是纪念日假期，专程从蒙特利尔飞来拍摄星期三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活动。与此同时，交易所的官员们显然必须思考星期一和星期二的股票行情信息令人震惊的滞后问题，人们一致认为，即便这不是导致此次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技术混乱的根源，也至少是其核心原因。交易所后来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其自辩实际上相当于抱怨这场危机来得早了两年。“认为现有设备以正常速度和效率为所有投资者提供了服务是不准确的”，交易所以特有的严谨态度承认，然后接着说，预计1964年将安装一台速度几乎是现有速度两倍的自动报价机。（事实上，新的自动报价机和其他各种自动化设备后来或早或晚都及时地安装了，并非常有效，从而使得1968年4月惊人的巨大交易量只导致了可以忽略不计的报价延迟。）1962年股市风暴来袭时避难所尚在建设中，这一事实被交易所形容为“也许具有讽刺意味”。

星期四上午仍有许多令人担心的地方。市场惯于在经历了一段时间恐慌性抛售后出现大幅反弹，然后重新下滑。不止一位经纪人记起了1929年10月30日，那一天，在经历了两天创纪录的大跌之后，道琼斯指数曾暴涨28.40点，但紧随而来的才是开启了持续数年并引发大萧条的真正灾难性下跌。现在的股市走势与那次反弹非常相似，实乃不祥之兆。换言之，市场仍不时出现德拉维加借用医学术语命名的“逆蠕动”（antiperistasis）走势——即先是发生反转，然后再逆转这一反转，如是等等。

“逆蠕动”证券分析理论的追随者可能会得出下面的结论：市场现在正准备再次跳水。当然，最终的事实证明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星期四全天股票价格都在稳定地上涨。10点钟开盘几分钟后，宽幅纸带报道了这样一个消息：各地的经纪人都被大量买单所淹没，其中许多买单来自南美、亚洲和西欧国家，来自这些国家的投资者一直活跃于纽约股市。将近11点时，宽幅纸带兴奋地宣布：“订单仍从四面八方涌入。”消失的资金神奇地重新出现，还有更多的钱从四面八方不断地涌入。将近下午2点时，道琼斯新闻纸带已经从最初的欣喜若狂转为漫不经心，暂时中断了市场消息报道，插播了一条弗洛伊德·帕特森对桑尼·利斯顿的拳击比赛的日程。随着纽约股市转强，欧洲市场也同步大幅上扬，恰如其对市场下跌的反应。纽约铜期货在星期一和星期二上午的损失已经收复了80%以上，使智利财政部基本摆脱了困境。到了收盘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613.36点，这意味着不但全部收复了这个星期的损失，还略有上涨，危机已经过去。用摩根的话来说，市场曾经波动了一下；而用德拉维加的话来说，它出现了“逆蠕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