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指明中医有系统论思想

中医有系统论思想，并像一条红线贯彻于中医发展的五千多年，但中医界一直没有认清这一点，没有觉悟到有系统论思想。西医东渐以来，特别是通过中西医结合研究，中医与西医在学术上的“不可通约”突现出来，“不可通约”显然根于相悖的两种思维方式，即“仁者见仁不见智，智者见智不见仁”。学界已经认定，西医的思维方式是还原论的，那么，中医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曾有多种观点，如认为是朴素辩证法的，或整体论的等，这样概括没有抓住要害，不合实际，不够准确。是钱学森，于1981年第一次振聋发聩地指出，中医的思维方式是系统论的。

钱学森在1987年写给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吕炳奎的信中指出：

“西医起源和发展于科学技术的‘分析时代’，也就是为了深入研究事物，把事物分解为其组成部分，一个一个认识。这有好处，便于认识，但也有坏处，把本来整体的东西分割了。西医的毛病也就在于此。然而这一缺点早在100年前恩格斯就指出了。到大约20年前终于被广大科技界所认识到，要恢复‘系统观’，有人称为‘系统时代’。人体科学一定要有系统观，而这就是中医的观点。人体科学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1］

此后，钱学森在多种场合反复地强调：

“中医的优点，它的突出贡献，或者它的成绩，就在于它从一开始就从整体出发，从系统出发。所以，它的成就，它的正确就恰恰是西医的缺点和错误。”

“我们那些正统派的西医不重视的东西，甚至不知道的东西，在现代科学里已上升到非常重要的位置，这就是系统科学。系统的理论是现代科学理论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医的理论又恰恰与系统科学完全融合在一起……中医的看法又跟现代科学中最先进的、最尖端的系统科学的看法是一致的。”［2］

他指明中医的思维方式是系统论的，这是一个重大的认识和理论突破。第一，正确地揭示了中医思维方式的根本性质。此后学界的大量研究证实，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是系统论思维，中医思维是中国传统的系统论思维的典范；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系统，其系统特性和规律必然地反映在健康与疾病中，中医学正是遵循中国传统的系统论思维，如实地研究和认识了健康与疾病的系统特征和规律，发展为中医特有的系统论思维，现代系统科学的各项基本原理在中医那里都有原始思想或雏形。第二，准确地阐明了中医与西医两种思维方式的相悖性。系统论是在批判还原论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的，着重研究了不可还原和反还原的特性和规律，即系统特性和规律，后来的研究称其为复杂性，强调复杂即超还原。西医遵循的是还原论思维，研究了健康与疾病中可还原的特性和规律；中医相反，遵循的是系统论思维，研究了人的健康与疾病中不可还原和反还原的特性和规律。因此，中医与西医在学术上不可通约，其本质是还原与反还原相悖，还原论与系统论相悖。第三，明确指出医学思维方式的发展方向是中医的系统论不是西医的还原论。医学和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发展有其历史逻辑，即古代整体论、近代还原论、现代系统论，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和前进。从古代整体论转向近代还原论，发展西医的还原论思维，是历史必然；从近代还原论转向现代系统论，发展系统科学和医学系统论思维，同样是历史必然。当前，医学思维方式的发展方向，是从还原论转向系统论，西医要从还原论转变为系统论，中医要坚持系统论思维，并提高和发展到现代水平。所以钱学森讲，“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

钱学森密切关注和积极推动中医的现代化研究，强调中医现代化必须坚持和发展系统论思维。他认为，中医不能用西医来解释，这涉及如何研究人体这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必须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中医现代化的关键是系统科学，要抓系统论。他强调：

“把系统科学、系统论的方法用于研究我们人体是唯一的，不用这个是不行的……”

“系统观点是必需的，只有用系统的观点才能逐渐使人体科学建立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上。”

“中医现代化要抓什么？你要问我的话，那我就很清楚地说是系统论，系统的观点。”［3］

钱学森对中医的一些重要原理问题高屋建瓴地作了剖析。他强调要用系统观研究人体经络，经络不是实体，“经络是一个功能系统”［4］；他提出人体功能态学说，从这一学说来看中医的“证”，认为人的功能态有健康与非健康之分，健康态是“亚稳态”，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波动或转换，一旦超出正常范围，就进入疾病功能态，疾病功能态有多种，中医所辨的各种“证”，就是一些不同的疾病功能态。他说：“我说中医的‘证’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是完全科学的，是人体功能态嘛。”［5］

为了促进系统科学在中医的应用研究，深化中医系统论研究，在钱学森的推动下，中国人体科学学会于1990年成立了中医系统理论专业委员会，中医系统论成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