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药用植物学的形成和发展

（一）药用植物学的萌芽时期

药用植物学的萌芽时期指采取定性、类比方法对药用植物进行描述，用人为方法对药用植物进行分类的时期。我国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名医别录》载：“人参生上党山谷及辽东。”梁代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描述白术：“白术叶大有毛而作桠……赤术叶细无桠。”唐代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描述石松：“生天台山石上，似松，高一二尺。”宋代苏颂在《本草图经》中描述黄芪：“独茎或作丛生，枝干去地二三寸。其叶扶疏作羊齿状，又如蒺藜苗。七月中开黄紫花。其实作荚子，长寸许。”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药用植物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描述，如丹参“一枝五叶，叶如野苏而尖，青色皱毛，小花成穗如蛾形，中有细子，其根皮丹而肉紫”，李时珍还以“物以类从，目随纲举”为原则，以部为“纲”，以类为“目”，将药物分为16部60类，将药用植物归属为草、谷、菜、果、木五部。人类在采集药用植物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认、采经验，但相关知识零散记载于历代本草文献中，没有形成专门的知识体系。该时期重要的本草文献有《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本草图经》《证类本草》《本草衍义》《本草品汇精要》《本草蒙筌》《本草纲目》《植物名实图考》等著作。

（二）药用植物品种整理和资源调查时期

“丸散膏丹，神仙难辨”，中药基原不清、鉴定困难一直是中药学科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植物学传入中国后，以药用植物为研究对象，以植物形态学、植物分类学和植物解剖学知识为基础，以药用植物分类鉴定为主要目的，产生了药用植物学。在这一时期，人们利用植物形态学、植物分类学、植物解剖学知识研究药用植物，如采用植物学名词术语对药用植物进行规范化描述，采用植物分类系统对药用植物进行分类，采用拉丁学名对药用植物进行命名，采用显微技术对药用植物内部构造进行描述。这一时期，人们对药用植物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形成了为中药品种整理和中药资源调查提供技术支撑的药用植物学发展阶段。

在这一时期，我国药用植物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首先，药用植物学高等教育走入正轨。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供中医药院校使用的《药用植物学》教材。2003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规划教材《药用植物学》，简称“十五”行业规划教材，其后又相继出版了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教材《药用植物学》。另外，药用植物学科研也取得了巨大成绩。1955～1965年出版了《中国药用植物志》（共8册），1985年出版了第9册，共收载450种药用植物；1959～1961年出版了《中药志》，收载药用植物2100余种，并于1982～1994年进行了修订；1976年、1978年出版了《全国中草药汇编》（上、下册）及彩色图谱，其中正文收载植物药2074种，附录中收载植物药1514种，2014年对其进行修订后，内容更加完善；1977年出版了《中药大辞典》（上、下册），收载植物药4773种；1999年出版了《中华本草》等，都是药用植物科研成果的体现。

（三）药用植物栽培时期

由于中药材用量不断增加，野生药用植物资源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中药资源短缺现象越来越严重。1998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开始中药材GAP认证，中药栽培产业迅速发展，彻底改变了中药材的生产方式，大多数中药商品已经从野生资源逐渐发展到栽培资源，这种中药材生产方式的变革对药用植物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中药栽培的科研和生产实践中，产量和质量一直是产业关注的热点，为达到高产优质的目标，中药栽培的基础知识，如植物生理学、植物生态学、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的方法技术通过学科交叉逐渐引入药用植物学，成为研究药用植物产量提升和品质形成的重要工具，形成药用植物学新的学科生长点，药用植物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