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近百年来，儒学被边缘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此，“游魂”“木乃伊”等名称也成为学人言述儒学现代命运的醒目标签。诚然，以上言述的理据在于近代中国制度化儒学的解体，换言之，近代以降，作为旧学的儒学与国家新意识形态的正式脱钩。这一脱钩是传统中国因应西方军事、政治与文化等方面强势压力的结果，儒学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坐标系中的主流价值地位也势必遭到消解。但这并不意味着走下神坛的儒学本身在近代的全然失语。实际上，它在现代处境中依然保持着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想生命力。这一生命力的表现即是作为自我主体性存在的儒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言之，儒学基于近代以降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意识，力图在多维价值结构中重建自身的现代价值系统，如平等、自由、民主、全球化等等。不仅如此，儒学与当代中国主流价值体系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充分的理性对话空间，对于后者的涵养亦具有多重有效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具有千年历史的文明体系之儒学，经过现代价值转型之后，无疑会散发出新的思想光辉：它不仅能解答“中国之问”，泽被中华大地，助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可为重塑人类未来世界文明秩序的“世界之问”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从历史的角度看，近代以降的儒学已具有了寻求解答“中国之问”与“世界之问”的鲜明问题意识。学界一般认为，儒学的现代转型大体自现代新儒家始，如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劢等。在他们看来，心性之学是儒学的核心与根本，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宣扬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则是儒学重塑现代外王品格的基石。大体言之，“从内圣开新外王”成为他们共同的致思进路。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学具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侧重解决“中国之问”，二是虽肯认儒家心性之学的现代价值，但以“专制主义”为据否弃儒家传统外王之学的现代合理性。事实上，现代新儒学的转型起点，可追溯于新文化运动以前，亦即19世纪晚期。譬如，作为清末儒家今文经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康有为，以重建经学形式来阐扬儒家传统政治的现代意蕴。其不仅理性而非妄自菲薄地探究“中国之问”的答案，而且以极为自信的勇气，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尝试对“世界之问”提出了颇具儒家特色的解答方案。这些可贵的理论探索之功，绝不是所谓离经叛道、穿凿附会的陈词所能遮蔽的。近年来，学人将现代新儒学的发端追溯至康有为那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现在看来，儒学现代转型的进路呈现出双向展开的态势：一是接着宋明理学讲，开掘心性学价值，从内圣开新外王；二是主张经学经世，汲取儒家传统政治智慧，以重建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秩序。而后者在廓清儒家“专制主义”之陈说上无疑有其贡献。但对于如何开掘儒家传统政治智慧，重建现代外王价值，却是言人人殊。本书正是在这一问题意识下进行追索的研究成果。

笔者认为，对于儒家社会政治思想资源的开掘，应在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之间寻求一个可供对话的理论基点。而这个理论基点便是人类社会政治公共性。具言之，公共性是人类社会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属性。无论古今中西，概莫能外。所不同的是，彰显公共性的政治文化理念及文化结构会在具体时空的延展中表现出差异性。而这一差异性的存在进而影响各自公共精神特质的形塑。基此，笔者将儒学的公共性特质概括为“王道公共性”。它彰显了儒家独特的公共精神气质。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儒学公共精神资源的开掘是探究其社会政治现代转型的重要理论基点。这即是笔者研究儒学公共精神问题的缘起。然而，在近代以降反传统主义的影响下，儒家政治被视为非现代性甚或反现代性的。因此，“儒学公共精神”作为一个现代概念，并非是不证自明的，而需对其进行一番理论证成的工作。大体而言，本书研究的展开主要有以下四个进路：一是对儒学传统公共精神的阐释与证成；二是儒学公共精神在现实社会政治中的展开；三是彰显儒学公共精神的多维价值向度及其现代转化；四是阐释儒学公共精神对于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等问题。

就本书的主要研究进路而言，有两点需予以说明。首先，对于儒学公共精神及其在现实社会政治中的展开等问题的阐释，采取的是思想史的研究进路。具言之，在历史的维度中，考察彰显儒学公共精神的社会政治价值的内在演进理路与外在历史环境之间的互动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如昆廷·斯金纳所说的“历史语境主义”的研究方法；其次，儒学公共精神的现代展开是拙著的主要研究旨趣。其研究进路沿循如下两个方面来展开：

第一，儒学作为自我主体性存在的公共精神价值向度。该论题探究的是，儒学主体在面对人类现代社会处境时，其在公共价值认同与价值选择维度上的思想倾向。进言之，儒学传统的公共价值观念，在何种意义上可实现现代的转型，从而呈现新的经世生命力。毋庸讳言，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但也充满争议。

众所周知，儒学公共价值观念的现代转型是在“传统”与“现代”对话中进行的。这里所说的现代价值观念是就现代语境中的一般性观念而言，亦即指涉诸种现代观念言说中的共识性价值观念，如平等、自由与民主，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这些共识性价值观念的认同和选择与否决定了某一思想主体是否具有现代品格。而从儒学公共精神重塑的角度看，儒学的现代转型方向应是形塑这些共识性价值观念，否则其公共精神的现代展开便失去了时代根基。因此，拙著力图对彰显儒学公共精神的五种价值向度（如平等、自由、民本、共治、天下）展开讨论，从而确证现代共识性价值观念在儒学转型中的基础性作用。

第二，儒学公共精神对于作为新时代中国主流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建基于一系列现代共识性价值观念之上，而且应该是对后者具体优化的呈现。任何一种社会政治价值需在具体时空中实现，因此，它在具有现代普遍性价值的同时，又含蕴自身的特殊性价值。而这一特殊性价值的建构又需基于特定的国情及其历史文化传统。这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两个结合”论的基本逻辑。当然，促进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总结。

本书所阐释的儒学公共精神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这一研究进路即是儒学现代转型在另一维度上展开的重要表征。儒学在这一维度上的展开亦契合了其传统的经世致用精神。因为儒学并非仅仅满足于纯然的理论思辨，而终将落实于实践中。正如晚明大儒王龙溪所说，“儒者之学，务为经世”。这确乎是由儒家“内圣外王”思维的文化品格所决定的，展示了其强烈的公共关怀。新时代儒家在治国理政层面上的主张，便是其公共精神的现代投射。而基于儒学公共精神的现代价值建构无疑具有经世思想特质。由此，其应呈现出两个价值向度：一是特殊性价值建构；一是普遍性价值建构。前者解答“中国之问”，后者回应“世界之问”。就如上两个价值向度而言，新时代儒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协同共进的价值趋向。由此可见，儒学公共精神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在“特殊性价值”与“普遍性价值”双重维度上得以呈现，是时代的特定要求。

总而言之，本书所力图展示的理论旨趣有二：一是论证儒学公共精神的存在，及其社会政治价值的表现形态。这是儒家社会政治思想能够得以实现现代转型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基此，儒学可与近百年来“专制主义”理论言说在很大程度上脱钩，进而为重塑现代社会价值开掘有效思想资源，提供理论正当性；二是阐述儒学公共精神在现代社会的展开。作为整全性的儒学来说，它既有理论的思辨与建构，关注个体的心性道德修养的一面；同时又有强烈的经世实践倾向，致力于人类社会政治秩序的安顿与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实现的一面。因此，儒学公共精神的现代展开，不仅表现于其汲取现代共识性价值观念之后的新理论形态的重构，而且应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理性对话，拓展其未来的实践空间上有所呈示。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孕育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儒学公共精神的现代新命。

以上便是本书的主要问题意识与研究进路。不足之处，尚祈读者诸君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