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十字路口

北京老城的演变过程是社会和空间相互作用的表现，客观审视这一过程，是辩证认识当前历史文化街区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元明清时期，封建制度和皇权对北京老城整体空间形态演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控制作用，人口和功能的分布也对不同地区的空间演变有明显影响。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的社会结构和城市空间形态发生着时代性的改变，虽然受政治军事影响和经济条件制约，北京城没有进行大规模城市改造，但以皇权为中心的空间模式向以市民社会为中心的模式逐步转变，使馆区、正阳门地区、香厂地区，尤其是城市公园，都发生了标志性的空间变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七十余年，相对于北京老城的62.5平方公里，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建设规模已接近1400平方公里(45)。老城的功能在几十年中不断叠加，功能过度集中客观上造成了人流、交通流的超负荷聚集，大大增加了老城空间范围内的人口总量。数百年间相对缓慢的城市形态演化进程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发生了巨大变化。

北京自1950年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至今，由市政府正式组织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共有1953年、1957年、1958年、1982年、1992年、2004年、2016年等7个版本，其中正式批复的有4个(46)。此外，20世纪6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的旧城改建规划方案研究，1973年版总体规划是在10余年的城市建设经验上对1958年版总体规划的修订，上报北京市委后未予讨论。

1953年版的总体规划明确中央机关安排在老城。在老城保留什么，保留多少的问题上，实际上倾向于改造和拆除多一点，而且重点强调保护的只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建筑物”，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1958年版的总体规划相比1954年版有了改变，明确了老城保持方格网的传统街巷格局，但依然是偏向改造和更新的，规划提出从1958年开始，用10年时间完成老城改建，每年拆除100万平方米左右旧房，新建200万平方米新房，但由于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十年动乱的影响，老城改建的设想未能实现。

1982年，国务院公布了我国首批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北京名列榜首，对北京老城保护产生了重大影响。1982年版总体规划中，调整了“10年完成旧城改建”的思路，提出逐步改建的方针，但同时依然延续了改建老城的思路，提出若干改建重点地区，并预计老城规划人口120万人(47)。

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正式实施。同年，北京市政府公布第一批历史文化保护区名单，包括国子监街、南锣鼓巷、西四北、什刹海、陟山门街、牛街、琉璃厂、东栅栏、景山前街、景山后街、景山东街、景山西街、南长街、北长街、南池子、北池子、东交民巷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被纳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年—2010年）》（即1992年版总体规划）。此时，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范围并未最终确定。资料显示，当时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初定范围仍较小，不少历史文化保护区在北京老城整体格局中来看，属于小斑块状地分布。在1992年版的总体规划中，明确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市域和市中心区两大部分，明确了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三个层次的要求，并提出十条措施(48)，这些成为延续至今并不断完善的基本共识。

牛街是20世纪末值得关注的历史片区。1997年牛街危改一期工程启动，采取的是大规模拆除更新方式。至1999年公布了第一批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范围时，牛街不再列入名单。2000年，牛街危改二期工程启动，传统肌理基本消失殆尽。2002年，由北京市政府批复了第一批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规划，这一年《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也得到批复，而且又进一步增划了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北京老城历史文化保护区增至30片(49)，占地面积达到1666公顷。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是北京老城历史文化保护工作的转折，在这版规划中，北京老城整体保护“十个重点”已经阐释得比较充分，明确了停止大拆大建和积极疏散人口的基本策略，新增了3片历史文化街区，扩大了一些历史文化街区的范围。更重要的是，这版规划开始专篇论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保障机制，从法规政策、行政管理到专家论证、公众参与，都在建设保障机制的范围之内(50)。

2017年公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进一步提出“构建四个层次、两大重点区域、三条文化带、九个方面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其中老城是两大重点区域之一。相比而言，这一版规划对老城十个保护要点的描绘更加清晰和具体，对于需要完善的保护实施机制也有了明确的内容，在比较宏观的尺度上，基本解决了“保什么”和“怎么保”这两个突出问题(51)。

2003年之后，历史文化街区的整体空间形态基本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然而在多重功能聚集和高密度居住的综合影响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问题更加复杂。当下的历史文化街区，既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百废待兴，也没有北京城市迅速建设时期的急切需求，经历了20余年的探索和演化之后，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混合的、分化的情景。

从总体看，历史文化街区中的房屋和院落两极分化，其中大多数处于较差的一端，普遍较差的同时，历史文化街区还呈现出马赛克状分化的特征。不同片区的腾退、修缮、保护方式和成效各有不同，保护状况的不平衡程度日益加深，分化为“高尚的消费区”“拥挤的商业区”“高收入家庭的居住片区”“贫穷聚集的居住片区”，等等，空间环境的美化与衰败并存，社会隔离加深。大量传统居住地区持续处于自然衰败状态，设施与环境的普惠改善并未促成本质性变化，对于这些片区的整体居住状况、设施环境水平、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仍然没有探索出适宜的改善路径（图1.8）。

对于不同院落，由于各级别文物保护单位和非保护类院落的差别化保护更新方式，不同的产权单位和管理使用主体，以及居民家庭的经济社会条件和意愿诉求差异，院落之间的两极分化情况日益凸显，“妥善保护的文保院落”“规制完整的四合院宅院”“多户共居的大杂院”比肩而处（图1.9）。少数院落由于文物保护、转让置换、商业发展等原因，进行腾退或者市场销售，成为环境优越的公共设施或私人住房，但更多居住院落仍处于高密度居住状况，住房条件、住房质量和传统风貌都难以得到显著提升。

对于院落内部，家庭居住条件两极分化情况明显，部分家庭在北京市其他地区拥有住房，或者本地住房条件良好，而更多家庭居住条件长期处于困难状况，而且缺乏改善居住条件的经济能力，依赖自建房屋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家庭之间的共识基础薄弱，院落公共空间中充斥着空间的博弈，院落内的社会交往日渐消失，居住改善陷入负反馈的循环，院落内部分化为孤立的户间单元。

在这复杂的、混合的、分化的状况之中，最需要关注的是如何有效改善其中最困难的片区、最困难的院落和最困难的家庭的居住状况，这是历史文化街区面临的基础性难题。

1999年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一个十字路口，自此以后三批历史文化街区陆续公布，逐渐确认了历史文化街区的相对完整性，开始反思集中连片的大规模改造方式，并确立有机更新作为共识和基本理念。

“目前北京的‘控规’是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最后一次机会，‘控规’将是城市规划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一次的‘控规’如果依然控制不住对旧城的一片片蚕食，那就等于是用立法的形式将这种对北京旧城的破坏永久地确定下来了。”“正因为如此，在这‘十字路口’，我们一切从事北京市规划的同志，我们的决策者，都负有庄严的历史责任，都应当审慎行事。”(52)

——吴良镛

经过20余年的保护实践，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状况的差异日益凸显，历史文化街区从面临整体性破坏的威胁，转换成面临两极分化和不平衡的威胁。历史文化街区已经站在又一个十字路口，能否走向均衡保护，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

---

(1)　1986年《国务院批转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文化部关于请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报告的通知》中采用“历史文化保护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2修正）中正式使用“历史文化街区”的名称，文中根据所述内容的时期分别使用“历史文化保护区”或“历史文化街区”。

(2)　《马可·波罗行记》，冯承钧译，沙海昂注，商务印书馆，1936，第二卷第七章，转引自侯仁之《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燕山出版社，2000，第88页。

(3)　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288页。

(4)　同上书，第81页。

(5)　同上书，第256页。

(6)　同上书，第141页。

(7)　《张凤盘集》卷一《京师新建外城记》，转引自侯仁之《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燕山出版社，2000，第309页。

(8)　《王司马奏疏》卷一，见《明经世文编》卷二八三，转引自侯仁之《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燕山出版社，2000，第309页。

(9)　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第301页。

(10)　同上书，第272—273页。

(11)　王亚男：《1900—1949年北京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153页。

(12)　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第131页。

(13)　董光器：《古都北京五十年演变录》，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第196页。

(14)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北京旧城保护研究报告》，2009，第24页。

(15)　李康、金东星：《北京城市交通发展战略》，《北京规划建设》1997年第6期，第5—8页。

(16)　李康：《可持续发展与城市生态化》，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主办北京城市可持续发展系列报告，记录稿（1998年7月21日），转引自方可《从城市设计角度对北京旧城保护问题的几点思考》，《世界建筑》2000年第10期，第61—65页。

(17)　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第131页。

(18)　董光器：《古都北京五十年演变录》，第195页。

(19)　同上书，第197页。

(20)　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旧城控制性详细规划（草案）》，2006，转引自边兰春《北京旧城整体性城市设计》，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建筑学院，2010，第124页。

(21)　城四区即原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辖区，2010年区划调整为东城区、西城区，即首都功能核心区，大于北京老城范围。

(22)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转引自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北京旧城保护研究报告》，2009。

(23)　北京市统计局：《2000年北京市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24)　董光器：《古都北京五十年演变录》，第196页。

(25)　同上书，第198页。

(26)　“接、推、扩”即20世纪70年代后期，政府允许在四合院住宅内推出一点、推长一点、扩大一点以解房屋紧缺之困。出自董光器：《古都北京五十年演变录》，第200页。

(27)　北京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和控制范围规划》，1999。

(28)　汪光焘：《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

(29)　边兰春：《北京旧城整体性城市设计》，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建筑学院，2010，第61页。

(30)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北京旧城保护研究报告》，2009，第33页。

(31)　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内房屋修缮和改建的有关规定（试行）的批复》，2001。

(32)　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内房屋修缮和改建的有关规定（试行）的批复》，2001。

(33)　汪光焘：《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第138页。

(34)　边兰春：《北京旧城整体性城市设计》，第249页。

(35)　《2009年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2009年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36)　喻涛：《北京旧城历史文化街区可持续复兴的“公共参与”对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建筑学院，2013。

(37)　贾蓉：《大栅栏更新计划——城市核心区有机更新模式》，《北京规划建设》2014年第6期，第98—104页。

(38)　《2015年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39)　《2016年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40)　赵幸：《生根发芽——东四南历史文化街区规划公众参与及社区营造》，《人类居住》2018年第2期，第34—37页。

(41)　冯斐菲：《北京历史街区微更新实践探讨》，《上海城市规划》2016年第5期，第26—30页。

(42)　《2017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

(43)　吴晨：《老城历史街区保护更新与复兴视角下的共生院理念探讨——北京东城南锣鼓巷雨儿胡同修缮整治规划与设计》，《北京规划建设》2021年第6期，第179—186页。

(44)　《2020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

(45)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2017。

(46)　和朝东、石晓冬、赵峰，等：《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演变与总体规划编制创新》，《城市规划》2014年第10期，第28—34页。

(47)　《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1982。

(48)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年—2010年）》，1992。

(49)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02。

(50)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2005。

(51)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2017。

(52)　吴良镛：《关于北京市旧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几点意见》，《城市规划》1998年第2期，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