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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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三年九月

释怀。二十一年过去了，这个男人终于被人指认了出来。我的电脑浏览器上打开的，全是关于追逃特遣队（Fugitive Task Force）应宾夕法尼亚州警察局的要求，在纽约将其抓捕归案的新闻报道。我在“谷歌图片”上输入他的名字，一眼就从众多同名同姓的人中间认出了他。看到他饱满的脸颊，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心头一颤。尽管我急切地想知道关于他的一切，但在脸书上找到了他的个人主页后，我还是不敢添加他为好友去看上面的信息。

嫉妒，接踵而至。站在庄严肃穆的法庭上，面对充满同情的陪审团和伸张正义的法官，说出事实真相，将他绳之以法。这正是过去二十多年来我梦寐以求的一切。然而，能得到这些的人并不是我，而是另一位受害者。警探需要她来证明这个案件，律师需要她出庭指证；她会得到这一切。她才是整个案件的关键人物。而我，一如过去的二十年，每隔两年打电话给警察局，像个乞丐似的请求他们重新查看我的案件；办案人员走马灯似的换着，为此我必须不断跟新来的警探沟通，向他们解释我是谁，并解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没人记得这些，除了我，除了她，还有他。

听到这个消息，我内心喜忧参半。这正是我希望的结果，但得到它的却是别人而不是我。明明近在咫尺，但却遥不可及。

他，因为对她犯下的罪而被捕；而我，希望他因为对我作的恶得到最终的审判。

我得先练习起来，说不定哪天我也会站在法庭上指证。

我踱着步，喃喃自语。如果有机会出庭，我必须有条不紊地陈述。我要保证不出任何差错。

一九九二年，我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上大学，是卡内基梅隆大学著名的戏剧学院的一名大三学生。这个学院以治学严谨而著称，旨在培养可塑性强的演技派演员。大一大二时，老师就不允许我们扮演自己熟悉的角色，那些在“安全区”裹足不前的人只会遭人鄙视。我也就此撕去了扮演王政复辟时期机智优雅的贵妇或者天真女孩的标签。无论在表演课、发声和演讲课还是形体课上，我都尝试扮演跟之前角色截然不同的：充满欲望的、性感的、愤怒的角色。我接受这些挑战，但课后依然坚持去教堂做礼拜、读《圣经》，以此平复自己的内心。能考入这个专业已经不容易了，但让我自豪的是自己能够在前四个学期的淘汰中顺利闯关。一九八九年秋，包括我在内有三十多名新生入学。四年后，经过不断淘汰，再去掉个别直接退学前往纽约寻找演艺机会的学生，我们这批学生中坚持到毕业的最后只剩下十三位。

大三开始，淘汰告一段落，我们也重获演绎自己熟悉的角色的机会。经过头两年的训练，我们对这些角色的把握和诠释更到位、更深刻而且更真实，自然也就成为学弟学妹们仰视的榜样。

我在校外的谢迪赛德那里租了一套单身公寓，这里地处匹兹堡的繁华地段，周围有很多餐厅和商铺。离公寓不远处有一家“维多利亚的秘密”的零售店，圣诞节时我在那里打过短期工，体验了一把女性味十足的工作。一直以来，我对“穿衣打扮”的兴致总是时高时低；而那阵子我正在“爱打扮”的兴头上，每天化着妆、一身少女打扮出门。一月的那个星期天，学校在那周就要开学了。我还有两段独白要背，一堆脏衣服要洗。大楼里有投币洗衣机，但我一个硬币都没有，于是决定出门搞点零钱把衣服洗掉。

傍晚的天色还不算太暗。我注意到有个男人看着我走出了大楼，我一下子警觉了起来。街角那家冰激凌店还开着，店里人们乐呵呵地聊着天，挑选着自己喜欢的口味。我在店里换到了洗衣机和干衣机用的25美分硬币。走出店门，刚才那个男人还站在外面，转悠着似乎没有离开的意思。我迟疑了一下。这时，他开始朝着我的公寓楼走去，没跟在我身后，而是在我旁边走着；这算不上跟踪吧，我感觉这好像可以接受。他从我后面一点的地方开始走回去，这样走到大楼前的时候他刚好在我背后。我本想走进大楼后立刻把门锁带上，可大门装的是气动关门器，我根本没法把门快速地带上。就在门缓缓关上之前，他一把拉住了门。

我又迟疑了一下。我跟住在同楼层另一间公寓里的女人打过照面，我可以去敲她的门，人多势众，他应该不敢怎样。我正思忖着，他从我身边走过，径直上了楼，看那样子他应该正赶着路并没有跟踪我的意思。他走过我公寓的房门，一路小跑着跨上台阶继续朝楼上走去。

我知道这人并不是住在楼上的那个男人，要么他是来这里见朋友的。虽然我们楼里住的大多是雅皮士，学生并不多，也不常有访客，但我们这儿毕竟是大学城，有访客进进出出也是司空见惯的事。

经过那个打过照面的女人的公寓时，我没有停下来敲她的门。我站在自己公寓的门前，刚打开锁，他像弹簧一样从我肩膀后面的楼道里跳过来，顺势推我进门，一把捂住了我的嘴。他关上门，一下子把我推到墙边，脸抵着墙不能动弹。他问我：“你想死吗？”

案发后，办案的警察在医院里给我做笔录，听到我说“你想死吗？”这句话的时候，他们立刻坐直了身子。他们说，三天前有人在奥克兰附近试图侵犯一名女学生时也说过这句话，不过，那名女学生在他得逞前逃脱了。

我没逃掉。他得以为所欲为，尽管现在看来那段时间并不算太长。他脑子里似乎有一份前戏的清单快速地转着，对我发号施令：你这样，现在你这样……都是些我从没做过的。我之前只跟人亲吻过，但即使那样也是上高中后在舞台上表演而已。我一直为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守身如玉。

之后，我尝试着跟警察描述他的长相，但效果乏善可陈。我说：他挺大的。有一张娃娃脸，声音听上去不太成熟。但“大”这个词含义模糊，可以指的东西很多。警察们一开始在附近找到一个正在跑步的高个子男人让我指认，把那人吓得惊慌失措。在医院里，一位高个子警探伫立在我面前问我：“那人有我这样高大吗？”我并没有说他长得高。我说的大，其实是指他肥头大耳、熊腰虎背、孔武有力、面目狰狞。

我一边按照他说的去做，一边苦苦哀求他手下留情，放我一马。他先亲了我的嘴，然后将我的上半身抚摸亲吻了一遍，接着又抚摸亲吻了我下半身，完了让我照着样子也对他做一遍。他像打棒球似的，坚持把所有的“垒”都跑了一遍，但在每个点上都像蜻蜓点水似的不做过多停留，仿佛只是为了赢取积分，点到为止，然后移到下一处。

我竭尽全力不让他进入我身体。我顾不上活不活命的，大声尖叫了起来。他一手盖住我的嘴巴，然后又使劲地捂住我的嘴巴和鼻子，拼命地压着，我都喘不过气来了。他说只要我答应不再叫了，他就会松手。我拼命地点头，只要能呼吸，怎样都行。他手刚松开，我就猛吸一口气，立刻不要命似的尖叫起来。他重新捂住了我，这次时间更长了。他要我明白没什么比能够呼吸更重要的了。我又点着头，答应着，哀求着，这次我真的服软了。他终于松了手，这次我也没再叫了。

他把我的脚架在他肩上，把膝盖顶到我胸口，然后插了进来。事后跟人说我当时感觉这一段过得尤为漫长，仿佛他永远都不会停下来，但现在来看其实也就那样。他在那儿不断地抽动着身子，从他脸上滑下湿湿的东西，不知道是他额头流着的汗，还是他流下的眼泪，溅在我脸上。或许，是他的泪吧。

这些事后我不断复述过的细节，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清清楚楚。但剩下的那些，在我的记忆里已渐渐变得模糊。比如，我已经想不起当时住的那条街的名字，只能查找当时的新闻报道。我曾经时常翻看我写过的那几首诗，可最近几年再也没找出来读了。我甚至都不敢相信，原来自己曾经被那么多东西纠缠、折磨过。

我不记得他轻轻咬了我的腿；当时我说起这个细节的时候，警探们立刻兴奋了起来。但他咬得太轻，没留下明显的咬痕。我不记得他脱掉了我的鞋子，可他没怎么脱掉我的衣服，只是把衣服扯开，褪在一边。我也很想知道他的指纹会不会留在鞋面上。

我不记得自己用手使劲推开过他的身子。尽管他一再要求我把手放在地板上躺着不动，可我还是不断地推着他的肩膀，哪怕他都快结束了也要在我们的身体之间隔出一道空气的屏障。“把手放在地上。”我从他一再的命令里听到了烦躁不安——最终我还是乖乖地把手放在了地上，或者说，不断地把手放回到地上。

他说的那句话仿佛刻进了我的脑子里，之后无论我在洗手，或是仅仅看着手的时候，这句话都会在我耳边不断响起。数月后，我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新的记忆。如果我的手让我想到一个好人而不是他，这样岂不是很好？但如果看我的手，看到的就是我的手，想到的是我的身体和我自己，这样岂不是更好？在我看来，我的手和身体总是跟男人联系在一起，尽管偶尔联想到的那人还不错，这是为什么呢？”

我脑子里乱哄哄的，不断回放他掐着我的那些细节：他的手扯掉了我裙子正面的钮扣；他的手拉下我的紧身裤；他的手使劲地摁住我的脸，我的后脑勺下面的那片地毯都要给压扁了。我时常想起的倒不是他的嘴、身体，也不是他的汗水和眼泪；我脑子里全是他的手，还有我的手。多得数也数不清的手。

虽说学艺术的大都比较敏感，但是比起淘汰跟不上学习进度的学生时的那种雷厉风行，戏剧学院在我遭遇这事之后所表现出的耐心真的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学院允许我在刚开学的那几个星期可以不用去上课，等我回去上课了，又允许我可以不上“韵律课”，因为这堂课对学生的体力要求很高，在正常情况下一节课下来也可以把人累到哭。其他的课我都去听了，不过学校还是默许我可以随时早退，甚至可以带个朋友跟我一起走。

我给自己定下了规矩。我要接受别人的帮助，但绝不能过度依赖。悲伤也好，愤怒也罢，凡是可以帮助我从这件事中走出来的，都可以去做，但绝不能因此让自己陷得太深。我当然害怕会再次受到伤害，但我更担心自己因为这件事变成我不喜欢的样子。我不想（就像我当时记下的）从此变得“惶恐不安，不敢信任，愤世嫉俗，歇斯底里，愤怒刻薄，疲惫、软弱而又疯狂”。我不想变成其中任何一种样子，更不敢想象把所有这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那该有多么可怕。所以，我给自己定了些规矩。

首先，我允许自己有一年的时间去调整，之后必须得打起精神。其次，我可以在我那些热情大方的朋友那里找到依靠，但我只能在白天的时候找他们。我可以过去拉着他们陪我，偶尔哪天没课或没有安排排练（我们的课表排得都很满），我也可以在白天的时候打个电话过去大家小聚一会儿。最重要的一条是我绝不允许自己在晚上把朋友叫醒。我必须学会在夜里照顾好自己。这让我对自己有最起码的尊重。

虽然我预期自己在第一年里头整个人都是“浑浑噩噩的”，但我睡得出奇的好，其间我只有一次差点破了不吵醒朋友的规矩，但也就是一次而已，那天我收到了警察局还给我的一个纸袋子。在我被强奸的那天夜里，警察把我的衣服作为证据拿走了。几个星期后，可能过了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了吧，具体我记不清楚了，他们把衣服装在一个高高的纸袋子里还给我，袋子上用粗记号笔潦草地写了些数字。

那个学期我一直都借住在一对新婚不久的朋友家里，他俩都是戏剧学院毕业的。我在他们家有一个单独的房间，我所有的家当，包括这个看着别扭的纸袋子。我的朋友们在隔壁的房间里已经睡下了，可我却翻来覆去，难以入眠。

我多想找个人跟我聊聊，但我早已做出承诺，夜里怎么都不能打搅朋友，必须一个人扛过去。为了让自己这晚能睡着，我得把我想要说的话写下来，等到第二天早上我就可以打电话给朋友，把自己写的东西给朋友念一遍，像念台词那样。就这样，我说服自己，写了下面这段文字：

那个纸袋子静静地窝在墙角里/底部着地，两英尺高的样子/里头装着我的身子/我的大衣/还有那天我搭在低领衫大衣上的/母亲曾用过的漂亮水貂皮领子！/警探说服实验室不用剪开那毛领子/我裙子上早已满是证据，足矣/他这才还给我这件大衣/没什么破损，除了上面星星点点的污渍/就像我这个样子/活着，但带着污点/这件大衣有我身体的影子/自从从我手上拿走的那个夜里/我就不曾再见过/曾经的我，也已经在那个夜里死去/这一刻，这件大衣/就装在这鼓鼓的袋子里

第二天早上，我读了一遍这段文字，自我感觉挺满意的。我不需要打电话给朋友了。从那时起，我开始用文字记录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

那天夜里穿过的衣服，包括这件外套，我没再碰过。被他脱下的鞋是我最喜欢的一双，我决定还是要接着穿。这份刻意的坚持很重要，因为这些东西不会因为被他碰过而自动变成了垃圾。

在重新回到学校开始上课的几个星期后，我第一次在脑子里闪现出整个事件的画面。上课时我就隐隐感到有些不对劲，赶紧叫上朋友艾伦离开了教室。我们走到发明家乔治·威斯汀豪斯的雕像附近，周围没什么人，我停下来跟他解释正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我脑子里很清楚此刻的时间和自己所在的地点，我也知道这会儿校园里非常安全，可我的身体和情绪所反映出来的完全不同，我仿佛回到了一月前那个可怕的星期日，在我的那间单身公寓里。虽然我清楚其实这会儿什么事都没有，也不需要害怕什么，但我仍然心跳加速，呼吸急促。我的情绪和身体的感知，完全脱离了我对现实的认知，这实在太可怕了。说真的，我当时真的认为自己已经发疯了。

案发当晚的画面在脑子闪回的情况，在之后的十八个月里不断反复，比我给自己一年的调整期足足晚了六个月才结束。我甚至开始对此习以为常。每次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更愿意找班里的男同学来帮忙。女同学们对我同样付出了爱心和善意，但她们自认为能够理解我所经历的这些，总把自己跟我联系在一起，这样反而激起我对这段经历的占有欲，小心翼翼地藏起来，我真想告诉她们：这是我的！而男人们则完全不同，他们通常对此手足无措，惴惴不安，只能小心翼翼地对待我，好像我是外星人一样，这样的反应让我更有安全感。那时候的我还想努力搞清楚自己对每件事物的看法，因此，哪怕别人发自内心地想来帮我理清思路，我还是不想被他们的种种解释束缚。

学表演的人在表达上更外露更直接。我们习惯见面时互相拥抱，在课上练习互相按摩，甚至在舞台上表演接吻，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有时候我们会在一些浪漫的剧情里四目相对，含情脉脉。这里的氛围就像一碗热汤，盛着各种情感，浓烈而热乎。我可能找不到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吧。

我的朋友，无论男女，都属于举止亲密、情感外露型，彼此间几乎没什么隔阂。这跟我们接受的教育不无关系。我们的身体和内心活动，是我们在课堂上和舞台上使用的工具，也是我们平常跟教授和同学一起讨论的话题。有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个体因素在我们的作品或者评论中甚至是举足轻重的。但自从那次性侵发生后，学院里原本经常在公开场合讨论的这些私密话题以及习惯性的肢体亲密，变得稀少起来。

大家都知道我恪守宗教信仰要求自己保持贞洁，这好比在一片开放之地拉起一道明晃晃的警戒线，不会有谁会跨过这条线来追我做他的女朋友。因此，男人们对我落落大方而不必担心会流露出柏拉图式的感情，女人们也不必因为她们的男朋友对我照顾有加而心存芥蒂，但我却总担心因为坚持贞洁，更难走出强奸这件事的阴影。我努力让自己不再惧怕男人，把班上的那些男同学看作“好男人”的典范，他们都不介意我的过去，我又何必自卑。尤其是我能重新学习如何让自己变得有吸引力而不必担心实际会发生什么，因为我的班上没人想过要去跨越那条警戒线。

在表演课上，灯光洒在约翰手臂细细的金色汗毛上，我跟亚伦在演一段吻戏。布莱德利带我上华盛顿山俯瞰城市的全景，他搂紧我，我靠着他的胸放声大哭。回去后，我把看到的城市风景记录了下来：“那些小小的灯光全都是我的。每一个灯光，就是我的一百滴泪珠。假如除了泪水我一无所有，我又何其悲伤。”

我重新回到学校后扮演的角色中包括克吕泰涅斯特拉(1)王后，这是一部充满血腥的希腊悲剧。我感觉终于可以把自己最近经历的这些困苦复杂的情绪注入到角色的诠释中，我有一段关于性和愤怒的独白，但导演对我的表演不是很满意，所以这段直接给删了。但克吕泰涅斯特拉被杀这一段，我们照计划演了。

剧中，俄瑞斯忒斯被要求举刀站着，而我在他的脚下苦苦哀求饶命。为了把舞台后面的希腊合唱团的音乐给压下去，这一场戏我们反复排演了好几遍。我把痛不欲生的感觉演绎得如此到位，哪怕没给任何暗示，我朋友完全可以体会到我发自内心的痛苦。但他还是一脸的正义凛然，按照导演的要求把尖刀架在了我身上，重重地压着我，然后学斗鸡眼逗我笑。为了不笑场，我们都抿紧了嘴。就这样，我们一边忍着笑，一边继续演着。这段谋杀的戏一结束，我们再也忍不住了，放声大笑起来。

扮演俄瑞斯忒斯一角的是我们班唯一一位黑人男同学。那个强奸我的也是个黑人，而我则是白人。我很清楚因为我的种族、阶级和宗教自带的那种优越感，人们才会在我被强奸后这样对待我。这么说并不是指我并非那种容易惹祸上身的罪案对象，但从全世界都为我遭遇的不公而愤愤不平这个角度来看，我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完美的受害人了。

每个人都为我感到愤怒，这是他们给我的最好的礼物，这样我自己反倒可以不必生气。布莱德利在华盛顿山上拥抱着我的时候，在我耳边轻轻地说，他幻想着要去报复那个男人，让他饱受酷刑折磨。发生的一切深深地伤害了我，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但我不是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所有这些我都不用一一去证明。只有当别人无法理解你的痛苦的时候，你才可能会通过伤害自己的方式，证明这件事情已经糟糕到让你想死的地步，只有这样他们才会理解你的处境。幸运的是，朋友们十分理解我的痛苦，他们都气成那样了，根本就不需要我再做什么证明给他们看了。

但我那时还是很气愤。而这一点连我自己都差点忘了，直到最近拿出我当时写的诗翻看时，才在那些诗句中读到了当时情绪：我的表舅在跟我合影的时候无意间搂了我的肩膀，那时我真想抓起牛排刀去刺他；之后，我又想去掐死一只鸽子。甚至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我都不想放过。有次我的紧身裤被窗台上的一个螺帽给勾破了，我“用手指使劲把螺帽往下摁……我希望自己可以伤害它”。

有时我觉得自己有点自杀倾向，但我并没有真打算要那么做。对于自杀我也有自己的一套原则：如果等到明天你还觉得有必要自杀，到那时你再动手也不迟。我就每天这么告诫自己，到了第二天还这么说，于是一而再再而三，自杀这事也就一路给推后了。

尽管我身边全是柏拉图式的良善和爱慕，但我还是疯狂地爱上了一个人。他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对我应该也颇有好感，但我们之间不能有性爱，这点让他最终无法和我走到一起。我陷入单相思而无法自拔，这反而帮助我分散了被强奸的悲伤和愤怒。

在看到他跟别人开始约会之后，我写了一段关于星星的描述和感悟，无论星星有多么特别，一旦周围出现更明亮的东西，它们就会失去光彩，消失得无影无踪。虽然我为自己不够完美而感到羞愧，但就算牵强我也还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发光体：“我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人，可是，无论距离你的期望是否遥远，在我的世界里，我依然是一颗属于自己的恒星。我为你燃起了爱火，但愿你能感到哪怕一丝欣喜。在你眼里，我也许渺小如硬币，平凡如天空中的点点繁星，但我就是这样的一团火，炙热地爱着你。”

大学校园里遍地都是失去青涩爱情的伤痛，而我现在也像普通人一样失恋，这种感觉很美好。让我痛哭流泪的不再是那个将我压倒在地上、撕开我身体的坏男人，而是我深爱着但却不爱我的好朋友，这样的转变何尝不是一件美好的事呢。

那年夏天，我和母亲一起去欧洲旅行，这是在我被强奸前就已计划好的：我们在黑森林和阿尔卑斯山徒步，沿着威尼斯交织的河道散步，和家人朋友聚会，再到那些熟悉的地方转转。每次我们走到一个岔路口，母亲总让我来选择；每次，我都用德语回答diesen Weg（这条路）。每天我都不断重复着这句话，这也成为那次旅行之后至今我还记得的唯一一句德语。

假期回来，我重振精神，开始大四的学习。我在另一个居民区租了一间公寓，像之前那样开始独居生活。我满脑子考虑的是要做好功课，选好角色，还要让老师满意。我享受穿着紧身胸衣和窸窣作响的长裙，在9小时舞台版经典剧《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以及另一部喜剧《伪君子》中演好我的角色。让我劳心费神的，除了强奸带给我的创伤（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这种创伤现在虽有所减轻，但仍会时不时以不同的方式困扰着我），还有一些大学生们普遍都有的烦恼，表演系学生都有的虚荣心和不安全感。我们时常会审视自己。对着舞蹈房里的镜面墙打量自己很方便，但这么做太惹人注意。我写道：“看着玻璃窗上的自己会更好些。当屋里的灯光对着夜色下的窗玻璃投射出我透明的剪影时，我可以假装很无聊地看着外面的网球场，而不是站在那里仔细地审视着自己。”

除了被强奸这件事，我跟其他人一样，因为担心自己的演技、长相以及是否讨人喜欢这些方面做得不够好而焦虑。

演员基本都有一种思维模式，就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自己，常常思考别人是怎么看我们的。为了尽量平衡，不让自己在这方面想得太多，除了演出和特别的活动，我不会拍任何生活照。所以，我大学时候的大部分照片都是穿着戏服正在演出或在后台，或者在剧组举行的聚会上的，而且大部分的照片里我都面带微笑，甚至包括那些我被强奸后拍的照片也都如此。

人们总倾向于把内心的悲情视为“真实”，而把表现出来的欢乐视为“虚假”，在我看来，这并不正确。所有这些，其实都应该是真实的。我心碎，悲伤，愤怒，软弱，害怕，但我同样也有爱，有野心，很努力，而且很自豪，况且穿上戏服、戴上假发真的让我感觉挺有意思的。这就好像英国的那种冷、热水分开的水龙头。普通的冷热水龙头通过增加冷水让热水不那么热，反过来增加热水让冷水不那么冷。但我在英国用的水龙头则不一样，冷水和热水完全分开，而我的身体里也这样分成两个不同的部分。快乐并没有带走悲伤；而不好的情绪也没能阻挡住好心情。每一种情绪都强烈而独立，平行地流露出来，互不影响。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在我被强奸后不到一年，另一个女人跟我一样也在谢迪赛德遭到性侵。

她看到一个拿着文件夹板的男人敲门，便开了门，然后就出事了。我在匹兹堡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年圣诞节，我打过一份为环保筹款的临时工，也是拿着文件夹板到各家敲门。人们通常都会开门，有些人甚至还邀请我进屋。要是我已经完成当天晚上筹款的指标的话，我就不用继续在冰天雪地里奔走了，可以在某个好客的人家坐下喝上一杯热巧克力，等着车子来接我。那时候，要是看到拿着文件夹的人敲门的话，人们一般都会开门。

这个新的受害者也是看到门外拿着文件夹的男人就给开了门，但她没有捐款，等她想要关上门时，他却用脚把门卡住，然后推门进了她的屋子，一把掐住她的脖子，几乎把她整个人都给提了起来。

那个男人在她身体里留下的DNA证据，最终让他在二十一年之后，也就是二〇一三年，被缉拿归案，这也让我的案子出现突破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