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是明经科举的进士，但是此封敕谕却是确定以道法墨治国科举，也就是说，大唐治国将会以道、
唐朝的科举六科考试即秀才科、进士科、明经科、明法科、明字科和明算科，废止了秀才科。
增加了武科分为平射、武举分考二科目，主要考步射、马枪、马射、负重、语言、身材等等。因为增加了武科，所以在在武备屯营开设武备乡学，
以《道德经》、《韩非子》、《庄子》、《管子》《墨子》为明经科，明经科有点类似于闯关，只有你闯过第一关才能参加下一关考试。第一关是帖经；第二关是试义，由考官出题，考生口述作答，考察对经书的理解水平，通常为十道；第三关策论，通常有三道“时务策”，考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
把明算科升到明法科之前，考察数学和天文学知识，考试内容为《九章律》、《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缀术》、《缉古》等十部著作。
李隆基对此解释很简单，战国变法，秦朝重用法家，联合墨家，才有了一统六合，再扩地千里，秦国崛起的六百年时间儒家是入不了秦地的。
对于姚崇的建议，李隆基没有这个打算，而是拿出朝廷邸报，上面有三个标题其一，如何界定明君、贤君、仁君、庸君、昏君、暴君？
其二，春秋诸子百家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纵横家、兵家、算学、阴阳家、医家和农家等杂学。这些学派的出现和发展，对华夏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百家之精，百家之弊，如何取其长，去其短？
其三，盛世大唐应该是什么样子？
这三个题目，是让天下的学子讨论，可以说，这是策论的题目，既然是要进行变法，那么就要在思想上形成一场大思辨。
姚崇有些惊讶的看着李隆基，这陛下的是要全天下都来进行一场辩论。
但随后露出笑容，拱手向陛下行稽首礼，说道：“陛下圣明！”
李隆基也是笑着点头，两人相视一笑，心照不宣。
盐铁议事上定下来新的税赋法就要实施，均田制改为武备屯营制，府兵制改为募兵制，以前一直对一些无主荒地或者原有均田公田还有职位田地进行变革，从开始对寺庙的田产进行清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触及一些门阀士族的利益的，士、官、商大地主为一体的集团已经有些人有些觉察，需要去转移一下他们的注意了。
要想大唐之外的银子流入大唐，大唐的陶瓷制品、丝绸、棉布、琉璃制品、纸张、就必须走出去了。
李隆基开商贸就需要保证河西走廊的商路安全，海上的商贸路线，需要历天监的观星绘制航海图，这些都离不开墨家。
当年秦朝能制造统一标准的武器装备和盔甲等，墨家380名传承弟子可是居功至伟。
用一些大白话来说，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增强，出现了诸侯争霸、群雄并起的局面。作为政治上共主的周王朝权力式微，原来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礼乐崩坏、权力下移成为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导致“政在私门”、“政在大夫”甚至“陪臣执国命”、“县鄙之人入从其政”的出现。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地位摇摇欲坠，而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了夺取本国的政权进而称霸天下，展开了大规模的夺权斗争和兼并战争。
新兴的地主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他们深知政权的来之不易，于是，掀起了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变法革新浪潮。怎样才能实现富国强兵，是新兴地主阶级十分关注的问题。这种政治上的迫切需要，为不同学说、观点的争鸣奠定了适宜的政治环境。
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变革，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学术由殷商西周时代的“学在官府，以吏为师”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下移”、私学创立，官府垄断文化的局面被打破，文化开始向民间传播、文化知识的普及和当时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使得“士”这一阶层异常活跃。他们频繁往来奔走于诸侯之间，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政治舞台上显示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汉代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称他们为“高才秀士”。他们对当时的天下大事，了如指掌；审辨利害关系，极为透辟，奔走游说，“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即所谓“所在国重，所去国轻”。正因为如此，各国诸侯为了笼络士人，为自己运筹帷幄和奔走外交，便纷纷礼贤下士，兴起了养士之风。而具有相当的才能和辩智的士，为了取得个人的政治地位，达到功名富贵的目的，也必须依附统治阶级。二者互相利用，结成了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于是，士成为当时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特殊阶层。
《汉书·艺文志》说：“是以九术之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春秋战国之际，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与发展，为学术思想上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环境。
但稷下学宫之所以产生于齐国而不是产生于其他诸侯国，则是由齐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传统等特殊条件决定的。
从经济条件看，齐国在先秦时代与其他诸侯国相比较，一直是一流的经济大国。繁荣的经济是齐国的立国之本，也是稷下学宫建立的物质基础。
姜太公吕尚是西周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因在兴周灭商过程中立下显赫功勋，被列为首封。姜太公被封于东夷之地营丘，在击败了莱夷等部落的侵扰之后，建立了齐国。这位齐国的第一代君主，从建国之初，就注重发展经济，努力寻求富国强兵之策。史书对太公通权达变、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及其卓著成就多有记载。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说：“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同书《货殖列传》又说：农、工、商、虞，“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工，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从太史公这两段记载中，足见齐国已成为当时的经济大国，以致于成为吸引各国劳动力的中心地区。此外，姜太公为了发展经济，还主动加强与其他诸侯国的经济往来。据《盐铁论·轻重篇》记载：“昔太公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于是通利末之道，极女工之巧，是以邻国交于齐，财畜货殖，世为强国。”在姜太公的苦心经营下，齐国开始走上了富强的道路，为以后齐国的繁荣与强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春秋时，齐桓公任管仲为相，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制定了“相地而衰征”的新农业税收政策，创立并实施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盐铁专卖制度──官山海，提出了鼓励和支持对外经济贸易的各种优惠政策等等，使齐国成为列国之首富，奠定了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取得春秋第一霸主地位的基础。
战国时期的齐国统治者，为了争雄天下，继续大力发展经济，特别是齐威王、齐宣王时代，齐国威行天下，呈现出繁荣昌盛、蒸蒸日上的新景象。
大纵横家苏秦曾这样描绘齐国都城临淄的繁华和齐国军事、经济实力之雄厚：“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泰山，绝清河，涉勃海也。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夫以……齐之强天下莫能当。”齐国的繁荣富强情景跃然纸上。
经济实力的雄厚强大，为稷下学宫的建立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稷下学宫作为战国时期文化学术交流中心，“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建筑宏伟，人数众多，有“数百千人”的庞大队伍齐国统治者还给予稷下先生丰厚的生活待遇，“受上大夫之禄”因此，若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就不可能有稷下学宫这样优越的学术交流环境，也不会有稷下先生那样的优裕的生活条件。
从政治条件看，在各诸侯国中，齐国的君主制是比较开明的。姜太公建国之初为了尽快改变地薄人寡、经济落后的局面，便拟定和实行了“举贤而上功”的用人政策。《汉书·地理志下》记载，周公问太公用什么方法治理齐国，太公简洁明确地说：“举贤而上功”。《吕氏春秋·仲冬纪·长见篇》还将周公与太公关于这一政策的讨论作了记述：“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太公望曰：‘鲁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鲁虽削，有齐者亦必非吕氏也。’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齐国。鲁公以削，至于觐存，三十四世而亡。”齐鲁两国由于实行的是不同的建国方针和用人政策，其结果自不尽相同。齐国尊贤尚功，国日以大；鲁国尊尊尚恩，国日以削。对于齐国来说，太公之尊贤尚功，实际上就是打破西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的旧框框，而尊重贤能有功之人才。凡是有才能的人，不论身世如何，只要于国于民有所贡献，就会受到嘉赏重用。因此，“尊贤而上功”的用人政策，对于士人有极大的吸引力，齐国也就成为士人向往的国家。
齐桓公承继了太公的开明政治，为了争霸天下，他接受管仲的建议，广泛招揽贤士。据《管子·桓公问》记载，管仲对齐桓公说：“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主谏鼓于朝，而备讯也；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亡者也。”管仲对齐桓公讲了这些圣明帝王的事迹，无非是要齐桓公仿而效之。所以当齐桓公问“吾欲效而为之其名云何”时，管仲回答说：“名曰啧室之议。”设置“啧室之议”这一机构，是为了便于“下听于人”、“广询天下”及“观人诽”，并号召、鼓励人们“非上之所过”，“以正事争于君前”。可见“啧室之议”的主要作用是议论时政，为政府及君主提供咨询服务。这实际上成为后来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以干世主”的滥觞。管仲为了真正发挥“啧室之议”的作用，建议齐桓公让大夫东郭牙主管该机构的有关事宜，并给与贤士优厚的物质待遇，以吸引天下贤能之士。《国语·齐语》记载：“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对于学有特长的贤士，齐国统治者总是想方设法招纳之，并委以重任。齐桓公发现“饭牛于车下”的宁戚是个胸怀大志的贤人，连夜将他接到宫廷，“授之以为卿”。齐桓公路遇麦丘邑人，通过对话，觉得此人亦非等闲之辈，于是“扶而载之，自御而归，礼之于朝，封之以麦丘，而断政焉”[6]齐桓公还不顾僭越天子之礼所带来的非议，“设庭燎，为士之欲造见者”，以致“四方之士，相携而并至矣”。至于他不顾君臣之礼，五次登门请贤士小臣稷出山的故事，更是表现了他求贤若渴的心愿。齐桓公、管仲这些尊贤重士的事迹与措施，既是对太公开明政治路线的继承与发展，又为以后齐国的历代君主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田氏代齐之后，更加注重延揽士人，一方面是树立田齐统治者尊贤重士的形象；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企图利用士人的喉舌，鼓吹其取代姜齐统治的合法性，并为其争雄于诸侯、统一天下制造舆论。
正如林丽娥所指出的：“从田完奔齐以来，二百七十余年的经营，终于得到齐国政权，得之甚为不易；加上田氏以异族、不正常的手段取得姜齐政权，容易引起反感，因此自太公和、威王、宣王继位以后，便努力经营稷下学宫，招揽天下学士，努力建树，一以转移国内外对其篡齐一事的反感；二以博取雅爱人才学术、英明能纳谏、励精图治的美名；再则稷下学士提倡的思想，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大一统’等思想，正好宣扬了田氏代齐的合法性，与其统一全国的‘大欲’相符。此政治支持学术，稷下学风得以寖长的原因之一。”
可见稷下学宫的建立，是与齐国统治集团图霸争雄的政治目的密切相联的。从姜太公尊贤重士到齐桓公小白开设“啧室之议”，从战国时期田午创建稷下学宫到齐威王、齐宣王大力发展稷下之学，所有这些，都体现着齐国统治者的政治意图。可以这么说，稷下学宫的兴与衰，深深打着齐国统治者的政治烙印。
除了上述社会经济、政治的原因之外，稷下学宫也是齐国文化传统弘扬与发展的必然结果。
齐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早在姜太公受封于齐之前，齐地人民就创造了颇具特色的史前文化。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四五十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已有沂源猿人在山东地区繁衍生息。考古工作者在齐文化区发现了近四十处古文化遗址，证实了进入新石器时代，齐地先后出现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其中，远古时期的后李文化，距今已有八千余年，早于北辛文化近千年。这就有力地说明，齐地的史前文化是连续发展的，并且成为齐文化的直接渊源。齐地原属东夷，东夷人是这里的土著居民，由于居于海滨，浩翰无垠、诡谲多变的大海铸就了他们发达的思维、爽朗坚强的品格和奇思遐想的浪漫精神，太史公司马迁评论说：“其民阔达多匿智，其天性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齐地土著居民的这些民风民俗特点受到姜太公的尊重所以太公封齐治国伊始，就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的方针，即不强制推行繁缛的礼仪制度而尊重当地民风民俗，这种文化政策，有利于缓和统治者与东夷人的矛盾，安定社会秩序，从而为发展经济、建立牢固统治秩序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齐桓公时，同样继承发展了太公所推行的民族、文化政策。齐相管仲明确提出了“与俗同好恶”的主张，强调“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把齐文化务实、开放的精神发扬光大。对于姜太公“因民俗”的思想，管仲及其后学不仅作为治国的一个重要方针大加发挥，并且从理论上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齐人的阔达足智、思想观念的自由开放，使他们易于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信息；而齐国统治者“因民俗”的文化政策，更加张扬了齐人的广阔胸襟和齐文化的博大宏富。故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盛况，唯独能在齐国得以出现。这是稷下学宫能成为战国学术文化中心的又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