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庆节大唐京师会放夜三日，直到上元节结束，上元节有灯会，百姓们可以在这三日内，随意出入坊门，不设宵禁。
天庆节，意思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共同，人民同庆。
历史上那些士大夫们总是在想方设法的忽悠皇帝，按着他们的规则行事，比如李代桃僵，将宽纵改为宽仁，比如从元季开始的止投献之风。
止投献，就是仕林的学子们，在衍圣公的带领下，不断的对抗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朝的征召，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联盟，最后形成了一股风力。
风力，在明朝指的是风宪之力，舆论之力。
服从皇帝诏命，会被鄙视为阿谀小人；和皇帝对着干，是品格高洁刚正；提议增加赋税，固要被骂成狗彘。
这种风气一直到了明末，天启五年时候，依旧屡禁不止。
天启五年董应举，经理天津至山海关屯田事务。
董应举是个老实人，当时大明惨败，广宁丢失，无数辽东百姓逃入关内。
董应举以一年时间，安置东北流民一万三千户万户于顺天、永平、河间、保定一带。
他动用天启皇帝派的银子，买民田十二万余亩，连同闲地共十八万亩，广招流民耕种，并开水渠、修堤防。
连同住舍、仓库、坊圃、运输工具等设备，最后赚了两万两白银，五万五千万石粮食回朝复命。
次年，董应举就因为党争二字被罢官了。
那些帮助董应举安置辽民的百姓，所有卖田、租借仓库、坊圃、牛马、车的乡民，都被父母官打了三十大板。
罪名亦是投献。
董应举在奏疏中说：「乃不肖有司禁吓士民，以地予屯者目为投献，有意兴屯者诟以奉承。嗟嗟此国，何事而相梗若尔，以助屯为奉承，则必以抗屯为风力矣。以抗屯为风力，则必使国无屯，呼吸生变而可矣。」
帮助董应举屯田的乡民中，「陈文表被责几毙，向臣泣曰：县官谓我投献故耳，臣不胜惨然。」
陈文表最后被地方官员打死了。
另外一个蔡村的崔光壁就租赁了仓库，被打了三十大板，是所谓：「诟曰：汝奈何以房投献伊？」
这种止投献的风气，贯穿这个大明朝的史料之中。
但凡是朝廷想干点什么，都会被这种止投献的风气刹住车，仕林美名其曰清流，贞义直谏。
为什么有这种止投献在士林中成为主流，主要的是元朝身为游牧民族，征伐天下没有问题，但是管理和治理天下能力先天不足，所以就采用以汉人治理汉人，而那些投降元朝的读书人就成为蒙元人代为管理地方的。
这群投降元朝的士林对百姓的盘剥比蒙元人更为残酷，而且忽悠的蒙元人上层对他们更为宽纵，这种忽悠就是对上谄媚歌功颂德，对下残酷盘剥，作为中间商的自己是赚的盆满钵满，最后是恶名归蒙元的皇帝和贵族，百姓把一切罪恶都归集那个坐在京师的皇帝身上。
可是到了明朝，朱元璋吸取元朝宽纵官员和读书人教训，但不得不用读书人为官治理天下。就取消许多士林的优厚待遇，那些在元朝为官的士林对朱元璋的朝廷政策深恶痛绝，所以明朝官员一直都有止投献的风气。
这一切的源头就是宋朝把孔子上升到圣人的地步，而这个代表天下的士林的圣人，是第一时间向蒙古人屈膝跪地，高呼万岁的。
也不知地下孔子知道后，会不会气的棺材板都压不住。而这种风气就是从宋朝开始的，宋朝对儒学进行一次比较大篡改，明朝朱元璋为了收拢天下读书人对儒学再进行一次篡改，一本几千年的儒家教材，经过汉、宋、明、清可以说篡改的面目全非，已然不是原来意思。
在唐朝是以黄老道学治国，孔子的后人，还没有到立为圣人的地位，只是名义上侯爵，再加上李隆基赏赐对孔府罪行进行的公开披露，算是直接撕下伪善儒家的遮羞布。
当然，儒家士林毕竟经过汉朝独尊儒术一千多年的学术独霸地位，儒林学子还是占大多数的，不过李隆基提出了固本清源，对儒家回归到提倡有教无类，即不论贫富贵贱，所有人都应该接受教育。他的教育内容不仅包括道德、政治和哲学，还涉及历史、文学和音乐等多个方面。
其一，在孔子的时代，教育主要是贵族子弟的专属特权，一般民众无法享受到。然而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理念，主张不分贵贱、平等教育。他创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私学，招收来自各国的平民子弟，推动了教育的平民化。
其二，孔子的教育理念强调了“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包括了礼仪、音乐、射箭、驾车、书法和数学等多个方面，旨在培养学生全面的素养。这一教育理念为后来的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三、孔子的伦理思想以仁爱为核心，主张在人际关系中要追求道德的高尚。他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爱人”等原则，强调了人与人之间应该建立，互相尊敬和互相爱护的关系。这些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塑造了中国人的道德风范。
孔子，中国文化史上犹如璀璨星辰般的人物，向来被奉为圣贤，其儒家学说润泽千秋万代，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骨骼。然而，若细细探究，他的某些做法却也引发了诸多争议，甚至被部分人指责有“误尽苍生”之嫌，比如那著名的“删诗”一事。
据史料记载，孔子对《诗经》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删定，原本数量众多、内容繁杂的诗歌被他大刀阔斧地删减，最终留存下来的仅有三百余篇，这便是我们如今看到的经典《诗经》版本。从一方面来看，孔子删诗有着自己的初衷与考量，他希望通过筛选那些符合礼义道德、具有教化价值的篇章，让《诗经》成为一部可以更好地辅助推行其儒家思想，涵养人们品德、规范社会风尚的典籍。
但站在另一个角度审视，这一做法却有着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诗歌本应是人们情感最真实、最自然的表达，是不同时代、不同阶层心声的汇总。孔子的删改，让大量反映民间质朴生活、原始情感以及那些可能不那么“正统”但却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诗篇就此失传。这仿佛是给那个丰富多彩的诗歌世界蒙上了一层纱幕，后人难以窥探其全貌，对于研究古代民俗、社会风貌等诸多方面来说，无疑缺失了许多珍贵的一手资料，也使得文化传承的脉络出现了一些难以弥补的断点。
而且，这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似乎为后世的文化整理、典籍修订树立了一种带有主观筛选倾向的“榜样”，导致一些文献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按照所谓的主流价值观去裁剪，失去了原本该有的多元性和原生态性，让文化发展的路径变得相对单一、刻板起来，所以才会有“误尽苍生”这般犀利的指责声出现。
我们也不能全然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去苛责孔子。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他怀揣着匡扶天下、恢复周礼的宏大理想，删诗之举也是想为混乱的世道点亮一盏指引道德方向的明灯。但不可否认，这一做法带来的影响是复杂且深远的，值得我们不断去反思，在传承和发展文化的过程中，如何在保留原汁原味与发挥其教化作用之间寻得更好的平衡。
当然，孔子作为“文化巨人”，其辉煌贡献体现在多个方面。他的教育思想推动了教育的平民化，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他的伦理思想影响了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建立了仁爱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总体而言，孔子通过他的思想和实践，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石，影响了千百年来的社会制度、道德观念和教育体系。
李隆基在天庆节得到了自己的一份礼物《食疗本草》，还有李济的投献。
这书李济原打算直接献出来，但是李隆基一直不肯过万寿节，李济就一直在太医院赖着，缠着王院判把这两卷书又校检了一遍。
李济被骂，也是因为他天天投献皇帝。
唐朝虽然明朝士大夫的那种明显的止投献风气，但是世家弟子止投献的风力更重，甚至有喧嚣朝堂之势。
毕竟还有千年世家朝的宗族弟子在发力。
李济选择了撕破了脸，你们骂我无德，我就以诚无德，整天打你们的脸，看看到底谁才无德。
李隆基笑着问道：“李尚书，为何要用俗字俗语去写呢？”
大白话，李济写的全是大白话。
都是用的老百姓能听懂的大白话。
李济笑着说道：“陛下，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这天下最多的还是不懂字的黔首匹夫，臣若是把这用文绉绉的话说出来，那给谁看？”
李济总是能在礼法上，为陛下和自己找到根脚，比如这句多助，天底下不识字的黔首匹夫，那些所谓的游惰之民、未作之民。
他们人数最多，也最苦寒，受灾病困扰最多。
李隆基看向了姚崇，姚崇满脸的笑意。
是谁把这个窗户纸捅破的？
是姚崇的那份调查报告，是姚崇告诉了陛下，大唐农户和未作之民占了九成。
其实在之前的宣谕之上，李隆基总结了大唐京畿、百姓最关心的三个问题。
一五通神巫蛊忽悠百姓喝符水，二木工厌胜与方士魇镇之术，三是势要豪右之家，大肆招揽家人。
后两样好办，可以吊，可以依法查办，可以杀鸡儆猴。
但是第一样呢？
百姓，尤其是这些末作之民，他们只能有求于巫蛊之术，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神灵之上，一碗符水下肚，最后一命呜呼。
李济拿出了一个法子，而且这法子是切实可行的解决的办法。
“李尚书，到时候被骂的，可不止朕了。”李隆基继续向前走着，满是笑意的说道。
李济却看了眼自己身前的金光闪闪一等功勋牌，笑着说道：“躬逢其盛，与有荣焉，幸甚至哉。”
“臣本就会被骂，何惧多几句呢？”
“哈哈哈！”
李隆基、姚崇、李济三人，不由自主的大笑了起来。
这狗艹的世道，好人就会被枪指着！好人就会被骂的狗血淋头！
李隆基深吸了口气说道：“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李隆基眉头紧皱的说道：“陛下，这诗词，何意啊？”
一首大气磅礴的诗词，但是姚崇从未听闻。
“七律，送瘟神。”李隆基笑着说道：“不是朕写的，是太宗所写的。”
姚崇看向了李济，满是疑惑的问道：“太宗皇帝还写过这首诗？于某从未听闻。”
李济停下了脚步，愣了许久说道：“没有啊，咱们太宗皇帝没写过这首啊。”
“唉，当年皇城几次乱政，发生了大火，可是焚毁了不少的典籍，可能那时候散佚了，这不稀奇。”
“《史》曰：会董卓作乱，大驾西迁，史臣废弃，旧文散佚。”
战乱导致了旧文散佚之事，常有之事。
专业。
姚崇还要再问，李济却打了个眼神给姚崇。
这诗大气滂沱，而且极其应景的一首送瘟神，显然不是一般人写的，陛下没什么诗才，这是众所周知的，那是谁写的？
陛下身后的高人啊！
姚崇你再问，不是问陛下身后高人是谁吗？
打听陛下那么多的秘密作甚，作为臣子，探听天子辛密，本就是大不敬之罪。
而且当今陛下，把兴庆宫搞得水泼不进，不就是不想让朝臣们知道，陛下吃几碗饭吗？
李济紧随着陛下的步伐，笑着说道：“陛下，把这首诗题在《食补》的卷首如何？也好鼓噪百姓，送瘟神！”
朱祁钰点头，同意了这个意见，他没抄过诗词，他又不是鞑清的乾小四，乾小四一辈子写几万首诗词。
他就是所见所闻，关于瘟病之害，有感而发而已，情不自禁的念了几句诗而已。
大明朝臣离开太庙的时候，分成了泾渭分明的四拨人。
皇帝、皇子群王、姚崇、郭元振、卢怀慎、魏知古、萧宗等人在前面龙行虎步。
后面是四省谏议大夫和六部尚书、侍郎在第二波，紧随其后。
第三波则是秘书监太监和舍人，还有二十四司官员等诸多盐铁会议要员。
最后一波则是御史台的御史、翰林院的翰林、国子监的学子等等，这些人数最多，他们虽然表面恭敬，但是还是能够听到他们还是在小声的窃窃私语。
李隆基到了朱雀门示意今天的大庆结束了，可以离开了，但是李隆基的事儿并没有完。
因为铸币监那边传来了好消息，压银币的事儿，去年暂时押后功勋牌项目水利螺旋压力机，终于完工了。
李隆基要坐着辂车，前往太极宫铸币监，那边依托于通济渠，建立了一个大大的水利螺旋压力机。
在大唐这玩意儿叫水锤。